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则我很心仪的北欧神话：和平之神被邪恶之神用槲寄生制成的箭射死，和平之神的母亲爱神得知之后痛不欲生，但母亲悲痛的眼泪化解了邪恶之神的仇恨，儿子重又复活。欣喜若狂的爱神即时许下承诺：从此以后，无论谁站在槲寄生下，都会赐予他一吻。
一吻，大约也只有爱神能够想得出这般温馨馥郁的礼物。
神话融化在生活中，变成西方圣诞节一项奇异的风俗，那就是站在槲寄生下的人不能拒绝他人的亲吻，因为这是神的赐予；若一对情侣选择在槲寄生下接吻，则表示他们许下了对于未来的期望，将得神之眷顾。在古代中国，与西方的槲寄生性质相似的，是连理枝。
连理，异根草木，枝干连生，是两人结为夫妇的象征。很久很久以前，情人们就在连理枝前立下关于一生的古老誓言，唐连理亦可用来象征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
代诗人韩襄客不就写了么，“连理枝前同设誓，丁香树下共论心”。
不过，在连理枝前立誓这样的情节，往往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而非生活中。因为在现实里，连理枝不像槲寄生那么寻常，连理枝实在难得一见。——这是不是像极了它们的象征？一吻易得，一生难求。
正因难求，唐人才在婚礼及婚姻中制造层层羁绊，想要绑住一生，希冀天长地久。
1.凤求凰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有夫妇才能有君臣，才能礼仪有所错，《周易》一席话，几乎将婚姻推上神坛。
古人认为，婚姻于家庭、于社会、于伦常皆是头等大事，必须高度重视。高度重视的结果，便是小儿女们自己不能做主，得由家长安排。白居易与朋友成为姻亲后，殷勤写诗寄予朋友，慨叹“最喜两家婚嫁毕，一时抽得尚平身”。尚平，东汉人，为儿子安排婚娶后不复理任何家事，是不为家累的典范。白居易用此典故，意谓儿女的婚事我们终于安排完毕，可以向尚平学习，抽身撇开家事了。但由此可见，家长替子女张罗婚事在古代中国是多么天经地义，怕麻烦如尚平，喜自由如白居易，亦不能免俗。
男女成婚必须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西周开始即是不成文的规矩。到了唐朝，这不再是大家心知肚明的规矩，摇身一变，成为了板上钉钉的法律条文，比以往更加强制；而唐诗中诸如“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之类的道德教谕，
更是在为这条法律呐喊助威。
但是，这就是唐人独一无二的地方，他们的生活处处充满神奇的悖反：在唐以前，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只是规矩的时候，人们已是分毫不差地遵守；到了唐朝，政府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为法律后，却有些家庭开始支持子女“我的婚事我做主”。
唐代奸相李林甫有六个女儿，都到了待嫁的年纪，还不曾许配人家。李林甫便在客厅的墙壁上开一扇小窗，用各色装饰和纱缦掩住窗户。平日就让六个女儿坐在窗后，看客厅人来人往，让女儿们自行挑选中意的对象。想想真是温馨的场景：六个姊妹一起说说笑笑，透过窗户绮丽的花纹和缝隙，各自寻找今生的伴侣。
老父亲送走客人，转入窗后，听女儿们娇滴滴地说起，这家公子还不够英俊，那位侠少太过草莽气。不管相得中意否，那是李家最快乐的游戏。李林甫在历史上以政治手腕毒辣著称，但他并没有将女儿的婚姻作为政治筹码。对于他的女儿们来说，他是极称职的父亲。
