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人是四平八稳的，既没有北方人的粗犷，也缺少南方人的灵秀，他们仿佛被沉重的历史重担压得直不起腰板来。河南人越来越把豪洒威猛的固有禀性深深地掩藏起来，他们在辛勤地劳作与平静的生活中打发沉重的人生。
河南人是最正统的中国人，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传统的东西：传统的美德、传统的弊端，及千百年来所积淀下来的苦难感。是不是因为被艰苦的环境压抑得太久了？是不是因为经历了太多金戈铁马的战争创伤？河南人才变得守土重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衣钵传人。
1.河南人与传统文化
一说到河南，我们就想起了龙门石窟、周公庙；想起了王屋与太行；想起了嵩山少林寺、朱仙镇、河南豫剧、洛阳牡丹、河南烩面……
一说到河南人，我们就想起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式农民，一副敦笃厚道的模样。的确，多数河南人是中国农民中最典型的一个群体，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传统的东西、传统的美德、传统的弊端，及千百年来所积淀下来的苦难感。是不是因为被艰苦的环境压抑得太久了？是不是因为经历了太多金戈铁马的战争创伤？河南人才变得守土重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衣钵传人。
在伟大黄河的两岸，拥挤地聚居着一亿多河南人，世界上没有几个大国的人口能与之相比。
河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堡垒，在这儿的土地上随便刨几下，说不定就能刨出恐龙蛋或是青铜器什么的。
文章老辣雄沉的河南人韩愈说，要看整个中国的兴衰变迁，请到河南来。
历史上，河南博采众家之长，汇聚了周围各个地区的文化营养。河南文化是一种吃“万家奶”长大的文化。
文明的衰落在劫难逃。星空黯然失色，历史伟丽的天鹅绒大幕徐徐降下。南宋以后以黄河骄子形象、风云叱咤近3000年之久的河南人逐渐一蹶不振。河南丧失了所有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轴心地位。博大而富丽的文化气象一落千丈。昔日的盛况已成为明日黄花，不复重现。
雄富的土地上，滔天的黄河水长年泛滥成灾，大片田地严重沙化、盐碱化，河南成了一个经常要饿死人的地方了，它在整个中国的文化位置已无足轻重。肩负着古老农耕文化传统的重负，步履蹒跚的河南，在进入近现代后，已不是什么中国或世界文明的领头羊了。不得不承认进入近代后河南人日益丧失了古代中原大地崇高的尚武精神，大多数河南人已经变成了忠厚老实笑容可掬的老实人了，辜鸿铭称中国文化是良民文化，这在河南人那儿得到了验证。
河南既不代表中国最先进的地区，也不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地区，他们代表的是中国最本质的特征和属性；河南人身上凝聚着中国人由来已久的优秀品质和劣根性。
河南人在近现代彻底地落伍了，他们只能在模糊的记忆中深情地缅怀古老时代的荣光。如果有人向他们谈起华人首富李嘉诚、世界船王奥纳西斯的话，他们偶尔也会自豪地提起他们富可敌国的老祖宗吕不韦、范蠡。
河南人就像寒冬的土拨鼠一样蛰伏在中原大地的深处，他们慢慢舐吮自己的爪子，以备来年更加辛勤地耕耘。
河南人越来越把豪洒威猛的固有禀性深深地掩藏起来，他们整年整月在辛勤劳作与平静的生活中打发沉重的人生，除非到了危急的关头，他们勇敢无畏的天性才会显露出来。
河南人就像一匹驰骋疆场的刚烈战马，由于不堪承受重压，不堪忍受永无止境的折磨，所以一方面不得不忍辱负重谋求生存和希望，另一方面富有棱角的烈性脾气也变得温和老成、暮气横秋，早年那些英姿飒爽的傲岸英气已经被潜藏起来，成为苦难生涯中吃苦耐劳的老黄牛精神的原动力。
人世间的一切，往往都能以小见大。譬如一根针落在地上，从寻找这根针的方法和结果，我们就可以辨别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人们的个性特征。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家欧美报纸登载了一则趣味性幽默：如果在一间房子里落了一根针的话，屋子里的意大利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会对此做出很不相同的反应。意大利人耸耸肩膀，满不在乎地离去；法国人顺手抄起一把扫帚把地胡乱扫了一通，至于针是否扫了出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理上得到安慰；德国人则会用一把尺子和一根粉笔把地板划成一个个小方格，在每个格子里仔细寻找，直到找到这根针为止。这则幽默生动地体现了意大利人的散漫、豁达、不拘小节，但却是一个缺乏凝聚力与向心力的民族；法国人的浪漫、细腻、浮躁，是一个满足于大体上过得去，而缺乏彻底求实精神的民族；而德国人则是严谨、求实、思辨、富有哲学头脑。
如果顺着德、意、法人寻找针的思路走下来，我们不妨也作一个假设：假若河南人和江浙人也在场，他们又会怎么办？
从这两个地区人们所处的文化背景和氛围，我们有理由做出以下推论。
江浙人的反应很可能是：他们机敏的耳朵仿佛听到了针落地时的那一丝细弱的声响，他们精明的头脑会立即开动起来，算一算针大约落在何处，然后想办法找一块磁铁就地一滚，把针吸了上来。针找到后，他们会把针小心地藏起来，以防再次丢失。对于这类不足为喜的小事，江浙人也要庆祝一番，至于庆祝的方式，或者是婉约悠扬的越剧，或者是丝竹调、评弹一类的戏曲。
但这事要碰到河南人身上，他们会一边悠闲地啃着馍馍，一边蹲下身来盯着地上看，不慌不忙找到针后立即收藏起来。他们不会像意大利人、法国人那样随心所欲，也不会像德国人那样过分拘泥严谨。他们凡事从容不迫，对自己的一切充满了良好的感觉。在近现代，河南人是穷怕了，他们深知生活的艰辛和物质的来之不易，在他们眼里，一根针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应该珍惜，一块钱实质上是一堆白花花的盐。
