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创始艰，中华志界群星灿。追星老人出辽左，十年百事动地天。
最近，有幸系统地拜读了邵长兴先生编写的《中国地方志十件大事》十年（1988～1997）系列，感慨万端，获益良多。
长兴老，今已年逾古稀，可谓“从心所欲，不踰矩”也。他青年从事新闻工作，中年执鞭教书育人，天命之年主持鞍山市志办公室工作，殚精竭虑，健笔凌云，成为中华志坛一员宿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退休之后，竟然做起了一项本应由权威组织进行遴选的大工程。从1988年开始，编写一年一度的《中国地方志十件大事》。十年百事，不遗余力地追寻着中国新编地方志事业前进的脚步，成功地勾勒出新时期方志发展史的基本线索，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社会主义新方志的辉煌业绩。邵老不愧为社会主义新方志宏伟事业的热情鼓手和歌手。
我们都是方志界的老兵，自然与邵老心仪相通。多年来，我们跟自治区内外的方志界同仁多有交往，对于在基层从事修志工作的同行们淡泊名利、锐意进取的精神深表钦佩，对他们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亦感同身受。
我们知道，方志之门乃冷门。这里没有车马喧嚣，觥筹交错。这里条件艰苦，工作辛苦，生活清苦。醉心高官显位、门庭若市者不屑一顾，向往商海弄潮、发家致富者避之不及。修志人员或为俗不苟，或遭家人冷遇，甚至流传着“得知不修志，修志不得志”的说法，但他们献身事业无怨悔，老牛无鞭自奋蹄，胸中纵贯千秋史，笔下横陈百业图，废寝忘食，夜以继日，英年早逝者有，积劳成疾者众。其志其诚，可赞可叹！
我们知道，方志之门乃学问之门。以史为鉴，可以兴邦国；以志为镜，可以治郡县。论史不外才、学、识，修志需通天、地、人。中国历史上，主持修志者有皇帝宰相，封疆大吏，也有郡望乡贤，布衣穷儒，而执笔纂修者往往被视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之人。本届修志，并不是历代修志的简单继续，而是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和新的体例去编写一代新志。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修志人员以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奋力拼搏，钻研志书理论，博览历史文献，广征现实资料，创新志书体例，求真、求新、求深、求精、求雅，忌饰、忌遗、忌假、忌滥、忌晦，板凳宁坐十年冷，修得信史传人间。其功其德，可歌可泣！
本届修志伊始，理论准备不足，大家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中不断前进，在拼搏中成长壮大，精英开路于前，佳作诞生于后，为历史望其向背，为当今世人注目。应当为本届修志写一部创业史，谱一首交响曲。邵老应天时，顺民心，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新方志事业记行壮色，歌功颂德，十年工夫不寻常。
对《中国地方志十件大事》十件系列（以下简称《大事》），方志界权威人士多有评论。一致称赞邵老广征博采，沙里淘金，慧眼识珠，高屋建瓴，纪实为主，述中有评。我们水平有限，试想不妨换个角度，侧重谈谈拜读《大事》的感受。我们把《大事》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五个一”，即贯穿一条红线，突出一个关键，围绕一个重心，展示一批成果，讴歌一支队伍。
一、贯穿一条红线，就是《大事》自始至终贯穿着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我党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理论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指导原则。坚持这条路线，就是要把新方志记述的重点放在解放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文明”一起抓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坚持这条路线，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准确、真实、全面地记述当地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充分发挥新编地方志“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做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本届修志工作正是在这条基本路线指引下胜利前进的。《大事》记述了全国方志界学习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精神，学习江总书记在国庆四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邓小平文选》，努力开创方志工作新局面的情况，并以这条基本路线为准绳，来遴选方志界的大事、要事、新事，来显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方志理论和实践的辉煌，来展现中国新方志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美好前景。
二、突出一个关键，就是《大事》突出了各级党委、政府对方志工作的领导
《大事》首先强调记述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地方志工作的重视和关心是一脉相承的，多次记述江泽民、李鹏等同志为方志工作的题词和重要讲话。《大事》突出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以下简称“中指组”）对推动方志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尤其是1995年中指组调整以后，规格显著提高，工作有声有色，揭开了方志工作的新篇章，为迎接21世纪地方志事业的新发展做好了准备。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全国普遍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修志新格局，地方志成为官修政书。《大事》特别记述了上海、四川、江西、山东、云南、陕西和武汉、南京、青岛等省市县领导重视修志工作的举措，对后进地区的领导无形中是一种鞭策。事实说明，加强党委、政府的领导是搞好方志工作的关键。是否重视修志工作，也是检验地方党政领导是否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是否讲政治、揽全局、抓大事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围绕一个重心，就是《大事》紧紧围绕提高志书质量这个方志工作的重心
