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1899年3月23日，生于上海。父母根据前两个女儿霭龄、庆龄的命名方法，给她取名为美龄，在家排行第四，父亲宋耀如是上海滩有钱有势的百万富翁、革命家、实业家。
宋母倪桂珍是个斯巴达式的女人，按宋美龄的话说：“母亲的个性，处处表示出她的严厉刚强，而绝对不是优柔善感的。”她常以美教派的教条为依据，来要求她的孩子们，不准孩子们跳舞和玩上帝不喜欢的游戏。这位母亲，几乎在孩子还没有离开襁褓时，就领着他们做祈祷。在她看来，没有什么比对全能全知的上帝的虔诚更重要了，不自觉自愿地接受上帝的指引，就不可能成为有作为的人物。她常常把自己关在一间屋子里，举行祈祷，而且祈祷时间很长，有时天还没亮就开始了。每当孩子们要求她解答什么难题时，她总是回答说：“让我去叩问上帝。”于是又去做祈祷。多年以后，霭龄、美龄遇到重大困难问题时，还常常请宋母祈祷，叩问上帝。
宋家的孩子们都要参加家庭祈祷，这使得小美龄十分厌倦，她常常以“口渴”为借口，偷偷地溜到外面去玩，这时常惹得她母亲生气。美龄也要和兄弟姊妹一样，必须常常到教堂去，而且冗长的说教使得她觉得厌烦，但却养成了她后来做事的恒心。
宋母的角色是个贤淑的家庭主妇，因而她也要求女儿们学会针线活儿，学会煮饭做菜等家务事。她请了一位心灵手巧的寡妇来教女儿们学针线活儿。庆龄、美龄都很乖巧，学得很快，只有霭龄不肯好好学习。宋父则认为与其花时间学习针线活儿，不如让孩子们读点儿童读物。结果，霭龄被允许不再学针线活儿。宋家当时雇有家庭厨师，但宋母却仍然在餐具室里向女儿们传授美式烹调的奇特花样。庆龄和美龄都学会做几手好菜，美龄还学会做小甜姜饼和圣诞蛋糕。只有霭龄不好好学习，只学会了做烤鸡。
宋耀如很重视孩子们的英语训练，在孩子们入学前，他就从美国购买来大量幼儿读物，他们夫妇俩轮流教孩子们读写。同样，他也很重视孩子们的中文教育，希望自己的子女们成为学贯中西的大人物。孩子们在父亲的严格督促下，认真地练习毛笔字。宋耀如还利用讲故事的方式，向孩子们传授知识。他还把自己的亲身经历编成故事讲给美龄她们听。
宋家的三个女儿都是在上海三一堂女塾接受启蒙教育的。当时上海有地位的中国人都认为中西女塾师资优越，所以都把女儿送入中西女塾而不入三一堂女塾。但宋耀如认为中西女塾是美国监理会中国教区的橱窗，它被林乐知所控制，把美国社会的坏东西带了进来，况且中西女塾的英文名字又是以那位不让他留在美国学医的马克缔耶主教命名的。把爱女送进这种学校，宋耀如在感情和理智上都无法接受。所以，他把女儿送入以金汉声小姐为校长的三一堂女塾。
三一堂女塾座落在上海八仙桥侧，离宋家不远，校长金汉声自称该校师资并不弱于中西女塾。宋霭龄于1898年秋进入三一堂女塾。当时，交通不便，从宋家到学校往往要走好长一段时间，但霭龄找到了一条捷径，直接穿过吉伯路上的教堂就可到达学校。校长金汉声小姐经常坐黄包车上街，并总是把霭龄拉到身边，让她坐在自己的膝上。街上的中国人看见一个外国人抱着个中国小姑娘，便对着霭龄喊：“小洋奴！小洋奴！”庆龄7岁时入三一堂女塾学习，她的辫子又细又短，以致一些小女孩叫她“小猪尾巴”。
几年后，5岁的美龄也吵着闹着要和姐姐一起上学。家里人觉得霭龄也是5岁上学的，是美龄的榜样，现在美龄与二姐一起上学，有姐姐的照顾会更好些，于是便同意了。父母给她收拾好衣物，让她穿着方格呢上衣，带着一只浅色皮箱去学校，入了三一堂女塾的幼儿班。从此，庆龄、美龄便一起住在三一堂女塾的同一间寝室里。每天美龄都帮二姐抹窗户、扫地。晚自习后，她还给姐姐和同室的小朋友准备好茶水。
