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秀
向秀（约227年～272年），魏晋之际哲学家、文学家。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
人，与嵇康、阮籍、山涛、王戎、阮咸、刘伶并称为“竹林七贤”。曾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与郭象合注《庄子注》，作《思旧赋》。在《世说新语》里，直接记载向秀事迹的一共有四条记录，分布在《文学》、《品藻》、《任诞》三门里。相对于“竹林七贤”里的其他人，向秀似乎名气不够响亮。
作《庄子注》向秀是个哲人，玄学家。老、庄、周易是谓“三玄”，共同构成了玄学的主题。向秀在对庄子的研究方面，达到了非常精妙的境界，曾经为《庄子》逐篇作注解，都非常贴近庄子的本来奥妙。《晋书》记载：“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但是遗憾的是其中的两篇《秋水》、《至乐》还没有注解完，向秀就去世了。那时候向秀的儿子还小，没有将父亲的注释光扬天下，因此被郭象将文稿窃取，又加上自己的一点解释，就以自己的名义大行天下了。（见《世说新语》中《文学》之17、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其后千百年来，世人一谈到《庄子》的注释就将郭象奉为大家，而忽视了向秀的显著功绩。
关于向秀注释《庄子》，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开始向秀注释的时候，嵇康说《庄子》中的玄妙会被注释给弄得僵滞，以前也没有个好的注解，向秀不如不去注。后来向秀完成了，给嵇康看，才知道向秀的注解使《庄子》的玄理更加美妙了（见《晋书》记载：始，秀欲注，嵇康曰：“此书诓复须注，正是妨人作乐耳。”及成，示康曰“殊复胜不？”又与康论养生，辞难往复，盖欲发康高致也。），对向秀的才识大为叹服。后人在研究魏晋玄学乃至整个老庄思想的时候，都非常重视向秀的思想。他以“无”为“万物之总名”，认为万物都是“自生”、“自化”的，不存在“生生者”或“化化者”。但同时又认为：“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后能为生化之本也”。对名教与自然的看法，他既肯定“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张“开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认为必须“节之以礼”，“求之以事，不苟非义”，由此推及人的社会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贵等，从而，明显地强调合“自然”与“名教”为一的宗旨，而其中更强调“自然”应更合于“名教”，合“自然”与“名教”为一。魏晋玄学通过向秀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不仅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儒家经典所蕴涵的普遍性品格得以发掘，幷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
作《思旧赋》向秀和稽康、吕安同是好友，来往密切。他们经常在嵇康宅前的柳树之下架炉打铁，嵇康掌钳，向秀鼓风，二人配合默契、旁若无人、自得其乐。向秀还经常去好朋友吕安家帮吕安侍弄菜园子，可谓情投意合。向秀还在给嵇康的打铁炉烧火的时候，亲眼见证了钟会被嵇康奚落。《世说新语》载：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者之士，俱往寻康。
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以言。钟起去，康曰：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这是件重要的事情，它成了稽康被杀头的最初根源，向秀目睹了这一切以及后来发生的一切，这些也影响了他未来的人生道路。向秀后来为官，也是无奈。他早年淡于仕途，有隐居之志。嵇康被司马昭杀害后，为避祸计，不得已顺应朝廷威逼拉拢而出仕，先后任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但“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晋书》载：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文帝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猖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秀乃自此役。
