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侵略者宣告投降后，报纸上登出文章，说国民党“下山摘桃”，谓之“摘桃派”，嘲讽蒋介石、国民党窃取抗战成果。有报道说，近期蒋介石将又一次回奉化老家祭祖。
消息很快得到了证实。紧接着“老大鸿寿”戏班便接到了演出邀请——前往蒋介石故乡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为其回乡之行演戏助兴。
听说要给“蒋委员长”演戏，大家都很兴奋。王水松也觉得很有脸面——别的班子不点，单点他的老大鸿寿，还不是因为老大鸿寿的名气。
王水松带领全班人马从宁波来到溪口，其时少楼和师傅正在“老大鸿寿”搭班演出。
蒋介石是一个乡情很浓的人。发迹后，除了正式的几次返乡，拜望族老，举行较大规模的祭祖活动外，每年清明或逢自己的生日，他都要回到家乡，或是祭祖，或为避寿。
蒋母王采玉一生重视教育，蒋介石遵从母亲“所遗家产之半自办义务学校，教授乡里子弟之因贫失学者”的遗训，于1929年在溪口创办武岭学校并亲任校长。老大鸿寿戏班为蒋介石的专场演出，就是在武岭学校礼堂进行的。
演出那天，少楼在台上看见观众席前面摆着沙发和茶几，蒋介石坐在前排正中，饶有兴致地看戏。演到精彩处，他也和大家一起鼓掌，很高兴的样子。蒋经国则忙前忙后地招呼，他的俄裔妻子蒋方良也带着两个儿子坐在台下看戏。
当晚，少楼演了《乾坤圈》，师傅演了《古城会》。演出结束后，蒋经国来到后台，客气地打过招呼，递给她和师傅一人一只红包，里面各有二十元金圆券（当时很值钱，一元相当于五元法币，其时法币尚未贬值）。蒋经国又客气地对少楼师徒俩说：“请你们二位明天到我家去看看。”由于距离很近，少楼看清蒋经国脸上长着麻子。
第二天，蒋经国如约来接师傅和少楼。武岭学校离蒋家老宅丰镐房不远，步行一会儿就到了。
少楼觉得蒋家院子很大，比干爹家大好几倍，院里摆着南方常见的广口大矮缸。蒋经国带客人参观了他家的祖宅，蒋氏父子住楼上，楼下住副官和佣人。
听说老、小王其昌都来了，蒋方良也带着孩子前来一见，双方都觉得新鲜好奇。蒋家人想看看在台上蟒袍玉带的人在生活中是什么样子；少楼和师傅也想看看生活中的“蒋委员长”及其家人是什么样子——毕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遗憾的是，他们在家中没有见到蒋介石。
这是在俞鉴的艺术生涯中十分难忘的一件事。但这事像“认干爹”那事一样，参军后她也没敢向组织汇报。
人有了名气，便招来些莫名的事端。一天，宁波城里突然有许多人络绎不绝地来到少楼家，说是来向她“道喜”“志贺”的。少楼母女觉得十分唐突，不知众人的“道喜”“志贺”所为何来。
原来，当天的《宁波日报》上登出了一则少楼“今天”与某人“结婚”的消息。这无中生有的荒唐“消息”把少楼全家都搞懵了，也气糊涂了。少楼这个只知道一门心思演戏的“规矩”姑娘，年纪还轻，戏也正演到火候上，根本顾不上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怎么竟会有人造出她“结婚”的谣言，而且登在报纸上了呢？
一气之下，少楼找到报馆评理。没想到报馆答复说：今天是个说谎的节日，这一天就是要撒谎。原来这天是4月1日，国人效仿西方的“愚人节”，方才惹出如此事端。说谎就说谎，为什么单挑少楼的终身来说事儿呢？无端地引出一场气来。
1949年，解放军进了宁波城，无论在城里还是在乡下，到处可以见到解放军的身影。旧戏班里有个规矩，转场时，假如从这个“台口”（演戏地点）到那个“台口”超过三十里地，主演就有资格坐轿子，不足二十里时，则与全班人马一道步行前往。有一次转场，邀请方派了两个小伙子，抬着一副滑竿来接少楼。走到半路，遇见四五个解放军战士正在稻田里擦身。见少楼坐在轿子上，他们大声喝道：“什么年代了，你还坐轿子！下来！”少楼吓了一跳，赶紧从滑竿上跳下来。
一个战士怒冲冲地质问：“你是干什么的？”少楼说是演戏的。
“轿子是地主和有钱人坐的，你怎么也坐轿子？不许坐，自己走！”
这是少楼与解放军第一次并非主动的“短兵相接”。当时她并不知道“解放军”究竟是干什么的，更想不到时隔不久，自己也会成为这支队伍中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