晚唐诗人罗隐曾因一句“张华谩出如丹语，不及刘侯一纸书”，深得相国郑畋的女儿的欣赏。郑女爽快告诉父亲她对罗隐的爱慕，郑畋便在罗隐来家中拜访时，安排女儿偷窥罗隐。但戏剧化的情节出现了，罗隐的长相令郑女大失所望，郑女再不提爱慕、欣赏之类，甚至连罗隐的诗文也一并鄙弃。郑女以貌取人，有失高尚，但郑畋自始至终尊重女儿的选择，这在唐以外的时代，不啻于天方夜谭。
虽不能由着子女满大街恣意寻找意中人，父母却在能力范围内，支持子女自由选择。虽不是每一对父母都抱持开明态度，开明的父母在唐代却不在少数。所谓大国气象，并不体现在向友邦
慷慨赠予了多少礼物，亦不体现在用多高的规格接待了各国来访者，而是体现在这一国之中的小民，生活的姿态有多么豁达与自在。
唐代某些开明父母，除了将择偶的权力移交子女，甚至还设计出各种离奇又美好的择偶方式，给婚姻一个童话式开端。
郭元振，偶像派加实力派，既有风姿，又有才艺。这样的好苗子很快被宰相张嘉正相中，想纳之为婿。郭元振知道此事之后，颇为坦率：“我知道您有五个女儿，但我不知谁好谁歹，人生大事不可仓猝，容我想一想。”张嘉正也通情达理：“女儿们各有姿色，我也拿不准该将谁许配与你。你风骨奇秀，也不是普通人，应当不会拘泥于常理。不如这样，我让五个女儿站在纱缦之后，各持一条丝线，你随便选一根丝线，选中谁，便与谁结为百年之好。”元振果然不是普通人，欣然同意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的选妻方式，最后选中了张嘉正的三女儿。郭元振不卑不亢，张嘉正亦有商有量，绝非强买强卖，众人皆大欢喜。而张嘉正的创意，点石成金，使寻常姻缘有了不朽的意味。
挑拣成婚的人选，只是第一步。要抵达婚姻，“路漫漫其修远兮”，中间尚有为数众多的繁琐环节亟待攻克。从周朝开始，便定下了婚姻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按这六道仪式走下来，才算是合法婚姻。
唐人缔结婚姻，亦是依这六礼。
首先是“纳采”，男方托媒人，带上一只大雁到女方家里提亲，表达结合的意愿。有了初步意向之后便是“问名”，男方带上一只大雁，向女方讨要生辰时日，然后带回家卜算，看双方合适不合适。生辰时日若不合，就不必走下面的程序了，婚事就此打住；生辰时日相合，男方向女方报喜，宣示“我们很合适”，这就是“纳要到五代的时候才有徐子平发明出“生辰八字”的算法，唐人尚无此说。
吉”，纳吉依然需要送大雁。第四步是“纳征”，送了那么多大雁，这一个环节终于不用再送，但要送束帛、俪皮等贵重物品，算是订婚的礼物。第五步就是“请期”，由男方求得良辰吉日，然后将日期送给女方过目，同时还要捎带上一只大雁。如无异议，就定下婚期，下一步则是正式结婚“亲迎”。亲迎的过程极其复杂，但不管有多少花花绿绿的环节，终免不了大雁出场。
大雁之所以能在六礼当中“独挑大梁”，实在是因为大雁的寓意太符合婚姻所需：大雁是候鸟，总是按时节迁往温暖的地方，随阳而动，用雁象征妻随夫而动；大雁极忠贞，如果伴侣死亡，宁可单飞也不再另觅佳偶，用雁象征妻子对丈夫的专一；大雁性情柔和，用雁象征妻子对丈夫的顺从。每一种意义，都是古时男子单方面最希冀的意义。
古人总爱绘制成双成对的禽鸟，或许是因为谁人都有与知己比翼双飞的心愿。
大雁不那么易得，但如此重要的象征意义又不可舍弃，唐人便用面塑的大雁或是家禽来替代真正的大雁。到后来，茶文化大行其道，唐人用茶叶代替大雁，因为茶不移本，植必生子，且种在一个地方后不能移动，移动就会死亡。用茶作礼，象征女性忠贞不二和生育后代。与大雁的含义一样，又是忠贞不二。
可惜的是，茶也好，雁也罢，似乎都没能用它们神秘的象征意义束缚住强悍的唐代女性。《古今图书集成》“闺节”、“闺烈”两部记述历代的烈女节妇，明代有36000人，宋代有267人，而唐代，只有区区51人。
