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川南后，敌情又发生了急剧变化，川军十几个旅的兵力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不但在长江凭借天险沿江布防阻截红军渡江入川；而且派主力集结川南地域，企图配合蒋、滇、黔、湘诸敌，围歼红军于川南狭小地域。红一方面军为打通过江入川西的通道，攻击永宁城又没得手，并且川敌在2月1日和2日两天又截断了红一师和红二师，阻击红军渡江入川。在这种军情下，党中央和军委如果仍像过去那样机械地按渡江作战计划强渡长江，显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这时，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博古，片面地过低估计了川军作战能力，坚持原定战略计划，主张在川南同敌人死打硬拚，夺路冒险去渡江入川西。正如周恩来事后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所说的：“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泽东找我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当时说，当然是毛泽东”，毛泽东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当时就让洛甫做了”。博古只有离开党中央最高领导岗位，从组织上彻底纠正其错误，才能把党和红军从险境中挽救出来。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胜败的因素。这是一条真理。由此可见，“博古交权”在当时是势在必行了。这是党的利益的要求，是必然的。
据此分析，2月5日晚，中央负责人在高坎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首先完成了张闻天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的“交权”任务。接着在张闻天的主持下讨论了“中区的问题”和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从高坎会议关于这两个问题的内容看，反映了毛泽东的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会议作出了在撤离中央苏区时中央未能完成的中区组织领导问题的决定。这充分说明了是在“博古交权”之后，在张闻天的主持下，对当前红军所面临的形势作出的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决定和对中央苏区作出的“三条”决定。
张闻天日记中说：“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我“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这也说明了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出“博古交权”的组织决定的。
张闻天说：“我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毛泽东也曾幽默地说，张闻天是一个开明的君主。周恩来说：“实因在遵义会议后得到毛主席的领导”，“中央红军能不在李德的荒谬指挥下被消灭，而能渡过长征的困难”，“在与张国焘斗争中的胜利，也是如此”。又说：“毛泽东取得领导地位，是水到渠成。”
为贯彻毛泽东马列主义路线，作了组织上的保证。当时，客观形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在马列主义唯物思想路线指导下，依据当时的具体实际，对遵义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再转移的意见，而博古不同意这个正确意见。这时，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就很难贯彻下去。张闻天接替博古职务后，主持中央工作就立刻遵照毛泽东的意见，转移了红军的战略方针，使红一方面军转危为安。从而，使红军又一次避免了强行拚命过江带来的全军覆没危险。毛泽东作出的初步战略转移设想是“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立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这说明，在张闻天主持中央工作后的高坎政治局会议上，采纳了毛泽东等对土城战役、永宁战斗失利后产生的如渡江不可能，即留川、滇边创建新苏区根据地的初步战略转移计划。
党中央作出的关于“中区”问题的决定，使“中区”工作有了正确的路线和贯彻正确路线的组织保证。这样，就纠正了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不正常的工作秩序，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从此，开始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