2.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
有人曾经评价说，全国没有一个地方的人像河南人有这么重的乡土意识，“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穷”。说这话的依据是中国只有两个地方的人最眷恋自己的家乡，一个是山西人，爱唱“人说山西好风光”；再一个就是河南人，“亲不亲，家乡人，美不美，家乡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河南人就像北温带枝叶茂盛的老槐树一样情愿永远矗立在自己的家乡，他们在这里生生不息，代代繁衍，不论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也毫不动摇自己的生活方式，毫不为其诱惑而步其后尘。新的思想新的东西要想进入河南显然比其他地方困难得多，因为河南人很固执，他们坚持自己的道理，在他们身上有一种“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的犟劲。
提起河南，人们最容易想起另一个词是“多灾多难”。在文学作品里，凡提到灾荒之地，几乎都发生在河南。比如《黄河东流去》，再比如《温故一九四二》。
而翻开历史资料，根据竺可桢先生的统计，河南是也中国历史上灾害最重的省份。“河南灾情种类之多，地域之广，时间之长，均为全国冠”。历史上，黄河决口达1500次，其中在河南决口达九百多次。
河南又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所谓“逐鹿中原”，就是指在以河南为中心的这片土地上杀人放火。因此，河南人又是历代的人口输出地。每有灾荒战乱，都有大批人口从这里迁出。历代迁出的人，用观点绝对正确的官修出版物上的话说，“大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上层统治阶级，即所谓‘中原仕庶’。这些人大都是有知识，有财富的大族，有治国用兵之能力；另一种是劳动人民中生产经验比较丰富的人，其中相当部分为青壮年劳动力。”“留下来的自然是老弱妇孺居多。”
在治理黄河水患的长期斗争中，河南人培养起了比其他地区更为显著的集体协作精神和家族宗法观念。防洪灌溉及同四面来犯之敌作战是历史上河南人不得不经常考虑的大事。
在南宋之前的3000年专制主义社会里，河南一直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它是整个中国文明的焦点。这种漫长而古老的历史厚度，使得河南人长期生活在世代因袭的观念中，并直接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方面河南人深深地为脚下的大地所陶醉，这种独特的自豪感成为他们前进道路上重要的心理基础，而另一方面，专制主义和过分早熟的文化也极大地压制了人性，成为中原正统思想得以长存的一方沃土。
在长期的与水患的斗争中，人们也必须要依靠集体协作，只能以家族或是宗法观念来把所有人笼络在一起，防洪之外，还有灌溉，以及防御四面来犯之敌，这一切都把他们紧紧地压在同一片土地上，而且是手足相连，命运与共。这当然是对人，又特别是在个体没有复活的专制之下的巨大折磨。所以，一定就会有些狡猾的东西要溜出来，以此让过度疲劳的生命得到片刻的喘息。
这种千余年连绵不断的迁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河南人的集体性格。那些有胆量、有魄力、身强力壮的人都走向了四面八方，走到了福建广东，成了“客家人”，剩下的都是“安土重迁”，“固守家园”的人。
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连年不断地烽火战乱，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自然灾害，在给河南人带来生活苦难的同时，也磨炼了他们保家守土的意识。
《黄河人》一书的作者在分析黄河流域农民对于外出谋生的心态时认为：“在传统黄河人眼中，为挣钱而舍弃老婆孩子热炕头，在举目无亲中风尘仆仆地操持末业，去冒叵测的风险，经受多方的白眼，其滋味无疑近乎流放。”
的确，在河南，“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农民们亘古的理想生活，“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是他们难以改变的信条。在古代，人们崇尚耕读持家，卖田置地，贫困的农民省吃俭用好几代，就是为了圆一个“有田梦”，在过去，田地的多少是衡量一个人或一户人贫富和社会地位的标准。即使在外边，朝中或是省上做了官的，也都时刻想的是积攒钱财在乡下置地，以备有朝一日回乡重拾耕读生活；而在外边开了店铺以经商为主业的人，也总是忘不了随时将自己的钱财拿到老家换成田地。
河南人是恋家的，他们很少有忘本的时候，即使是那些远离家乡的人们也不过是一只只暂时停留异乡的候鸟，他们的心中永远燃烧着一团熊熊大火，永远有一个支撑着他们通向一切的难以解释的梦幻情结，这个情结就是故乡。河南人对生我养我的生息之地，自然充满眷恋之情，如果老死他乡，这对河南人来说，除非是不肖子孙，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离乡背井的。我们知道，沿海地区较之内地发达，内地很多人才、打工者，像什么湘军、川军纷纷潮水般涌向沿海地区。但河南人却总是能耐得住寂寞，虽然穷点，但也乐在其中。
恋家的河南人也比较重亲，大多数河南人外出发展不是出于喜欢经历冒险的“天性”，他们外出是为了将来能够更好地回去，更自在更舒适地享受自己的家庭生活。河南人不短视，他们在家庭里不仅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国家和社会，河南人孝顺得很实在，如果给亲娘老子来虚的，就是“坏良心”！河南人孝顺得很固执：吵架别骂娘啊，骂了可就真要翻脸！河南人孝顺得很宽泛：有事没事就到家看看。河南人的孝顺是一种文化，不只讲究表面的礼节，还要认真彻底，完全发自内心。
恋乡和重亲，都是“双刃剑”，既能借以得利，还能为其所误、所害。立足于本地发展，可以拉动本土的经济，这却不是长远之计，因为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讲是排斥封建宗法关系和狭隘的地域观念的。在这方面，河南人还需要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自我超越。
