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御臣手段十分高明。君与臣的关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帝王喜怒无常，权威高于一切，伴君如伴虎就是这个道理。
不可与大臣太亲近
秦始皇即位后，渐渐与有功之臣拉开了情感距离，并对他们进行剪除，因为这些人的势力会威胁到他的皇权。一国之主的威严不可动摇，如何掌握与身边大臣的关系，秦始皇是历代皇帝中把握得最巧妙的一位。用吕不韦为相，后来再除掉他，这体现了秦始皇的智慧。
如果一国之君与宠爱的大臣过于亲近，必然会危及君主的生命；臣子过于势大位尊，他必然会篡夺帝王之位；正妻与妃子之间贵贱不分，必然会危及太子的地位。如果千乘之君不防范，则必有百乘重臣窥隙候变，从而夺得臣民，改朝换代；如果万乘之君不防范，则必有千乘重臣鼾睡于侧，伺机篡国夺权。而且，让宠臣的势力变大，君主的王道政治势必衰亡。所以，诸侯臣子的强大，就是天子的祸害；群臣过于富贵，就是君主亡身的根源。将相挟天子而令诸侯，臣门如市，私设朝廷，这是帝王所要杜绝的事情。世上万物都不如身贵、位尊、权重、势大为重要，而这四样美事并不能从外部获得，也不能依赖别人给予，自己措置适宜就能得到。
所以说，帝王如果不能利用自己的特权优势，不能妥善处理他的内外左右关系，那么他终究会被大臣排斥于外，会有丧身亡国之祸。
身为君主，称孤道寡，万众俯首于前，谁人可以比拟？然而也不能不有其所惧者在。为什么？因为位置坐得太高了，左右一瞧，就是自己一个，再没旁人可以来平起平坐的。这就有点儿“高处不胜寒”。当然，这是指的头脑清醒者。若是换个脑袋糊涂的主儿，他就想不到这些了。
韩非当然是一个清醒者，虽然他不在其位，却能提醒在位者注意。韩非身处战国末年、什么事儿没见过？就算没见过，他也听得多了，至少从书上也看得多了。于是他就说道：“您没见齐桓公过分亲信竖刁、易牙吗？结果是齐桓公被他们闭在室内渴饿而死。您知道晋国怎么亡的吗？那是被三家大臣瓜分了的。从前晋献公宠丽姬，于是杀太子申生，立丽姬所生的奚齐为太子，结果闹得晋国大乱不止。您说，这做君主的，容易吗？
稍有不慎，全盘皆覆，把性命赔进去都不够，还祸国殃民！”
韩非的提醒真能使历代君主不犯这类毛病？就算有几个清醒者注意到了，还是不能保证万世不蹈此覆辙。韩非他还是不可能明白，这君主之权势无人可比，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样，君主的许多念头也就实实在在成为千古不解之题了。
万乘之君，就是天子。从前西周王室分封天下，诸侯列国都不可能有万乘兵车可出，只有天子地方千里，可出万乘兵车。因此“万乘”也可以成为天子的代称。
万乘兵车，现在看来似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无非一万辆兵车，配上四万匹战马而已。古时以一车四马为“一乘”，大约相当于一辆战车。
“万乘”，这在物资较为匮乏的古代，也就很了不起了。
这权威的确也只有天子一人可得享用，也就是说不能“徙”。什么叫“徙”？就是被人夺去。天子的权威一旦被夺去，在过去，就等于是这个国家亡了。因为过去任何一国，都是天子一姓所立的。某姓天子失位，则国号也必须更换，那原来所谓的国家，也就倾覆了。
上述引自韩非语，其实也并非他的创见。
孟子就曾说过：“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孟子·梁惠王上》)可见这也是那时的热门话题了。
端正事物的名分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秦始皇通过设郡县制，把全国最后的一切权力都集中在皇帝一人手里。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历史上朝代虽然更迭不断，而秦始皇所开创的封建政体却相沿不衰。故有“历代都行秦政事”之说，可见其深远影响。
君主专权的法术是先端正事物的名分。名分端正了，事物就不难确定了；名分不正，事物就将趋于混乱。君主想要禁止奸邪，则要考察形名是否符合。