三一堂女塾有两栋房子，一栋是宿舍，一栋是教室。宿舍用瓦斯灯照明，教室里则有电灯。从教室通往寝室的通道很暗，夜晚则一片漆黑，许多小女孩都害怕走这段路，夜晚更无人敢走了。可是，美龄就连夜晚也敢走这条通道。一天，老师批评了那些胆小的小女孩，表扬了美龄的勇敢。她说：“你们为什么不敢像美龄一样从那里走过去呢？”受到老师的表扬，美龄觉得高兴，可心里却还有余悸。其实她与其他小女孩一样，每次走过那条通道都吓得发抖。特别是到了晚上，寝室里一片漆黑，室外的树影斜映到窗上，不时晃来晃去，煞是吓人！美龄躺在床上，常常从噩梦中惊醒，甚至尖叫起来。她心中的恐惧，终于被一位细心的老师发觉了。第二天校长便通知了宋耀如。于是，美龄被接回家中，直到她出国之前，她都在家中接受家庭教师的教导。
在暑假里，美龄姊妹三人又聚在一起，再加上他们的小兄弟，家里便热闹起来。但是，她们要继续学习功课。早上，她们到一位英国女教师家里去学习英文和拉丁文，下午则由一位老先生教她们古文。午饭后，她们通常要睡个午觉。可是，当她们的母亲睡着后，姊妹几个便偷偷爬到后院去玩耍，有时还跑到附近农田里去乱窜，把农民的庄稼踏坏了。为此，宋耀如不得不付给邻近的农民赔偿费。宋父认为游戏是儿童的天职，所以，他并不因此而特别责怪孩子们。“孩子们最爱玩的是捉迷藏。美龄是这些伙伴中最年幼的一个，而且她又不太会玩捉迷藏，轮到她藏的时候，她往往藏不好，很快就被人家找到了。当她去找别人时，又因身体笨拙，常常找不到别人，因而，她往往成为孩子们游戏中的小累赘。所以，孩子们想方设法把她甩开。
一天，孩子们又在玩捉迷藏，美龄吵着要跟他们一起玩。孩子们想了个主意，甜言蜜语地哄她说：“机灵鬼，你站在花园里，闭上眼睛数一百个数再找我们。”
美龄用胖乎乎的小手捂住自己的眼睛，耐着性子数了起来。1、2、3……为了数得快，她往往从20就跳到30甚至40.用这种方法，她很快就数到了一百。可是，当她睁开眼一看，四周静悄悄的，花园里连个人影都没有了。她找了好半天，还是没找到。她马上明白了：她们一定是跑到别处去玩了，也许还在那里嘲笑自己呢！
一种被抛弃、被轻视、被嘲弄的委屈感涌上她的心头，她那幼小的自尊心被挫伤了，伤心地流下了眼泪，接着大哭起来。这时，大姐霭龄跑过来，替她擦去眼泪，并安慰她说：“你也会长大的。”
儿时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很长时间宋美龄无法摆脱这种挫折感。这使得她很难与他人推心置腹，和睦相处。在自卑中产生的尊严，使她容易激动，盛气凌人，令人觉得她高不可攀。她在过分激动的时候，往往突然出荨麻疹，浑身上下出现许多红色的肿块或疹团，这种慢性皮肤病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她。
因为大姐霭龄自小就帮助她、保护她，从未使她失望过，所以，美龄对她的这位大姐十分崇拜，几乎是言听计从。当霭龄在家里发号施令，处理家务的时候，美龄总是在一旁聚精会神地看着，她像在跟她大姐学习管理家务似的。
宋耀如夫妇早就下定决心，要送他们所有的孩子到美国留学。
20世纪初，清政府已经开始往国外派遣留学生，学习西学了。但是，送男孩子到国外留学，那时还仅仅是少数权贵们的特权。至于送女孩子出国深造则是绝无仅有了。19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曾有金雅妹、吴金英、康爱德、石美玉等少数女子出国留学，在美国学医。但她们全都是借助传教士的力量出国的。像宋耀如这样自费送自己的女儿出国留学的，在当时少如凤毛麟角，因而遭到亲友们和众人的非议。宋耀如从自身的经历中体会到：接受西洋教育是达到改造中国目的的重要手段。因而，他不顾人们的非议，毅然送自己的女儿出国留学。
