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安史之乱”产生的社会背景
大唐王朝经过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繁荣昌盛之后，各种社会矛盾开始迅速激化。首先是土地关系发生变化，均田制被破坏，土地被地主、官僚大量兼并，广大农民在地租和高利贷双重盘剥下纷纷破产，唐初执行的“定田令”已成为一纸空文。其次，由于农民失去土地，引起原有的经济基础动摇，进而造成富国强兵的“府兵制”名存实亡。因为按照“府兵制”的要求，自耕农民有服兵役的义务，府兵的农民是平常务农，农闲训练，征战入伍时自备粮资，甚至连同服装和战马都要由农民自己承担。府兵在有征伐任务时要入伍参加战斗，无战事时也要轮流到边防线上和京城担任宿卫值守的任务。当农民失去土地以后，沦为赤贫，府兵的义务当然就无力承担。国家不得不把府兵制改为“募兵制”，结果造成国家军事力量大大下降，并且募兵的军费又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再次，由于地方军政大员日益走上割据的道路，各自把持一方，节流财税，尾大不掉，中央的权力和财力便大大下降。最后，统治阶级的腐败堕落，更加速了各种社会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进一步激化。特别是唐玄宗李隆基，执政长达44年，在位前20年还比较务实，励精图治，使唐朝的国力达到鼎盛，史称“开元盛世”。但是进入后期，他陶醉于各种所谓的“伟大”之中，被文武大臣的歌功颂德和表面上的繁荣富强蒙住了眼睛。尤其是他重用了几个奸臣以后，被权奸和宠信宦官们包围，朝中的大事与外界的真实情况他已完全闭塞，任由身边几个奸佞糊弄。特别是李林甫通过武惠妃关系，杨国忠利用其妹杨贵妃受宠的机缘，先后担任宰相以后，二人把持朝政，堵绝纳谏和求贤之路，凡择仕选官，非亲即钱，贿赂公行，非党无钱一律被拒之门外，然后又蒙骗皇帝说，由于皇上圣明，天下能人早被皇上选用，都集中在朝中，现在已经是“野无遗贤”了。在这种情况下，忠贤之臣的忠言良策李隆基根本听不到，社会民情更是无从了解，完全成为权奸和太监捉弄下的“盲帝”。当然，实际上唐玄宗本人就是全国最大的腐败头子，他骄奢淫逸，挥金如土，整天生活在声色犬马之中。尤其是自从选纳杨贵妃入宫以后，基本上专宠废朝，沉湎于歌舞酒色里，朝政大事完全被宦官、权奸操纵。正如诗人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描述的“仙乐风飘处处闻……从此君王不早朝”。李林甫、杨国忠之流在控制了朝政大权以后，又把目光投向朝堂之外。他们做贼心虚，怕外任的手中掌握实权特别是兵权的文武大臣们不满，为防患于未然，就想方设法，把一些重要地方和重要位置上的掌权人先后撤换，另外物色一些与他们臭味相投的人上台，正可谓是“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最后竟将把守北国大门的平卢（今辽宁朝阳）、范阳（即幽州，治蓟县，今北京西南）、河东（今山西太原西南）节度使的重要位置交给了野心家安禄山。但后来安禄山与杨国忠又起了矛盾，这一矛盾便成为“安史之乱”的导火索。
安禄山是一个混血胡人，其父康国（西域国名，在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境内）人，母突厥人，原名轧荦山，家居营州柳城（今辽宁辽阳）。后因母改嫁安国（中亚国名，一名布豁、捕喝，在今俄罗斯中亚境内）人安延偃，改姓安，更名禄山。他通六种民族语言，故初任互市郎（边贸翻译），后因骁勇善战，被幽州节度使张守珪赏识，收为义子，以战功升任平卢兵马使、营州（同治平卢）都督等要职。他野心多阴谋，用大量财货贿赂李林甫、杨国忠，又以珍奇异物贡献给杨贵妃和唐玄宗，因而博得贵妃的欢心，还认他为干儿子，“誓为母子”。安通过与杨的特殊关系，进一步取得唐玄宗的宠信，开始飞黄腾达，取得北方第一重镇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和河北道采访处置使、尚书左仆射、骠骑大将军、东平郡王的要职，手握兵权15万之众，控制着今河北、内蒙古东北和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成为“兵雄天下”的最大割据军阀。
二、安禄山反叛，唐玄宗逃亡四川
安禄山经过十多年暗中准备和长期精心策划，终于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以“忧国之危”和“奉密诏讨杨国忠”为借口，指挥蕃汉15万大军，在范阳举起反唐叛旗。叛军在蓟城誓师南下，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动，远近骇恐，各地郡县毫无准备，铠甲兵器均锈坏不能使用，因此或降或逃。叛军一路势如破竹，仅用33天便占领唐朝东都洛阳。次年（756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帝，自号“雄武皇帝”，国号“燕”，建元年号圣武。
