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北京教育部工作的同时，除整理碑帖、古籍和写作外，自1920年起，先后在北京八所大、中学校兼课，至1926年8月离京南下始止。在教学期间，鲁迅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小说史，并编成了《中国小说史略》一书。
1920年秋季，鲁迅到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教《中国小说史》。从此，鲁迅不但以他的文章和广大读者接触，他本人也走到青年学生群中来了。
鲁迅担任中国小说史的教学工作，是一个创举，也是对封建传统观念的勇敢挑战。因为在当时社会，小说一向被排斥和轻视，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鲁迅是第一个从事拓荒工作的人。
鲁迅的研究成果和精辟的见解，不仅为后人研究中国小说奠定了良好基础，而且还给青年学生以有益的文化教育和思想教育。
每逢星期二上午，在沙滩红楼北京大学的课堂上，鲁迅和广大青年见面的时候，他都受到热烈的欢迎。
鲁迅先生讲课，听的人很多，小教室坐不下，换了大教室，还是很挤，本来坐两个人的座位，常常挤上三四个人，连门边和走道窗口、窗外都站满了校内和校外来旁听的人。那时点名是专人负责，是看座位点名的，遇鲁迅先生上课，他就只好点个“全到”。
鲁迅经常穿一件黑色的旧布长袍，不常修理的头发下面露出方正的前额，两条粗浓的眉毛平躺在高出的眉棱骨上，眼窝微向下陷，眼角也微向下垂，浓密的短须掩着他的上唇，这一切都令人看不出有什么奇特的地方。
鲁迅先生上课非常自然，不是滔滔不绝，也不是大声疾呼，但全场鸦雀无声。当时有不少同学听了一年鲁迅先生的课，第二年又继续去听，却一点也不觉得重复。
鲁迅讲课，总是先把讲义发给学生，开始时用的是油印讲义，上课时校正个别错字，然后开始讲，但从不照本宣科，而是有重点地分析一些问题，有根据地阐明与别人不同的见解。
他讲小说史非常风趣，常常讲得大家发笑，但他自己却不笑，使学生们在笑声中愉快地接受了教育。后来有许多颇有成就的作家和教授，如冯至、曹靖华、章川岛等都在北大听过他的课，得到过他的培育。
冯至曾回忆道：“他讲课超过一般的教育之上，回忆当年听的许多课，至今还起作用的，是鲁迅先生的课。”
鲁迅在北大任教期间，还为北大的刊物《学生会周刊》、《文艺季刊》写稿，为《国学季刊》、《歌谣周刊》设计过封面，扶植学生的文学团体，如对新潮社、春光社进行过批评、帮助，培养了不少人才。鲁迅还多次参加北大举办的讲演会、游艺会等活动。
鲁迅对待学生非常好，有时候好得都过分了。
鲁迅和他过去的学生孙伏园外出旅行时，常常是先生给学生打铺盖。
1922年春，在鲁迅的八道湾寓居来了一位客人，他就是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他不仅是一个世界语学者、音乐家，同时又是一个童话作家。
鲁迅以他的亲切关怀，接待了这位远道来的客人。他时常陪着盲诗人在院子里散步和谈天，对他的寂寞表示了十分的同情。爱罗先珂在鲁迅家里住到了夏天，才回到了故乡乌克兰。鲁迅在和他相处的一些日子里，翻译出了他的多篇童话创作：《狭的笼》、《池边》、《雕的心》、《春夜的梦》等，后都收入《爱罗先珂童话集》中。
1922年10月，北京大学发生了反对学校征收讲义费的风潮。结果讲义费取消了，参与这场风潮的学生冯省三也被开除了。冯省三当时是北大法文系的学生，热心于世界语。当时北大经费全由学校负责筹划，教育部并无贴补。
为开源节流，学校想收取一点讲义费，以补贴印发讲义所需的纸张费及购置图书之用。由于学校原本免费提供讲义，有些科系资料又比较多，讲义费成为了一种经济负担，因此引起了部分学生，特别是法科学生的反对。
10月17日下午，数十名学生涌进会计科提出抗议。18日早晨，又有数十名学生涌进校长室，要求立即停收讲义费，双方情绪都相当激动。
人群中有喊“打”的恶声，北大校长蔡元培也大声疾呼：“我在这里！”表示出极大的愤慨。
接着，学生会在三院礼堂召开大会，由学生自由辩论，双方争执不下。表决的结果，反对收讲义费的一方略占多数。在这次辩论会上，冯省三第一个发言。他怒发冲冠，声如京剧中的黑头花脸，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即小见大》一文中，可知鲁迅是同情冯省三一边的，因为他成为了群众的牺牲品。此外，也因为他们在传播世界语方面有着共同志向。
