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学术著作、出版物所说的经过固原的甘、宁、陕“战国秦长城”，指的是西起今甘肃临洮长城坡，经渭源、陇西、通渭、静宁入宁夏，经西吉、固原、彭阳，再经甘肃镇原、环县、华池入陕西，经吴起、靖边、榆林抵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的这道长城。固原长城属这道长城中间的北地段。
固原长城是战国秦昭王始筑的说法，源于王国良先生1927年编著的《中国长城沿革考》：“又考甘肃（“周按”今宁夏）隆德县城西北六十里有长城，相传为秦所筑；甘肃固原西北十里有长城遗址，相传秦灭义渠戎后所筑。然则秦长城西起于今甘肃岷县，东行经狄道、固原、隆德等地，包六盘山而北走，再东经环县而入陕西境，东过绥德，渡黄河，历山西、河北北境，到山海关转向东北，横贯辽宁南部、平壤县南可无疑了……这堵长城，並非始皇一手造成，乃是把燕赵及秦本国旧有的长城作底子，补缮添筑，联成一气，总其大成罢了。”王国良不仅将固原长城说成是战国秦昭王始筑的，还说秦始皇的万里长城在今宁夏境内也是以固原长城“作底子”进行“补缮添筑”的。王国良对战国秦昭王长城、秦始皇长城在今宁夏、内蒙古西境走向的以上说法，既与《史记》等文献记载相悖，又与实地调查相左，其错误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80年代末，罗哲文先生在其所著《长城》一书中也说：“北地在上郡之西，陇西的郡治在巩昌，距临洮不远，这一段长城应即是后来秦始皇万里长城西部的一部分。它起于今甘肃的中部临洮，北达今兰州，再东行，到今宁夏的固原县境，折而东北行，到甘肃的环县、庆阳，再到陕西的鄜县、延安、绥德，止于黄河边。”
此后，关于固原长城的始筑年代，现行学术著作、出版物均依据王国良先生的说法和后世流传的未经正确校勘的《水经注》及《元和郡县图志》等著作，将固原长城定为战国秦昭王始筑、秦始皇修缮长城，并以此为据推定与其西、其东两侧连接的陇西段、上郡段同为战国秦昭王始筑的长城。其实，这是误考误引。现所知最早的《水经注》原本并未说固原长城是战国“秦”长城。
据宋本《水经注》，南北朝时期郦道元的《水经注·卷二·河水》原文是：“河水又东北迳于黑城北，又东北，高平川水注之。即若水也，水出高平大垄山若水谷……东北流，迳高平县故城东，汉武帝元鼎三年安定郡治也……川水北出长城，城在县北一十五里……湫水北流，西北出长城北与次水会。水出县西南四十里长城西山中。”《水经注》原文是“北出长城”，不是“北出秦长城”。
唐代初期的学者、唐朝太史令傅奕著有《高识论》十卷行于世。傅奕比李吉甫要早100多年，傅奕说：“今朔塞上多古长城，未知起自何代。”原州平高县的古长城，即今固原长城，自在朔塞古长城之内。唐朝太史令傅奕都说固原长城“未知起自何代”，更没说固原长城始筑自战国秦昭王时代，他同北魏郦道元说法一样，仅称固原长城为“长城”或“古长城”，并未说是“秦”长城，他们都是很严谨的。
唐代中期的学者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说：“原州平高县……秦长城，在县北十里。”由于《元和郡县图志》误刊的这一个“秦”字，有人据以称固原长城为“秦”长城。但是，其前的经王国维校勘的《水经注》原文并无此“秦”字，其后的《水经注》官方定本及其他版本并不承认《元和郡县图志》误刊的这个“秦”字，如宋本《水经注》仍说是“长城”而无“秦”字，明代永乐大典本《水经注》、黄勉之本《水经注》、明抄本《水经注》都与宋本《水经注》记载相同，均无“秦”字。由此可知，《元和郡县图志》误刊的这个“秦”字当源于未经正确校勘的《水经注》版本，“秦”字属衍文，不可为据。