“渔阳鼙鼓动地来”，唐朝宫廷一片惊慌，不知所措，昏庸的唐玄宗，仍然听不进文武大臣的意见，而只信杨国忠一个人的话，看不到形势的严重性。他虽命荣王李琬为主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统兵平叛，但因兵源不济，临时招募又缺乏训练，哪能抵挡住安禄山的虎狼之师。但在高仙芝、郭子仪等将领的拼死奋战下，开始取得一定的胜利，给叛军造成很大威胁。而在大敌当前的关键时刻，李隆基不明大势，又听信监军太监胡言乱语，错杀了高仙芝，突然改任身患重病的哥舒翰替代高将军。大敌前而刚一出师就斩杀大将，即犯了兵家大忌，又使上下将领寒心，全军为之沮丧，影响十分恶劣，士气大大受挫。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郭子仪、李光弼和哥舒翰等将领，仍然不辱使命，再次给叛军以沉重打击。唐玄宗又没有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仍听信谗言，不把前方将领提出的“固守潼关，北取范阳，促其内溃”的正确意见当回事，从而又逼反了哥舒翰，也丢失了京都门户潼关。唐玄宗这时只得带上宠妃杨玉环姊妹仓皇逃离长安，向四川亡命。但禁卫军在马嵬坡（今陕西兴平西）发动兵谏，怒杀误国的奸相杨国忠后，又坚决请求诛杀误国祸君的杨贵妃，再一次重演了一出让一个弱女子来为统治阶级当替罪羊的儒家传统戏。
杨家兄妹丧命以后，当地父老百姓和驻兵跪求，请留太子李亨领导军民保家卫国，与叛军作战，收复国都。实际上太子本人也想乘此机会有所作为，没有跟去四川。
三、太子李亨灵州登基，领导反攻复国
公元756年正月，太子李亨带领两个儿子广平王李豫（即唐代宗）、建宁王李倓等一小队人马，从奉天（今陕西省乾县）出发北上。六月十九日逃至平凉郡（今宁夏固原原州），正在徘徊“未知所适间”，时朔方军留后杜鸿渐得知此情后，即与驻灵州六城水运使魏少游、关内盐池判官李涵、朔方节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卢简金等会商。分析道：“今胡羯乱常，二京陷没，主上南幸于巴蜀，太子理兵于平凉。然平凉散地，非聚兵之处，必欲制胜，非朔方不可。若奉殿下，旬日之间，西收河、陇。回纥方强，与国通好，北征劲骑，南集诸城，大兵一举，可复二京。雪社稷之耻，上报明主，下安苍生，亦臣子之用心，国家之大计也。”会商后，他亲拟奏章，具陈兵马招缉之势和朔方军的兵力、军资、仓储和府库银数等详情。派李涵火速赶赴平凉郡城原州求见太子，面陈机宜，力劝太子北上朔方。正在太子难下决断之时，恰遇河西行军司马裴冕回京赴御史新任途经平凉，他对杜等的形势分析极表赞同，亦恳请太子不要犹豫，立即北赴灵州，大展宏图，并表示陪侍太子同行。至此，“太子大悦”，决心北驰。李涵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杜。杜等随即进行一系列紧张的准备工作：修缮行宫，制作仪仗，为护驾官吏将士筹划住所。一切就绪之后，他又同灵州官绅各界带领朔方劲兵和慰问品，亲至鸣沙边界白草顿迎谒与慰劳太子一行。但当太子行至丰宁（治在今宁夏中宁黄河北）境黄河南岸时，看到黄河天堑险固，突然临时打算渡河到丰宁城去，认为以河为险可保丰宁。杜鸿渐当面向太子进言道：“朔方天下劲兵，灵州用武之处，今回纥请和，吐蕃内附，天下郡邑，人皆坚守，以待制命。其中虽为贼所据，亦望不日收复。殿下整理军戎，长驱一举，则逆胡不足灭也。”太子同意了，遂于七月九日进驻边邑大郡灵州古城。
太子一行安顿下来之后，杜鸿渐、裴冕、魏少游、李涵等，便按照太子的心思，当然也是为了自己的身进，展开了所谓“劝进”活动。杜、裴等的劝进书曰：“今寇逆乱常，毒流函谷，主上倦勤大位，移幸蜀川。江山阻险，奏请路绝，宗社神器，须有所归。百姓颙颙，思崇明圣，天意人事，不可固违。伏願殿下顺其乐推，以安社稷，王者之大孝也。”李亨故作推让凡五六次之后，才以半推半就姿态，“勉强”答应群臣所请。于是杜鸿渐等立即布置登基大典事宜，所有供帐、銮舆和膳食、陈布之仪，均按宫廷帝制准备，并率在灵文臣武将操练君臣朝见之礼仪。另外，还赶筑了“受命宫”和祭坛。七月十二日，李亨在灵武南门城楼正式继承帝位，改元至德，是为肃宗。尊父皇玄宗为“太上皇”。但这座灵武城并不是我们今天见到的灵武市古城，唐灵武城早已被黄河冲毁。
肃宗即位后，调集四方兵力，作反攻准备。时李光弼已回守太原。郭子仪也从河北撤出，率五万余人赶到灵州。聚集到灵州来的还有西部一些郡县的地方武装。兵力稍集后，谋士李泌建议：从正面牵制敌军，派郭子仪、李光弼出师河北，让敌人与范阳首尾不能相顾，疾于奔命，伺机歼敌；再派兵从北面与郭、李配合夹击，攻取范阳；最后四面合击，收复两京。李泌认为，不出两年就可以消灭敌军，除掉北方藩镇之患。肃宗表面赞同，实际上并不听从，而急于要收复长安和洛阳，以显示他再造社稷的丰功伟业。所以当宰相房琯要求领兵收复长安时，肃宗立即批准。房琯崇奉释、老，专尚清谈，根本不懂军事。肃宗还任用两个同宰相一样虚浮的书生主持军务，并从河东调回郭子仪，命他统率大军反攻长安，以至于初战连连失利。
至德二年（757年）九月，郭子仪率所部和回鹘等借兵15万人，在沣水东与敌人展开决战，歼敌六万余人，一举攻克长安。宝应元年（762年），肃宗死，代宗即位，命诸将和回鹘兵收复洛阳。历经七年多的安史之乱至此结束。于是灵武就成为唐肃宗反攻复国，收复京都，实现所谓“肃宗中兴”的圣地。但宁夏各族人民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此，宁夏经济社会受到极大的破坏，不久，大片土地又被吐蕃军占领，而唐朝亦由盛转衰，进入藩镇割据的乱局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