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生动地记录了人类探索世界、征服自然和发展自我的辉煌历史，同时又记录了战争、自然灾害与苦难的往事，也是民族变迁、融合和地理环境变化以及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可见，地名是一个地区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是一个地方变化，沿革的固化标记和活化石。它是这一地区的历史记忆、文化符号及一种特有的文化象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地名与人名一样，当有了自己的名字（包括乳名）才标志真正地诞生。一个好的地名，不仅可以帮助乡人穿越时光的隧道，寻根溯源，了解家乡的历史背景、文化积淀和地域特色，而且还存在一种隐形的凝聚力、亲和力和乡谊情感。因此，认识家乡的古地名，保护古地名，研究并力求复活古地名，找回丢弃的乡徽，激活迷失的历史记忆，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一定会受到父老乡亲们欢迎，也是对家乡的一件善举和大事。古人云：“举其名，如见其地，审其意，即辨其疆，是故虽经变迁，终古尤资识别。”所以“地名”作为民族文化遗产，早已被联合国第5、第6届地名标准化会议写进第6、第9号决议之中，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大家都把保护地名作为保护文化遗产工作的范围之中。
宁夏的历史悠久，古代地界边陲，区域位置特殊，自古就是中原汉儒农耕文化与边疆游牧民族草原文化交汇、碰撞与融合而产生具有个性特色与地域文化的地区。许多古民族都在贺兰山和六盘山下，从黄河两岸到泾河之滨，既留下了友好合作的篇章，也发生过不愉快的冲突，甚至战争。在这种特定的区域历史文化中，同时也形成了鲜明的宁夏地名文化特色。
一、区域地理特色
宁夏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原王朝设立的最高行政建置，时间是在战国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当时被命名为“北地郡”。这一区域地名，就具体反映出宁夏地处秦国京都地区的北方，指位性很强，在全国各郡中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
宁夏地区出现的第一批县级行政建置中，有一个县被命名为富平县，它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在黄河东岸设立的。其地域大约在今吴忠市利通区金积镇关马湖一带。此处在地理上属于今银川平原河东灌区，地平、土沃、物丰，宜耕收，是塞上少有的农牧业经济发达地区，取富平地名非常贴切，难怪南北朝时人们就把这里称为“塞北江南了”。所以富平一名真实反映出“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和“天下黄河富宁夏”的地域特色。
宁夏历史上还有一座郡级大型古城，名叫高平城。它是西汉元鼎三年（前114年），从北地郡分置出的一个新郡，被命名为安定郡。汉承秦制，于全国实行郡、县两级行政管理制度，在增设刺史部以前，郡相当于省级或准省级。安定郡治高平县城。所谓“高平”，是指黄土高原上的大原（塬）。据《汉书·地理志》师古的注释：“高平曰原。”高平城就是今天固原市和原州区政府的驻地。这座古城正是修筑在六盘山下、黄土高原大塬之上，塬上局部地势高而平，故名。后来又一度改高平为平高。高平和平高，都是突出这一地名出自大西北和位于黄土高坡的地理区位与地貌特征。