向秀没有如稽康一样刚烈，他为了保全生命于乱世，只得选择了做官，并且官还越做越大。他曾经也主张无为政治，然而他所主张的无为政治，是“任自然而不加巧”，可是后来，他选择了只做官不做事，成了消极的无为了。但是做官不是他的本意，因此他的内心非常的痛苦。陈寅恪先生说向秀“在嵇康被杀后，完全改节自图，弃老庄之自然，遵周孔之名教”。
但是细读他的《思旧赋》，那种刻骨的痛却在昭示着他的不甘与愤懑。
《思旧赋》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嵇康、吕安被杀之后司马政权加紧了对向秀的监视，并予以拉拢。向秀因此不得不抱着仕其位而不谋其事的态度赴洛阳应仕。途中路过那片与故友共同隐居的竹林，“日薄虞渊”之际，忽闻“邻人有吹笛者”。笛声萦回山间，如泣如诉，如怨如慕。笛声依稀，翠竹依旧，想起和曾经嵇康他们一起纵情竹林的美好回忆，那是多么的美好！如今斯人却已然远去，再不会有那样的雅集。物是人非，向秀悲从心来，写下了著名的《思旧赋》（并序）：“余与稽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嵇意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并以事见法。嵇康综伎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泉，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想囊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曰：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以北祖。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日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憨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追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字在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大而长吟。悼稀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停驾言其将迈兮，故援翰以写心。”
向秀把人世沧桑的和怀古伤今的情怀都寄予于笔端，字里行间流淌出对朋友不尽的思念，赞美了亡友嵇康视死如归的高尚气节，同时隐晦地表达着对司马氏屠杀俊贤的愤慨。他又由耳畔的“鸣笛之慷慨”，想到了嵇康临刑，“目送归鸿，手军五弦”。由笛声到琴韵，勾勒出了亡友彻悟命运之后的豁达与从容。短短的《思旧赋》，其中的情怀却是婉转哀怨；
情辞深痛的语句里，是一份久远深切的怀念。这篇蕴藉含蓄的短赋，读来令人深感余味不尽，成为了哀悼逝者的千古名作。
名流千载
向秀主要著作有《庄子注》，时人称此注“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其好友吕安见此注后叹为“庄周不死矣”。但全作已佚，少量佚文保存在张湛《列子注》、陶弘景《养生延命录》、陆德明《经典释文》、李善《文选注》等著作中。向秀还著有《周易注》，传称“大义可观”，然“未若隐《庄》之绝伦”。该书亦佚，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中有部分佚文，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有辑本。又有《难养生论》一篇，存《嵇康集》中；《思旧赋》一篇存《文选》和《晋书》本传中。清严可均辑《全晋文》卷72，录有上述二文。
向秀所著一书、一论、一赋三种作品，均是问鼎之作：其《庄子注》开创玄学注《庄》新思路，后人难望其项背；《难养生论》匠心独运，与嵇康难分高下；《思旧赋》更是堪称绝唱，魏晋时期无《赋》与之比肩。
鲁迅在著名《为了忘却的记念》中说：“年青时读《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后来，“民国”的子弹使他读懂了。细读《思旧赋》，在那躲躲闪闪的文字后面，可以感到一种近乎心死的悲哀。它比哭泣更强烈，更震撼。鲁迅先生自己当时处于反动统治“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的环境下，正直的人们没有言论自由，自己也只能以隐晦曲折的笔法对烈士寄以深情厚意，并以此控诉当局杀戮无辜的罪恶。他是真正“懂得了”向秀悼念无辜而被杀害的友人的心中的悲愤。当一个国度中最优秀、最高洁的一帮知识分子都忙于“避祸”、“自保”时，这个时代真的是没有英雄啊——但这不能怪他们，那时候，中国文人受压抑了数百年的心志才刚刚解放出来，它还要再酝酿好几个世代才能“一飞冲天”；那时是魏晋正始、景元年间，距唐朝还有约五百年，“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的气象还在蕴积。
