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流石
章承先，男，汉族，1933年生，浙江省临安县人。1954年考入华东师大教育系，因品学兼优而被推举为班长。
1957年全国开始整风反右，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中，他对当时苏联的教育理论持怀疑态度。认为我们中国应有自己的教育学理论体系，不能生搬硬套苏联的东西。这是危险的言论，学校已注意他的言行了。后来，他的老师也因不满苏联的教育学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为此，他写了一篇大字报：“谁使我们的教授流下辛酸的眼泪？”
在大字报铺天盖地的年代，作为大学生，章承先的一张大字报本也是沧海一粟，没有什么惊奇之处。可偏偏有人却将他告到了学校，上面不敢马虎，郑重其事地追查下来。苍天有眼，一场大风把章承先的大字报吹的无影无踪，墙上没了东西，查无实据，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可后来有人却意外地从某个角落里捡回了那张大字报，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章承先在劫难逃了。
1958年1月，章承先被正式定为右派分子。同年7月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学任教。为了认真改造思想，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他主动申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教育锻炼，这一举动使他失去了心爱的女朋友。从此天涯孤旅，飘零到大西北的黄土高原。
1958年11月，章承先被分配到宁夏海原县。接着海原县又把他发配到李俊公社小学任教。一个大学生教小学生，这也算是对他的变相惩罚。1961年，他又被调到杨明小学，三个月后又调到西安小学。无论怎样折腾，右派命运始终不能改变。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又被调到西安中学，教书的权利没有了，他的工作岗位在后勤部门，敲钟、喂猪、种菜、打零工。
上世纪60年代，有三件事情让章承先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一是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的教育学受到批判，章承先觉得自己当年的言论没有错，就给他的母校——华东师范大学写了一封信，希望给他平反昭雪。谁知母校的回信却说：“不能拿现在的眼光去看待历史问题。”悲愤中他彻底绝望了，母校已抛弃了他，出头之日遥遥无期。不料，此信被学校领导得知，给他又加了一项罪名：图谋翻案。接下来批斗自然是少不了的。
二是写毛笔字惹的祸。章承先经常习练毛笔字，一笔正楷书法不错。有一次，某学生让他写了一张影格子，即仿帖用的底本。他写了一张中楷字，其中有个“忍”字。不料政治运动一来，哪个学生却告发了他。批斗中，那个一寸见方的“忍”字竟被描绘成斗大的黑字，还演义成章承先经常把那个“忍”字贴在炕头上，念念不忘，等待时机。章承先就是有十张口也说不清楚了，但他什么也不说，默默地接受着积极分子的批斗。
三是他人哭穷惹的祸。有一年春节来临，学校大部分老师都回家了，章承先和某老师因路途遥远而不能回家团聚，就在学校留守。闲谈中，哪个老师先发牢骚，说工资太少而不能养家糊口，很是羡慕章老师光棍一条，一人饱了全家饱。听到这里，章承先有些生气，说：我现在每月才30元左右的工资，连做饭的大师傅都不如，你咋好意思跟我比穷呢。再说我家中还有老人，因我的右派问题也生活困难得很。
同事间说完就完，本不该在意的，可谁知运动一来，哪个老师为了表现自己，竟告发章承先对社会不满！以后的下场可想而知。
身处逆境的章承先，得不到领导的关心与信任，同事的友好与帮助，学生的尊敬与理解，这是他人生的又一种“三不幸”。
1970年，我升入西安中学读书，听大同学介绍，章承先是个大右派。那时，我对“右派”一无所知，直觉告诉说，右派就是反动的文化人。
好奇心使我对这个右派分子格外留意。他的形象十分落魄，近1.8米的个头瘦弱不堪，清癯的脸上布满忧伤，但向后梳起的大背头却显示出他的坚强不屈。破旧的衣服上沾满油腻汗渍，看上去明光闪亮的。他时常卷着一支老旱烟，抽得云雾缭绕，借以排解心中的郁闷。由于他的老实认真，学校还让他管理着灶上的米面，经常提着一杆秤，干着收入支出的活计，满面苍苍烟火色，很是辛苦。
那个年代，学校曾多次在各班召开班会，让学生发言，给章承先作个评定，看看他近来表现如何。出人意料的是各班均认为章承先表现积极，可以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做人。但谁也作不了主，评定也是个空谈。
据我的老师赵天录说：当时西安中学的领导方恩志主任曾叫杨长春老师专门给章承先写过一份平反材料，虽未立见成效，但在后来的拨乱反正中，这份材料还是起了很大作用。
1974年，西安中学学习外地经验，走出校门办学。我们班三分天下，开设农技班（在老城良种场）、农机班（在薛套大队拖拉机站）、红医班（在西安公社卫生院）。章承先破例被学校安排带领红医班，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点小转折。毕业前夕，我们班部分同学合影，大家特意把章承先老师请来一起照相。这张照片我们至今还保留着。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章承先获得了新生。他开始正式走上讲台，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教师。1979年8月，他被调到县城，成为海原第一中学的一名高中语文老师。
1980年8月，我被分配到海原中学教书，没想到和章承先老师同在一个教研室，他是我们的语文组长。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教学上有不懂的问题我可以随时向老师请教了。但好景不长，1982年初，章老师决定调回浙江临安老家了。
临别时，我给章老师写了一首诗，在章老师的宿舍，我们彻夜长谈。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了章老师近20年的右派生活。章老师在海原24年，来的时候是个25岁的青年，走的时候年已半百，他的青春都消磨在海原这片贫苦的土地上了。在海原的24年间，他只回过三次家。其中1970年回家探亲时，听说他和家乡的一位孀妇成婚，做了招女婿，那年他已37岁了。
在以成分论人的年代，章承先虽然是个右派，但许多学生却亲切的叫他章老师。因为他有渊博的知识，因为他有坚贞的人格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