另外，宁夏在历史上出现过的灵州（灵武郡）、三水县、温地县、百泉县、白池县、长城县、萧关县、鸣沙县、临河县、泾阳县、朝那县、金积县、花马池分州等和今天的石嘴山市、青铜峡市、贺兰县、盐池县、泾源县、彭阳县、海原县、陶乐县以及大武口区等地名，都与所在地的山、水（温泉）、盐池、关隘和地形地势有着密切的关系。至于一些小地名，则又因南北分属于不同的地理单元和气候条件，反映在地名上也是差异明显。北部川区的村镇一般多与水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地处黄灌区的银川市辖区内有掌政桥、杏（新）水桥、双渠口、新渠梢、芦花台、上下河、清水堡、党家河湾、燕窝池、梧桐树等，石嘴山市辖区有头闸、二闸、沿河、潮湖、暖泉、九泉等，吴忠市辖区有马家湖、巴浪湖、郭家桥、马莲渠、龙门、玉泉营、苇桥、大小坝等，中卫市辖区有迎水桥、营盘水、涝池、渡口、北湖、艾湾、水东、熊家水、三眼井、新水、三道湖和上下河沿等。这些地名从字面上看就充满水气，湿漉漉的，而南部固原市辖区的村镇一般又显示出干旱高原的面貌和气候特点。比如原州区有沙窝、深沟、甘沟、千石、长壕、上下青石、大疙瘩、石柱湾、黑刺沟、大北山、山庄、石岔、东山坡、华坪梁、半个山、张崖、柴梁、上台、下坪等，彭阳县有石庄、大岔、大火、白草洼、上下马洼、堡子崾岘、北源、干海、田壕、陡沟、石沟、大坪等，海原县有山门、北川、沙沟、高崖、北崖、南山、后山、嵩滩、石埫、高台、黑岭、硝沟等，西吉县有万崖、白崖、石岔、羊路、沙葱洼、上岔、大鹞滩、石砚子、硷滩、黄家三岔、马家大岔、白台、土窝、沙岔、八岔、白家甘岔、黑虎沟、南北台、堡子山、甘岔、高塬、酸刺沟、鹞子川、滥泥滩等，隆德县有红崖、邓山、下沟、上下短岔、阴阳岔、柴沟、石庙、壑砚、大小慢坡、红土路等。泾源县地属阴湿山区，地名特色与邻县有别。以上地名一眼就让人联想到黄土高原干巴巴的环境。
二、地方历史特色
“宁夏”，应该算是全自治区行政区的总名、正名、大名和学名，这一地名的产生，就包含着一段地方历史。北宋景祐五年（1038年），党项部首领李元昊在兴州（今宁夏银川老城）称帝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在轰轰烈烈地经历了10位皇帝近200年之后，终于在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被成吉思汗指挥的蒙古大军灭了国。然而成吉思汗征服西夏国时很不容易，前后6次征伐，历时22年，才打下西夏都城，而且在最后一次围攻夏都战役期间，成吉思汗还因劳累加天热成疾，病逝于六盘山，留下了永远的遗憾和仇恨。加上在蒙古贵族争夺皇位的斗争中，大将浑都海又在六盘山一带发动叛乱，严重威胁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帝位。后来在元朝统治阶级的眼中，前西夏国故地，是个多事之地，不安宁的地方，非常不好管理的地区。元建立后，当时的统治阶级对宁夏地方的施政总原则就是稳定、安宁。所以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给新设立的地方政权命名时，其指导思想就必然要贯彻“西夏故地要安宁”的原则，于是“宁夏”的名字就成为首选，甘肃行省“宁夏府路”的名字出现了，这是“宁夏”名字出现的开始。