清代著名学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在陕西固原州下石城条载：“古长城亦在州西北，相传即秦所筑。”看来，顾祖禹对固原长城始筑年代亦无依据，对李吉甫的“秦长城”说未敢肯定，所以仅说是“相传”即秦所筑。
对后世一些《水经注》误刊“秦”字的问题，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其《水经注校》中进行了考证，该书夹注说“谢兆申云：宋本无又字，而秦城字作长城”。这就是说，宋本《水经注》原文是“北出长城”，而不是北出“秦”城或“秦”长城。对此考证结论，王国维还用明代其他版本进行校勘，他说：“大典亦同，黄亦同，明抄本亦同。”因此，南北朝时期郦道元的《水经注》并未说固原长城是“秦”长城。
在以上六代学者或权威典籍中，北魏、唐初、宋代、明代的学者、典籍都未说固原长城始筑于战国秦昭王时代，清代学者只说“相传”即“秦”所筑，实即说“秦”所筑亦无根据，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从校勘学上纠正了《水经注》误刊的“秦”字。由此可见，南北朝到明清至近代的众多著名学者、权威典籍都否定了今固原县城“北一十五里”处的这道古长城是战国秦长城或秦皇长城，并承认西周宣王在今宁夏固原筑过长城。看来，《元和郡县图志》误刊“秦”字，将固原长城说成是“秦”长城的错误应为定论。所以，现今说固原长城是战国秦昭襄王长城的论著并无文献证据，仅仅是以讹传讹而已。
后世学术著作、出版物将固原长城误定为战国秦昭襄王始筑的依据，除引用明清流传《水经注》误刊“秦”字和《元和郡县图志》所载孤证“秦长城”外，还有一条是对《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中关于秦昭襄王“筑长城以拒胡”记载的理解。《史记·匈奴列传》载：“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张维华先生《中国长城建置考》说：秦昭襄王时所筑的长城，“此长城起自今皋兰黄河之滨，东行，穿越陇山，入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境。《水经注》卷二河水注云：‘（高平川水）东北流，迳高平县故城东……川水又北，出秦长城。城在县北一十五里’……此言高平县境有秦长城遗址多处，亦当为昭王时所筑也……顾氏《读史方舆纪要》陕西固原州下石城条亦云：‘古长城亦在州西北，相传即秦所筑。’”这是引用《元和郡县图志》及明清一些《水经注》误刊“秦”字所导致的误考。《宁夏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宁夏古长城》《宁夏历史地理考》等书均依据《史记·匈奴列传》《元和郡县图志》等史料及有关著作，将固原长城误定为战国秦昭襄王始筑，上书写道：秦昭襄王“伐灭了居于陇东及宁夏南部的义渠戎国，占领了陇西、北地、上郡等地（今甘肃、宁夏、陕西交界地区），为了防止匈奴族的南侵，便修筑了一道长城……其中有一段就横跨今宁夏南端的固原地区”，固原长城为“秦昭王时始筑。秦始皇三十四年将其修缮加固，并与战国时之燕、赵长城连贯为一，称秦长城。因总长过万里，亦称万里长城”。其实，翻检一下秦昭襄王伐灭义渠戎国后所占领的陇西、北地、上郡的辖境范围，就会知道秦昭襄王所筑的“拒胡”长城肯定不在今固原县城“北一十五里”处。再翻检一下秦、汉、唐史籍及《读史方舆纪要》：“盖自秦至唐，御戎上策，恒在大河以北也。”固原本战国秦旧疆，远在大河之南；固原长城先秦即已存在，为战国秦旧疆的北方边塞。秦始皇统一六国，沿黄河筑长城，何以倒退回旧疆筑什么万里长城？将秦始皇万里长城拉回到今甘肃渭源、陇西、通渭、静宁，宁夏西吉、固原、彭阳，甘肃镇原、环县、华池，陕西吴起、靖边、榆林，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一线，违背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起码的历史地理边界！