三姊妹中，自然是老大宋霭龄第一个到美国去学习。宋耀如的好友美国传教士步惠廉帮助他安排了霭龄到美国留学事宜。经过联系，1903年夏天，美国南方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院长格里表示同意霭龄进入该校作为预科生入学。
1904年5月28日，宋霭龄与回乡度假的步惠廉一家乘坐“高丽”号轮船离开上海。只有父亲一人送她上船，当她站在甲板上，目送着渐渐远去的父亲，忽然，一串热泪夺眶而出。“高丽”号在驶往横滨的路上，步惠廉夫人不幸病故。为了不耽误霭龄的入学时间，步惠廉只好将霭龄委托给同船的一对传教士夫妇。可是，这对夫妇并不热心照料她。幸好霭龄遇上了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美国青年妇女安娜·拉尼厄斯，一路上二人成了好友。
1904年，正是美国政府利用所谓“排华法案”煽动美国民众迫害华工和华侨的年月。所以，霭龄一登上旧金山海岸就遇上了麻烦。移民局的官员借口霭龄的护照是西班牙的，把她扣留了19天，并威胁要把她送进拘留所。亏得女友拉尼厄斯竭力帮助和里德博士的多方设法，霭龄才获得自由。这次事件在霭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她还耿耿于怀。
庆龄和美龄是同时到美国求学的。
宋耀如1906年曾到美国去了一趟。在美国逗留期间，他随他的连襟温秉忠到新泽西州的小镇萨米特去参观俄国侨民克拉拉·波特文小姐创办的一所学校。宋耀如对这所学校很感兴趣：它朴实无华而又充满进取精神。因而，他表示希望能把他的两个女儿送到这里读书。波特文欣然同意。
1908年夏天，宋美龄的姨父、姨母温秉忠夫妇带着庆龄和美龄，乘坐“满州里”号太平洋油轮离开中国。同行的有美国人格兰特和一批到美国去学习的中国官费留学生。由于同这样一些人物在一起，庆龄和美龄在旧金山顺利地通过了移民局的检查，没有遇到像霭龄当年到旧金山时遇到的麻烦。
轮船在浩瀚的太平洋上航行，对于第一次在大洋中旅行的小姊妹来说，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神奇，那么新鲜，又那么深不可测。美龄还是个孩子，对她们将要去的那个国家充满着憧憬和幻想，她想入非非，对自己未来的计划充满信心。
同船上有个碧眼黄发的英国女郎，一天，同美龄一起在甲板上散步。她问美龄：“你长大后，想干什么工作？”
美龄不加思索地回答：“我要当个大夫。”这在本世纪初，对一个中国小女孩来说是个惊人的抱负。
美龄的回答使这个英国小姐惊愕，她无意识地说：“大夫！天哪，我想你不应该干那行，你知道吗，你得去锯掉人家的腿，你懂吗？”
“是吗？”美龄感到惊讶。她从小就有洁癖，最怕脏、闹、乱。她原以为穿着白大褂的大夫是最干净的呢！想了几分钟后，她说：“那么我不想当大夫了，这太脏了。”
当庆龄、美龄来到萨米特镇前夕，波特文学校的同学之间就纷纷传说：有两位中国女孩子要来这里上学。一天早上，她们果然来了。宋美龄在波特文学校时的同学埃米莉·唐纳回忆她见到庆龄、美龄时的最初印象时说：“大的那一位非常庄重、文静，年龄约摸有十五岁，看来比我们都大得多。我们当时是九岁左右。她的中国名字叫庆龄，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们总是称呼她‘罗莎蒙德’，我们不常见到她，由于年龄和性格上的差异，她自然不会来参加我们那些小孩子的玩耍和戏闹。
“但是，同时还来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美龄。她的年龄同我们差不多，非常活泼和欢跃，而且相当淘气……她长得像个滚圆的小黄油球娃娃，她对周围的一切都兴致盎然，不论是新奇的花草树木，还是房屋和人，她都要盘根问底，打听清楚。”
