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长统作为一位身处衰世的政论家和思想家，他的管理思想是在对社会现实的反思、批判中提出来的。其《昌言》一书原已亡佚，仅范晔《后汉书·仲长统传》、《群书治要》、《意林》等书中保存了若干段文字，表达了其一系列政治主张和管理思想。
一、强化集权
东汉后期，尤其是献帝时期，宦官专权，皇权衰微，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仲长统提出了强化中央集权的管理思想。他认为要改变混乱的社会现状，实现国家稳定，必须强化中央集权，做到“政不分于外戚之家，权不入于宦竖之门”（《昌言》）。（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48页。他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加强君主的权威。在地主阶级专制社会中，权力是一切政治问题和管理问题的核心，权力的归属和分割直接影响到国家管理。因此，他认为加强中央集权是国家管理的首要问题。
首先，仲长统认为加强中央集权，必须革除外戚宦官专权。他深入地考察历史和现实，分析了东汉后期外戚和宦官专权的原因，认为外戚和宦官主要是依托君权而蚕食君权，才逐渐掌控国家权力，随着他们权势的发展，君权被不断分割、削弱，最终君主成了他们的傀儡。在外戚宦官实现专权过程中，君主决策无法实现，君主权威受到削弱，给封建中央管理的统一带来严重的冲击和灾难。《昌言》云：“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驽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怨气并作，阴阳失和，三光亏缺，怪异数至，虫螟食稼，水旱为灾，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③（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51页。尤其是灵帝时期，宦官专权达到鼎盛，“灵皇帝登自解犊，以继孝桓。中常侍曹节侯览等，造为维纲，帝终不寤，宠之日隆，唯其所言，无求不得。凡贪淫放纵，僭凌横恣，挠乱内外，螫噬民化，隆自顺、桓之时，盛极孝灵之世，前后五十馀年，天下亦何缘得不破坏邪？”（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52页。因此，要避免这些弊端，使国家各项事务正常运行必须加强君权。他告诫统治者不要给外戚宦官专权的机会，把他们与国家权力分离开来。《昌言》云：“母后之党，左右之人，有此至亲之势，故其贵任万世。常然之败，无世而无之，莫之斯鉴，亦可痛矣。……夫使为政者，不当与之婚姻；婚姻者，不当使之为政也。”③（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51页。他告诫统治者，外戚当权未有不败的；同时，皇室不应当与执政贵族结亲。仲长统反对外戚宦官专权，希望加强君权来革除外戚宦官专权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是，东汉后期，外戚宦官已经长期专制朝政，他们的势力盘根错节，根深蒂固，要想改变这种现状是极为困难的。
其次，他认为要加强中央集权必须废除分封制。汉初施行分封制，让一些诸侯独霸一方，种下了分裂割据的祸根。仲长统认为这是政治管理的失策。《昌言》云：“汉之初兴，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杀生之权。于是骄逸自恣，志意无厌。鱼肉百姓，以盈其欲；报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轨之奸，下有暴乱残贼之害。虽藉新属之恩，盖源流形势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夺，卒至于坐食俸禄而已。然其洿秽之行，淫昏之罪，犹尚多焉。故浅其根本，轻其恩义，犹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况专之于国，擅之于嗣，岂可鞭笞叱诧，而使唯我所为者乎？”（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49页。由于封建诸侯权力太大，给中央集权带来威胁；即便削夺了他们的大部分权力，但中央要对其进行完全管理，还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为了维护中央权威必须彻底废弃分封制。
除此之外，要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最有效的是完善中央集权的政体，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僚机构都要建立集权体制，使权力结构一体化。《昌言》云：“夫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则荒乱之所起也。”②（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51页。权力分散导致互相推诿，集权就可以避免推诿事件的发生。但是，光武帝有鉴于三公权力过重与君权发生矛盾，设立了尚书台，分割了三公的权力，后来就出现了东汉后期的外戚宦官专权。因此，仲长统建议恢复丞相制，统一中央决策权与执行权。《昌言》云：“春秋之时，诸侯明德者，皆一卿为政。爰及战国，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则置丞相，而贰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终其身。汉之隆盛，是惟在焉……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然政有不理，犹加谴责。而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②（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51页。因此，他认为要改变上述弊端，“未若置丞相自总之”，恢复相权；“若委三公，则宜分任责成”。这样既加强中央集权，又避免外戚宦官专权。他认为恢复相权，并不是要限制君权，而是要巩固君权。恢复相权可以杜绝权力纠纷，防止政出多门，保证政令的制定和执行的一致性。出于对东汉后期外戚宦官专权混乱政局的强烈不满，仲长统提出恢复相权的主张，注意到相权与君权的一致性，但是忽视了两者的矛盾性。汉代相权的削弱实际是相权与君权矛盾的结果。
二、富国兴邦
仲长统认为，在经济上增强国家实力，富国兴邦是国家管理的重要方面。因为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还可以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秩序。
首先，增加国家蓄积是富国的重要手段。国库储蓄可以备不时之需。《昌言》云：“夫人待君子然后化理，国待蓄积乃无忧患……蓄积诚多，则兵寇水旱之灾不足苦也……天灾流行，开仓库以禀贷，不亦仁乎？”（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50页。储积充足，天灾、战乱之年，便可开仓振贷，解民之急。因为如果不能保障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一些民众就会铤而走险。那么，怎样增加蓄积呢？首要的是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急农桑以丰委积”（《昌言》），④⑤（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50页。增加社会财富。但是，国家财富来源于民众，不能横征暴敛，应当取之有道。《昌言》云：“蓄积非横赋敛以取优饶者也。”认为征敛要在保证民众衣食有余的前提下进行。