甘露五年，嵇康死；景元元年，阮籍死；太康四年，山涛死；永康元年，刘伶、向秀死。
刘伶
刘伶，生卒年不详。西晋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淮北西）人。刘伶形貌丑陋，淡默少言，放情肆志而不措意于文翰。不妄交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会，携手入林。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日：“死便埋我。”心有不平，辄寄情于酒，以泄愤懑，遂以嗜饮名世。后以寿终。今存《酒德颂》一篇，《北芒客舍诗》五言一首。
年轻时刘伶也曾出仕，做到建威参军。据记载，西晋泰始初年，晋武帝司马炎问政建威参军刘伶，刘力陈己见，极力宣扬无为而治。言意是让民众自我约束，君王放弃些权力，不可管理太多。武帝心中不喜。自古以来，历代英豪你争我夺，无不为权，你让君王及各级官吏“无为”，这无异于与虎谋皮。刘伶理所当然地遭当权者及同僚排斥，被罢官回家，从此以酒释怀，隐于山野，四方交游。结识嵇康、阮籍、山濤、向秀、阮咸、王戎，他“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史称“竹林七贤”，常集于山陽（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畅饮。
刘伶身高仅一公尺四十，不仅人矮小，而且容貌极其丑陋。但是他的性情豪迈，胸襟开阔，不拘小节。平常不滥与人交往，沉默寡言，对人情世事一点都不关心，只有和阮籍、嵇康很投机，遇上了便有说有笑。
他的家庭是很穷困的，但他并不以为意，反而嗜酒如命。《晋书》本传记载说，他经常乘鹿车，手里抱着一壶酒，命仆人提着锄头跟在车子的后面跑，并说道：“如果我醉死了，便就地把我埋葬了。”他嗜酒如命，放浪形骸由此可见。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跟镇上的人吵架，对方生气地卷起袖子，挥拳就要打他，刘伶却很镇定从容地说：“我这像鸡肋般细瘦的身体，那有地方可以安放老兄的拳头。”对方听了，笑了起来，终于把拳头放了下来。
又有一次，他的酒病又发作得很厉害，要求妻子拿酒，他的妻子哭着把剩余的酒洒在地上，又摔破了酒瓶子，涕泗纵横地劝他说：“你酒喝得太多了，这不是养生之道，请你一定要戒了吧！”刘伶回答说：“好呀！可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是没法戒酒的，必须在神明前发誓，才能戒得掉。就烦你准备酒肉祭神吧。”他的妻子信以为真，听从了他的吩咐。于是刘伶把酒肉供在神桌前，跪下来祝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取过酒肉，结果又喝得大醉了。
关于喝酒，竹林七贤裏的每一个人都喜欢喝酒，但刘伶却独以酒而闻名，可见他的酒量之大。他的喝酒，或许同阮籍一样，是因为受逼于黑暗的政治，污浊的社会，但他确能沉醉在酒乡的混沌世界中，不像阮籍、嵇康是充满著愤懑之心的，阮籍甚至还在酒后吐了血。他喝酒的方式也是极其豪迈的。伴随着狂饮而来的，自然是行为上的放荡。
刘伶是个醉鬼，他的思想接近庄子。刘伶经常沉湎於酒中，无视礼仪，任性胡为。从嵇康、阮籍那里学到一些皮毛，放荡荒唐、玩世不恭者有之，学识胆量皆无，终日醉醺醺。他好赤裸身体，时常在家裏脱光了衣服饮酒。
客人进屋找他，假如有人来讥讽他，刘伶大言不惭，他就傲然地说道：“天地是我的房屋，室内是我的衣裤，你们为什麼要钻进我的裤裆裏来？”此外他更将这种境地，表现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酒德颂》中。
《酒德颂》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酒是务，焉知其馀。
有贵介公子，搢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电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攘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待侧焉，如踝赢之与螟蛉。