秦昭王所筑的“拒胡”长城，是在他“伐残义渠”，“秦有陇西、北地、上郡”后方才修筑的。
“陇西郡”指今宁夏六盘山西麓至黄河地区，这一地区早属西周疆域。周孝王时已将此地的犬丘，即今甘肃天水县的秦亭地区始封给秦的先祖（《史记·秦本纪》）。多年来，沿临洮、渭源、陇西、通渭、静宁、固原地区的所谓“秦长城”两侧出土了许多文物。1981年，陈守忠先生考察这一线的古长城时，收集了很多瓦片。他收集的瓦片“可分两类。其中一类是建筑用的瓦和瓴（应读函），瓦有板瓦，筒瓦，均残破，完整的极少。板瓦大小厚薄不一，有明显的切削边缘，经测量，厚的为1.5厘米，薄的为1厘米，最小的板瓦，外弧宽23厘米，约合秦汉一尺。长城坡一农民家藏有一完整板瓦，长63厘米，一头大，一头小，大的一头宽53厘米，小头宽47厘米，厚1.5厘米，是我们见到的最大的秦瓦。筒瓦两块合起来恰好是一个圆筒，直径15厘米。无论板瓦、筒瓦，表里均有饰纹，有纲纹、粗绳纹、细绳纹、斜绳纹，有的表面还有平行划线纹，划线间隔1.5厘米，有凸起的棱脊，有的内缘还有方点窝纹。有的一头有一至两个瓦穿（即钉眼），板瓦的瓦穿，直径1.5厘米，筒瓦的为1厘米”。我认为，古长城两侧发现的上述瓦片，从型制看，与20世纪60年代在沣东洛水村发掘出土的西周晚期板瓦类似，应属西周板瓦而非考察者所说的秦瓦。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证实，陇西地区系西周旧疆，古长城内侧早属周人活动区域。
先秦“北地郡”包括今宁夏固原、中卫、甘肃庆阳等地区，这一地区本属西周故地。《史记·匈奴列传》说：夏朝时，周人先祖“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括地志》说：“原、宁、庆三州，秦北地郡，战国及春秋时为义渠戎国之地。周先公刘、不窋居之，古西戎也。”“豳”即“邠”字，是说周人最早居住在今甘肃庆阳、宁夏固原地区。1981年，固原县文物站在中河乡孙家庄发掘清理了西周成、康王时期的墓葬和车马坑，出土青铜鼎、簋、车马饰件等器物，证实了西周的统治势力和文化已经波及到这里。1987年，宁夏中卫狼窝子坑的西周墓葬群出土铜柄铁剑、青铜短剑、车马饰具等文物400余件（不含珠类），说明西周疆域已北越今六盘山，到达今宁夏黄河南岸的海原、中宁、中卫地区。
北地郡为战国秦昭王始置（《后汉书·西羌传》），治所在义渠（今甘肃西峰市）。秦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筑“拒胡”长城之前，在北地郡的范围内早有三县属于秦国：义渠县，秦惠文王十一年置（《史记·秦本纪》），原系义渠戎国西北地区。《读史方舆纪要》说，此“义渠城在宁州西北”，即在今甘肃宁县西北，庆阳西南150里处。郁郅县，秦惠文王伐义渠，取郁郅，置县（《后汉书·西羌传》）。《清一统志》说，故城在庆阳府安化县治，即今庆阳。朐衍县，《史记·秦本纪》载：秦惠文王“十四年，更为元年……五年，王游至北河”。《史记·六国年表》载，“（更元）五年，王北游戎地，至河上”。以上两则史料记载的是同一件事情，所以“河上”即“北河”。关于“北河”所指的黄河段落，《史记·正义》说，“王游观北河，至灵、夏州之黄河也”。《汉书·五行志》载：“秦孝文王五年，游朐衍，有献五足牛者。”关于朐衍的地理位置，《括地志》说，“盐州、古戎狄居之。即朐衍戎”。盐州包括今盐池县、陶乐及其毗邻地区。这就是说，秦惠文王、秦孝文王时代，今甘肃环江及马莲河流域，宁夏黄河东岸戎族所活动的灵武、盐池、陶乐及其毗邻地区已属秦的势力范围，否则，秦惠文王、秦孝文王是不可能到北河地区游览的。