其次，可以适当提高赋税标准。他认为赋税是国家的重要财源，税率也不能过低，轻税会使国家的财政紧张，国力衰弱。《昌言》云：“不循古法，规为轻税，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灾，未逮三年，校计骞短，坐视战士之蔬食，立望饿殍之满道，如之何为君行此政也？”③（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51页。所以他不赞同汉初曾实行过的“三十税一”，要求恢复“十一税”：“二十税一，名之曰貊，况三十税一乎？夫薄吏禄以丰军用，缘于秦征诸侯，续以四夷，汉承其业，遂不改更，危国乱家，此之由也。今田无常主，民无常居，吏食日禀，班禄未定。可为法制，画一定科，租税十一，更赋如旧。”如果按照“租税十一”的标准，“一岁之间，则有数年之储，虽兴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广爱幸之赐，犹未能尽也”（《昌言》）。③（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51页。他虽然也考虑到民众的承受力，却完全从封建地主阶级国家的利益出发，未脱离阶级的局限性。
最后，必须限制土地兼并。他认为自从井田制废除后，豪强势力强大起来，他们在政治上争国权，在经济上争国利，成为妨碍国家统一管理的障碍。《昌言》云：“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④（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50页。他认为，“虽亦由网禁疏阔，盖分田无限使之然也”，即“分田无限”是豪强势力增大的原因。因此，他认为必须限制土地兼并，“限夫田以断并兼”（《昌言》），⑤（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50页。从经济上去除豪强势力做大的基础。他还认识到豪强地主兼并土地，发展势力，必然会与国家争利争权。《昌言》云：“今欲张太平之纪纲，立至化之基趾，齐民财之峰寡，正风欲之奢俭，非井田实莫由也。”③④⑤⑥（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50页。他把政治管理问题的基础放在经济问题上，识见颇高。
三、德刑并举
仲长统认为必须采用德刑并举、礼法兼用的方略，才能维护封建地主阶级专制的正常秩序。《昌言》云：“情无所止，礼为之俭；欲无所齐，法为之防，越礼宜贬，逾法宜刑，先王之所以纪纲人物也。若不制此二者，人情之纵横驰骋，谁能度其所极者哉！”（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53页。他认为“恶”产生于人的情欲，如果不对之规范限制，任“人情之纵横驰骋”，势必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礼与法、德教与刑罚就是限制人的情欲的社会规范。
仲长统还认为德教与刑罚两者相互补充，不可偏废。虽然一般情况下是德教为主，刑罚为辅，所谓“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助焉”（《昌言》）。③（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48页。但是，“至于革命之期运，非征伐用兵，则不能定其业；奸宄之成群，非严刑峻法，则不能破其党”，在特殊时期，应当严刑峻法，因为“时势不同，所用之数亦宜异也”（《昌言》）。④（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48页。因此，德教与刑罚应根据实际需要有所变通。在施行德教与刑罚的过程中，应该先德教后刑罚。《昌言》云：“开道涂焉，起堤防焉，舍我涂而不由，逾提防而横行，逆我政者也。诰之而知罪，可使悔过于后矣；诰之而不知罪，明刑之所取者也。教有道，禁不义，而身以先之，令德者也；身不能先，而聪略能行之，严明者也。忠仁为上，勤以守之，其成虽迟，君子之德也。”⑤（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48页。他认为应该先行教化，后用刑罚，两者配合运用。《昌言》还云：“教化以礼义为宗，礼义以典籍为本……故制不足，则引之无所至；礼无等，则用之不可依；法无常，则网罗当道路；教不明，则士民无所信。引之无所至，则难以致治；用之不可依，则无所取正；网罗当道路，则不可得而避；士民无所信，则其志不知所定，非治理之道也。”⑥（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48页。他认为要有效的实施德教和刑罚，必须制定一套系统的礼法典章作为准则。同时，所制定的礼法应简明清楚，要易知易行，不要朝令夕改；君主还要以至公至仁之心、以身作则来推行，“诚令方来之作，礼简而易用，仪省而易行，法明而易知，教约而易从。篇章既著，勿复刊剟；仪故既定，勿复变易。而人主临之以至公，行之以至仁，壹德于恒久，先之用己身”（《昌言》）。（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48页。
要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法律的完备极为重要。但是，仲长统认为自汉初废除肉刑以后，刑罚与罪行不相适宜。“肉刑之废，轻重无品，下死则得髡钳，下髡钳则得缔笞。死者不可复生，而髡者无伤于人。髡不足以惩中罪，安得不至于死哉！夫鸡狗之攘窃，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赂遗，谬误之伤害，皆非值于死者也。杀之则甚重，髡之则甚轻。不制中刑以称其罪，则法令安得不参差，杀生安得不过谬乎？今患刑轻之不足以惩恶，则假臧货以成罪，托疾病以讳杀。科条无所准，名实不相应，恐非帝王之通法，圣人之良制也。或曰：过刑恶人，可也；过刑善人，岂可复哉？曰：若前政以来，未曾枉害善人者，则有罪不死也，是为忍于杀人也，而不忍于刑人也。”（《昌言》）③（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50页。尤其是缺少中等处罚的刑律，使量刑不准：一是量刑过重，不该处死的被处死；二是量刑过轻，该重判的未重判。他认为应该恢复“肉刑”以解决“杀之则甚重，髡之则甚轻”的问题，“今令五刑有品，轻重有数，科条有序，名实有正，非杀人逆乱鸟兽之行甚重者，皆勿杀。嗣周氏之秘典，续吕侯之祥刑，此又宜复之善者也”（《昌言》）。③（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50页。如此，有完备的刑律就可以对罪犯处以适当的刑罚了。
四、选贤任能
与其他政论家颇有相通之处，仲长统亦认为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官员队伍，不仅是国家管理的重要内容，还可以更有效地管理国家。《昌言》云：“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乱。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乱，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盗跖主征税，国家昏乱，吏人放肆，则恶复论损益之间哉！夫人待君子然后化理，国待蓄积乃无忧患。”②④⑥（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50页。他把管理国家的官员看成是治国的关键因素。