其大意是：自己行无踪，居无室，幕天席地，纵意所如，不管是停下来还是行走，随时都提着酒杯饮酒，惟酒是务，焉知其余。其它人怎么说，自己一点都不在意。别人越要评说，自己反而更加要饮酒，喝醇了就睡，酲过来也是恍恍惚惚的，于无声处，就是一个惊雷打下来，也听不见，面对泰山视而不见，不知天气冷热，也不知世间利欲感情。
有所谓大人先生者，他将宇宙看做是自己的家，以为一万年不过是转瞬之间而已，他随著自己的意思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行也好止也好，只有酒是他的乐趣，其他的乐趣他瞧都不瞧。贵公子、搢绅处士们，听到他的风评，没有一个人怒目相向的，拿礼法来非难他。但先生手中却不停地拿起酒杯，拂去落在髯上的浊酒，陶然醉倒。他不觉寒暑，也没有利欲之情，将这个世上的杂然万物，完全看做是漂流在大河上的浮萍。
刘伶的这首诗，充分反映了晋代时期文人的心态，即由于社会动荡不安，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统治者对一些文人的政治迫害，使文人不得不借酒浇愁，或以酒避祸，以酒后狂言发泄对时政的不满。
但幸运的是，他是“竹林七贤”唯一一个自然死亡的。他这一死，就长眠在了千年史书里，世人称其为“醉仙”。因饮酒而享大名者，他可算千古第一人。连五百年后的李白也半是牢骚半是羡慕地说：“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了。
在《峄县志》中记述，“（峄县）又北十八里曰寨山，南与大山接。其麓有土台，土人以为刘伶台。其河为莱子河（即倒引河），父老相传为参军（刘伶）酾酒处也。该河亦称刘伶河，水混白类酒，传是刘伶醉倒后酒壶混入河水所至。”
阮咸
阮咸，西晋名士。字仲容，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阮籍侄，与籍并称“大小阮”。
精通音律，善弹琵琶。官至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旷放不拘礼法，为竹林七贤之一。
阮咸是魏武都太守阮熙之子，步兵校尉阮籍从子。阮咸年龄比王戎稍长，在竹林七贤中是第二小的。阮咸少有夙惠，曾与叔父阮籍一同饮酒宴游。历仕散骑侍郎。山涛曾举荐阮咸为吏部郎，评之曰：“（咸）清真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必绝于时。”（见《晋书》本传）武帝以其崇尚虚浮之谈、嗜酒如命为由不用。
阮咸为人放诞不拘礼法，为当世所讥。阮咸私幸其姑母家的鲜卑婢女。后来阮咸的母亲去世，阮咸服丧，姑母也要回夫家去。起初姑母答应将此婢女留下，但离开时又私自把她带走了。当时阮咸正在会客，闻之借客人的驴子去追。追上后还穿着丧服与婢女共骑一头驴子回来，说：“人种不可失”。阮孚即阮咸与此婢之子。
阮氏大家族人口众多，分居在南道和北道两边。阮咸和他的叔父阮籍都居南道，南道居住的人家贫寒，而北道居住的人家富有。陈留风俗，每逢七月七日各家各户都在外边晾晒衣服，以防虫蛀，这时北阮诸家晾出来的都是纱罗锦绮，在阳光下灿烂夺目，而阮咸家没有这种华贵东西，就在院子里用一根长竹午挑出破裤子旧围裙晾晒。外人看到，都感到好笑，阮咸却自嘲地说：“我也做不到免俗，姑且就这么着吧！”后以“未能免俗”喻迁就世情，并且成了个成语，后世元好问之《被撤夜赴邓州幕府》诗就用了这个典故：“未能免俗私自笑，岂不怀归官有程。”
阮咸和阮籍一样，生平也很鄙视礼法。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们崇尚老庄之说，鄙视种种所谓的繁文缛节；而另一方面，这也是对当代权贵们的一种实际抗议。由于此时的政治主流乃是以礼法为主，主张“以孝治天下”，不同于曹操当时的“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把原本抛弃了的礼法，拿来当成为巩固权位的借口。阮籍曾愤懑地说：“礼教岂为我辈而设。”虽然叔侄间有辈分差距，但却不拘形迹，经常像朋友一样共同游息，那种放浪不羁的生活作风，也的确各有千秋。
阮咸不喜与人结交，只喜与亲族一起饮酒弦歌取乐，尤其与从子阮脩意气相投。阮氏族人酒量都很大，某天阮咸叔侄等一起饮酒，喝着喝着不用酒杯了，改用大盆大瓮了。后来一群猪也凑过来把嘴拱进酒瓮菜盆，但是阮咸并不去驱赶，就那么和猪一起继续喝下去，一直喝到酩酊大醉。《资治通鉴》第82卷还有这样的记载：“王澄及阮咸、咸从子修、泰山胡毋辅之、陈国谢鲲、城阳王夷、新蔡毕卓，皆以任放为达，至于醉狂裸体，不以为非。”
如此的纵情放达，在世人看来真是不可思议。这样的惊世骇俗，受到世俗君子的谴责与攻击也不为奇怪。在当时礼法甚严，阮咸纵情越礼，放浪自适、饮酒享乐的行为，或多或少阻碍了他的仕途。
阮咸善弹琵琶，精通音律。据说阮咸改造了从龟玆传入的琵琶，后世亦称为阮咸。荀勖是当时主管乐礼的官员，位高权重，对音乐也很精通，但是他的才能不及阮咸。荀勖自造新律，请阮咸来欣赏，阮咸认为新律不合于古韵雅乐，不能表现音乐“中和”的境界。荀勖极其自负，听阮咸这样说，便对阮咸产生嫉恨，阮咸因此被贬为始平太守。
