我国传统的丝织工艺，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并享有盛誉。楚国所出土的丝织品，则为我国上古丝织先进工艺的代表作。
楚国的丝织、刺绣产品，色泽鲜艳，制作精细。两周时期，楚国向朝廷进贡，其中有彩色丝绸和用丝带串着的珍珠，还要用竹筐包装。楚国颇具特色的丝织品，体现了先秦时期纺织技术的最高水平。
春秋时期，随着丝织业的逐渐兴旺发展，丝织品的用途和使用范围日益扩大。贵族大都追求华丽的丝织服饰。
楚庄王所喜爱的马身披文绣，即把刺绣的丝织品披到了马的身上。楚共王时，曾以丝带缀连甲片，称之为“组甲”，用以武装其伐吴的精锐部队。楚国生产的丝织品不仅多为楚人所享用，还卖到晋国等地。
战国时代，楚国的丝织业大盛，工艺精湛，所出土的丝织物居全国之冠。1957年，长沙左家塘楚墓出土的绢、绉纱、锦等丝织品，保存较好，色彩绚丽。
尤其重要的是，1982年发掘的江陵马山楚墓，出土丝织衣物38件，丝绸片452片，既多且精，品种齐全，色泽鲜艳，被誉为“丝绸宝库”。
楚国的丝织品名目繁多，这在屈原和宋玉的辞赋作品中，以及楚墓的遣策上多有记载。就出土实物而言，主要有绢、绨、纱、罗、锦、绦等种类。其中绢的用量最大，用途最广，衣衾、帽、绣底、帛书、帛画多使用绢。
绢、绨、纱都属于平纹丝织，虽然是一种较普通的工艺，但在勇于创新的楚人那里，却不乏独到之处。曾侯乙墓出土的5块丝麻交织物，经线为丝、麻线相间，纬线全用丝线，开我国丝麻交织物的先河。
罗是一种绞经丝织物，马山楚墓出土的罗为四经绞罗，经纬线均加强捻，网状孔近似六边形，结构复杂，质地轻薄如蝉翼，颇为珍贵。
锦和绦都属于精巧的提花织物，是一种极为华丽的丝织物，最能反映丝织技艺水平。在出土的丝织品中，锦占有重要的地位。
楚锦为平纹重经提花结构。从经线的颜色来看，有二色锦和三色锦两大类，对丝织技艺要求都很高。
二色锦，以两根不同颜色的经线为一组，一根作为里经，一根作为表经起花，两线虽有时相互交换，但不能满足某些图案对色彩的更多的需要。
左家塘楚墓出土的褐地双色方格纹锦、马山楚墓出土的小菱形纹锦以及十字菱形纹锦均属于二色锦，前两个品种与后一个品种分别使用了挂经和两色纬线显花的新技术，用以补充某些图案对色彩的更多的需要。
三色锦，以一根做里经，两根做表经起花，加上互相交换，能满足一些图案对色彩的较多需要。三色线的织品比较紧要、厚实，二色锦比三色锦稀疏、轻薄，两类锦各有所用，不可偏废。
绦是衣物装饰性的窄带织物，多为纬线提花，也有与织锦相同而经线提花的。左家塘楚墓出土的朱条暗花对凤龙纹锦、马山楚墓出土的彩条起花凤鸟凫几何纹锦、舞人动物纹锦等构图复杂，用工精致，都属于锦绦等精巧花纹织物的精品。
楚人还有针织绦。长沙五里牌楚墓出土的针织绦，是我国所见年代最早的针织品，表明楚人最早使用了针织工艺。
我国所见最早的一根钢针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包山楚墓。曾为楚国兰陵县令的荀子所作的《针赋》，歌颂钢针功业甚博，其中“日夜合离，以为文章”，讲的就是使用钢针绣制花纹，即所谓“刺绣”。
手工刺绣，没有织机的约束，构图设计比较自由，使用色线不受限制，刺针走线易于变化，不是织锦胜似织锦。这种丝绣产品比彩锦更为华贵，多为上流社会的奢侈品。
这种刺绣在长沙、江陵、荆门等地的少数楚墓中有所发现，其中马山楚墓中出土刺绣物品达20余件。
楚人刺绣一般都使用锁绣针法，即用绣线组成各种链式圈套来刺绣花纹图案。这种针法一直流行至汉代。此外，还有钉线绣，即按图案的需要，用细线把粗线钉固在绣地上的一种新针法，比较少见。
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石字纹锦绣，把一道道波浪形的深棕色双股绣线钉在锦面石字纹上，采用的就是钉线绣。这是我国所见最早使用钉线绣的绣品。同时，这也是难得一见的真正的“锦上添花”，楚简称之为“锦绣”。
楚人的刺绣多佳品。如马山楚墓所出的蟠龙飞凤纹绣衾面，正中是蟠龙飞凤纹绣，左右侧面各有两片舞凤逐龙纹绣，紧凑充实，色彩协调，繁富华丽。
三头凤鸟花卉纹绣袍面，凤鸟皆三头，展翅欲飞腾，花枝招展，神异怪气。龙凤虎纹绣罗单衣衣面，龙腾虎跃、凤鸟飞翔，互相盘绕，绣工精细，色彩艳丽，是一件难得的珍品。
对龙对凤纹绣衾面的花纹由8幅姿态各异的对龙对凤图案做左右对称排列，并以花草纹相连组成，简练生动、色彩典雅，针法纯熟，被誉为绣品中的上乘之作。
楚地丰富的蚕丝资源，为楚地丝织刺绣业的兴旺发达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而丝织业的发达又刺激了植桑养蚕业的发展。湖南省衡东县霞流寺春秋桑蚕纹铜樽，腹部主纹由4片桑叶组成，叶上及周围都是蚕，或在蠕动，或在食桑，形态生动，而樽口所铸众蚕则昂首相对，不食不动，大有不吐不快的意趣。
身为楚国兰陵县令的荀子则更有《蚕赋》，言简意赅，表述了蚕的习性及养蚕经验。这些都从不同角度反映或折射出东周时蚕桑业的兴旺情景。
楚地除蚕桑和丝织业外，麻、葛纺织也很普遍。一般劳动者都穿葛、麻织品所制的衣服。据《孟子》所记，楚人许行及其徒数十人为实践其农家理论，都是穿粗麻布衣、戴生绢帽的。
楚玺中有“中织室玺”、“织室之玺”，应是包括丝织、刺绣在内的官营纺织手工业的专门管理机构的印章。
楚共王初年，楚军东征，鲁国为了同楚讲和，把织工百人送给楚国。这反映了楚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兼容性，有益于楚国丝织及刺绣工艺的发展和提高。
丝织手工工艺专业性很强，楚国拥有一定数量的专业人才。战国时代有“物勒工名”的习惯，也就是古代的责任追溯制。左家塘楚墓出土的一块锦的边上也墨书有“女五氏”，这些可能是能工巧匠留下的所谓“工名”。
楚国的丝织、刺绣产品不仅波及晋国等地，而且还远传阿尔泰游牧地区。比如在乌拉干河流域的巴泽雷克分别出土了彩色菱纹丝织物及凤鸟花草蔓枝纹样的绣品，与我国境内的江陵、长沙楚墓所出有关纹样图案基本一致。
这是所见内地远传游牧民族的最早的丝织、刺绣品，也是楚人同远方游牧民族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楚绣”是荆楚大地的文化瑰宝，楚国的丝绸织造、刺绣的技艺，代表了我国丝织、刺绣工艺在先秦时期的高超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