3.因循守旧的河南人
英国人亚当·斯密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最勤勉。然而，很长时间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天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录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关于中国停滞的问题被一个叫做阿兰·佩雷菲特的法国人写成了一本书，书的大名就叫《停滞的中国》。
亚当·斯密和阿兰·佩雷菲特所指出的中国文明的停滞性，在河南及中国中西部地区较为显著，放之整个中国则不尽然，进入近代以后，广东、上海等沿海地区及东部许多地区都发生了令人吃惊的深刻变迁。金观涛曾指出，中国文明的停滞性根源于中国传统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超稳定系统。文明停滞性的主观基因在于人们因循守旧的保守性。
河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堡垒，他们牛劲十足，勤劳简朴，自视甚高，因循守旧，他们的早期代表就是胸襟开阔豪气冲天的老愚公。
因为生活的艰苦卓绝，思想的传统保守，所以他们更注重传统宗法亲情，以礼教观念持正守平，保守而注重实惠，尤其注重自己在家族或周围人群中的名声——这是人在艰苦的环境下为自己预留一个最后生存机会的本能，虽然中原农村过去那种几世同堂的大家族已不多见，但家族宗法观念和儒家的“孝”风依然十分浓厚。他们迷信儒家，因为他们需要宗教般的凝聚力与心灵保护，“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在这里至今仍然很有市场。
宗法观念中最重视“孝道”和“传宗接代”。所以生男孩是全家头等重要的大事，这些传统观念今天在中原农村依然牢不可破，深入人心。河南人这种强烈的“传宗”意识，使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成了“老大难”，劳民伤财却收效甚微。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偏差，河南人口中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增长过快，导致整体人口素质偏低，并由人口问题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其后果是可怕的：越生越穷，越穷越生，越生人口素质越低，形成恶性循环和沉重的“人口包袱”，从而严重阻碍了河南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
中原大地古风犹存。说河南人是传统文化的残余势力也罢，说河南人跟不上现代文明前进的步伐也好，他们全然不去理会，照旧优哉游哉地过自己的小日子，而不是像邻近的安徽人一样背着行囊背井离乡去金银满地的大都市去当打工族。河南人不是不憧憬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而是实在舍不下家中的妻儿老小和生养自己的土地。
翻开《河南历代名人辞典》，可以看到，从秦汉至近代两千多年间，河南出了许多经学家、理学家，却少见背经叛道、大胆创新的“异端”思想家和改革家；在整个中原文化界、思想界，维护和弘扬传统的保守派人士居多，敢于破除传统、变更传统的改革家极少、可见儒家正统文化、官方意识形态和保守传统对中原文化和河南人思想的禁锢有多么严重！
但是河南人从来不是一些谨小慎微、优柔寡断、精打细算、自私自利的老实人。
只要稍微举上几个事例，就不难看出这一点。那位舌战群儒，在秦国率先推行改革措施的商鞅就是河南人求变图存的一个典范。他不畏强权，变法求兴，使秦国的力量迅速壮大，雄踞于关中。又如那位天才的发明家张衡，他的发明至今还泽被后世。又如唐朝时那位河南的著名佛学家玄奘，竟然勇敢地只身一人踏洋西去，求取真经。《西游记》九九八十一难，可谓是道尽了途中的艰险。上述史实足见河南人并不是保守的“倔驴”。
4.中原大地的儒骨道风
儒学、道学是孕育中原文化精魂的两大“文化基因”。
儒家文化虽然不是发源于河南，但却由河南人将儒教发扬光大，并且推广给了所有的中国人。
存在就是合理。没错。即使现在来看，我们也应该肯定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意义和巨大贡献。
登高远眺，“一览众山小”之后的山东人孔丘孔夫子创建了儒教。战国春秋风雨绸缪之际，历尽磨难的他虽然已经大致理顺了天地人伦的条理，但时间已不再给他任何施展本领的余地。
于是，几位声名显赫的中原大儒均以弘扬儒学道统为己任，追贤继圣，特立独行，堪称一代宗师。“儒学道统”在中原地区承传有一条清晰精神脉络：孟子——韩愈——程颐、程颢——冯友兰。
孟子就不多说，其被誉为“亚圣”，仅次于孔子。不过，在孔孟之后一千多年的唐朝，中原地区出现了一位以弘扬儒学道统为己任的知名人物——韩愈。他把自己当作是宣扬孟子“道统论”卫道士，直接从孟子那里继承衣钵。并写了《原道》一文，以理论形式宣扬“道统论”。
韩愈有极其强烈、鲜明的儒家正统观念，他在文学上倡导“复古”运动，主张“文以载道”。鼓吹文学的教化劝世作用；在政治上趋向保守，与改革派人物政见相左；在文化上竭力维护儒学这种官方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与正统权威用排斥佛教、道教等“异端”文化，他为了劝阻唐宪宗迎接“佛骨”，不惜冒死进谏，即使被贬官流放到岭南也无怨无悔，可见他对儒家正统文化的信念多么坚定。
到了宋代，程颐、程颢兄弟继承了儒家通俗的衣钵，并把之发扬为“二程理学”。“二程”也像韩愈一样，在政治上趋向复古保守。程颐就是竭了力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保守派人士。
