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发生了四川人反对外国人的暴动，其真实原因可能永远无人知晓。类似的暴动在长江地区也发生过，外国人对此也没有过多的深究。中国人自己做的调查和处理，任何在中国住过的外国人都不会相信，其结果无非是拿几个老百姓开刀做做样子而已，谴责在华的外国人行为；如果外国人被杀已成事实，其真相又没有人知道的话，那么，受到指控的就是这些外国人的朋友，通常地方官员也会借此升官。中国老百姓说，这些暴动既不针对外国人，也不针对基督教，其目的只有一个，让皇帝和日本人尤其是让皇帝知道，外国人过多地介入中国事务（洋务运动），老百姓会不高兴的。同样的观点在消息灵通的外国人那里也行得通。这些暴动是派系斗争的产物，清朝驻英使馆的陈先生这样告诉我们。陈在英格兰时，已经不做官了，安徽人李鸿章的势力逐渐强大，他想排挤李鸿章，于是采用这种方式给李鸿章制造障碍。湖南人被称作爱国派，他们从骨子里仇视外国人。陈先生在英格兰与英国人民十分友好，他卸任后都不敢回湖南了。
1895年5月末的一天，成都城里不知由于什么原因，贴满了告示，内容如下：“兹告示如下，我家李姓女仆亲眼看见洋鬼子唆使坏人拐带小孩用以榨油，希望大家配合看好自家的小孩，不要让他们出门。”
随着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对这张匿名告示，中国人深信不疑。最开化的中国人，即使在美国受过教育，现已是大工业集团的首脑人物也相信“天主教堂的大门整天紧闭着，围墙那么高，里面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一个中国男仆在英国领事馆工作了大半辈子，女主人问他：“那些谣传你一定不要相信。我和老爷是什么样的人你是了解的，像掏小孩眼睛这样的事情，你不会相信我和老爷也会做吧？”男仆叹了一口气说：“我不知道。”也许外国人挖小孩眼睛榨油洗相片这一莫须有的罪名，所有中国人都相信。
5月28日下午，加拿大卫理公会设在成都的教堂遭到袭击。这天也是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在大街上，成都人都在互掷李子（在其他地方，人们赛龙舟）。一个传教士的牙出了问题，就从城外传教基地回城看牙，在给牙齿做完手术后，疲倦的传教士和医生突然发现四周都是躁动的中国人群。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一般都有随身携带枪支的习惯，英国的治安状况良好，传教士们在那里长大，已养成不随身携带枪支的习惯，他们认为保护自己不应该靠枪支弹药，而应该找警察。密集的人群一度被两位大夫赶开，他们趁机把妇女和小孩藏在医院里相对安全的地方，同时派人去衙门求援，并在那里守候了近两个小时。救援部队赶来了，是几个差人和没带武器的士兵，他们说他们会驱散这里的人群，大夫们听了这话，就去找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人群在他们刚一动身就冲了过来，看见东西就砸。传教士们试图在一堆木头后面藏起来，一个中国人看到了他们，威胁说要烧死他们。这时后门也被包围了，大夫们不得已在人群上空开了一枪，人群更加骚动起来，他们开始四散奔逃，一条逃命的通路终于出现了。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传教士们离开了教堂，暴民们把一扇门撞坏了，四个大人和四个孩子从门上的洞里爬了出来。他们四处躲藏，可没人敢收留他们，“打死他们”的叫声不断传来，他们只得在叫声中四处奔逃。亡命的人们试图躲到军营以求庇护，但他们被士兵们赶开了，有位女士还被一个士兵踢了一脚。没办法，他们只得往城墙方向跑，在黑暗中，看牙的传教士弄错了方向，跑到中华内陆会的教堂去了，有一个孩子在路上也走散了。