1923年，蔡元培、吴稚晖、陈声树等创办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冯省三跟陈声树是好朋友，同在该校教务处工作，特请鲁迅来校讲文学史和文艺理论。
1923年9月—1925年3月，鲁迅担任了该校的义务讲师和董事。其间，鲁迅跟冯省三多有联系。鲁迅曾将他的小说集《呐喊》和译文《桃色的云》寄赠冯省三，冯省三经济拮据时也曾向鲁迅借贷。1923年5月10日鲁迅日记中，还有“省三将出京，以五元赠行”的记载。可见鲁迅对青年学生十分爱护。
在1923年7月，有位北大学生在文章中，对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生理缺陷加以奚落，鲁迅先生以为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便写文章批评了他，后来这位学生认识并改正了自己的缺点，鲁迅便对他表示谅解，并跟他建立了很好的友谊。
在北京大学讲课的日子里，鲁迅和青年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有一次，北大文科院预科的一个学生跑到鲁迅所住的绍兴会馆，往床上一坐，将鞋子脱下，让鲁迅给他到门口去修鞋。鲁迅毫不犹豫地照办了，可是鞋修好了，这个学生竟然没道一声谢，反抱怨鞋修得太慢，让他久等了。
后来有人问起这件事时，鲁迅说：“有这回事，现在虽然不再给人去补鞋了，不过我还是要为青年多做些事。”
鲁迅一直支持北大进步学生的斗争，曾被一时还未能控制北大的“正人君子”之流指责为“北大派”。
1923年8月，鲁迅搬出了八道湾。他先是暂住在砖塔胡同61号一个同乡熟人的家里，后又搬入西三条胡同21号的寓居。
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的房子，是鲁迅向朋友借钱买下的，经过翻新，在1924年5月搬了进去。这里，便变成了当时北京的青年们，特别是爱好文学的青年们的一个活动中心。
自从鲁迅住到这之后，来他这里的青年们一天比一天多，给这条本是寂寞、荒凉的“陋巷”增加了许多生气。青年们几乎每隔一两天就来叩鲁迅的家门，他们就像回到了久别的家里一样。
鲁迅的工作很是繁忙。大约每天总要接待青年们到十一二点钟，然后他才开始工作。如果没有急迫的事，就稍休息一下，看看书，凌晨2时左右才入睡。他经常工作得很晚，有时甚至天亮了才放下手中的笔。鲁迅的不少小说，大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
这是一座不大的四合院，在院子里种着几棵丁香花，白的和紫的，三两株枣树高出屋檐之上。在不大的三间北屋后面又接出去一间，人们叫它“老虎尾巴”的“斗室”，这就是鲁迅工作、休息和接待学生的地方。
透过这间“斗室”后墙的玻璃窗，可以看到窗外是一个小小的院落。沿着后墙的墙角，种着几株青扬和几簇榆叶梅。室内的玻璃窗下，是一张单人的木板床，东壁下，贴墙放着一张写字台，台子旁边是一把带扶手的藤椅。西壁下，放着一张茶几和两把木椅。这个小屋最多不能超过5个人，否则就坐不下了。
鲁迅在这里和青年们谈话，显得无拘无束，他的语言也是那么简洁和朴素。由于鲁迅谈话时总吸烟，所以屋里充满了浓厚的香烟味。他恐怕有些青年们不习惯，便笑着起身把窗子打开。
鲁迅和青年们谈天，对于他来说就是一种休息。他还经常劝青年们多留一会，只要客人有时间，在他是无妨的。
在这里，鲁迅经常替青年们进行批稿、审稿、校对的工作。他对于青年们的请求决不推辞，而是非常爽快地答应。
鲁迅还经常接受青年作家的委托，替他们编选集、编目录、写序言，甚至做设计、封面设计等。
青年们从鲁迅这里所得的帮助，总是具体的、无私的、无微不至的。鲁迅对于青年们的爱是深厚的、是无私的。
1925年12月17日，北大举行27周年纪念会，鲁迅亲往出席，并撰写《我观北大》一文。
鲁迅热情赞扬北大进步师生“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向上的精神”，批判企图“勒转马头”的逆流。
针对“正人君子”之流射来的暗箭，鲁迅公开宣称，如果支持北大进步师生的改革，就算是“北大派”，那我就以“北大派”自居：“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
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在欧洲考察，校内新旧斗争激烈，鲁迅的行动给了北大进步师生以有力地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