质量是志书的生命。《大事》在这方面选材最多，用笔最重。举其要者有三：一是中指组先后召开过三部县志稿评议会、四部新编县志评论会。这可以说是一种创举。这种专家会诊式的方法对提高志书质量大有裨益，已为各地仿效。中指组和有关部门先后举办方志成果展、博览会，两次举办全国优秀地方志评奖活动，也是意在大力促进志书质量的提高，争取多出佳志，推动上乘之作问世。二是全国方志界同仁为了提高志书质量，积极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经常召开全国性、区域性、行业性研讨会，最多的一年（1990年）召开过25次。这些会议具有连续性、广泛性和深刻性。三是方志理论研究方兴未艾，方志刊物办得生动活泼，大批方志理论专著先后问世。理论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促进了方志事业的繁荣。如：形成了述、记、志、传、图、表、录“七宝体”式的新方志体例；创造了“简志——丛书——通志”这种“步步高”式的修志经验；方志机构的功能由单一扩展为多元，集编修中心、地情信息中心和研究中心、爱乡爱国的教育中心为一体；方志学科建设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以创建方志学理论体系为目标的新阶段已经来临。
四、展示一批成果，就是《大事》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本届修志的重要成果
本届修志硕果累累，五彩缤纷，堪称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编修出了省市县三级地方志3000多部（截至1997年底）更为可喜的是，其中既有汉文版，也有少数民族语文版，并不乏佳志、良志。二是以编修三级地方志为主的同时，又编写了大量的专业志、年鉴、丛书和地情资料。三是整理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旧方志，单是列入江苏、上海和四川联合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这一计划的就达2000种。四是出版了百部以上方志理论专著。其中，既有志坛元老的文集，也有志界新秀的力作，既涉及方志编纂学，也涉及方志管理学等。五是方志手段现代化已初见端倪，中国方志书目数据库已经建立，DFZ计算机编纂系统软件通过鉴定，《黄陵县志》影视版制成发行。六是大陆修志工作得到台港澳同胞的热情关心和支持，出现了“海峡两岸同明月，华夏十亿共修志”的动人景象，为促进祖国统一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七是新方志不仅在国内公开出版发行，而且开始向国外出口，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日本、泰国等与我国方志界合作进行研究。
五、讴歌一支队伍，就是《大事》记述了本届修志队伍建设的历程，赞颂了为修志工作做出重大贡献的专家
一代方志须一代人才治之。本届修志的规模史无前例，包括西藏自治区在内的各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修志机构（台湾省情况不详），修志队伍达十万之众。队伍建设是志书质量的根本保证。《大事》从以下几个方面记述了本届修志队伍建设的重大举措：一是各地重视稳定和加强修志队伍，特别注意选配好主编和总纂，如黑龙江省于1991年专门为此发出通知。二是重视培训骨干，单是江苏省志办和苏州大学联合举办的方志研究班，就为全国各地培训修志骨干2000多名。这个班虚实结合，百科结合，形式多样，管理完善，效果极佳，深受各地欢迎。三是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在实践中增长才干。通过讲习班、志稿评审会、经验交流会等形式，使大批修志人员提高了专业水平；许多主编、总纂通过总结修志的甘苦得失，写出一本本专著，成长为方志理论家。
修—代方志，造一代人才。本届修志造就人才之众，方面之广，是历朝历代无法比拟的。他们中，有八方求索、勤于摭拾的资料收集者，有披沙检金、融会贯通的志稿撰写者，有深思熟虑、总揽全局的总纂者，有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组织者，有皓首穷经、点注校勘的旧志整理者，有披荆斩棘、奋不顾身的方志理论开拓者，有寿登期颐、横跨世纪的方志文化长城的构筑者……老少携手、男女并肩，俊杰云集，精英辈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大事》不是人物志，但在赞颂修志专家方面却选例典型，色彩浓重。胡乔木、董一博、梁寒冰、傅振伦等方志诸老不仅在方志理论方面卓有建树，而且为修志队伍建设呕心沥血，其道德文章赢得了方志界同仁的普遍赞誉。燕居谦、杨静琦、魏桥、郁有满等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本届修志做出了突出贡献，成为修志队伍的标兵和骄傲。1993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方志学者辞典》，入选者达2500余人，真是人才济济；1995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志坛群星集》，集中反映了30多位方志专家的志德、志才、志学、志识和志观，可谓群星灿烂。
本届修志工作在世纪之末即将全面胜利结束，21世纪的钟声就要敲响，续修志书的任务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本届修志的优良传统需要发扬光大，愿邵老把《大事》逐年续编下去，为续修工作鸣锣开道。“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署名：吴忠礼、李树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