程颢、程颐，这两个宋代的河南人经过精心研究，就这样在嵩阳书院并不豪华的房舍里，用浓重的河南口音讲述着社会人生的真理，以一种异常简单的方式把一盘散沙一样的中国人的心灵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也把中国辽阔的疆土归拢到了一起。使它和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相结合起来，从而最终进入人们的具体生活行为和思想意识，这就是“二程”所开创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
如果孔子只是给他们画饼充饥的话，二程终于给他们蒸出了馒头。
“仁、义、理、智、信”的思想就此在东方扎下了根，在中国扎下了根，在河南扎下了根，在几乎所有黄皮肤黑眼睛的人的内心扎下了根，从过去一直到今天，这不能不说是河南人的一个伟大的创举。
从此，中国人的生活行为和思想意识都有了统一的标准，中国人终于进入到了一个大一统的生活秩序中。这是一个相当完备的道德伦理体系，它几乎融合了所有东方式的智慧，目的是把散乱的棋子收进泾渭分明的棋盘，把四处汪溢的水收进中规中矩的容器。
到了20世纪，中原文化又孕育出一位“新儒家”的中坚人物——冯友兰。他虽接受过系统的、长期的西方文化和哲学的熏陶，但心灵却与宋明理学相通，与宋代“二程”的心灵相通。“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他把宋明理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被称为“新理学”。他为弘扬儒学、弘扬传统文化倾注毕生心血，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堪称当代“大儒”。如果讲“道统”，他继承的是“二程”的衣钵。由于历史积淀的原因，也由于在中原衰落之后而长时间处在相对封闭的社会底层，和大部分的北方人相比，河南人对儒学的尊崇显得特别的固执。传统文化在这里得到了虔诚的供奉，却得不到应有的养料，这成为河南日后保守思想的隐忧。河南人是儒教最彻底的实践者。河南人的惰性心理正是儒家政治浸透了血肉之躯的印证。
儒家正统保守观念塑造了正统的中原文化，正统的中原文化又孕育出一代代正统的河南人。儒家道德精神和农耕文化编织成的小农意识，塞满了河南人的脑袋瓜子，同时他们有着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
河南人就像一口很深很深的井。由于深受儒家中庸之道的熏陶，他们不喜欢显山露水锋芒毕露充当出头鸟，而是更愿意将真实的本领掩盖起来，把好戏留在后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河南人欣赏黄雀的老谋深算。若是初次见面的话，很难相信这些衣冠简朴神色平实的人实际上深不可测、内涵丰富。在河南一个貌似文盲的乡村老头或一个摆地摊的小商贩也许就是一个饱学之士。
中国人被权力社会折腾惨了，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人们不得不学会在政治漩涡中演戏，并狠下功夫钻营人生哲学。在一座黑暗的围城里怎样才能活得好一点呢？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人生大问题。在人生哲学方面河南人显然很有一套，河南人悠悠然不慌不忙，稳健，老成持重，心眼多，有分寸，近情近理，不偏不倚，不露头脚而具有最大适应性的潜力。他们懂得在简单的物质条件下如何去打发快乐的日子。
5.办事像猴子，爱耍小聪明
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河南自古就是南风北俗的汇聚之地。北方意味着干旱、寒冷、贫瘠、强悍和壮阔，南方意味着温暖、湿润、富庶、发达、柔婉和清丽。北方人意味着深沉的阳刚之美，厚重、严谨、朴实、豪放，南方人意味着婉约的阴柔之美，浪漫、灵敏、细腻、温情。
河南人既不是典型的北方人，也与南方人差别甚远。要描绘处在北南交汇地带的河南人整体性格无疑有点困难，因为它缺乏醒目而鲜明的地域性特色。比方说我们提到陕北人的时候就会想起在黄土地上吼着信天游大碗喝酒的绥德汉子，说到山东人，就会想到杀富济贫的梁山一百零八好汉，说到山西人就会想起两眼溜溜放光的钱庄柜台老板，说到浙江人就会想到身着绸衣水灵灵的采菱女。河南人不是三言两语能够描绘的，从表面上，我们看不出貌似平实无奇的河南人丰富的心灵世界。
资产阶级学者从什么人种学角度讨论过为什么中国南方人比北方人聪明。历史学家孙隆基在《历史学家的经线》一书中则引述亨廷顿的观点说，迁徙使最出类拔萃的人都被迫离开了华北地区，并且强化了中国北方人的吃苦耐劳。亨廷顿说，在中国北方，灾难造成了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剩下来的都是很能节省、吃苦耐劳、但也很自私保守很短视的这类‘消极的品性’。”下面一段话分析得特别独特：“这个过程又‘淘汰’掉身心两方面发育得最健全的女子。遇到荒年，她们总是最先被卖掉。”她们被卖入城市，卖到外地，卖入妓院，使得整个民族损失掉了“做母亲的最好的原料”，种种原因加起来，“中国北方人一天比一天蠢；中国北方很少看到好看的女人，至少要比南方少得多；中国北方人也极端地看不起女子。”
河南人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忠厚老实。河南人见面寒暄，经常是点一下头：“吃了么？”算是很亲切的问候，老友相见也不过是握握手，拍拍肩，不像山东人那样高门大嗓地打招呼，也不像北京人打招呼时谦恭里透着倨傲。是的，河南人老实，但却是一种圆滑的老实。南方人的老实是精明外露，一双眼睛“贼亮”而有神，忽左忽右的转不停，使人一望便知此君是个“精明”鬼，其典型乃绍兴师爷。河南人的老实与精明是浑然一体的，软得像棉花，结实得像墙壁，你不犯我，我温柔得像棉花；河南人心里有数，有帐都在心里算，表面总是一团和气或一团义气的，只要你是实实在在地触犯了他，他就会打一个防守反击，通常你是无法招架的。
河南人，往往是外似木讷，实则精明，但河南人的精明常常是只顾眼前利益，斤斤计较的“小聪明”，故有人戏称河南人“办事像猴子”，爱耍小聪明。
在河南地区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河南小孩，周围的人都说他比较笨。因为别人拿1元和五毛的硬币给他挑，他都选那个5毛的。直到有一次，一个人忍不住问他，你为什么不选那个1元的啊？你难道不知道它是五毛的两倍吗？小孩憨憨一笑说：“如果我一开始就选1元的，那别人还会拿钱让我选吗？”……