2006年8月，我在宁夏中卫黄河南岸调查长城遗迹时，竟在沙坡头旅游区内新发现了一道古长城。
沙坡头旅游公司的王开选先生告诉我，在沙坡头南景区的山梁上有一处石头垒砌墙体，不知为何物。8月25日，我专程去沙坡头南景区，约王开选、张晓磊去看这处石头垒砌墙体。我们爬上了沙坡头南景区的沿河山梁。沿河山梁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山脉，长约3公里。沿河山梁的北坡下，就是绕了一个“几”字形大弯的滔滔黄河，沙坡头南景区就坐落在“几”字形黄河大弯的阶地上。我们首先看到了这处石头垒砌墙体，它位于沿河山梁中段山脊的马鞍形豁口处，这分明是堵塞该豁口的一道人工垒砌石头墙体。该墙体长约20米，基宽约8米，残高的最高处约3米，其构筑方式系采用大石块人工垒砌，石块之间的缝隙用黄土填充。黄土缝隙与垒砌石头上长有苔藓。石头垒砌墙体两边的山坡上遍布从墙体上倒塌滚落的大小石头。人工垒砌石头墙体的两端与经人工劈削、陡峭似墙的山崖相接。我从这一处人工垒砌石头墙体出发，沿着山脊继续向西勘察，直到小湾村所在的黄河东岸。在这长约1公里的山脊上，我又新发现了两处人工垒砌石头墙体：一处长约30米，另一处长约20米。这两处墙体的基宽各约8米，残高0.5米至1米，其构筑方式与第一处墙体相同，都是用来堵塞山脊豁口的。8月26日，我一人又前往该处继续调查。这次我是从8月25日首先看到的第一处堵塞豁口墙体出发向东，沿着山脊徒步考察。在距第一处堵塞豁口墙体约50米的高山顶峰上，突然发现了一处大型古烽火台遗迹。该烽火台基础为圆形，底径约15米，残高约4米，下部为石头垒砌，上部古已塌毁，残顶平缓，大部分为黄土覆盖，台面坚硬与路面无异，周边人工垒石露头。从沿河山梁上发现的上述现存遗迹看，位于高山之巅的人工垒砌堵塞豁口墙体、人工劈削山崖墙体、大型烽火台及高山险阻共同连缀构成了一道险峻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毫无疑问，这是一道古代遗存下来的长城遗迹。
古长城所在沿河山梁的东端到黄河南岸的沙坡头低坝南头消失殆尽，沿此处黄河南岸向东，经过约3公里的无长城地带后，这段古长城的走向才能在下河沿与现存秦皇长城走向复归为一线；古长城所在沿河山梁的西端到常乐镇小湾村所在的黄河东岸断然而止，沿此处黄河东岸向南，经过约3公里的无长城地带后，这段古长城的走向才能在冰沟南岸与现存秦皇长城复归为一线；其背后的南面则是与之并行但不相交的黑沟梁秦皇长城。沙坡头沿河山梁古长城与黑沟梁秦皇长城仅隔一山沟相望。如果说沙坡头沿河山梁古长城是位于其南面的黑沟梁秦皇长城的前沿防线或屏障，但沿河山梁古长城与黑沟梁秦皇长城并不相连，而且直线相距仅约600米。蒙恬既已在黑沟梁修筑了连成一线的秦皇长城，他似无必要再在相距仅约600米的前方高山之巅另外修筑一道与黑沟梁秦皇长城并行但不连接的长城防线。由上看来，沙坡头沿河山梁长城要么是一道他时他人所筑的古长城，要么是一道被废弃的古长城。查阅汉代至明代的史料，均无在宁夏中卫沙坡头黄河南岸边修筑长城的历史记载，且新发现的沙坡头沿河山梁古长城、古烽火台与现存汉、明同类长城、烽火台构筑方式及遗存状况明显不同。所以，沙坡头沿河山梁古长城、古烽火台并非汉武帝及明代所筑。既然如此，沙坡头沿河山梁古长城究竟为何时何人所筑？
这次新的发现非常耐人寻思。从沙坡头沿河山梁古长城走向的东西两端及其背后的南面观察，这道古长城尚有许多难解之谜有待揭开。