其余人光着脚，在城墙上度过了下半夜，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教堂被烧毁，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清晨，他们坐着轿子被人接到中华内陆会，与看牙的传教士杰克逊先生会合，一个仆人把走失的孩子找了回来。哈特威尔先生和中华内陆会的女士们也在这里避难，她们已无家可归了，暴乱的人群把他们的房子拆掉了。有人在街上对中华内陆会的人说“没人会伤害你们的，毕竟你们在这儿都行善十几年了”。又有暴徒在街上聚集了。有人去衙门报信。29号下午3点，衙门里来了一个提着箱子的美国圣公会的传教士，他请衙门里的人替他保管箱子里的东西。衙门里的人说不用担心他们的财产安全，这个传教士只好又提着箱子走出衙门。次日上午，所有外国人的房子都被烧毁，除了他们藏身的地方外，重庆的外国人也没有办法赶来支援他们。暴乱的人群已经把前门封死，这些加拿大人真是不走运，他们只好想办法从后门逃走。他们登上梯子翻过后墙，逃到一幢很小的房子里，把30两银子给了这家的仨兄弟，才得以在屋里一张有蚊帐的床上藏起来。这些人包括六个大人和几个孩子。在成都的这些外国小孩都两岁多一点，他们闹个不停。中国的夏天来得很早，在酷热中，他们一起煎熬了三个小时，连气都不敢大声出，他们的家就近在咫尺，他们眼看着其被洗劫一空，遭到大肆破坏。这家的男女主人对眼前发生的事情熟视无睹，男主人把床拉到门前，躺着抽鸦片，女人们则像往常一样干活。天黑后，这些避难的人才敢坐轿子去衙门，这次又走丢了一个。
官员的随从
走丢的那个误打误撞逃到了一位中国医生的家里。这家人想出了一个绝顶聪明的办法——把他扮成病人送走。他们在他头上裹上红蓝相间的中国头巾，戴上大大的中国眼镜，然后由两人架着送出门。暴乱的人群正忙于破坏外国人的住房，混乱中他被送上轿子。他们吓唬轿夫说这个人身患重病，年内就会死掉。他们让轿夫把这个“病人”送到衙门去，并再三叮嘱他一定要把帘子放下来，如果他们吸入这个“病人”呼出的气就会送命。结果这个人安然脱险。
美国人去衙门请求保管他的贵重物品，结果遭到拒绝，回家三小时后曾打算翻墙逃走。如果他们当时真的翻墙逃走，就会落到那些赤身裸体的强盗手中，此前，他们的中国佣人想翻墙逃走，结果被强盗擒了个正着，后来能脱身，是由于交了10两银子。这种情况下，这些美国人只能躲在阁楼上，到这里来的还有个刚结婚七天的新娘。他们的财产就在他们面前遭到破坏甚至烧毁，有的还被运走了。这可怕的一天持续到半夜才算结束。夜里1点钟，衙门里觉得危险已过，才把他们接走。
5月29日早晨的弥撒刚结束，一封信被送到天主教会，信上言明在华的所有外国人都将遭到袭击。主教马上写了一封信求助于隔壁的总督，可没有收到任何答复。不得已他亲自去了提督衙门，想借100名士兵，但他连总督府的大门都没进去，为此还遭了一通辱骂，被人用乱石砸了回来。我的轿子被他们掀翻了，轿夫也被痛揍了一顿，我拼命地在如雨的乱石中跑，还是被许多石头砸中了。逃命的时候，人群中有个打扮得官员一样的人还试图用斧头劈我。要是真被劈中了，我的脑袋就搬家了。我遍体鳞伤，一个小衙门的军官在护送我的途中也被石头砸伤了。离开教堂没有几分钟，暴民们就把天主教堂摧毁了，匆忙中神父只把几张纸藏了起来，暴民们就冲了进来。所有的家具在一个半小时后都被砸烂，各种器具都被洗劫一空，只留下空空的房子。人群中的几个军官轻而易举地劝说暴民们住了手，他们散去了。可没几分钟他们又返回了，说要把房子彻底推倒。总督在他们抢东西、拆房子的时候，走过来向暴民们大声说‘可以抢东西，也可以拆房子，但不要放火，小心烧了民房’。人群中我们的朋友和一些一直帮助我们的正直的人听了总督说的话，打消了伸手支援我们的念头，转身离开了。
在破坏教堂的时候，主教莫塞耶勒·杜海斯的坟墓也被挖开，他是在70年前被杀害的，暴徒们从墓穴里拿出殉道者的骨骸来，在街上挑着示众，他们叫嚷着‘看传教士害死了这个人，这是我们刚从洋鬼子房子里找到的尸骨’，他们用这种方式来激怒老百姓，让他们对付我们。育婴堂、教堂等房子都被毁掉了，一间也不剩。