“这两个女孩来波特文小姐的学校后，没多久，她们的姐姐霭龄就来看望她们。有一天，庆龄和美龄收到一个从中国寄来的包裹，里面全是给她俩的花花绿绿的漂亮衣物，其中有给美龄的一套漂亮的黑绸服：一条黑绸小裤子和一件绣有青龙图案的上衣。美龄穿上这套衣裤去爬树玩，结果爬到树梢上下不来了。我哥哥赶紧爬上去扶她下来。我们都提心吊胆地站在树下翘望，只希望她那身漂亮衣裳别扯破了。还好，衣服没有撕破。”这篇回忆，活脱脱地描绘出宋美龄小时候的活泼、顽皮性格。
在萨米特市时，她们姊妹俩还经常到市图书馆去读书，给图书馆管理员们留下深刻印象。她们读起书来如饥似渴，美龄特别喜欢读《兔子彼得》一类童话故事。
美龄常常思念家乡，为了驱赶离愁别绪，她常常到住校教师巴恩斯家里去聊天解闷，向这位教师讲述自己家里的事情和中国的风土人情。美龄不喜欢她的中国发型，就央求巴恩斯教她梳美国发式。她买了一些红缎带，每天早晨都用红缎带在乌黑的秀发上系两个大蝴蝶结，显得活泼而又漂亮。
1909年夏天，庆龄和美龄与一些朋友一起到佐治亚州的山城德莫雷斯特避暑。秋天，庆龄到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去上学。美龄因年龄尚小，不能到大学读书，便留在德莫雷斯特，同小伙伴们一起进入皮德蒙特学校读书，庆龄把她安排到她大姐霭龄的一个同学的母亲莫斯夫人家里。她很喜欢这个小村庄，村里的小姑娘中有许多是她玩耍的好伙伴。她在这里上八年级，非常愉快地度过了9个月。多年以后，当宋美龄回忆起这段生活时，仍感到十分兴奋。她说：“跟我一起上八年级的许多学生实际上是小伙子和大姑娘，这使我感到非常有趣。他们来自遥远的山区。为了攒钱到皮德蒙特来念书，许多人曾在小学教过几年书。这些人对我都很感兴趣，我则开始洞察这些为了维持生计和取得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而不得不含辛茹苦地奋斗的人们的生活。我想，我在小姑娘时期同这些人的接触，对于我对出身贫寒者的命运的关心是有影响的，否则我可能永远不会同他们接触。这使我看到他们的真正价值，因为毕竟他们和他们那样的人正是任何民族的支柱。”
“正是在皮德蒙特，我初步懂得了分析句子结构的奥秘。当时我到美国刚两年，我的英语知识充其量只能说是略知皮毛。我在词语的表达方面有许多可笑的小毛病，使我的语法老师大伤脑筋。为了纠正这些毛病，她要我试着从语法上分析句子。她的努力一定收到一些成效，因为人们现在说我的英语写得很好……村里的人常常把我看成某种希奇的玩意儿。但是，管它什么玩意儿不玩意儿，反正我能完全同我的伙伴们一样津津有味地大嚼5分钱一块的口香糖。这种糖通常是从亨特老先生的杂货铺里买来的。我记得，那时我们三四个小女孩在一起，谁只要有一个5分镍币去买来乳酪饼干或大棒棒糖请别人一起吃，我们就认为是难得的乐事了。这些糖果就摆在亨特先生的玻璃橱窗里，让人看了馋涎欲滴。尽管那时候玻璃橱窗里除了陈列那些诱人的商品以外，还在同样显眼的位置放着满是斑斑点点的粘蝇纸，可我们不大懂得苍蝇和细菌的危害，也不在乎这些东西。”