宁夏还有一个代号，称为“朔方”。形成这个代号的历史不仅非常悠久，而且几乎可以涵盖宁夏南北全境的全部历史。朔方，本非指地名，而是指北方为朔方。后变为区域性大地名，西周时将都城镐京（今陕西长安境内）的北部六盘山地区统称朔方。周宣王（前827～前782年在位）曾命大将南仲率军北征，攻打侵扰周西北边疆的猃狁部落。我国许多史书都记载了这次战争，就连文学作品中也有反映。如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其中《小雅·出车》一首诗中就有“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的诗句。所谓“方”、“朔方”，就是区域性地名，大概就是指今宁夏南部的固原地区。从这个地名，后人了解到近三千年前，在宁夏南部固原地区发生过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秦戎之间交往与战争的一段历史。到西汉时代，汉武帝于元鼎三年（前114年），把原北地郡析分为北地、安定二郡后，北地郡属朔方刺史部管理，宁夏北部的富平、灵武、灵州、朐衍和廉等县地，即相当于今宁夏引黄灌区大部分市县，均归朔方州管辖，则西汉时宁夏北部地区的历史也与“朔方”联系在一起。再到唐朝，又于开元九年（721年），在北方设置朔方节度使，大使和使理所驻节灵州（今吴忠利通区境内）。这是全国最大的藩镇，后来既指挥军队，又管理营田、盐业和民族等事务，管辖的范围从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到陕北，再到宁夏和甘肃省东部。而在“安史之乱”发生后，太子李亨又在灵武登基，史称唐肃宗。肃宗以宁夏为基地，以朔方军为骨干，完成了平叛复国，光复两京的伟业，使朔方成为挽救唐室是“中兴”圣地。从此“朔方”名扬天下，史不绝书，后人渐渐以“朔方”代称宁夏。最后，在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之后，宁夏的地方建置和行政区名称，干脆就改名为“朔方道”，下辖宁夏、宁朔、平罗、中卫、灵武、金积、盐池、平远8县。可见朔方一名，从远古到现在，把宁夏地区两三千年的历史都融进去了。不仅充当过宁夏的区域性地名，也直接成为宁夏的建制名称。
宁夏地区的地名与地方历史紧密联系不仅是一些大地名，还有许多小地名，也往往记录着当地的一段历史。比如银川的前身，曾用名丽子园，就反映在两晋十六国时代，大夏国王赫连勃勃（407～425年在位）曾看上贺兰山下、黄河两岸的自然风光，把原饮汗城改建为花园行宫，命名为丽子园的一段历史。还有同心县的下马关这一地名，出现于明朝。由于明初，残元蒙古势力不断内犯，明廷就在宁夏至陕西北部一线修筑一条长城（东边墙），并居中筑城设立宁夏后卫（今盐池），驻军重点防守宁夏境内的长城。后又在固原以北另筑一条内长城（内边）。每年“防秋”之际，三边总督、陕西巡抚和固原总兵一般都要亲自到后卫巡视长城防务。他们都是从固原出发，行程中总要先在东边墙和内边的连接地方先进行察看，并在此处过夜休息。开始时此处只有几间房屋供休息，所以随口称之为“下马房”。嘉靖五年（1526年），在此处修筑一座长城关城，因为大帅们都要在此下马进城休息，便称为“下马关城”，就是今天的同心县下马关乡。还有宁夏北部银川平原河西灌区，在清代出现一系列以“通”字冠名的堡寨名，如通贵、通义、通吉、通昶、通伏、通丰、通朔、通宁、通成等堡。它反映了清雍正年间，兵部侍郎通智，在宁夏主持兴修水利，扩大耕地面积，在新垦区招徕建堡的一段历史。移民们为了纪念他的功绩，自动把新家园的村堡名字都以“通”字打头。据民间传说，后来有人举报通智在宁夏以自己名字命名新地名，贪天功为己有，有僭越谋反之嫌，而被朝廷处斩。传说他死后阴魂不散，尸首不倒。宁夏人民得知此事，在汉、唐两渠渠首正闸处修建龙王庙，追认他为8渠龙王之首。得到人民的认可，通智才瞑目、倒尸、安息。
三、民族特色
