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说我多才多艺，其实这都是被逼出来的，在基层工作，不是你想干什么，而是要你干什么。学书画，全凭自己好胜的秉性，还想创新，只能靠“自力更生”了，于是，诗、书、画、印、论一把抓，命题文学逼着我补上了古典文学这一课。当时也没有时间细看王力先生所编著的那几本古文书，竟然在晋升正高职称的古汉语考试中，分数比及格线高出四十多分！这就是研究白朴的结果。
那是一九九六年春，原忻州地委宣传部长、时任三晋文化研究会忻州分会会长的路成文老首长，给河曲县委宣传部打电话，指名让我写《元曲大家白朴》单行本。出于对河曲籍先贤的崇拜，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本不属于自己份内之事的任务。当进入编写状态时，才发现这是个很棘手的任务，由于建国初期文艺泛政治化的影响，把比白朴小二三十岁，被明宁王朱权评为“琼筵之醉客”、“可上可下之才”，自诩为“铜豌豆”的关汉卿无根据地拔高为“元曲斗士”，而在元曲四大家中，唯一出身书香门第并能说清身世，由金元大文豪元好问悉心教养，被称为“出身大地主家庭”的白朴，却被冷落。特别是清大文豪、《四库全书》总纂纪晓岚和大词家朱彝尊都将白朴与大词家张炎比肩，皆因为《天籁集》不仅词句优美，其中还存有大量作者的身世抱负、艺术思想、创作交游等信息。然而，《天籁集》竟因为王国维一句很武断的评语“粗率之甚”，从此便无人问津，直到后来社会科学院版的《中国文学史》，才介绍了白朴的词，使文学界初略白词那豪迈清丽的风采。
本来，用旧有材料缀写三万字的单行本，是很容易的，但读之数过，疑点甚多，特别是在重曲轻词思维定势的指导下，更是无人注释《天籁集》，许多论述大都是先入为主地炒冷饭，词内存有大量的信息没有被挖掘研究。由于我做学问的一贯态度使然，决心用啃骨头的方法，从注释白词入手，撰写《元曲大家白朴》，以对得起一生所崇拜乡贤白朴的心。谁能想到，一本限写三万字的小单行本，光资料卡就写了百万多字，本来很自信的我，只好放下架子，虚心向人求教，光是一个“漉酒陶巾”的典故，竟动用了城中的语文教研组；“郑生龙女事”，更是直接请教了章太炎先生的入室高研生、我国著名国学大师姚奠中先生；编辑同志认为书中论证“正定是比元大都更早的元杂剧中心”以及“蒙军入占中都，火烧金皇城”的论据不充分时，我一边跑书店、图书馆查资料，并动员我的朋友赵永军向他的大学古文老师忻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元好问研究专家狄宝心老先生求教，查遍《金史》、《元史》，最后在《续资治通鉴》中找到了史实依据，才证实了此事件的真实性；有些好心人还推荐我向一位在旧社会当过县长的老先生请教，可谓“教授高知，威严尽失”，管他呢，一切为了学问！为写白朴整整坐了一年半，也停止了有点体力活的书画创作，这样，毫无遗传基因的我却坐出了个“二型糖尿病”，可谓“为伊消得人憔悴”了。
资料研究性文字，经过压缩而成《白朴词选注》书稿，经过国学大师姚奠中先生两次审稿，认为“所改，甚善”，并欣然题签横竖两幅书名，任我选用。拿恩师陈巨锁先生的话说：有姚先生的两封亲笔信和题签，这本书就提升了学术价值。《白朴词选注》这本资料性的“副产品”，终于在二〇〇〇年出版，那本三万字的“正文”小册子，也经过八次修改，终于通过初审，又经过八年，才出版面世。在送稿的同时，我附上了由姚先生审定题签的《白朴词选注》，可编辑同志根本无视这本书的存在，小单行本出版时，我千辛万苦且付出“二型糖尿病”代价的研究成果，几乎“全军覆没”，至今也未能弄明白这是为什么！因此，我又下定决心，按照姚老先生信中所写“词曲合编”的建议，重操旧业，完成这本号称“中国第一本”的《白朴全集》收官之作，以正视听！随着对电脑较为熟练的掌握，我查阅了河南社科院胡世厚先生关于白氏家谱的研究文章，以及胡适的《关汉卿不是金遗民》、孙楷第的《关汉卿行年考》，此外还有大量吴梅、冯沅君、吴晓玲、郑振铎、王季思等戏曲文学研究专家的有关元曲的新旧研究文章和言论，并得出如下结论：元好问是文学界公认的由宋词而曲化的“元曲创始人”，而“读书颖悟异常儿，日亲炙遗山，謦欬谈笑，悉能默记”的白朴，全面继承了叔父作宋词的传统功夫和作散曲的最新方法，进而把作散曲和作宋词的方法，用于杂剧创作，“士大夫作杂剧者唯兰谷耳”（王国维语）。