这个故事姑且不论真实与否，但河南人的聪明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这种聪明一旦用到正经地方，能成就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名家名流和精英人物；一旦用到歪门邪道，就会孕育出非同一般的“大恶人”和反面人物，像古代的暴君夏桀商纣王、近代的“窃国大盗”袁世凯。
6.“中”字看人生
中原、中州、中土、中国，既是地理概念，又是政治、文化概念。
中是什么？中的本义是旗帜。这是一个指事字，甲骨文的中像旗杆，上下有旌旗和飘带，旗杆正中竖立。后来中字演变为方位词，表示中心、居中，指一定范围内部适中的位置。
中是中国的中。中国这一名称，最早起源于西周武王时期，意即“中央之国”。相传大约距今3000年前，周公在阳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登封用土圭测日影，测得夏至这一天午时，八尺之表不见日影。他认为这里是宇宙的中心，就变华夏为中国。
不过在古代，中国并不单纯指国家，而是有着多种含义：一是指京都、京师。《诗经·大雅》里有这样的句子：“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意即先爱护京都的百姓，然后推而广之，安抚四方。二是指中原。狭义的中原指现在的河南省一带；广义的中原则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或者整个黄河流域，包括今天的河北、山东、陕西、山西诸省。三是指整个国家。古时中原大地战乱不断，国家有时统一，有时分裂，中国在大致统一时期便指全国，分裂时多指中原。
中国是世界之中，河南是中国之中，历史上有许多个朝代定都河南，使河南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上古时期，当华夏民族聚居在黄河中下游一带时，自认为居“天下之中”，是“中原人”、“中国人”，是文明礼仪之邦，而周边居民则是野蛮落后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颇有几分鹤立鸡群、藐视天下的傲慢心态和政治、文化优越感。
长此以往，河南人就形成了“自我中心主义情结”、“自恋情结”。生于“中”长于“中”又奉“中”为绝对真理的河南人，便开始自豪地用“中”来表示同意、满意了。
这个词几乎是河南人专用的，可谓河南话的特色代表。听一个人满口字正腔圆地说普通话，却不小心溜出一个“中”字来，几乎就马上可以断定，他是个河南人。豫剧《倒霉大叔的婚事》里，常有福那一句“大小都中，大小都中”，是很经典的台词。中字前面可加“老”字，即“老中”，表示很满意、很好。
姜昆表演过一段相声，说的是河南人日常生活里“中”字的不同用法：如果单说一个“中”字，那是答应、肯定、承诺；如果是两个字“中中”，就有些将就、应付、不耐烦；三个字“中中中”，则分明是敷衍、推诿，类似于端茶送客的性质；而一连串的“中中中中中……”性质就严重了，那分明就是恼怒、愤恨、怨气冲天，弄不好会争执或厮打起来。
“中”究竟于何时开始流行很难考证，不过可以肯定这个词在当时一定很时尚，很酷，是地位和实力的象征，说它的人踌躇满志，听的人羡慕不已。但到南宋王朝偏安杭州之后，河南往日的辉煌一去不复返，河南人再说这个字时，便不免有丝丝缕缕的凄凉和怀念了。时光如水，种种微妙复杂的感情被冲刷着，打磨着，日渐消退。到现在，“中”字基本上就只是河南人的一个习以为常的口语，一个纯粹的表示同意的词，就是说它的河南人，也少有人知道，它曾经负载的厚重历史、文化积淀、以及骄傲和失落了。
为什么这个“中”字能够被河南人长期使用，而不被外地人效仿的原因，主要是这个字里有着深长意味在里边，外地人无法借用。
首先应该注意到古时候河南人长期所处的特别地位，那就是由于长期生活在天子身边，一直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王朝，河南人早把自己由不自觉到自觉地当成京城的居民了，也就是在精神和意识上长期以来以京民自居的意思。
沾住皇帝半个王，古时候的河南人这种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就越来越深刻，盲目的自高自大的情结，一边最大程度地张扬着河南人自己的个性和自我，甚至发展到及至和辉煌的地步，一边由于对皇权的恐惧心理，也开始悄悄地向皇权低下自己的头颅，收缩起自我中的另一些内容，这就在河南人的内部精神上，出现了最初矛盾的也是分裂的现象。
但是，有趣的是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和不断变迁的，当河南不再是天下的文化中心了，河南人也不再能够以自我为中心了，这样就使往日的辉煌一去而不复返，河南人什么也没有了，就只剩下一个“中”字挂在口头上，成为对往日的一种怀念和思想。
如果我们死死抓住“中”字这个单词不放，去追索河南人的精神历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大胆猜测，这个“中”字的流行和口语化应该是宋朝以前的事情。在宋朝以前这个“中”字的自我中心意味还比较强烈，而宋朝以后再说这个字时，发音虽然没有改变一丝一毫，但是意味却慢慢变了。
河南人继续说“中”的时候，一边是由于习惯说顺了口，一边“中”字说出口的时候，就满含着丝丝缕缕的辛酸意味。再往后由于遗忘，没有了心酸，只留下一个只有河南人才使用“中”字的这个单词独特的口语习惯。于是，现在看来，单是这个“中”字，就记录了河南人多么漫长的精神历史呀。
7.“土得掉渣”的河南人
在河南这块土地上，人们为求生存而同恶劣的自然气候进行着持续抗争；与黄河泛滥作无休止的搏斗；在长期提防外来入侵和“戎狄”的干扰中，形成了高度紧张的防卫心理。所有这一切，使河南历史多了几分悲壮和酸涩的色彩，也给河南文化性格塑造施加了深刻影响。
中原性格是中华民族国民性格的重要部分。河南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文化发达，鲜明而富有特色上自然环境，再加上自东周建都以来，历经诸朝代的变迁，也形成了独特的传统文化。在这种特定的时空下，河南人才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自己的性格特色。