所谓形名，即言论与事实。做人臣的，陈述自己的主张，君王依据他的主张让他办事，专门从所做的事责成功效。功与事相当，事与言相当，则奖赏；功与事不符合，事与言不符合，则惩罚。所以，群臣说大话而功效小的，要惩罚，不是惩罚功劳小，而是惩罚名实不符；群臣谨慎说话而功效大的，也要惩罚，不是不喜欢功劳大，而是因为言行不符，危害大于功劳，所以要惩罚。
圣人以宁静的态度掌握权术，使名分自然形成，使事物自然确定。君王韬光养晦，不表现出自己的智能，臣下才能够朴素纯正。按照这种权术去任用大臣，让他们自行办事；按照这种权术去分派任务，大臣们将自动建功立业。帝王以正确的方法处事，使群臣自行完成任务。君主根据主张举用臣下，一时还不知道臣下的主张是否恰当，所以要再去考察他的行动效果。
秦始皇称帝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仅大力推行五德终始说，加强思想控制，而且大力强化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官僚制度是政权的支柱。秦始皇为了使自己的政权日久天长，建立了一整套崭新的、有生命力的官僚体制。
他首先把百官建立起来，设立了三公九卿，组成中央行政的核心。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为最高的文官，辅佐皇帝处理国事，丞相有左右之分，以右为上。丞相上承天子之命，掌金印，佩紫绶，权力很大。太尉是最高的武官，掌管文书，由具有杰出军事才能的将领担任。
御史大夫监察百官，其职位相当于副丞相，有皇帝秘书的性质，掌管文书。
三公之下设九卿，即：掌管宗庙礼仪的奉常，掌管皇帝意旨的传达和保卫皇帝安全的警卫郎中令，掌管皇宫宫门保卫工作的卫尉，掌管皇帝及皇宫使用舆马的太仆，掌管全国刑罚司法的廷尉，掌管少数民族首领和使者的典客，掌管皇帝宗室亲属事务的宗正，掌管各物租税收入及全国财政收支的治粟内史，掌管山海、地浑的税收和宫中所需的手工业品制造的少府等。
三公、九卿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共同对皇帝负责。
秦始皇深知历史上分封诸侯的过程以及所带来的恶果，所以他有意让群臣对分封制进行讨论。讨论中有人得到廷尉李斯的提醒，态度明确地提出：坚决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具体做法是：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后来疆土扩展，由三十六郡变为四十郡。每个郡设任三个长官。郡守是一郡之长，掌管全郡政务，是一郡的最高行政官：郡尉是军事领导，掌管军队，负责治安；郡监负责一郡的监察工作。每县由皇帝任命县令，当时秦始皇共任命了郡一级官员一百零八名，县令八百多名。县下设乡，乡下设亭。乡有乡官，亭有亭长，大约十里为一亭，十亭成一乡。
乡的官吏设置比较简单，只有三老、啬夫或有秩啬夫、游徼以及乡佐。亭的官吏设置相对复杂，有亭长、亭啬夫、校长等八个职位。里是秦地方政府最低的基层组织，一般是百家为一里，里有“里正”，相当于后来的保甲长。
使人民服从自己
尊重君主的人，提倡仁义道德，而危害国家的人正是打着仁义道德的旗号。所以，掌握了法术的君主，远离仁义，去掉道德，使人民服从法律，秦始皇的“坑儒”事件就是其中的典型，将大臣的意志统一在他的意志之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利用法律。
秦始皇三十四年，秦始皇平定北方，开拓了疆土，天下也由三十六郡变为四十郡，心中异常高兴，很是得意。这一天他在咸阳设宴庆贺，七十个博士上前祝寿。这时有个仆射周青臣对秦始皇歌功颂德说：“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圣明，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
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一听这些话，顿时眉飞色舞，心旷神怡。在座的其他儒生、博士听了却不以为然，有的皱眉，有的撇嘴，有的假装瞌睡；更有甚者，博士淳于越当即站起来表示反对，并说周青臣是阿谀奉承之流，并非忠臣，还直言不讳地批评秦始皇否定分封制推行郡县制的做法，同时指出：“事不师古而能长存者，非所闻也。”