“圣诞节前几天，弗洛伦斯和海蒂·亨德里克森姐妹两个、弗洛西·阿迪顿和我一致认为，圣诞节的真谛要求我们做件什么事情让某个人感到愉快。当时因为要采取一件乐善好施的义举所感到的那种激动心情，是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再体会过的。我们做好事就要做得彻底，所以每人拿出25美分，共凑成一美元，买了土豆、牛奶、牛肉饼、苹果和桔子，送给铁路那边的那家穷人。我们努力做到谦逊不骄，没有把自己的高尚行为告诉任何人。但是，我们非常激动，连在店里的亨特先生都听到了我们在喋喋不休地争论买什么食物合适的声音。我记得，我当时最喜欢的是生理课，因而主张买食糖而且要多买，因为食糖里含有大量碳水化合物，可以使他们家孱弱的小孩们获得热量，使母亲有充沛的精力。可是，参加这笔‘巨额’投资的另一个心地慈善的伙伴则坚决主张买土豆，因为土豆最经饿，给身体带来的热量最多。亨特先生听着我们的激烈争论感到又好奇又有趣，最后他每样都送给我们一点，才算把问题解决了……我们在抱着大包小包的食物，费力地走过天桥的时候，觉得自己仿佛就像圣女贞德要去执行神圣使命一般。我们来到我们所选定的那户人家借以蔽身的摇摇欲坠的简陋小木屋，看见那位精疲力竭、面容憔悴的女主人拉扯着一群儿女，小孩子从母亲的裙子后面探出小脑袋来偷偷瞧着我们。面对这般情景。我们都愣住了，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我们把纸包搁下，拔腿就跑，跑了很远一段距离，噗通乱跳的心才重新安定下来。我们当中的一个伙伴壮着胆子，大声喊了一句：‘祝圣诞节快乐！’我们又加快速度，一溜烟似地逃了。”
“我们喜欢的娱乐活动是采摘榛子，那条满是尘土的长路，至今还浮现在我眼前。一到星期日下午，我们总是沿着这条路走到树林中去。有时我们很幸运，会碰到一个赶马车过路的好意农夫，他会让我们搭他的车，而且给我们吃他午饭吃的玉米面面包，偶尔还会撕下油炸小鸡的鸡腿给我们吃，但是，我们这些小女孩，很不好意思接受……好心的车夫让我们在树林边下了车，并总要照例再告诫一番：‘你们女孩子家最好天黑前就动身回家。’然后，我们总是蹦蹦跳跳地跑进树丛里，去采摘榛子或是黑莓。我们心满意足地吃着，也许吃掉的果子远比带回家的还多。”
“我常常读很多书，特别喜欢坐在我住的那幢房子旁边两棵树之间的一张木凳上读书。我住在莫斯夫人家里。她是男生宿舍的管理员。我和她住在楼下的一套房子里，住在一起的还有她的女儿罗西娜和鲁比。罗西娜启发我学会了颤音、半颤音、和弦以及五指练习的复杂弹奏。那时，我学会了演奏诸如《小耗子田野四处跑》一类的小调，每一首小曲都有一段和它相关的故事。另外还学会《小羊倌》一类的曲子。”
“我离开皮德蒙特前往北卡罗来纳州的费尔蒙特，我姐姐已决定去那里上暑期补习班。莫斯夫人把我远远地送到亚特兰大，我在那儿遇见了我姐姐。以后我再没回过皮德蒙特，但是，我在那种环境中度过的岁月，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这年，美龄12岁了。她的年龄仍太小，不够上大学读书的条件，连作为“特别生”进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也不够格。这年，该学院老院长格里退休了，新任院长安斯沃夫主教改变了非本院学生不得住在学院宿舍里的规定，于是，美龄可以到庆龄身边来了。
恰好院长安斯沃夫主教有个比美龄还小两岁的女儿，也要住在学院里。不久，又来了一个小女孩。于是，学院把这三个小女孩编成一个非正式的班级。这三个小女孩互相作伴，一道在维多利亚式的主楼过道里跑来跑去，窥视或捉弄学院里的女学生。比她年长的女同学都说美龄是“福星”。美龄虽然在宿舍楼里有一间房子，但她大部分时间都呆在院长安斯沃夫家里，与安斯沃夫的女儿在一起玩耍。安斯沃夫夫人后来写过一篇文章，缅怀那段难忘的日子。她写道：
“有一个同她年龄相仿的伙伴一道玩，埃洛伊西高兴极了。美龄从到这儿来的第一天起，同我们相处就一点也不拘束，她的空闲时间基本上都是同埃洛伊西在一起。有一次，她们两人吵嘴，美龄板着脸，很不高兴。按说她们已经重新和好了，但美龄还噘着嘴。埃洛伊西非常怕自己的朋友的感情受到伤害，于是我决定向美龄谈谈宽宏大度的美德。我问她是否对自己的狭隘心肠感到羞耻。但是，美龄眨了眨眼睛，脱口回答说：‘不，安斯沃夫夫人，我倒是挺喜欢这样。’”