据《史记·李斯传》记载，秦穆公“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汉书·韩安国传》说，秦穆公征服的上述“十二”个国家，皆在“陇西、北地是也”。这就是说，在秦穆公时代，今甘肃陇西、宁夏南部、西部已纳入秦国的势力范围了。到了秦昭王时代，《史记·匈奴列传》说：“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於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今宁夏固原以北、中卫黄河以南，春秋战国时地属义渠戎国。秦昭王伐残义渠后将其地并入北地郡。《秦本纪》说秦国“后子孙饮马于河”，指的就是秦国西部、北部疆界已到达陇西、北地的黄河岸边，即已到达今甘肃兰州、靖远、宁夏中卫的黄河东岸、南岸了。秦昭王修筑“拒胡”长城时，必然要将陇西、北地、上郡所辖地域全部包括于他所筑的“拒胡”长城以内。因此，秦昭王曾在今甘肃临洮、兰州、靖远、宁夏中卫黑山峡、沙坡头的黄河东岸、南岸修筑有长城应是必然的。1999年，笔者公布的沙坡头秦代窑场遗址，就位于沙坡头沿河山梁古长城的北坡下，这也是战国秦的势力已达到宁夏中卫沙坡头黄河南岸的明证。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蒙恬统兵三十万修筑万里长城。《史记·蒙恬列传》载：“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遂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据史料记载及考古研究，蒙恬修筑万里长城时，对秦昭王所筑的陇西、北地、上郡长城及赵、魏、燕三国所筑的北边长城，曾因地制宜，连缀增补，或就地利用，或修修补补，或裁弯取直，或弃旧筑新。从沙坡头沿河山梁古长城与黑沟梁秦皇长城的位置关系看，沙坡头沿河山梁古长城应为战国秦昭王所筑。蒙恬修筑秦皇长城时，在陇西、北地的黄河西段，基本上是修复利用了战国秦昭王所筑的“拒胡”长城。根据沙坡头黄河南岸沿河山脉坡度小，沟豁多，山顶低矮平缓的地貌状况，蒙恬修筑秦皇长城时，应是裁弯取直，摒弃了秦昭王在这一带沿河山梁上所筑的原有长城，并由此后退约600米，选择在山势险峻的黑沟梁高山之巅上新筑了一道长城，该段长城至今雄姿犹存。所以，沙坡头沿河山梁古长城是蒙恬修筑秦皇长城时所废弃的战国秦昭王长城。
沙坡头沿河山梁古长城、古烽火台的发现，对研究战国秦的西部、北部边界，秦昭王所筑“拒胡”长城的位置走向，秦昭王“拒胡”长城与宁夏固原西周长城、宁夏沿河秦皇长城及明代延绥长城、宁夏河东长城的始筑年代、位置关系、修缮利用情况都提供了罕见的考古研究资料。
“上郡”指以绥德为中心的今陕北部分地区。秦惠王十年（公元前328年），魏纳上郡十五县于秦，秦惠王十五年（公元前323年），秦相张仪筑上郡长城于此（《秦本纪》）。
由上可知，秦昭王伐灭义渠戎国之前，战国秦的北部疆域已包括了远在今固原长城东北、西南数百里的大片土地。秦昭王伐灭义渠戎国夺取其全境后，今宁夏中卫、中宁、青铜峡、同心、吴忠、灵武皆入秦境。秦昭王此时所筑的“拒胡”长城，绝对不会从宁夏黄河南岸自北向南再后退四五百里，将其故疆新疆均弃于他新筑的“拒胡”长城之外。秦献公在前385年（出子二年）穿越这道古代长城的乌氏塞（固原长城）时，比他的后代子孙秦昭王所谓始筑固原长城的时间（前272年）还要早113年。以上证明，今宁夏固原长城是西周长城而绝非战国秦昭王新筑的“拒胡”长城。秦昭王“筑长城以拒胡”的现存遗址，远在固原长城走线之北，其遗迹与明代延绥长城为复线（详见本书“河东长城始筑年代”一篇）。
综上所述，固原长城源远流长，始筑于西周宣王时期，时为朔方长城的中段。东周时称固原长城为“乌氏塞”。秦、汉称固原长城为“故塞”或“朝那塞”。所以，固原长城实为中国长城之祖，宁夏实为中国长城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