因为宁夏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大进大出的大舞台和共同开发、建设的地区，所以这种民族背景反映在地名上也特别普通。宁夏地区最早设立的县政权、南有乌氏县，北有朐衍县，都是以在当地居牧的民族命名。先秦时期，宁夏南北大地，均为西戎（犬戎）游牧民族生活的地区。他们“各分散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以部落为单位分散居牧在各地，互不统一，并有着不同的名称。当时宁夏南部有一支乌氏戎，北部有一支朐衍戎，其中最大的一支叫义渠戎，建有义渠戎国。据史书记载，在战国秦惠文王时，宁夏南北戎地均归入秦国的势力范围，于是秦国就在乌氏戎中心地带设立乌氏县，县治在今固原市境南，确切地址尚待考证。又在朐衍戎中心地带设立朐衍县，据考证其县治应在今盐池县杨柳堡乡的张家古城。
再来看看泾源县，该县的前身在北宋时叫安化县，金代改名为化平县。清廷镇压西北回族群众反清斗争之后，把滞留在宁夏的近一万名陕西回族民众集体迁赶到六盘山深处，安置在这里，并于同治十年（1871年），以原化平县土地为基础，增划平凉、固原、隆德、华亭四州县交汇地区，新置化平川直隶厅，上归平庆泾固化道管辖。为了加强对不足万人回族人民聚居地区一个小小地方的控制和震慑，不仅设厅（相当于今副地级）管理，还派军队驻守，甚至又命令一名道员（冯邦栋）和一名总兵（俞胜荣），两名军政高官共同常驻在厅城。不难看出，此处地名中的安、化、平，都充分体现了历代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高压和同化政策。
还有平罗县的县名也与民族有关。明代时期，宁夏是残元势力不断南犯的重点地区，宁夏北部又是蒙古“套部”内侵的主要通道，所以宁夏当局在北部筑长城，修镇远关，设黑山营，驻重兵防守，并在永乐初（1403～1410年），于北部前沿阵地的后方，再修筑一座新城，加强北部的军事守备力量。明人称接近宁夏的蒙古各部为“套虏”，所以北部新建的城池就定为“平虏城”。正德五年（1510年），在平虏城设立平虏守御千户所。进入清朝，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因为满人也被明朝和中原汉人称为“满鞑子”、“鞑虏”，所以满族成了统治民族后，当然不会再去平“套虏”，更不会“平鞑虏”了，便按读音将平虏城改名为平罗城。顺治二年（1645年），改平虏守御千户所为平罗所。雍正二年（1724年），改平罗所为平罗县，归宁夏府管辖。
与民族有关的县级建置所在地的地名，还有今同心县。在这一地区设县进行管理，也是清廷镇压宁夏回民反清斗争的产物。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在西北回族人民的反清运动中，宁夏地区首先发难于下马关，因而此地被清廷认为是“重灾区”。所以事平以后，陕甘总督左宗棠报请批准，以下马关为中心，划灵州和固原部分土地设立一个新县。县治下马关城，名为平远县。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实行汉、满、蒙古、回、藏“五族共和”的民主政治和民族平等的政策，不能再去“平”（讨伐、镇压）少数民族了，便于民国3年（1914年）改平远县为镇戎县。但镇戎与平远之名仍然含有对少数民族歧视和威慑的意思，故于民国17年（1928年）改名为豫旺县，下马关城还是县政府所在地。归新成立的宁夏省管辖。民国27年（1938年），最终改名为同心县，至今没有改变。
宁夏地区古今与民族有关而形成的地名很多，俯拾皆是。大的地名有怀远县（银川市）、应吉里州（中卫市）、镇戎军（固原市）、薄骨律镇（吴忠市、灵武市）等。小的地名就数不胜数。如银川地区有旧满城（满春）、新满城（新城）、平胡桥（平伏桥）、满达桥、平羌堡（平吉堡）、镇北堡、靖夷堡、靖虏堡等，石嘴山地区有惠威堡、镇朔堡、威镇堡、查汉埂和省嵬城等，吴忠地区有回六庄、毛卜剌堡、豫旺堡（蒙古王爷豫王）、回回巷、惠安堡等，中卫地区有镇罗（虏）堡、镇北、镇西、柔远堡、镇靖堡、控夷堡、撒堡等，固原地区有开城、撒们、海剌都堡、平满堡、喇家阳洼、火家沟、西吉滩、穆家沟等。
