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两千多年的建城史，早于1986年就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在当时全国约2400个县级以上的城市之中，仅有99个城市享受到这种特殊的荣誉。银川市委、政府的历届领导班子，对于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都非常重视，并不断进行着大力开发和合理利用。在当前全自治区回汉各族人民进行全面小康建设的热潮中，银川市领导机关与时俱进，即时规划出一个“大银川”建设的宏伟蓝图。为了加速推进“大银川”现代化城市建设，努力提升银川市的品位和竞争力，打造具有区域优势、历史底蕴、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的塞上名城，大家一致认为，应当以“寒上江南、回族之乡、西夏古都”的三大特色，作为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的新形象。我个人基本上同意这个意见，并就此谈谈自己一些不太成熟的想法，以供参考。
一、正确处理“三大特色”之间的关系
在“塞上江南、回族之乡、西夏古都”三大特色中，似应以“回族之乡”为主要特色。因为宁夏是全国唯一的省级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是这个省级自治区的首府，是宁夏的窗口和缩影，所以她必须具有中国回族伊斯兰的文化和民族特色。而“塞上江南”是反映银川平原的地理特征与自然环境面貌，“西夏古都”则是反映银川历史上的一段特殊经历，两者都是附着于当代“回族之乡”这个载体的平台之上，并使中国最大的“回族之乡”具有自己的地理优势和历史文化的别样表现，从而成为黄土高原和大西北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另外，“回族之乡”是当前的现实，按照“古为今用”、“厚今薄古”和为现实服务的原则，“回族之乡”无可争议要作为主体、载体和融会其他各种特色的统一体。
二、如何理解“三大特色”的内涵
银川地区的三大特色（塞上江南、回族之乡、西夏古都）有着丰厚的内涵，所以，银川市能够成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绝非偶然。它的内涵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区位优势
由于宁夏地区位居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控制的共同边缘，银川又是“孤悬河外”的前哨阵地，在战略地位上具有明显的特点和多重优势。从总体上来看，它既在腾格里、毛乌素、乌兰布和三大沙漠的包围之中，又有黄河天堑，贺兰山屏障和长城的环卫。但是，它却又处在“河套灌区”的中心地带，“擅河渠之利，丰稻秫，足鱼盐”，“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是旱涝保收的塞外天府。因此，在军事上不仅能攻能守，而且可以长期独立支撑坚守，既是理想的前进阵地，又是休养生息的根据地，所以自古以来银川地区都被视为“关陕襟喉”、“京畿门户”、“边塞重镇”和“北国巨防”，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二）悠久的历史和开发的历程
银川地区大约在秦汉时期就已得到初步开发，起初只是河东驻军越河的垦殖。银川古城的前身在西汉时为北典农城（又称吕城），汉末曾被少数民族称为饮汗城，到东晋十六国间，匈奴铁弗部首领赫连勃勃建大夏国，定都在统万城（今陕西横山白城子），改饮汗城为丽子园，作为大夏国王的行宫和御花园。北魏、北周间，由于调大批南方人落户开发，人口繁衍，先后于丽子园设置怀远郡和怀远县，距今约1600年之久。唐朝仪凤二年（677年）怀远县城被洪水冲毁，第二年在城西选择一块高地另建新的怀远县城，这座新城就是今银川老城的肇始，距今1327年。在这之前，银川地区归灵州管辖，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这是银川地区开发的第一阶段。
北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党项首领李继迁攻占怀远镇（今银川老城），天圣元年（1023年），李继迁的儿子李德明由西平府（灵州）迁居怀远，并改名为兴州。李德明的儿子元昊于北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称帝建立地方割据政权大夏国（史称西夏），改兴州为兴庆府，定为国都（后又改为中兴府），成为西夏国小朝廷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为什么代表落后生产关系和相对弱小的西夏国能够先后与北宋、辽和南宋、金等大国抗衡而三足鼎立近200年呢？主要就是依靠以今银川平原为基地发达农业的支持。从西夏定都兴庆府开始，宁夏北部的中心地位就开始从古灵州转移到古兴州，即从河东转移至河西，银川地区的开发进入到第二阶段。