河南人淳朴勤俭，尽力耕织，他们去奢不华，但求温饱。他们过着恬淡的生活，古朴得像不饰雕琢的中岳嵩山。他们是古老先民遗风最严格的传承者，他们的习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他们是人们眼中古朴的一族。
时至今日，河南的某些地区、某些领域、某些产品已经初步走向现代化，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乃至青年人中的“后现代生活方式”与中国其他地区大致相同，许多地方的农民也拥有合资企业、名牌产品、时尚衣食、轿车、别墅、电脑、手机等现代物质文明，甚至涌现出南街村、竹林镇、小冀镇、刘庄等一批在全国也颇具影响的富裕的明星村镇。
但河南的发展始终如“小脚女人”般，步履艰难。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放眼于整个河南依然是一片冻土。
河南人的“土”在国内是“有口皆碑”的，可以作为中国古文化的活“化石”和“标本”。有一些基本的事实谁也无法否认——两千多年前周朝制定的婚丧礼仪（如婚嫁的“六吉”和丧葬的“五服”礼制），以及战国时代广泛应用的铁犁耕作方式，今天在河南农村一些偏僻地区仍然沿用。
河南仍然是农业大省，人口以农民为主，经济以农业为主，传统小农经济、小农意识、封建宗法观念、传统生活仍占主导地位。
在河南，许多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地区和贫穷的边远山区，农民世世代代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单调生活，长年累月地把生命的能量倾注到贫瘠干涸的土地中，从土中刨食，靠天吃饭。多少个日日夜夜，他们就固守着这几亩薄田，安心地过着单调而穷苦的生活。白天是“二亩薄地一头牛”，晚上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他们坚信：“以农为本”的古训，在古朴的村民眼中，只有土地才是“命根子”。这是典型的“恋土情结”。既然恋土，就免不了“土里土气”，但也有黄土地一般的厚道、质朴、深沉。
也许是长年与土地打交道，离土太近的缘故，“河南老乡”的性情大多呈现“土性”特征，即深沉、厚道、不善言辞，其朴拙的外表下有一副“古道热肠”。河南人的热情好客，在全国是有口皆碑的。尤其在农村，即使自己不吃，也会拿出丰盛的饭菜来款待客人，而且分量很足。当然，这不是所谓的“虚荣心”作邃，而实实在在是够足的人情味。但有的时候，热情过了头，好事也会变坏事。据说有的地方以“下跪敬酒”招数，让初到中原的南方人很吃不消。更别说是初到此地的“老外”，他们更招架不住。据说前几年河南某地接待前来洽谈投资的外宾，就因为强行劝酒，把对方给吓跑了。
狭隘性、封闭性的小农生活，固然造就了田园诗一般古朴厚道的民风和自然亲切的乡情，但也养成了重农抑商、顾家恋乡、安贫乐道、求安稳、怕冒险、不思进取开拓的小农意识。这种古旧的“土”性，与今天开放进取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对中原农村和整个中西部地区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和精神枷锁，带着这道枷锁的河南人，迈向现代化的步伐格外沉重迟缓，步履维艰。
8.心有“政治”情节，河南人的“皇城根意识”
曾有人作过这样的假设：假如外星人掉到地球的某一个地方，将会发生什么离奇的故事。
假如外星人掉到北京，北京人可能会问：外星人是姓“资”还是姓“社”？假如外星人掉到东北，东北人可能会问：外星人是不是来搞破坏的？外星人要是掉到上海，上海人可能会把外星人拉去展览，赚得个盆溢钵满；外星人要是掉在广东，广东人会用非常精致的调料，非常好的火候，把外星人烹制着吃了。当然，这样的假设含有调侃意味，但却道出了不同地域人们的个性特征：北京人关心政治，东北人关心动机，上海人擅长于利用机会，而广东人则吃遍天下。但说起这个政治情结，河南人比起北京人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历史上来看，北京和河南都是中国的古都和政治中心。所不同的是，一个是古代的政治中心，一个是现在的政治中心。长期生活在“天子脚下”的人，容易滋生“皇城根意识”、封闭保守意识、政治自豪感、傲慢心态和“泛政治人格”，形成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浓厚的政治兴趣和“官本位”的人生观、价值观。
如果你有幸在河南乘坐县城与县城区间的公共汽车的话，你一定会听到农民对中国时政发表的最朴实的议论。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向人讲述自己治理国家的“方针大计”，言谈话语中往往流露出对“国家兴亡”的责任。他们表述的方式既直接又委婉，表述的内容既正统又略带叛逆，但内心的虔诚却是显而易见的。
河南人的政治情结，归结起来有两方面，一是“爱”，一是“怕”。爱是爱得你死我活，怕是怕得心惊胆战。究其原因，实际是比较简单的，首先就是河南这地方，“搞政治”的人多。
打从有了“政治”这东西，就一直是相当神圣，还多少有些神秘的。而一旦自己“搞”上了，带来多少实惠不说，光心理上的享受就是无限的。“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这句当初鲁迅先生嘲讽当时“左”得可以，后来一度成为炙手可热的大人物的这句话，真的是入木三分。
传统的儒家文化十分强调社会等级观，当然，这个等级也不是不可以逾越的，所谓“学而优则仕”，读书人可以通过入仕而达到改变等级的目的。老百姓耳濡目染，也认定了“人分三六九等”，有富人、贵人，有穷人、贱人，关键在于是否有官有位、有权有势。要想出人头地、荣华富贵，要想扬眉吐气、不被人欺，必须走仕途路，由“小民”变为“官人”。
在河南一所中学的学前教育上，校长讲过这样的话：“现在别人对你的好坏取决于你父母的能耐，将来别人对你父母的好坏会取决于你的能耐”，河南人也常常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的孩子好好读书。