除了大雁，唐人在最初的纳采这个环节上，还要送合欢、嘉禾、阿胶、九子蒲、朱苇、双石、绵絮、长命缕、干漆九样物件。
送的当然也不是物件本身，送的是九种大吉大利的意思，“胶雁在此画中竟像鸳鸯一般相依相随，可见在古人心中，雁确是夫唱妇随、夫妻和美的象征。唐人在缔结婚姻的过程中，别的或还可缺，唯有作为和美象征的雁不可缺。
漆取其固；绵絮取其调柔；蒲苇为心，可屈可伸也；嘉禾，分福也；双石，义在两固也”。九样物件并不值钱，几乎都是不需花费便可随手撷得的东西。不过我很赞同这样的做法：向心仪的人家，先捎去坚固、调柔，表明结合的诚意。若在一开始的环节就靠钱财施展魔法，这样缔结起来的姻缘过于冷硬。
六道仪式已经相当复杂，引得时人屡屡规劝“男女为婚嫁，俗务是常仪。自量其事力，何用广张施”，而在每道仪式之中，还有许多今人难以想象的细致环节。六礼在周朝时仅仅只为贵族们量身打造，平民们的结合还是很随性的，但到了唐朝，六礼便成了法律规定整个社会必须遵守的常规形式。且六礼在唐代又增加了诸多新内容，复杂得一塌糊涂。
但是，从周人到唐人，古人们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些繁文缛节。
别以为那是古人愚昧，他们远比我们想象的有智慧，他们在很早之前就明白：通过复杂而庄严的仪式，能使人们迅速对某件事物充满敬畏。当从纳采开始，直到完成亲迎，经历了上百个大大小小的仪式后，谁还会视婚姻为儿戏？
现代人常戏言婚姻是场战争，我还真从婚姻六礼想到了希波战争：在希波战争的普拉提亚战役中，斯巴达人各就各位，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却一动不动。兵士们头戴草冠，肃穆庄严；艺人在一旁吹奏特定的歌曲，更增加了隆重的气氛；国王则忙于献祭，在神面前将牲口杀死，剖开牲口的肚腹，观察内脏有无吉兆。若无吉兆，国王便再次献祭，杀死牲口、观察内脏，如此反反复复四次。斯巴达士兵始终将盾牌放在地上，一脸平静，静候国王完成占卜的仪式，无论这段时间里，敌军已用弓箭射杀了多少斯巴达士兵。待国王终于完成仪式，士兵们迅速捡起地上的盾牌、杀。
入敌阵，已失先手的他们，最终却获得了不可思议的胜利。
在斯巴达人看来，等待的那段时间是值得的，无论形势多么紧急，只有完成了全套仪式，才能取得神秘的力量和祝福。而在心理学家看来，正是因为那一套繁杂的仪式，才使斯巴达人在心理上脱离了平日的世界，进入到重视战斗、力求获胜、信心大增的精神状态。同样的道理：正是繁杂的六礼，帮助不经世事的青年男女脱离了平日的世界，进入到敬畏婚姻的精神状态。
在那没有自由恋爱的遥远时代，男女们用六礼来完成另一种“恋爱”。这种“恋爱”无法给予激情与浪漫，但能给予他们对婚姻的莫大尊重，以及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
2.贺新郎
完成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以后，便是亲迎，即正式的婚礼。
“婚者，昏时行礼，故曰婚”——从西周开始，婚礼就在黄昏时候进行，婚礼之中，须有沃盥、对席、同牢合卺、脱服设衽等环节。沃盥是夫妻分别洗手，对席是新人相对而坐、准备用餐，同牢合卺是新人同食共饮，脱服设衽是新人宽衣准备就寝。在脱服设衽的环节中，新郎要为新娘亲手解开头绳、卸下红妆，这大抵是传统婚礼中最温馨的一幕。
不过，无论设置何种环节，目的都不是为了娱乐。新娘刚与父母分离，思念至亲还来不及，怎好行乐？于是，西周以来婚礼的气氛都是肃穆而悲凉的，不像是喜事，倒像是丧事。