四、移民特色
宁夏北部从秦汉开始，就是朝廷大规模移民、屯垦戍边的重点地区，这在地名上时有表现。早在秦汉时期就因移民开发而有“河南地”和“新秦中”等地名的产生。到南北朝时，在宁夏原陶乐县西南筑新城，名为历城。历城本来是山东的历下邑（今山东济南），为何搬到了宁夏？因北魏太和初年（477年）平定“三齐”地，把历下邑官民迁移到北魏的薄骨律镇境内的古浑怀障旧址（今宁夏原陶乐县西南），筑历城置历城郡安置这批移民。北周代魏，又在灭陈国后，将陈国建安（今江苏中部）一带的民众迁移到历城郡安置，并新设立一个建安县进行管理。北周天和六年（571年），废郡保留建安县。隋废，地名不传。可见在宁夏大地上昙花一现的历城和建安两古地名，都是移民的产物，并随着移民的来去而存废。
宁夏地区除了出现随移民一起迁徙的地名外，还出现过一种随着民族迁徙在地名学上称之为同源地名的播迁现象。比如银川地名的使用，就与宋代在西北地区建立党项人的西夏国有关。西夏是党项人建立的以宁夏地区为中心，又以兴庆府（今银川）为国都的地方割据政权。党项是西羌的一支，隋唐以前生活在今四川、西藏、青海和甘肃等省区的交界地区。从唐朝开始，由于受到吐蕃的挤压，便不断东迁，先后落脚于今甘肃东部、陕西西北部。到唐朝末年，其中较大的一支拓跋氏“平夏部”，便定居到夏州（今陕西靖边境内）。由于该部出兵帮助唐军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军和收复长安有功，其首领拓跋思恭被唐僖宗破格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并赐国姓为李和封爵号“夏国公”。在唐末五代的动乱年代中，党项部乘中原统治集团无暇西顾，并利用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不断南犯西扰，大肆抢劫人口和财物，使其势力一天天壮大，渐渐成为西北地区一支不可忽视的地方武装集团。至宋初，党项部不仅控制着夏州、银州（今陕西横山境内）、绥州（今陕西绥德境内）、宥州（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境内）、静州（今内蒙古鄂尔沁右翼前旗境内）等大片土地，其新首领李继迁又运用外交手段，取得了辽国的支持，肆无忌惮地与宋朝相对抗，并开始从较为艰苦荒旱的原根据地夏、银等州地方，向西部富名遐迩的“塞北江南”作战略转移。北宋咸平五年（1002年）李继迁率部攻占灵州（今吴忠市境内），终于在北宋景祐五年（1038年）由李元昊正式建立西夏国。
党项人早在他们的祖居地就有“银川”的地名出现（后称为银川驿）。拓跋氏在唐以后又世代割据夏、银等州地方，所以夏州与银州又成为这个部族的世居地和新的家乡，而且创建夏国的始祖、被追封为西夏国太祖的李继迁又出生在银州（银川郡），他的家族几代人都世袭着定难军节度使的职位，夏州、银州、绥州、宥州是其家族的世袭领地，他本人也长期官居于此地，先后被宋廷授为银州刺史、银州观察使等要职。在他叛宋之初，银州更是他的第一个据点，在这座城中，他与宋军发生过多次血战，终于打败宋军而站稳了脚跟，可以说银州（银川郡）是党项人取得政权的发祥地。所以当西夏立国以后，党项民众很自然地把本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和世代居住地的地名悄悄地带到了黄河两岸的新家园，称陕北的银州、银川城为东京。这在地名学上叫做“同源地名的迁徙”，是一种很普遍、很正常的现象。元代统治阶级对党项羌族大存戒心，对之采取消灭、遣散的政策以分其势，更不可能允许这个民族以祖居和发祥地的地名来重新唤起拓跋氏的民族精神。尤其特别忌讳其始祖李继迁的诞生、成长和成就大业的圣地“银川”的地名再度出现与使用。只有到了元朝灭亡以后，“银川”地名才有可能重新浮现出来并得到使用。所以银川的地名在宁夏的出现迟至明清时期，而真正用银川为宁夏省会名称，到1947年，才由南京国民政府批准。