“这两个女孩非常喜欢躲在会客室的窗帘后面，窥看学院的姑娘们同男朋友在那里幽会。她们常常格格地笑着跑回来，把看到的情景叙述给我听。再也找不到比她俩更浪漫的女孩了，每次有姑娘订婚，她们都象大家一样兴奋。”
“我的儿子威廉和马尔科姆常常用手推车推着这两个小女孩在学院的长走廊里上下奔跑，让她们高兴。这时美龄盘在头上的乌黑的辫子常常会垂落下来，被风吹得扬起来。在威廉和马尔科姆拉着她们玩的时候，美龄的脾气总是很好的。美龄在同人交际时总是胜利者。”
学院派青年教师马吉·伯克斯和露西·莱斯特对美龄进行个别辅导。而伯克斯小姐的母亲伯克斯夫人照管美龄的个人生活，为她做衣服，帮助她到城里买鞋，等等。宋氏姊妹穿的是美国样式的服装，但她们的衣服都是用从上海寄来的中国料子缝制的。在她们两个人自己在一起的时候，则往往马上换上中国的旗袍。要是突然有同学撞进美龄的屋子，她会忙不迭地钻进大壁橱，换上西式服装后才出来。
人们认为，美龄成熟过早。她异常活跃，常常恶作剧，但是她的那副伶牙俐齿往往能使她摆脱困境。当时抹胭脂口红被看成是伤风败俗。有一天美龄用了中国搽脸粉搽了脸，还涂了口红，后来被人发现了。
“哎呀，美龄，”一位年纪较大的学生惊讶地喊道：“我想你脸上化妆了吧！”
“是的，”美龄不以为然地回了一句：“搽的是中国粉！这有什么。”她的伶牙俐齿使得那位年纪较大的学生再无话好说了。
这个特殊班里的三个小女孩，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希望她们能同大女孩一样受人器重。她们很想了解大女孩们的秘密，常常想听大女孩的谈话，可是，大女孩们总是说：“一边去，小孩。”
女同学的联谊会几乎把这三个小家伙馋疯了，可是人家不让她们参加。她们想出个好主意，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称之为“三个小家伙”。她们还四处寻找会议室。大音乐室的顶层有一间小屋，这是唯一合适的房间。为了能获准使用这间小屋子，她们请安斯沃夫主教宣誓成为她们的忠实会员。这一招很灵，不久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成了她们的忠实会员。她们还制定了自己的口令、秘密暗号和规则，例如，规定在会议室开会时不准嚼口香糖，等等。
“三个小家伙”还创办了一份报纸，美龄是文字编辑，另两个分别担任美术编辑和记者的工作。这份报每天发行5份，但每份各不相同，这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其中一份的社会专栏评论说：“校园里所有的姑娘都没有帕蒂·布朗长得美……”另一份则写道：“多萝西·迪尔是全校最聪明的姑娘。”等等。每份报纸卖5美分，每天可得25美分。每当得到钱后，“三个小家伙”便讨论如何花这笔钱，是统统买冰淇淋呢，还是拿出一部分买花生米或糖果，这反倒使她们伤脑筋了。
美龄稍大些后，专修英国文学。由于受到老师的特别辅导，她比在普通班级里取得了更大进步，十几岁时便读完了狄更斯的全部著作。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美龄的父亲宋耀如兴奋地参加了孙中山的就职大典。消息传到美国，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的庆龄满怀激情地写了《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热情歌颂辛亥革命，称它是“20世纪最大的事件之一，甚至是滑铁卢战役以来最大的事件之一”。美龄倒没有什么反应，若无其事地继续享受她那多彩多姿的学生生活，毕竟，她还是个单纯快乐的小女生。