后来，有人在掘地时发现一把周代玉尺，荀勖用这把“天下正尺”校以新律，发现新律都要比正尺稍微短一点，才真心佩服阮咸的“神识”。即便稍微有一点声音上的差异，阮咸也能听出来。由此可知，“酒与音乐”正是阮咸生命中的两大精神支柱。
1950年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持阮弹奏的阮咸画像，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阮咸也擅长作曲，据史料记载，阮的乐谱十分丰富，有（阮咸谱）20卷，（擘阮指法）1卷，（琴阮二弄谱）l卷等，可惜如今均已散失。
阮咸寿终于始平太守任所。有二子阮瞻、阮孚。
陈寿
陈寿（233年～297年），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学，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
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长平太守、治书待御史等职。280年，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48岁，开始撰写《三国志》。
《三国志》是一部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六十年的历史。
陈寿是晋臣，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国志》便尊魏为正统。在《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
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就记事的方法来说，《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陈寿这样处理，是附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这足见他的卓识和创见。《三国志》总起来说记事比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陈寿是三国时人，蜀国灭亡时31岁。他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从魏、蜀、吴三书比较来看，《蜀书》仅得十五卷，较魏、吴两书更简。这大概是魏、吴两国的史料多于蜀的原故。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而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陈寿费了很大气力，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蜀书》才仅得十五卷之数。《蜀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十分简略，可见蜀汉的史料是相当缺乏的。另外，因为政治上的原因，陈寿也可能舍弃了一些材料，如牵涉到司马懿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不便写，只好舍弃了。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
“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
但是，唐朝房玄龄等奉诏撰写的《晋书·陈寿传》，在承认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时，又认为陈寿因为私仇而在书中有所表现。说“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