同时，白朴也是元曲四家中唯一能称正统文人的杂剧作家，中国戏曲颠峰的出现，离不开以白朴为代表的时称为“八娼、九儒、十丐”的无出路的落魄文人“臭老九”的参与，才使得由艺人口口相传的宋金院本，变成有生动人物情节、戏曲高潮等真正戏剧因素的“中国元杂剧高峰”；也使元杂剧剧本既有本色的“演出性”，也有可以阅读的“文学性”。白朴以他那承唐继宋的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堪称当之无愧的“元杂剧之始”，乃至“元曲元词巨擘”！而以年代、造诣、贡献论之，元四家当以“白、关、马、郑”排序为妥。元曲应从元好问、白朴叔侄写起！
随着对白朴研究的深入，白朴的形象在我心中愈加高大！那个混迹勾栏、拈花摘叶的放浪才子，逐渐由一个有血有肉的元代文坛硬骨头、爱国词人所替代。刘大杰在一九四三年编写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认为：“在他的《天籁集》里，他的词上有良好的成绩，他的生活严正，品格很高，在他的词里，时现着故宫禾黍之悲。”正如《四库全书》总纂纪晓岚大学士所说：“朴词清隽婉逸，意惬韵谐，可与张炎《玉田词》相匹。唯以制曲掩其词名，故沉晦者越数百年，词家选本均不载其姓字。”白朴之词集由白朴亲手编定，并曾对文友说：“作诗不及唐人，平生留意于长短句。”词是白朴生前最为得意的作品。同时，词在元代又为少数传统文人所掌握，并逐渐成为一种较为私密雅致的文体，是对作者身世抱负、艺术思想、交游创作最真实的记录。正如与白朴“三十年之旧”的老友王博文在《天籁集·序》中所说：“凡当歌对酒，感事兴怀，皆肺腑流出，予因以天籁名之。”而杂剧、散曲均为公共艺术，是为倡优歌伎吟唱而作的，特别是白朴的杂剧，大都是演绎宋金院本、民间传说、历史故事而成，很少与作者经历、抱负等有直接联系。所以，编者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白朴，便以较权威的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吴仲熙、缪荃孙所校刻的《石莲庵汇刻九金人集·天籁集》本为底本，注释了《天籁集》，同时也发现了前人未能正确解释和评价的许多谜团和问题。
关于白朴的杂剧作品，《录鬼簿》中著录有十六本，分别是《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唐明皇游月宫》、《汉高祖斩白蛇》、《董秀英花月东墙记》、《韩翠颦御水流红叶》、《薛琼琼月夜银筝怨》、《高祖归庄》、《苏小小月夜钱塘梦》、《祝英台死嫁梁山伯》、《楚庄王夜宴绝缨会》、《崔护谒浆》、《秋江风月凤凰船》、《鸳鸯简墙头马上》、《射双雕》、《智赚兰亭序》、《阎师道赶江》。今存《梧桐雨》、《墙头马上》、《东墙记》三种，以及《流红叶》、《射双雕》残折，故本书只收此五种杂剧，其余均不收。
笔者的部分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学大师、百岁老人姚奠中教授的肯定：“所改，甚善！”当笔者与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山西省书协副主席张铁锁先生于二〇一〇年五月三十日下午拿着《白朴全集》送审稿去见姚老时，时已九十八岁的姚老破例接见了我们，并异常兴奋地询问和审阅《白朴全集》的体例、编目和内容。姚老说：“我编的《元好问全集》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你又编了他侄子白朴的全集，也是文学史上的第一部。”当作者提及十年前姚老审订《白朴词选注》时，曾写信让我词曲合编。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圆了姚老的愿望。姚老连声说好，并一再叮咛，开本还应和《元好问全集》一样。