当然这种地名播迁的现象，在宁夏还有宁朔、平羌、暖泉、镇罗等。不仅有播入的地名，同样也有播出的地名。如宁夏汉代设立的富平县，到东汉末年由于羌族人民大起义，为躲避战争，被侨迁到陕西境内，今陕西省的富平县就是一千多年前从宁夏迁移过去的。类似于这种情况的还有朝那等县。
五、人名特色
全国各地、历朝历代，以人名（主要是名人）命名地名的现象比较普遍，这是追求“地以人传”，即今天所说的“名人效应”的结果。但是，宁夏在明代出现了一大批以人名为地名的现象，并不属于这种情况，其中大部分地名所联系到的人，多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宁夏在明代地近蒙古，时常受到残元各部的侵扰，兵燹频仍，战火不断，地无宁日，所以朝廷在宁夏地区不按常规设立府、州、县的行政管理机构，而是采用一种特殊的军政合一的政权管理形式，称为“军卫制”。宁夏的民众属于全民皆兵，其中三分担任军事防守任务，七分搞屯种。这些从事种地的军人，每百户筑一大堡城，围绕百户堡城又根据土地分布另筑一些小堡子。平时种田兵丁与老婆孩子居住在小堡子或在地边临时修建的房舍中就近耕作。遇到敌情，便携带家人、粮食、生产工具和个人财产暂避于大堡城，并组织青壮年登堡守卫。警报解除后，各归原处，生活如故。这些大小堡子，遇警时就是军事指挥单位，平时则是生产指导单位，作战时又是军事堡垒和妇孺老幼的避难所，所以大小堡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后来随着人口增加，开垦面积扩大，生产发展，堡子越修越多，人们为了便于区别这些大小堡城、堡寨，就以这个堡子头目的名字来呼之。久而久之，堡子演变为村镇，人名也就一同演变为地名了。起初只是一些大堡城有这类名字，后来就连小堡寨也因这样的方式形成了自己的地名。宁夏全境分布有七个卫，每卫一般下辖左、右、中、前、后五个千户所，所下就是若干个百户，每百户少说也有300口人100多劳动力。每百户又分为一至二个总旗，下再分为10人左右的几个小旗。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就形成以堡（城、寨）为中心的许多小村落，为了便于官方管理和社会交往以及人们的联系，必然就需要相应的地名。这些地名的形成有多种因素，如在桥头就称某某桥，在水边称某某水、某某湖，在山旁称某某山（坡），但最方便、最易识别还是以头人或族长的人名称呼为最多。
翻开宁夏沿黄河两岸各市县的地方志和《建置卷》中，你就会发现几乎占各地一半以上的乡镇地名，都似乎是某人的名字，这在全国各省区来说是非常少见的。下面仅以永宁、贺兰县为例来验证一下。
永宁县：据志书记载，全县原有2镇、7乡，计9个大地名，分别是杨和镇（杨和）、李俊镇（李俊）、仁存乡（任春）、望洪乡（王洪）、胜利乡（原名大观桥，不是人名）、增岗乡（曾刚）、杨和乡（杨和）、望远乡（王元）、通桥乡（纪念通智，以“通”字打头的地名）。在以上9个地名中，至少有7个是因人名而得名的，这么大的比例，在川区各县的大地名中仍属较为普遍的现象。至于乡以下的许多行政村（生产大队）名，尽管在解放后改了许多新名字，但老名字仍然保留下来一些，在这些老村名中也不乏人名特点。如王太大队（王泰）、旺全大队（王全）、杨显大队（杨贤）、许旺大队（许旺）、陆方大队（陆方）、宋澄大队（宋澄）、唐铎大队（唐铎）、王团大队（王团）、政权大队（郑全）、政台大队（郑太）和通桥大队（纪念通智，以“通”字打头的地名）等。