中原地区在历史上长期居于封建政治的中心地位，封建色彩浓厚的“官本位”现象，在这块古老的封建沃土和小农意识的包围中，滋生蔓延，根深蒂固，可谓传统悠久。
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洛阳才子苏秦“头悬梁、锥刺骨”，发愤苦读，求取功名，终于由贫贱的小民变为怀揣六国相印的“大官”，一举成名天下知。他的事迹通过《三字经》的传播而家喻户晓。成为中国人教育子弟求取功名的楷模——“不吃苦中苦，难做人上人”。
虽然历史早已跨入现代社会的门槛，早该告别古老的传统，但在封建小农意识（追求荣华富贵、光宗耀祖等）和“官本位”意识（求官、保官、升官）支配一下，在内陆相对封闭的河南，在这块中国最古老的土地上，仍然不合时宜地滋生着如火如荼的“官本位”现象。
正统保守的中原文化孕育出一代代河南政治文化“精英人物”，通过他们又影响了一代代的河南普通百姓，塑造了河南的民性和民风，引导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处世方式和社会时尚。
中原地区曾长期占据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地位，中国七大古都中，河南就占有3个：安阳、洛阳、开封。从公元前20世纪的夏朝到公元回后12世纪初北宋灭亡，这3000多年，共有14个朝代，曾在河南建都。
中原文化产生于政治中心地带，必受大一统专制政治的“驯化”，加之儒家正统观念的长期熏陶，在历史上形成了极其显著的政治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传统，反对异端，抵触变革，追随官方正统，扮演了“卫道士”角色。
河南人实际上一直只是在生存上打转转，只要吃饱肚子就行，在物质上没有更高的要求，这恐怕是长期落后的根子所在，好像谁都明白这个道理一样，只有当官才叫有出息有前途，搞生产搞经济就不能够出人头地。河南的官场从上到下一般来说下级都听上级的话，当面不服从的事情一般来说很少发生，就是心里不舒服，面子上也要让你过得去，老百姓说官大一级压死人，该是对官场最形象的概括，特别是外地人，刚到河南来做官，马上就会感到自己了不得，很有权威，很有水平，大家无比的拥护自己，但是千万别当真。
翻开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将近80年间，中原文化和河南人在大部分时间都毫不显眼，几乎是默默无闻，与“新潮”无缘，也正因为这种无闻，而使得积聚已久的“政治”情结爆发得更为猛烈。袁世凯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在中原大地上引人注目的政治野心家，阴谋家。他的权力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靠政治投机和玩弄权谋发家，步步高升，手握重权，横亘在中国近代化改革的道路上，呼风唤雨，逆流而行，企图在民主之风日盛的大气候下重温“帝王梦”，开历史倒车，最后落得个“千夫所指”的可悲下场！
在他看来，“政治”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东西，而只有握在手中的权力才是实实在在的。他的倒行逆施，与先后与来自岭南文化“叛异”氛围的维新派精英康有为、梁启超和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发生尖锐激烈的冲突与较量。
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出卖康、梁，后来又从孙中山手中窃取了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特别是民国建立前后，与孙中山之间展开一系列政治、军事、外吏、文化、谋略的较量，虽然屡次得手，但最终以失败和灭亡而收场。
对这两位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作一番对比分析，是有趣而耐人寻味的：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政治较量，有深刻的地域文化背景和个人文化背景。
袁世凯接受的是正统保守的中原文化教育。袁世凯自幼生活在闭塞保守、封建气息浓厚的中原文化氛围和封建官僚家庭，他受的是四书五经和封建家教的熏陶。他后来在政冶上复辟封建帝制的同时，在文化上极力倡导尊孔读经，二者密不可分。
孙中山则接受的追新求变的岭南文化教育。头脑中充满了近代四方民主共和新观念，代表着政治上的新兴进步势力，具有异端、叛逆色彩，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王朝、封建复辟势力和封建文化，并与之势不两立。
对孙中山而言，只要能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也就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大总统宝座并不值得留恋，只要能利国利民，宁愿放弃大总统职位，从没有把个人“荣华富贵”放在上，为了顾全大局，功成而身退，主动放弃最高权力，能做到这一点，在古今中外政治家中极为难能可贵，没有极高的人生境界和博大的民主胸怀，不足以为之，这一点，孙中山堪与尧、舜、华盛顿媲美！
总之，孙中山和袁世凯各有其生活的地域文化背景和家庭背景，孙中山这样的“新派人物”不可能产生于闭塞、保守、卫道的中原文化氛围中；同样，袁世凯这样的“旧式人物”也不可能诞生在开放、进取、叛逆的岭南文化圈中。
这就是在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政治情结”，即使是在现代，这种情结也是丝毫没有下滑的趋势。
当南方的乡镇企业迅猛崛起、北伐中原，大赚河南人钱之时，河南的某些地方官却把虚报乡镇企业产值作为升官的“敲门砖”，弄虚作假。
当南方人致富为荣、争当“老板”之时。河南人却始终以“当官”为荣，甚至某些人把当官视为发财致富的“捷径”。
广东人教育小孩：好好学习，长大才能当大老板、赚钱，否则就只能当干部（因为当地机关干部收入最低）。而河南人则教育小孩：好好学习，长大才能当大官、住洋房、坐轿车，否则只能一辈子“修理地球”（当农民）！