美龄终于在1912年成了大学一年级新生。她在学习上并不十分用功，她靠的不是勤奋，而是聪明和天赋。1913年春季学期期末，庆龄返回中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只剩下美龄孑然一身。于是，她当年秋天便转学到马萨诸塞州的韦尔斯利女子大学，成为该校一年级的学生。这样可以和她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哥哥宋子文离得近些，以便得到她哥哥的帮助和照顾。这时，宋子文正在哈佛大学读二年级。据韦尔斯利女子大学档案记载，他是美龄的监护人。
一年级时，宋美龄住在校园附近的韦尔斯利村，这个地方风景优美，有着空旷的草场和名贵的秀林佳木。入学不久，她觉得自己并不喜欢这个学校，便去找校长，慢吞吞地对她说：“唔，我估计，我在这儿不会呆很久。”可是，不久她又改变了主意，很快就埋头学习，并参加社交和体育活动，成为该校的活跃人物。她的名片上印着美龄·奥利夫·宋，中间的奥利夫是她别出心裁随便加上去的。当她上二年级时，便搬进校园里去，住在伍德楼里，一直到毕业。
女大十八变。这时的美龄已经从一个圆脸蛋的小姑娘出落成一位姿容秀丽的妙龄少女了。她线条丰满，肤色健美，体态轻盈，一条水灵灵的大辫子垂在身后，显得风姿绰约，楚楚动人。她举止适度，热情大方，深受同学们的喜爱。
宋美龄的同学和老师普遍认为，她是一个有才华的学生。在大学的4年中，她主修英国文学，对亚瑟王的传奇故事很感兴趣。她兼修哲学，还学习了法语和音乐，选修天文学、历史、植物学、英文写作、圣经史和讲演术。此外，1916年夏天，她在佛蒙特大学选修教育学，也获得了学分。在四年级时，她获得该校学生的最高荣誉称号：“杜兰学者”。
宋美龄并不特别爱好体育活动，但她喜欢游泳和打网球，还参加了她们班的篮球队。她参加体育活动时，穿一件水手领罩衫和一条过膝的锦缎灯笼裤。有一年的复活节，她在格洛斯特附近游泳，差点被汹涌的回头浪吞没，同游的女学生揪住她的头发，才把她救上来。
她喜欢社交活动，三年级时成为韦尔斯利地方半社交、半学术的社团T·Z·E的一员，在该社团里从事音乐和艺术研究活动。
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一位教员，对宋美龄作了一份保密的评价，一直收藏在该校的档案室中。她写道：“在我的记忆中，宋美龄这个人很有趣，具有内在的力量，而不是我们经常从夸大的宣传中看到的那样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物……然而，校方始终认为，她确实是温顺的，虽然她的性格中真正有趣的一面是她具有独立的思想，她对任何事情不停地苦苦思索。她总是在提问题，询问一些概念是怎么回事，头一天跑来问文学的定义是什么，第二天又来问宗教的定义是什么。她思索道德问题，自己找到了一些道德标准，而在比较传统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人总是不加询问地接受现成的标准。她执着地追求真理，只要发现自己在过去曾接受传统的错误灌输，她就怨恨不已。”