蒙元时期，于南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年），成吉思汗率蒙古大军攻占西夏都城中兴府，夏国灭亡。蒙古中统二年（1261年），元世祖忽必烈以原西夏国的疆域建立行省，名为西夏中兴等路省，省会治中兴府（今银川老城）。后几经变更，终于降格为中兴路而隶于甘肃省，并在元朝至元二十五（1288年）改“中兴路为宁夏府路”，府路仍治中兴州。宁夏的得名就是始于此时。所谓“宁夏”者，就是希望原西夏国故地永远安宁的寓意。由于元代从南方迁徙大批“南人”对黄灌区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内地的先进农业生产经验和工具，以及优良的农作物品种传入，特别是大科学家、水利专家郭守敬对宁夏水利灌溉系统进行了彻底的治理，使得银川平原黄河两岸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成为元朝北方向外输出粮食和安置灾民的重要地区。
朱明王朝建立之后，宁夏成为北方的“九边重镇”巨防，明廷在固原设置三边总督府，派兵部尚书重臣统一指挥延绥（今陕北地区）、宁夏（今宁夏河套灌区）、固原（今六盘山地区）和甘州（今甘肃河西地区）四大军镇的军务。明朝于宁夏北部实行军政合一的军卫制管理，在今银川平原和整个黄灌区大力开展军垦生产，即宁夏全民皆兵，全部驻军以十分之七屯田，十分之三守御边关。明代宁夏的屯垦经济非常发达，“天下屯田积谷宁夏最多”，人口繁衍，荒地得到大片开发，宁夏的许多地名多与此时的垦屯生产有着密切的联系。宁夏镇驻地就是今银川。
清朝是以满洲贵族入主中原、掌握中央政权，北方的满、蒙古等少数民族由于联姻关系，长城内外都成为一家人，历史上世世代代向北防御的战略形势被彻底改变了，宁夏境内的长城、黄河和贺兰山等军事要素都失去了原来的作用，银川平原和塞上大地从兵家必争的战场变成为和平开发的沃土。康熙皇帝访宁夏以后，对银川平原的水利留下深刻的影响，所以后来清廷派大臣通智来宁夏大办水利，使宁夏水浇地大幅度增长，城乡经济得到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银川平原出现许多“通”字头新村堡（如通贵、通昌、通福等），就是新开发区人民对通智的纪念。
（三）多元文化的实验区
宁夏地区和银川平原自古以来就是中央政权与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平交往和争夺的地区。从大范围来说，塞外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与边内的汉儒农耕文化，在这里反复碰撞和不断交融，从而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宁夏地方的区域文化。再从小范围来看，由于历代中央政权为了在这里加强军事设防，不断推行移民戍边和屯垦（军屯、民屯）的政策，又使得中原传统文化和江南水乡文化也渐渐渗透到塞上，并与边疆的黄土高原和大漠文化进行融会，使得银川平原的边疆文化又融进了许多南味。据史书记载，从秦汉时期开始，特别是在1400多年前的南北朝，就曾从江南迁徙大批民军到今宁夏黄河河东灌区（灵州）和河西灌区（怀远）进行屯垦，因此后来宋人史乐在《太平寰宇记》一书中记载宁夏的风俗时云：“〔宁夏〕本杂羌戎之俗。后周宣政二年破陈将吴明彻，迁其人于灵州，其江左之人尚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所以早在唐朝时期，诗人韦蟾的诗中就已写道：“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旧有名。”另外，宁夏黄河两岸，从秦汉时起，就是达官贵人们圈占土地，修建“苑囿园池”的理想地方，后来又有赫连夏王的御花园丽子园和西夏国的皇家园林。到明朝时期，今银川已成为塞上有名的园林化城市，城内有十大王府花园，城外有丽景园、撷芳园、小春园、盛实园、乐游园和金波湖、快活林等许多胜景，真可谓城在园中，园在城中，城在湖中，湖在城中。这说明，从风俗和园林两种视角来看银川平原，都可以把她比喻为“塞上江南”，所以宁夏地方志都称宁夏是“五方杂处”、“风俗不纯”，具有十分鲜明的移民文化的特色。
当然，在草原文化之中，也是多种成分并存的，既有战国以前西戎、北胡的遗风，又有隋唐间各部落的遗俗，更有西夏二百年期间，党项羌人成为主体民族而强制推行“番礼”所造成的“番文化”（西夏文化）的深刻影响。元代以后，又有伊斯兰文化、蒙古文化和满洲文化等一股股清泉的流入。所以，银川地区多元文化的色彩斑斓，灿烂多姿。
（四）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和中国回回民族的形成，追根溯源可以从唐朝说起。为了平定“安史之乱”，唐廷曾向西北边外各少数民族部落政权借兵，有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军人在战后留居下来，加上从“丝绸之路”上进入唐朝的中亚和西域商人，这就是所谓的“番客”说。到元代时，蒙古大军在西征战争之后，带回大批中亚的回回匠人、回回军人和随军的回回商人以及伊斯兰教职业传教人等，回回人源源不断进入中国。