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文明交往不可缺少的渠道与媒介。无论是东学西渐，还是西学东渐，乃至东西学内部的互渐，翻译都有赫然在目的功绩。在中国古代的叹为观止的持续的佛经翻译运动。中世纪的中东，也曾经兴起了阿拉伯人的百年翻译运动和11世纪末至13世纪的翻译运动。在近现代，中国翻译西方文化典籍的热潮，几度兴起，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对中国文化的创新，起了巨大作用。
茅盾是20世纪20年代翻译外国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据有的研究者统计，在1921——1924年间，他共译外国小说102篇。他译作的最重要特点，是每篇译作都有“前记”、“译后记”、“译者附记”、“译后注”。这些“记、注”，都可以独立成文，反映了他的翻译主旨，而且有许多思想，至今仍耐人寻味。
茅盾在这些后记、后注体文体中，一个很有见解的思想，是翻译的深刻目的。他认为外国文学不能只停留在翻译上，也不能停留在欣赏上，甚至主张不要停留在一般性研究上。他的目的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把外国文化加以吸收，进而融入中国自己的文化之中。
茅盾很注意不同文明之间的互相影响。他认为：“我翻译西洋文学作品，最应问这作品内的思想是否于我们现在有影响，其次乃问此人是否是世界作家。”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希望在这种影响过程中，“使东西方文学举行个结婚礼，产生一种东洋的新文艺来。”用“结婚”来比喻东西方文明的融合，可谓形象化。
现在，许多人谈论全球化时代文明交往关系时，常用“嫁接”一词，可与茅盾所说的“结婚”相通。中华文明是经过长期融合诸多内外文明而形成的文明整体。它的形成特点是朝代更替、循环发展，而基本上是在农业文明轨道上运行了几千年。只是在近代以来这一进程才被打断，逐渐融入了世界史进程。与世界“接轨”任务即由此而来。所谓“接轨”，与“嫁接”、“结婚”相同，就是从自身文明整体外吸取西方工业文明中的“科学”、“民主”等精神内核、先进的体制与技术，以重建新文明整体。
这里“结婚”，在不同文明交往中的链条中，有一个转换环节，即中华文明吸纳外来文明的关键是包容与整合。它的指导动力是“实用理性”的交往力。这种“实用理性”有特殊的包容与整合能力，中华文明之所以是没有中断、延续至今的古文明，与“实用理性”的交往动力有密切关系，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因此而形成。杨振宁把中华文明的“实用理性”特征化为四个因素：“才干”、“纪律”、“决心”、“经济基础”。“实用理性”的核心是主体性，体现在交往力方面，是主体意识。在同外来文明的交往中，主体性在吸收、融化方面，始终是具有“以我化人”、“以中化西”、“以外富内”的大智慧。这种大智慧的世代积累与传承，其原则性和灵活度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只要有了悠久传统的社会和心理智慧上的灵活度，在时代的转变时刻，即可逐渐融入世界历史体系。
法国文学家雨果谈到不同文明交往中的会通时说：“无须丢掉你们各自的特点和闪光的个性，这些特点和个性都将紧密地融合在高一级的整体里。”这个整体就是新的、重建的，如茅盾所说的中外文化“结婚”后的“新文艺”。茅盾形象的比喻，说明了文明交往原理中文明基因的作用。文明的发展有赖于不同文明在交往中的基因的重组与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