30号下午3点，衙门里派人用轿子把我们接过去。随同前往的除了我之外，还有18位英国和美国传教士，以及女士和小孩。他们现在跟我们一样，也是一无所有的乞丐，衙门里的大人倒是很客套，可留宿的地方实在太差了。一直等到6月1日，我们又被转移到知府衙门，我现在正在知府衙门给你写信。
从5月30日到31日，仅仅两天的时间，有31名（包括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相继流离失所，身上没有一文钱。驻重庆的英国领事馆收到了求救人的电报，北京也收到了这样的消息，否则不知道还会在这些外国人身上发生些什么呢。当总督听说了发电报的事情，立即差人去阻止操作员发报，值得庆幸的是，他的命令晚了一步。从这以后外国人就接到通知，电报发不出去了。当时，老百姓已被天主教堂主教的骨骼和涂在墙上的鸡血搞得群情激昂，当时他们就要冲进衙门杀死外国人。
更糟的是，一个小乞丐被带进衙门，他的舌头已被割掉，据说是传教士把他的舌头割掉的。小男孩没舌头，当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除了暴徒，谁还能做出如此残忍的事？牛奶被成罐地倒在街道上，因为谣言说传教士们把小孩的脑浆榨出来混在牛奶里。在衙门里避难的女士早产了，可这里只有医生，没有药，没有纱布，连根别针都没有。一个医生被允许外出时，他见到一个人手里拿了个瓶子，他的手白得和普通人不一样。真是太幸运了，这是一瓶消毒用的石炭酸（有较强腐蚀性），是这个人从医生自己的医院里抢来的，石炭酸把这人给烧伤了，听说医生要买，他很高兴地卖给了她。如果不是在三个星期内都坚持使用这瓶石炭酸，那么在中国西部炎热的六月天，这位生孩子的女士也许就会离开人世。
焚烧和抢劫在5月29日达到高潮，周道台发布了署名告示：“当前洋人在中国拐骗小孩，证据确凿，军民不要害怕，要镇定自如。对他们的罪行本府决不姑息，一定秉公处理。”30号，又出现了匿名告示：“眼下我中国领土被日本掠夺，英人、法人、美人俱袖手旁观。若你们想在中国传教，必须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到那时，你们才有传教自由，我们决无阻碍！”
30号，巡府大人终于发了告示：本府得到消息，昨日端午，百姓群集一起掷水果取乐，洋人上来围观（这不是真的，外国人没有围观），引发争执，毁了教堂。这一切皆因坏人挑唆，趁乱作案。
你们这些安分守己的老百姓，要恪守本业，有冤情就要向成都华阳两府申诉，本府自秉公决断。你们千万不要帮助坏人干坏事，以免受到牵连，本府会依法断案，对挑头聚事的人一定严惩不殆。
31号，据说北京方面下命令了，军事管制令开始在城里宣布并实行了，“今奏明圣上，对散布谣言蛊惑他人的人，一律砍头。”
暴乱11天后，衙门才获准传教士们离开。凌晨1点钟，军官和六只满载士兵的小船护送英国和美国人由岷江离开成都。一位传教士（来自中华内陆会）写了封电报稿，说他想继续留在成都，请求重庆的英国领事同意。但军官们拒绝替他发电报。
圣公会的传教士杰克逊先生被人小心护送回传教基地时，戴着墨镜，胡子被染成了黑色，身上穿的是中国官服，戴官帽，穿官鞋，完全是中国军官的打扮。回去时，因护送队伍庞大，再加上轿子的豪华，一时在当地引起了轰动。他们要求杰克逊先生要保持安静，不要擅自走动。护送他们的人被告知，如果有人问起坐在轿子里的人是谁，就告诉他们是“迎接新总督的中国官员”。在这起事件中有一点很出人意料，那就是刘总督被撤职（李鸿章的亲信），另行任命了一位新总督。外国人乘船从成都出发，安全抵达重庆。从他们离家逃命，再辗转到达宜昌时，已是一个月过去了。通常距长江上游1000英里的宜昌会有外国军舰，但他们去的时候，一艘也没有。
7月2日是星期天，这天中华内陆会和万县圣公会遭到袭击，幸亏衙门的人及时赶到支援，只被偷走一些东西。在新都，一位女教士家遭到袭击，他们从后门逃了出去，但没人收留他们。知县起先不愿帮他们，后来他把闹事的人群驱散开。据最新消息说，现在已有人保护那些女士们的住处。