“在我的印象中，她并不像有些人显然说过的那样聪颖和富有魅力……她经常流露出忧郁的神情（当她厌倦时，她的确很忧郁，而且愿意流露出来）。随着岁月的流逝，返回中国为她带来了非常困难的问题，我相信她和子文都有这样的感觉。她回国后将面临一个对她已经变得陌生起来的世界和她已不适应的国内生活水准，面对前面的困难，她感到困惑。尽管她善于交际，颇受欢迎，可是她的态度仍然有点冷漠，总是注视着我们，总是在询问、批评或表示自己的爱好，她觉得自己有点像陌路人。她尤其觉得这里的东方学生的整个生活不自然，他们摆脱了男女授受不亲的中国人的旧道德规范，与此同时，由于他们确实是美国大千世界中的一群外来人，这些青年男女又不自然地凑拢到一起。”
“当然，她是很受倾慕的，并不是因为当时她和她的两个姐姐一样的漂亮，而是因为她有激情，待人真诚，始终具有内在的力量……”
“她与子文之间有一条真正的纽带。美龄听他的话，他是兄长，她总是希望得到他的教诲……我从未听说过她的两个弟弟子良和子安，这当然只是一件偶然的事。美龄是一个很重视家庭的人，有着强烈的家庭自豪感和相当浓厚的服从家庭的意识，只要不涉及任何具体行动。她每每谈到她的两个姐姐和她的父亲，经常谈到子文，有时谈到她的妈妈，但她从未提到过那两个弟弟。”
从1908年到1917年，宋美龄在美国学习了近十年。这十来年是她从童年进入青春期的黄金时代，是她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她实际上几乎在美国读完了从小学到大学的课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美龄所受的教育是全盘的美国教育。美龄初到美国时，还是个小姑娘，正是学习和模仿力最强的时期，因此，她在生活习惯、举止言谈等各方面都美国化了，她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也都打上了深刻的美国烙印。她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只有我的脸像个东方人。”她的一位美国朋友甚至说，从一张照片上看，连她的脸也不太像东方人了。
但是，宋美龄并不是忘祖的人，她对东方文明及其文化遗产仍怀着深切的感情。在韦尔斯利大学学习时，她的宿舍的墙壁上挂着一把东方大宝剑，她经常把这把寒光闪闪的宝剑抽出剑鞘，耍玩一番。一个对“异教的中国人”抱有成见的一年级女生，竟被这件武器吓坏了，一走过美龄的房门时便拔腿跑开。作为一个美国学校的女学生，宋美龄脚登结实的美国鞋，身穿和其他同学一样的美国裙，与当时中国的小脚女人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她经常用一些色泽明快的丝绸在自己宽大的短外套或夹克衫上做点缀，使其保留一点中国人的特色，当她们姐妹自己在一起时还往往穿上中国旗袍。
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一位音乐教师，深深地感觉到宋美龄对中国文化及其遗产有着深切的感情，并且这种感情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发强烈。这位教师逐渐发现，宋美龄越来越为中国的文学和艺术感到自豪。有一次，美龄在与英语系的一位教师谈话时，口若悬河地谈到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并为西方世界对此竟然漠视而表示遗憾。
当然，宋美龄对中国的封建礼教和旧传统是不满意的，并且怀有某种担心和恐惧。
宋美龄留学美国十年，使她成为美国化的中国人，这对她以后数十年间，帮助蒋介石制定联美抗日和联美反共的政策，成为美国与蒋介石政权之间的穿线人，有着重大影响，对中美关系史也有着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