那么，如何选拔一批德才兼备的官员呢？他认为要在全国范围内广泛选拔，通过从地方基层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向者天下户过千万，除其老弱，但户一丁壮，则千万人也。遗漏既多，又蛮夷戎狄居汉地者尚不在焉。丁壮十人之中，必有堪为其什伍之长，推什长以上，则百万人也。又什取之，则佐史之才已上十万人也。又十取之，则可使在政理之位者万人也。以筋力用者谓之人，人求丁壮；以才智用者谓之士，士贵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犹将有储，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无物之岁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后可以用天性，究人理，兴顿废，属断绝，网罗遗漏，拱押天人矣”（《昌言》）。②（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50页。把全国范围内包括普通民众都纳入了选用范围，逐层推选，这样才会有充足的人才资源。与此相应，他反对东汉后期只看重虚名的选拔方式，“今反谓薄屋者为高，藿食者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开虚伪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绩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洁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实也。以廉举而以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昌言》）。（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50~951页。
选拔人才之后是量才录用。《昌言》云：“一伍之长，才足以长一伍者也；一国之君，才足以君一国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④（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50页。要才称其位，胜任其职。《昌言》还云：“论道必求高明之士，干事必使良能之人，非独三太三少可与言也。凡在列位者，皆宜及焉。故士不与其言，何以知其术之浅深？不试之事，何以知其能之高下？与群臣言议者，又非但用观彼之志行，察彼之才能也。”（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54页。认为用人要根据人才的特长，扬长避短；当然，管理者对被任用的人要深入了解，看他们是否有真实才能，是否有高尚的志行，等，以便适时升降，“善者早登，否者早去”，“下土无壅滞之士，国朝无专贵之人”（《昌言》），⑥（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50页。不仅保持官员队伍的活力，也使人尽其才，保证国家各级管理高效运行。
有了稳定的官员队伍，还要保障他们的物质待遇，避免官员贪赃枉法。《昌言》云：“夫选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贫者多，禄不足以供养，安能不少营私门乎？从而罪之，是设机置阱以待天下之君子也。”（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51页。增加律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官员的廉洁，但仲长统把官员牟取私利的原因归结为俸禄不足，则纯粹是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代言。
参考文献
1.（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
2.（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
3.（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
4.（西晋）陈寿撰：《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
5.（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
6.（清）赵翼著：《廿二史札记校正》，中华书局1984年版。
7.吕思勉著：《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8.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版。
9.陈鼓应著：《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版。
10.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
11.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
12.陈鼓应注译：《庄子今译今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13.梁启雄著：《荀子简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
14.（清）孙希旦著：《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
15.（清）戴望著：《管子校正》，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
16.（清）钱熙祚校：《慎子》，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
17.（清）王先慎著：《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
18.（东汉）高诱注：《吕氏春秋》，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
19.（西汉）陆贾著：《新语》，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
20.（东汉）高诱注：《淮南子》，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
21.（西汉）桓宽著：《盐铁论》，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
22.（东汉）王符著：《潜夫论》，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
23.（东汉）荀悦著：《申鉴》，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
24.（东汉）荀悦著：《前汉纪》，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
25.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26.（清）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
27.（清）陈立撰：《白虎通义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
28.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