被毁的还有忠州的天主教堂，三位去做客的女士被人群困住了。有个男人走出人群在三位女士的住所门前停下，然后在一块平整的石头上磨一把大刀，他说三位女士都是好人，不许人们靠近伤害她们，直到人群散去。一位女士和一位中国妇女想去衙门求助却被拦截在外。见此，那位中国妇女大哭起来，说如果衙门不保护她们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她就死在衙门前。她们一直待在衙门前不走，最后进了衙门，发现知县正在浑身发抖。拿刀的那位男人为三位女士雇了顶轿子，并让三位围观的人护送他们去了官宅。
7月4日，在宜宾这座可爱城市里的圣公会、美国浸礼会等几所教堂遭到洗劫，部分受损，天主教堂也未能幸免。女士们只好翻后院墙逃走，暴民把几位男士毒打了一顿。此时，中华内陆会的两个传教士正在乡下，身边还带着两个孩子，听说有人要杀他们，还是冒险回来了。回到宜宾，船主让他们赶紧走，他们发现，一位执剑的军官在舱门外站着。暴徒们把他们随身携带的东西都抢走了，没有任何人家愿意收留他们。父母们带着儿女手牵手在哄闹的人群中奔往教堂，到达那里后，呈现于眼前的是一片废墟。走投无路时，还是三位善良的老妇人收留了他们。天黑后他们才赶到衙门，与那里的其他外国人会合。
在泸州，中华内陆会的驻地也被暴民们强行闯入，但教堂没有被拆毁，损失不大。水富县美国浸礼会驻地遭到破坏，美国人乘船逃走。在这之后，当地官方为制止事态进一步发展迅速采取了行动。有些传教士不想离开，可知县告诉他们，谁都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即使衙门也不能，只有乘船离开水富。在江上，发生了戏剧性的惊喜相逢。雅州（砖石贸易中心，位于四川与西藏之间）的美国浸礼会发现自己与外界已经失去联系后，想到一旦雅州也传来暴乱的消息，类似的暴乱一定会在这里发生，此时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把妇女和孩子送到安全的地方。繁星点点，半夜刚过，他们悄悄地离开这座尚在沉睡中的城市，就像逃犯一样。刚来的时候，他们还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从来到离开，还不到一年时间。一位士兵全副武装护送他们过雅江，他们上了竹排，这是过雅江唯一的交通工具。他们沿途看到一处天主教的驻地被毁。到宜宾后，在衙门中他们与其他传教士会面了。在衙门里这些传教士不敢外出，卫兵们对待他们很粗暴，一个卫兵还用石头把一个传教士砸伤了。在宜宾，在无外人知晓的情况下，美国传教士们换乘船只继续前进。到水富之后，他们被几个行船的中国人警告说不要在这里停泊，可他们不敢往长江开，因为船太小。这时，突然有人看到一艘大船在对面江上行驶，船上是中华内陆会的传教士，他们刚刚从当地脱难。现在，雅州和水富来的人都无法继续上路，他们一个缺船，一个缺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相遇真是太幸运了。一会儿，这些外国人遭到几只武装船只的袭击。一个勇敢的美国人站在船头，他手持温彻斯特连发枪，武装船被镇住了，很快就退走了。在上船前，美国浸礼会的传教士们留下一个人，让他带着钱和物品在水富等待下游来的外国人。
留守者遭到武装分子袭击，不仅传教士们留下的钱和物品被暴徒抢走，他自己的东西也被洗劫一空，生命安全也受到了威胁。中国人把他吊在船上，用长长的梭标戳他。如果坐船逃亡的人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决不会轻易让那些武装船只走掉。
英国领事馆召回了泸州的女传教士，她们的住宅被当地的知县封了，派了卫兵在门前把守，对天主教驻地，县官也同样派了卫兵把守。
天主教会在此前不久获悉，四川有20多个传教基地的教堂被毁，牧师被赶走，遭到抢劫的还有他们的中国信徒。彭山和新津的教堂也被毁了，长老会（距水富10英里）同样未能幸免，这样的事件如发生在更偏远的地方，他们将会知道得更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