贺兰县：据志书记载，全县原有4镇、6乡，计10个大地名，分别是习岗镇（谢刚）、立岗镇（李刚）、金贵镇（金贵）、洪广营（洪光）、潘昶乡（潘昶）、常信乡（常信）、通义乡（纪念通智，以“通”打头的地名）和丰登乡、金山乡、四十里店。在这10个地名中，也至少有7个是因人名得名的，约占70%。至于乡以下的行政村（生产大队）的地名，以人名取地名的，也占很大的比例。
在宁夏地区的地名之中，集中出现这么多以小人物人名形成的地名，可以看出它包含的地名文化的内容并不小，这些地名大多折射出一定移民文化特色和一姓的家族性特点，这对于考证一方居民的入居源流、特殊习俗和小方言，都会有很多帮助。这也充分说明，宁夏人来自于全国各地，富饶的“塞上江南”是回汉各族人民共同开发的结果，是具有多样性、包容性、开放性的宁夏区域文化的根源，也是宁夏人民能紧跟形势，站在历史的潮头，与时俱进的内在原因。
六、军事特色
宁夏南部，在三代以前是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区，毗邻中原农耕民族的政治中心关中地区，所以至少从西周开始，两大生产方式的民族就在固原地区摆开了战场。秦汉以后，北方匈奴族日渐强大起来，宁夏北部又成为匈奴铁骑南下的必经之地。而且在以后的大多数朝代，宁夏北部仍然地处这样的特别区位之中，所以战争频仍，全境长城环绕，军城遍布，处处要塞，烽燧林立，几乎成了一个大的军营。这种特定的环境，肯定要在地名上有充分的反映。
宁夏地区的开发是由南向北推进的，第一批地名当然也首先出现在南部。这就是“大原”和“朔方”两个大区地名。它们的出现正是在西周派兵讨伐犬戎的战争中出现的。而宁夏北部第一批地名，也是秦始皇时期派蒙恬率军北击匈奴，在宁夏黄河东岸南北两处所修筑的两个军事要塞有神泉障、浑怀障。到汉代，宁夏南部又出现安定郡，北部也出现灵武县两个大地名，哪一个不是与战争和“武”字相联系的呢？
特别是隋唐时期，在宁夏南部原州设立都督府，同时在北部灵州设立大都督，后改称朔方节度使，是唐代全国兵马最盛的一个藩镇，相当于现在的大军区。所以在唐代，宁夏地区出现许多带有军事色彩的地名。如威州（今同心县韦州镇）、定远军和警州（今平罗县姚伏镇）、雄州（今中卫、中宁黄河北岸）、武州（今海原县境内）。还有威肃、弘静、保静、丰安、清边等县城或军城。
在宋夏交战的年代，宁夏地区成为主要战区，宋廷在与夏国交界的今固原一带设置和新筑一系列军事堡垒。如镇戎州和镇戎军（今固原市原州区）、威川寨（今同心县境内）、定川寨（今固原市原州区境内）、定远堡和开远堡（今固原市原州区境内）、平夏城（今固原市原州区境内）、荡羌寨（今海原县境内）、灵平寨（今固原市原州区境内）、宁安寨（今西吉县境内）、定戎寨（今海原县境内）、平安寨（今彭阳县境内）、靖安寨（今彭阳县境内）、得胜寨（今隆德县境内）、开边堡（今西吉县境内）、定川堡（今泾源县境内）等。
明朝的宁夏又成为“九边重镇”之一，在北部实行全民皆兵的卫所制，所以地名中除上述谈到的人名特色外，其军事色彩则更加浓厚。如文中提过的平虏城、平胡堡、平羌堡、靖虏堡、靖夷堡、控夷堡、威远堡、威镇堡、威武堡、镇朔堡、镇北堡、镇靖堡、镇虏堡、宁安堡、宣和堡、柔远堡、安定堡、惠安堡、平满堡以及某某营，某某哨为地名的地方举不胜举，都与军事有着密切的关联。
最后，宁夏还存在大批吉祥类的地名，比如在宁夏的古今地名中出现过：宁夏、安定、富平、回乐、安乐、长乐、陶乐、常乐、西安、西吉、廉县、固原、宁朔、永宁、永州、宏静、弘静、保静、静州、丰安、利通、兴庆、兴州、中兴、兴宁、西平、宝丰、宁安、惠安等等。因为这是全国地名命名的共同特点，不是宁夏所特有和突出的现象，这里就不赘述了。
（《共产党人》2007年第5、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