河南人对“政治”就是这么情有独钟，又有谁能将这种暧昧说清楚呢！
9.河南人的饮食文化
童年时代开始形成的饮食习惯，可以说沁入骨髓。成年后，无论他身居何处，有些饮食习惯和生命同在，永远难以忘怀。这种口味缘地域而形成群体，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内容，并影响着群体的性格。
豫菜
豫菜是中国烹饪文化的一支，也是中原烹饪文化自仰韶文化以来的一个历史过程的结果。中原烹饪文化曾长期位居中国烹饪文化的主流，仰韶的彩陶、殷商的大鼎、洛阳周代宫廷的食制、北宋汴京饮食市场的繁华与经典书写了中原烹饪的文明。
历史记载和出土文物的考证，都充分证明了河南烹调技术的悠久历史。在河南新郑出土的历史文物中，有新石器时代早期使用的餐具；密县打虎亭的汉墓壁画中，有形象逼真的杀鸡、宰鹅、煮肉、烹鱼等图像。出生在河南省伊川县的伊尹，被称为“我国烹调的始祖”；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宴会——夏启的“钧台之享”，即在河南禹县举行。周朝建都洛阳之后，饮食制度已初步形成。到了“会寰宇之异味，悉在庖厨”的北宋时期，河南菜已发展成为色、香、味、形、皿五性俱全，具有宫庭风味之豫菜体系。
豫菜的发展，除其历史原因之外，还与本省盛产珍贵烹饪原料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河南的西部山区，盛产猴头、鹿茸、拳菜、羊素肚和蘑菇；在豫北出产有全国著名的怀庆山药、宽背淇鲫、百泉白鳝和清化笋；豫南的鱼、虾，平原的禽、蛋，其资源都相当丰富。“洛鲤、伊鲂，贵似牛羊”，“黄河鲤鱼甚佳，以开封为最多”，这些历史佳话，早已流传全国。
豫菜作为中原烹饪文明的代表，虽然在南宋以后成为中国烹饪的地方帮派，但因地处九州之中，也就一直秉承着中国烹饪的基本传统：中与和。“中”是指豫菜不南、不北、不东、不西，而居东西南北之中；不偏甜、不偏咸、不偏辣、不偏酸，而于甜咸酸辣之间求其中、求其平、求其淡。“和”是指溶东西南北为一体，为一统，溶甜咸酸辣为一鼎而求一味，而求一和。中与和为中原烹饪文化之本，为中华文明之本。从中国烹饪之圣商相伊尹在3600年前创五味调和之说至今，豫菜借中州之地利，得四季之天时，调和鼎鼐，包溶五味，以数十种技法炮制数千种菜肴，其品种技术南下北上影响遍及神州，美味脍炙人口。
在长期的烹饪实践中，河南人民烹制豫菜也有自己独到的心得体会。在选料上，如：“鲤吃一尺，鲫吃八寸”，“鞭杆鳝鱼、马蹄鳖，每年吃在三四月”。在刀工上，河南省有“切必整齐，片必均匀，解必过半，斩而不乱”的传统技艺；河南的厨切与众不同，它具有“前切后剁中间片，切背砸泥把捣蒜”一切多能的功用。另外，豫菜有长年配头与四季配头，有大配头与小配头，素有看配头下菜的传统习惯。
“唱戏的腔，做菜的汤”，这是河南的一句土话，它说明河南对于制汤是非常讲究的。河南人在制汤上，分头汤、白汤、毛汤、清汤；制汤的原料，必须“两洗、两下锅、两次撇沫”。遇到需要高级清汤时，还要另加原料，进行套和追，使其达到：清则见底，浓则乳白，味道清醇，浓厚挂唇。
豫菜在烹调方法上，也有扒、烧、炸、熘、爆、炒、炝等50余种，其中葱椒炝和凹，独树一帜；而扒菜更为独到，素有“扒菜不勾芡，汤汁自来黏”的美称。另外，河南爆菜时多用武火，热锅凉油，操作迅速，质地脆嫩，汁色乳白。
今日豫菜不失传统，尤长创新。它四方选料，独特涨发，精工细作，极擅用汤，调和五味，程度适中。不论干鲜老嫩，煎炒烹炸以一味领色、香、形、器，以一和而悦八方食客。因此豫菜没有时髦，没有浮躁，不以华丽逞一时，而以醇厚平和续千年。
从商、周宫廷的三羹、五齑、周八珍，隋、唐洛阳东西两市的大宴、素席，北宋汴京宫廷市肆的有美皆备，无丽不臻。数千年来，河南名菜可谓是满天星斗，遍地锦装。商周古韵，汉唐遗风，汴京绝唱，仍强烈的表现在众多名品上。开封的“糖醋熘黄河鲤鱼焙面”，洛阳的“牡丹燕菜”，安阳的“炒三不粘”，豫南的“桂花皮丝”等，这些历史悠久的地方名菜，至今仍名扬遐迩，为中外人士所赞扬。从北宋流传至今的开封古楼夜市，入晚便是人声鼎沸，尤现当年遗风。
在中原大地上随处可感受到豫菜所独具的文化与美味的综合魅力。
坚定的面食主义者
河南人不愧为坚定的面食主义者，就连早餐也是以面食为主。
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油条。油条又叫“炸秦桧”，据说当年奸臣秦桧害死了大忠臣岳飞，作为河南人的老乡，河南人对秦桧自然是深恶痛绝，于是就用面粉捏成秦桧的样子，放在油锅里炸。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吃油条，只不过各地的口味不同，所以做法，放油多少也不同。一般，河南的油条体积偏大，炸出来时体积也较大，里面疏松，充满了空气，更加松脆可口。
还有一种叫油馍头，河南人常叫馒头称为馍，所以油馍头还是很形象的。它有点像是油条的尖头部分，是一个小面团放在油锅里炸成。形状如球，所以称之为馍，而且如油条一般，内部充有空气，同样松脆可口。而且由于体积小，所以吃起来方便了许多，携带也较方便。
河南还有一种独特的早点叫做肉盒。呈扁平状，如碗般大小，表面似油饼，上下两层，中有馅。而且上下两层，一般比油条薄，更加脆，油也比油饼的油少。馅一般是细粉条加一些肉末，有时还会有一些葱花。肉盒对馅要求很严格，肉末要很小，粉条要很细，很短，葱花是调味品当然要很小，而且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一口咬下去，脆，酥，香，而且由于馅的作用，味道也是咸甜合口。
河南人一天可以吃三顿面条、馒头加面汤。咸菜可以吃三天。土豆、白菜、萝卜是一年的美味。一群人一桌子吃饭。那个把筷子伸过去把饭桌上掉的那根菜拣起来往嘴里送的，一定是艰苦朴素的河南人。如果是夏天，不管是村庄还是城镇，那个端着一个跟盆子似的大海碗，蹲在树下，肆无忌惮地把面条吃得呼噜呼噜响的，也一定是河南人。就是河南民工进了城，也仍用是筷子上面串两馒头，端碗青菜蹲在墙角吃起来。走进饭馆，豪气地一拍桌子，粗声粗气地大叫道：“老板，来两斤包子。”
河南人被优秀的中原小麦宠坏了，在河南，吸引河南人的不是嵩山、龙门石窟、少林寺还有洛阳牡丹，而是那一口面、一口糕、一口馍，像被钓饵吸引住的鲫鱼一样，中原小麦牢牢地吸住了河南人的胃，让河南人难以自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