29.（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
30.苏东水著：《东方管理》，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31.胡寄窗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中、下），上海人民出版社，上、中册1978年版，下册1981年版。
32.何炼成著：《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3.吴照云主编：《中国管理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34.方宝璋著：《宋代经济管理思想与当代经济管理》，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年版。
35.赵靖著：《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6.叶世昌著：《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7.孙文学、刘佐主编：《中国赋税思想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38.刘泽华著：《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9.张分田著：《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0.陶希圣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
41.徐复观著：《两汉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2.金春峰著：《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43.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4.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管理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45.张文昌、于维英编著：《东西方管理思想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6.陆进、孙晔著：《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概论》，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
47.周远成著：《和谐境界与人才发展：大成管理学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后记
谨承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吴照云教授的分配，我担任了“秦汉管理思想”专题的研究和撰写任务。虽然多年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亦兼摄中国古代思想领域，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属于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做起来颇有难度，故受命以来，焚膏继晷，夙夜忧惶，忘寝与食。经过约一整年的检阅思索，本著终于如此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撰写过程中，我立足深入、准确地阐释秦汉著名政治家、政论家和思想家的管理思想，并厘清在本时期有重要影响的儒家、道家、法家等诸家思想在理论探讨和管理实践中的此消彼长，发展变迁。当代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事业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具体管理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可忽视的弊端，如少部分领域权力过度集中，未充分发挥基层的智慧；以权谋私，有法不依，集团腐败；片面追求绩效，并未真正贯彻以人为本，未真正落实“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打造形象工程，破坏环境，铺张浪费甚至造假；等等。秦汉管理思想中的仁民爱物，以人为本；无为而治，国家垄断适当，发挥基层和民营的创造力；改革和整顿吏治，加强监督；修明法度，公正执法等思想，都可以为解决当代管理的弊端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启示。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我完成了该著的撰写，因此，本书兼顾了学术研究的现实性。
本著的完成，首先要感谢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吴照云教授。吴校长作为中国管理学界的著名学者，大力倡扬和光大东方管理思想，为中国管理思想国际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策划、倡导和感召下，实力雄厚的江西财经大学中国管理思想研究团队取得了重大实绩。作为该研究团队的一员，我在撰写本著的过程中，多次得到他的垂询。他为本著的撰写专门召开了两次团队成员的讨论会，从研究专题和书名的确定，撰写提纲的修订，章节的区划等方面都作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指导。不仅如此，他还以学术研讨为导引，指导我们如何做人做事，如何有序高效地开展工作。
其次，要感谢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易剑东教授和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史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方宝璋老师。易副校长作为学界著名的体育人文学者，拙著完成后提请他指正，他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修改建议，如可增加秦汉体育管理思想的内容，少数语句的进一步锤炼等。方教授作为中国财经管理学界的知名学者，在极为繁忙的工作中抽空为本著撰写序言，还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如秦汉管理思想当代启示的论述可进一步提升，注释的规范性等。我自然尽力完善，但因研究资料缺失和个人水平的原因，余下的只能期待在未来的研究中充实。
再次，感谢本研究团队的师友们，柳振群、王玉琦、钟尉、谢闽、刘爱军、余焕新、汪光华、周书俊、刑小明、熊云波、余长春、刘克春、曹文峰、程璐等人，他们或参加本著撰写提纲体例的讨论，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或提供一些重要的资料和信息，或提供其他方面的帮助，都为本著的完成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最后，感谢我爱人胡雪琴女士，她分担了不少家务，使我能有相对比较充裕的时间完成撰写。没有她的大力支持，我肯定不能按时完成任务。
2010年11月5日于江西财经大学枫林园寓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