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晋书·陈寿传》关于陈寿索米的这条史料，只有少数几位史学家如北周的柳虬、唐朝的刘知几等相信，而多数的史学家则认为这条史料不合事实，是假的。清朝的潘眉在《三国志考证》中指出：“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陈思王，冀摇冢嗣，启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晋书》谓索米不得不为立传，此最无识之言。”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指出：《晋书》谓“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被髡，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所长。此真无识之论也。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观寿校定《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恶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其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矣。”由此可见，《晋书》贬陈寿之说，实为不实之词，不可尽信。
然而，《三国志》也有其不足之处，不可不注意。在叙事时，除了在某些人的纪和传中有矛盾之处外，其最大的缺点，就是对曹魏和司马氏多有回护、溢美之词，受到了历代史学家的批评。另外，全书只有纪和传，而无志和表，这是一大缺欠。
《三国志》成书之后，由于叙事过于简要，到了南朝宋文帝时，著名史学家裴松之便为其作注，又增补了大量材料。
魏、蜀、吴三书，原是各自为书，一直到北宋才合而为一，改称《三国志》。
陈寿还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亡佚了。
陆机
陆机（261年～303年），西晋文学家。字士衡，吴郡吴县华亭（属今上海市松江）人。祖逊，父抗，皆三国吴名将。太康末，与弟云同至洛阳，文才倾动一时，人称“二陆”。所作《文赋》为古代重要的文学论文。然其参与二十四友之列，附事权贲，后死于八王之乱。
陆机是吴大司马陆抗之子，因其曾为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他“少有奇才，文章冠世”（《晋书·陆机传》），与弟陆云俱为我国西晋时期著名文学家，在文学上与其弟陆云齐名，世称“二陆”。太康末与陆云入洛阳拜谒太常张华，遂誉满京师，时有“二陆入洛，三张减价”之说。太安二年（303）成都王（司马颖）代长沙王（司马乂），陆机为前锋都督，兵败遭谗被杀。
陆机是西晋太康、元康年间最富有声誉的文学家。他的诗歌今存107首，多为乐府诗、拟古诗。往往因袭旧题，敷衍成篇，创造性不高，被后人讥为“束身奉古，亦步亦趋”，“踵前人步伐，不能流露性情”。如他的《苦寒行》模仿曹操，却远不及曹诗形象生动；他的《拟古诗》12首，模仿《古诗十九首》，虽名重一时，却也不过是原诗的翻版。他的诗歌重辞藻，重排偶，追求华美整饬，雍容典雅，如《招隐诗》、《苦寒行》等，由于雕琢太过而不免流于呆滞，失其自然；由于内容贫乏，而不免境界空虚，舍本逐末。这种形式美的追求，严重地影响到太康诗坛。不过陆机的诗歌也有一些可取之作，如《赴洛道中作》形象地抒写了自己去国离乡的亲身感受。他的诗中，也不乏情景交融的佳句。陆机的赋今存27篇。有的以抒情为主，如《叹逝赋》悲故旧之凋零；有的以咏物为主，如《瓜赋》托物寄怀表现了作者的道德观；有的以讽谏为主，如《豪士赋》讽刺了齐王司马同的骄横；有的以写景为主，如《漏刻赋》形象地描绘了时间的概念。而其作品中价值最高的一篇是《文赋》。《文赋》是文学批评史上最早采用“赋”的体裁写成的文学理论专著。它系统地论述了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对于构思中的想象和灵感等方面的问题，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它对刘勰（见《文心雕龙》）
有重要的影响。陆机还是骈文的奠基者。他的《辩亡论》论吴国所以兴亡的原因；《吊魏武帝文》评价了曹操的事功。文笔豪放，气势流畅，典故繁密，形式整饬，是西晋骈文中的佼佼者。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本《陆士衡集》10卷。明代张溥辑有《陆平原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陆机还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的《平复帖》是我国古代存世最早的名人法书真迹。
宋陈绎曾云：“士衡《平复帖》，章草奇古”。《大观录》里说：《平复帖》为“草书、若篆若隶，笔法奇崛”。《平复帖》对后世也产生过较大影响。清人顾复称“古意斑驳而字奇幻不可读，乃知怀素《千字文》、《苦笋帖》，杨凝式《神仙起居法》，诸草圣咸从此得笔。”这些评论或许有牵强附会之感，但若是怀素、杨凝式当真见到，也确会为之动情。董其昌赞云“右军以前，元常之后，唯存数行，为希代宝”。
附陆机作品选：
《拟古七首》
《拟西北有高楼》
高楼一何峻。苕苕峻而安。绮窗出尘冥。飞阶蹑云端。