特别是藩封在西北的安西王阿难答，他本人虽然是蒙古人和元朝的皇室宗亲，但是由于他从小寄养在回回人家中，自幼受到伊斯兰教潜移默化影响，终于成为一名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当他继承王位以后，便利用手中的军政大权，在西北广大地区和他指挥的15万蒙古大军中，强制推行伊斯兰教，这对伊斯兰教在西北各地的快速传播和中国回回民族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朝时期，中国的回回民族已基本上形成了，回回民族大分散小聚居，散布在全国各地，但以西北各省较为集中，其中宁夏沿古“丝绸之路”一线，即从固原县到灵州，再过黄河到宁夏镇（今银川老城）的城乡许多地方，都有回族聚居的村堡。永乐间，在宁夏镇城内已修建了清真寺（当时称“回纥礼拜寺”，由御马少监哈孙主持修建），地址在今永康南巷西侧），说明镇城中居住着众多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也证明这一带是当时回民的居聚街区。清代满洲贵族对回回穆斯林人民采取歧视和高压政策，特别是同光年间，马化龙领导宁夏回族人民的反清抗暴斗争被清廷镇压下去以后，原居住在川区的回族人民群众，被迁赶到南部山区，在穷乡僻壤中顽强生存。仍然留居在银川平原的回民，也只能被迫退住到城市四关之外和黄河沿岸的贫瘠而又无保障的河滩地上生活。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以后，银川市成为自治区首府，是自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市区人口1958年为14万多人，其中回族人口为3.2万人，占总人口的21%。到2003年，全市（含永宁、贺兰两县和兴庆、金凤、西夏三区）户籍人口为133.01万人，其中回族人口为34.38万人，占全市人口的25.85%。回族人民在首府的政治生活和经济活动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如何体现“三大特色”
重视再现历史符号，努力恢复历史的记忆。银川之所以被列为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是因为她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和独具魅力的鲜明特色，是我们的先民遗留下来的巨大财富和优势资源，不仅不能被淹没、遗忘，而应当加以弘扬光大，否则今人就要犯数典忘祖和对民族文化搞虚无主义的错误。同样，一个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如果没有体现地方历史的背景、区域文化的内涵和民族的特色，它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样的城市必定缺少活力和文化的软实力。
在重视历史方面，又至少有三点可做：
其一，保护古遗迹遗址，有计划恢复或重建部分古迹。银川这座古城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曾是中原王朝的门户，南北朝大夏国置御花园行宫所在地，又是西夏国的都城，明代“九边重镇”军城，朱明王朝皇子庆王朱栴的藩国封地，清朝八旗驻军的地方。历史源远流长，古代文化积淀丰厚。可是今天银川留下了什么呢？几乎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这要引起政府、市民、新闻舆论和全市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认真反思。要痛下决心，采取不一般措施进行抢救。
其二，在地名冠名上尽可能使用历史符号，引起人们对家乡历史的回溯。现在有不少地名是少数人坐在屋子捏出来的，或者是领导在办公室拍脑门拍出来的。一些随意性很大的地名，往往苍白、空虚、毫无意义，甚至奇怪而不知所云。应坚持专家论证，重视地名这种独特的文化遗产。
其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大力宣传家乡的历史名人。银川倚贺兰，枕黄河，地灵人杰，钟灵毓秀，名人后先。银川又是一个移民城市和民族和睦的大家庭，千百年来，土著人、客籍人，汉族、少数民族，共同开发和保卫过这块热土，他们都对银川地区的文明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今天，我们要善于发挥“人镜”的作用，歌颂乡贤，宣传家乡，激励今人，昭示后人。
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上，应以回族伊斯兰文化特色为主，兼容西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风格；另外还要让边疆大漠文化的粗犷格调与江南水乡文化精巧秀美融为一体，交相辉映，从而产生出我有人无、奇丽的塞上多元文化混一形式——银川文化风采。
从总体上，应坚持“水抱城”、“塞上园林城”的基本布局，努力实现“城在园中，园在城中”，“城在湖中，湖在城中”，“城在林中，林在城中”。十年树木，要按规划坚持实施，10年之后，一个塞外黄土高原上梦幻般的人间仙境将出现在中国西北的大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