唐代的婚礼完全沿袭了周代婚礼的旧制，这是为了巩固礼教正统，但若要求喜好热闹的唐人沿袭周代婚礼的气氛，那就是强人所难了。唐人稍微开动脑筋，就将婚礼做成了庆典，“鸾车凤传王子来，龙楼月殿天孙出。平台火树连上阳，紫炬红轮十二行。
丹炉飞铁驰炎焰，炎霞烁电吐明光。绿軿绀幰纷如雾，节鼓清笳前启路”，唐代婚礼大多飞扬热闹。
婚礼的前一天，男方先在自家门外选一块吉地，搭起青幔，新娘进门之后，夫妻将在这里交拜。布置青幔，原是北方少数民族的风俗。青幔就是游牧人家的穹庐，它在北朝时叫“青庐”，进入唐代以后，很快改名叫做“百子帐”。唐人爱好“百子”之名，欣然接受并推广了这异族的风俗。
这像极了基督教刚刚在欧洲兴起时所玩弄的花样：那时候的欧洲人有各式各样的信仰，欧罗巴广袤的土地上树立着各式各样的神物。而基督徒们所做的，并不是攻击、拆毁非基督教的神物，他们反倒将教堂修建在各种异教的神物旁，并在教堂中装点上来自异教的元素。然而，正是那些不属于基督教的元素，最终将异教徒们引入了基督的殿堂。传道者们很清楚，想要人们接受新兴的文化，必须在新文化中掺入人们业已接受的旧文化。妥协，是为了走得更远。“青庐”更名为“百子帐”，亦是同样的道理。
到了亲迎当天，新郎经过一整日惴惴不安的等待，黄昏时分，华灯初上，新郎便带着他的亲朋策马出发，去迎娶他那同样惴惴不安的新娘。
新郎甫一进新娘的家门，挑战就扑面而来。新娘的亲朋好友们蜂拥而上，先是拦门要求新郎下马，接着逗弄、扑打新郎，甚至在院中布下高高的土堆，要求新郎亲手铲去。——这就是“下婿”，目的是要煞煞男方的威风。亲眷们各出损招、折腾舒坦之后，才放新郎进屋向新娘恭恭敬敬献上一只大雁，行奠雁之礼。随后，又让新郎守在门外，等待新娘梳妆打扮。这种时候，新郎仅是耐心等待是行不通的，还需要“催妆”。
催妆并非唐代才诞生的环节，从西周至北朝都有催妆。北朝人催妆的声势还格外浩大，百余人站在门外同呼“新妇子，催出来”，催上几百遍，新娘方缓缓现身，真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
只是如此机械的催促过于枯燥，时刻怀抱娱乐之心的唐人当然不肯照办，他们将单调的呼喊改进为吟咏以催妆为主题的诗作。
催妆诗不是八股文，没有“正派”、“进取”等作文要求，全凭创作者挥洒个性。风格不限，作者亦不限，新郎可以催妆，新郎的朋友也可帮忙催妆。唐人意在写诗取乐，不计较作者为谁，下文提到的两首皆非新郎所作。
“催铺百子帐，待障七香车。借问妆成未，东方欲晓霞”，是对新娘甜蜜的嗔怪：一切都准备妥当，天都快亮了，你还没化好妆吗？——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责备，大概源于原始社会劫夺婚的遗风。彼时抢亲须得夜色掩护，天一破晓，劫夺新娘的计划便宣告破产，于是新郎再三提醒“东方欲晓霞”。唐时早已不流行劫夺婚，但这不妨碍唐代诗人将抢亲的野蛮故事化为催妆的缱绻措辞。
“不知今夕是何夕，催促阳台近镜台。谁道芙蓉水中种，青铜镜里一枝开”，是对新娘热情的赞美：你在镜台前，青铜镜里映出你的倩影，好似芙蓉盛放；看着你明媚的脸庞，不知今夕何夕。不过，对待赞美要警惕：此阳台非彼阳台，诗中的“阳台”，暗指楚襄王与巫山神女的故事；诗人的潜台词，即“新郎是风流的楚襄王，新娘是同样风流的巫山神女”，意思难登大雅之堂。
新郎新娘却是豁达之人，怡然接受朋友的调戏。
尽管催妆重点在“催”上，但事实上，从未有人要求女子尽快出阁，她们大可随心所愿，叫新郎等了又等。谁都知道，这是
她们最后的自由时光。新郎吟咏一篇又一篇的催妆诗，直到某一句叫新娘动了心，新娘才款款出阁，从今随这个吟诗人，踏上未知的人生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