佳人抚琴瑟。纤手清且闲。芳草随风结。哀响馥若兰。
玉容谁能顾。倾城在一弹。伫立望日昃。踯躅再三叹。
不怨伫立久。但愿歌者欢。思驾归鸿羽。比翼双飞翰。
《拟东城一何高》
西山何其峻。层曲郁崔嵬。零露弥天坠。蕙叶凭林衰。
寒暑相因袭。时逝忽如遗。三闾结飞辔。大耋悲落晖。
曷为牵世务。中心怅有违。京洛多妖丽。玉颜侔琼蕤。
闲夜抚鸣琴。惠音清且悲。长歌赴促节。哀响逐高徽。
一唱万夫欢。再唱梁尘飞。思为河曲鸟。双游丰水湄。
《拟兰若生春阳》
嘉树生朝阳。凝霜封其条。执心守时信。岁寒不敢雕。
美人何其旷。灼灼在云霄。隆想弥年时。长啸入风飘。
引领望天末。譬彼向阳翘。
《拟苕苕牵牛星》
昭昭天汉晖。粲粲光天步。牵牛西北向。织女东南顾。
华容一河冶。挥手如振素。怨彼河无梁。悲此年岁暮。
跂彼无良缘。睆焉不得度。引领望大川。双涕如沾露。
《拟青青河畔草》
靡靡江蓠草。熠熠生河侧。皎皎彼姝女。阿那当轩织。
粲粲妖容姿。灼灼华美色。良人游不归。偏栖独只翼。
空房来悲风。中夜起叹息。
《拟庭中有奇树》
欢友兰时往。迢迢匿音徽。虞渊引绝景。四节游若飞。
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归。踯躅遵林渚。惠风入我怀。
感物恋所欢。采此欲贻谁。
《拟涉江采芙蓉》
上山采琼蘂。穹谷饶芳兰。采采不盈掬。悠悠怀所欢。
故乡一何旷。山川阻且难。沉思钟万里。踯躅独吟叹。
《为顾彦先赠妇二首》
一
辞家远行游。悠悠三千里。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
修身悼忧苦。感念同怀子。隆思乱心曲。沉欢滞不起。
欢沉难克兴。心乱谁为理。愿假归鸿翼。翻飞浙江汜。
二
东南有思妇。长叹充幽闼。借问叹何为。佳人眇天末。
游宦久不归。山川修且阔。形影参商乖。音息旷不达。
离合非有常。譬彼弦与筈。愿保金石志。慰妾长饥渴。
陆云
陆云（262年～305年），西晋文学家。字士龙，吴郡吴县华亭（属今上海市松江）人。曾任清河内史等职。后兄机为成都王（司马颖）所杀，云同时遇害。文才与机齐名，时称“二陆”。
其诗颇重藻饰。有《陆士龙集》。
陆云是陆机的胞弟，从小好学，有才思，5岁能读《论语》、《诗经》，6岁能文章，与兄陆机齐名。年16，举贤良。晋太康十年（289年），与兄机离家入洛，在张华家遇名士荀隐（字鸣鹤）。张华要求他俩交谈“勿作常语”。
陆云自我介绍：“云间陆士龙”。荀隐回答：“日下荀鹤鸣”。他俩的对话成为当时的文坛佳话，“云间”从此成为松江的别名。
刺史周浚召为从事，对人说：“士龙，今之颜子也！”后出补浚仪令，县称难治。到任后，下不能欺，市无二价，又能断疑案，一县称神明。郡守嫉妒他的才能，屡派使者训责，乃辞官去。百姓追思他，画像为祀。吴王司马晏任为郎中令。后由成都王司马颖任为清河内史。
司马颖讨齐王司马冏时，以云为前锋都督。司马冏伏诛，升云为大将军右司马。司马颖志骄政衰，陆云屡以正言逆旨。及陆机兵败被冤杀，陆云也一起遇害。死后，门生故吏迎葬于清河。
所作诗颇重藻饰，以短篇见长。为文，清省自然，旨意深雅，语言清新，感情真挚。主张“文章当贵经绮”，实开六朝文学的先声。
陆云的诗大多文辞清新明净而立意典正、结构严谨，与陆机的巧思繁富有所不同。所以《《文心雕龙》·才略》称“士龙朗练，以识检乱，故能布采鲜净，敏于短篇”。其中《为顾彦先赠妇》二首及《答张士然》是比较好的作品。陆云的赋今存8篇，其中《愁霖赋》写大雨成灾的情景，颇为真切。
陆云今存《与兄平原书》35篇，记载了他们在文学创作中互相切磋的情况，反映了陆云严肃认真的态度和对于文学创作的有益见解。陆云主张“文章当贵经绮（纬）”，又说“云今意视文，乃好清省，欲无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对陆机的繁富矫饰的风格作了委婉的批评。陆云还对陆机的一些作品提出具体意见，如批评《答少明诗》“亦未为妙，省之如不悲苦，无恻然伤心言”。陆机很重视他的意见并作了修改。所以《晋书·陆云传》称他“虽文章不及机，而持论过之”。陆云还对《楚辞》、王粲、蔡邕作了评论，颇有独到的看法。
所书《春节帖》，被选入《淳化阁法帖》。所著诗文349篇，《新书》10篇。后人汇辑为《陆士龙集》行世。
陆云还有给友人的书信若干篇。其中《与杨彦明书》写时光流逝、老之将至的心境；《与陆典书书》追悼亡人，皆语言清新、行文流畅、感情真挚，与曹丕的一些书笺风格相似。
《隋书·经籍志》录有《陆云集》12卷，已佚。明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辑有《陆清河集》。
张翰
张翰，字季鹰，吴郡（今江苏苏州）人，西晋文学家、书法家。有文才而纵不拘，时人比之阮籍，号为“江东步兵”。齐王司马冏辟为大司马东曹掾。他见祸乱方兴，以秋风起，思吴中为由，归吴。卒年五十有七。
张翰出身江左望族，父亲是三国时吴国大鸿胪张俨。宋时，吴江城北有座垂虹桥，桥不远处有一“三高祠”，这三位高士分别是范蠡、张翰、陆龟蒙。张翰能位列其中，是后人追慕叹赏他那潇洒的风神、充满灵气的艺术个性和由此演绎的弥漫着魏晋风度的千古佳话。