当作者又提及书名由上次姚老写的《白朴词选注》中的“白朴”和《元好问全集》中之“全集”已由电脑合成得天衣无缝，不用再劳姚老题写时，姚老笑着说：“还是我写吧，这样才庄重些。”并又提及二〇〇四年我和陈巨锁老师主持白朴公园文笔塔碑廊征稿的旧事，姚老说：“给白朴和韩愈同时写了两篇碑文，寄信时互换了，可是寄给韩愈碑廊的作品一去不回，但给你们寄错的作品，你又亲自送了回来，后来我又写了赞美白朴的诗补上了。你是一个认真又诚实的人，这次《白朴全集》的出版，又圆了我多年的夙愿，书名一定要写。”姚老的弟子张铁锁先生说：“姚老给人题写书名，一定要看稿子的，只要看对了，从不计报酬的。姚老的每个字是以千元计价的，是姚老欣赏你的著作和人品。”的确，我已多次领教了姚老做学问、搞艺术的高尚品德，不愧“中国书法兰亭终身成就奖”的美誉。
我的称职是国家一级美术师，诗、书、画、印、论是我一生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但是，由于对乡贤白朴的崇拜，对故乡文化事业的热爱，“白朴”这个“上派”的国学研究任务，却也成为我后半生难以割舍的心事和嗜好。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但对白朴作品、人品和感悟，却又成就了我题画诗的词语境界和书画作品的诗性语言，可谓磨刀不误砍柴工也。
由于历史和条件的局限，二十世纪关于白朴研究和评论，在深度和广度上均存在不足。尽管白朴在元曲四大家中，乃至于整个元曲作家群中，是唯一能说清楚身世、作品等问题的人。但是，我们没有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优势，在白朴作品研究上，仍然重元曲、轻白词。白朴作为元杂剧文采派的巨擘，作品内容多从政治上立论，没有真正回到文艺研究本体规律的正常范围中来；论题“泛政治”化而少有兴奋点，内容仍是先入为主地炒冷饭。当时，封建意识极强的官本位阶层，仍把持着文艺评论的话语权，明显影响了对白朴作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评价，“阶级斗争”的阴影，在相当长的时间影响着他这位在元曲四大家中唯一出身于“官僚大地主”家庭的“臭老九”形象。白朴的研究也难以在海内外引起广泛的认同，因此，我认为：一是最大限度地借助现代化信息手段，进行双向比对印证，最广泛、全方位地宣传白朴及其作品；二是重视白词研究，真正确立白朴在文学史上承唐继宋的地位，认识他在元曲诞生过程中起到的划时代作用，从而重新认识白朴作品所体现出的综合艺术修养；三是重视白朴及其作品的普及，充分利用白朴这个国家级的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动员各方财力和人力资源，通过地方戏曲、电影、电视剧等艺术表现手段，使这项工作成为强县、强市、强省的文化工程；四是尽快成立相应的研究机构和学会，加强横向联系，多出成果；五是要正确认识民族特色和世界认同的关系，以更开放的胸怀，把白朴及其作品的研究，放在东方乃至世界戏剧、文学、艺术美学的语境中来，走出国门，真正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也许，是我的执著，感动了许多文友和领导。在编注此书的过程中，王博女士主动承担了《白朴全集》所有文字的校对勘误和部分词曲的注释及修订工作。《故园人》一文本是王博博客内的一篇文章，但是，全文对一古一今一对跨越时空而神交文人比兴式的生动描述，对全书内容和精髓的准确把握，特别是那老练生动、幽默隽逸的散文化的语言，最终让我选定其为本书的后记。韩小瑞先生承担了繁体文字的录入和勘误，图片的整理和转换等工作。三晋出版社的张继红社长看了我的手稿后，也和我签订了图书出版合同。责任编辑薛勇强先生，不辞劳苦，精益求精地打造本书。在此，我还要感谢为本书顺利出版做出过贡献的领导、朋友，并列其姓名于后：王书东、边东圣、李旭清、贺贵平、高建文、任存弼、杨峻峰、冀建海、岳占东、李卫平、广向荣、李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