吴国灭亡后，作为战败方的吴国贵族受到沉重打击。西晋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将江左著姓子弟召至京师，给予官职。随着华亭“二陆”的成功，一时间，江左望族子弟纷纷赴京洛阳。
晋惠帝元康九年（299年），阳春三月，微风习习，杨柳依依，鸟雀啁啁，姑苏城内一片春意浓浓。这一天，张翰与众多好友夹杂在踏青游春的人流中，信步慢行在阊门外。一路之上，他们吟诗诵文，饮酒畅谈，修然得意，胜似闲庭信步。一行人，个个俊逸潇洒，尽显风流体态，引得行人频频回首。
突然，飘来一阵悠扬的琴声，众人驻足倾听，那琴声如泣如诉，令人荡气回肠。“广陵散！”张翰禁不住叫出了声，嵇中散已逝，还有何人能弹得如此绝妙的《广陵散》！循声望去，琴声发自一艘停泊在护城河的官船。张翰自幼学琴，曾遍访姑苏名家。他独自快步走向官船，只见一人正独坐船头操琴，那人相貌清奇，高冠峨带，衣袖飘飘，儒雅风流，见有人伫立船前，停琴抬头，四目相对，似神交已久，一见如故。忙请张翰上船，入舱分宾主坐下。彼此互通名姓。原来此人是会稽名士贺循，是东吴大将贺齐之曾孙，父亲贺邵曾因上书东吴末主孙皓而被用烧红的锯锯断头颅，他与张翰一样都是江左望族。这次是应陆机的推荐，赴京任职。两人谈琴论道，相见恨晚。
不知不觉中，天色已晚，船要启航。贺循要与张翰告辞，张翰说：“我朋友顾荣在京为官，早想去洛阳会他。贺兄正好此去洛阳，能否搭船同去？”贺循大喜，正愁一路无知音，于是张翰不辞家人同船赴京。
到了洛阳，莫逆之友顾荣将其举荐于齐王冏，齐王冏久慕张翰，辟其大司马东曹掾。
晋惠帝永宁一年（301年）赵王伦篡位，“八王之乱”由此始，“城头变幻大王旗”。太安元年（302年），齐王司马冏权势高涨，独揽朝政。但长沙王乂、成都王颖、河间王颙等虎视眈眈。
张翰感到祸福难料，这年的秋天，他向好友顾荣透露了自己欲归隐的想法。顾荣是前吴国宰相顾雍之孙，机神朗悟，与陆机兄弟被人称为“洛中三俊”，他是张翰最信任的朋友，本在赵王伦幕府，在春夏之交的那场争斗中，险些丧命，也早已有退隐之意。荣拉着他的手，怆然曰：“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耳。”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说：“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其实根本处在于张翰对人生的深刻理解，家乡、友谊、亲情、自然，这种快意人生才是张翰最看重的。
张翰最让人惊心处，是他一反儒家价值观，否定了人的身后泰山、不朽盛事。他让人更重视今世、今时，更重视现实生命，更珍视现实生活。人不是为死后活，人是为现世活；人不是为后人活，人是为自己活。珍爱生命，珍爱生活。这是很现代的观念，很有积极意义的观念。张翰本传载，“翰任心自适，不求当世。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时人贵其旷达。”
本传还记，“性至孝，遭母忧，哀毁过礼。年五十七卒。其文笔数十篇行于世。”很多人的礼数都是给别人看的，只有像阮籍、张翰这样的人才能深刻理解和体味“母亲之与我的生命”、“遭母忧”的“人的意义”，才可能“哀毁过礼”。
张翰有《杖赋》、《豆羹赋》、《诗序》，皆系残篇。诗作中《赠张弋阳》四言7首，为送别友人之作，情词婉洽；《无题》2首，当为西晋末忧时伤己之作。《文选》录其《杂诗》1首，写归隐的感叹，其中“黄华如散金”一句，尤为后人所称赏。梁代钟嵘《诗品》把“黄华之唱”与“绿蘩之章”并列，誉为“虬龙片甲，凤皇一毛”；李白有“张翰黄花句，风流五百年”之语；唐代曾以此五字命题试士。其诗文辑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了张翰的诗，谨录以一下几首：
《周小史诗》：“翩翩周生。婉娈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东。香肤柔泽。素质参红。团辅圆颐。菡萏芙蓉。尔形既淑。尔服亦鲜。轻车随风。飞雾流烟。转侧猗靡。顾眄便妍。和颜善笑。美口善言。”
《杂诗三首》：“暮春和气应。白日照园林。青条若总翠。黄花如散金。嘉卉亮有观。
顾此难久耽。延颈无良涂。顿足托幽深。荣与壮俱去。贱与老相寻。观乐不照颜。惨怆发讴吟。讴吟何嗟及。古人可慰心。
东邻有一树。三纪裁可拱。无花复无实。亭亭云中竦。巢禽不为巢。短翮莫肯任。
忽有一飞鸟。五杂英华华。一鸣众鸟至。再鸣众鸟罗。长鸣摇羽翼。百鸟互相和。”
《思吴江歌 一曰秋风歌》：“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鱼肥。三千里兮安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