丞相李斯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治理天下是非常复杂的事，重要的是能适应时代形势的变化，于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辩论开始了。这本来是思想领域很正常的争议，却被秦始皇扩大为一场政治斗争。
秦始皇本来对儒生就没有好感，当年秦始皇到泰山搞封禅仪式时，曾为如何上泰山的事受到众儒生的捉弄和讽刺，心中早有不悦，如今又看到儒生以古非今，诽谤攻击他建立的制度，秦始皇心中终于燃起了怒火。加上李斯又在旁煽风点火，提出烧毁除《秦纪》外的所有史书等七条意见，企图使天下人不能以古非今。
秦始皇当即批准了李斯的建议，并向全国颁布焚书令。全国一下掀起了搜书运动，并规定对私藏不交者实行满门抄斩。结果，无数文化典籍燃成了一场熊熊大火，漫天的烟雾笼罩着全国各地，一连几天不散，这就是千古叹恨的秦始皇“焚书”事件。
“焚书”之后，儒生们并不就此罢休，他们继续以古非今，抨击秦始辠。卢生和侯生，在为秦始皇求仙寻不死药的名义下骗取了秦始皇的大量金银珠宝后，一走了之。他们在临逃走之前，抓住焚书一事，大肆散布言论，攻击秦始皇专任狱吏，不尊儒生，刑杀为威，残暴成性。以此进一步煽动儒生对秦朝的不满情绪。秦始皇听后大怒，下令严加追查，令御史把在咸阳的诸生都捉来，由诸生相互告密，秦始皇圈定了所谓“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活埋于咸阳坑中。这就是“坑儒”事件。
应对蒙武夫妇的策略
打天下你是功臣，坐天下你不一定能平安无事。这种事例，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蒙武夫妇深知其中道理，功成名就之后，请求隐退，这是智者之举。秦始皇在处理此事上表现出了大度，许下的诺言就得兑现，没有办法，还是让他们走了。虽说秦始皇和皇后总有点儿伤感，皇后少了一个走动的亲人，皇帝也失掉了一位干将，但这对蒙武夫妇来说当然是好事。如果长期陪伴在皇帝身边，说不定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确切地说，蒙武夫妇对秦始皇的统一大业是立了大功的人，但他们能见好就收，急流勇退，目的是为了保身。他们深知，在秦始皇这样的君主身边，迟早会遇到杀身之祸。于是，有一天，他们夫妇便来向秦始皇辞职。
在咸阳南书房里，蒙武夫妇亲自向秦始皇辞职，因为经过丞相转呈的辞职书，已到达秦始皇手上，而他扣押住不作批复。
齐虹和皇后的两个表姐妹在一旁喁喁细语，两个男人则是沉默相对，室内气氛沉重凝结。
秦始皇从席位上站起来，在室内急速走动，蒙武注视着他，脸上表情坚决。
蒙武夫妇对秦始皇这项行动并不太在意，可是看起来皇后明白这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征兆，雷霆之怒将要发作。
她停止谈话，对秦始皇说：“皇上，你坐下来休息一下，好不好？你这一走动，卑妾好像听到千军万马在调动，怪使人害怕的。”
秦始皇当然明白皇后的意思，他笑了笑又坐回到席位上，也用极其委婉的口气对蒙武说：
“天下刚定，百废待举，等着我们去做的事太多太多了，难道蒙卿就忍心丢下朕一个人不管？”
“陛下，朝中能臣甚多，何况蒙武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文治武功都没有什么成绩可言。”
“能臣很多，但忠臣太少。”秦始皇叹口气说，“卿家平定荆楚，主擒负刍，这不就是莫大的武功？如今天下初定，等待你在文治方面去表现的机会更多，你为什么一定要走？”
蒙武看了看齐虹，发现她也正凝视着他，眼神中充满深情和鼓励。他刚想开口说话，只听到秦始皇用略带不满的口气说：
“蒙卿是怕朕做第二个越王勾践，飞鸟尽，良弓藏？”
“臣不敢！”蒙武惶恐地说。
“算了，算了，”皇后在一旁打圆场，“他不是怕陛下做勾践，而是他当初向表妹求婚时，条件之一就是要他当范蠡，如今功成了，他也该身退，偕美人享受悠游渭土之乐了。”
“这话当真？”秦始皇转向齐虹问。
“这是臣妾当年和他谈好的条件。”齐虹恭谨地回答。
“的确，这几年朕花了不少心血在武将人才培植上，像你们家公子蒙恬，王翦的公子王贲，就是其中佼佼者。”秦始皇有所感而发，“你们应该看得出来，朕绝不会变成勾践，朕平定天下已几年，还未杀害过一个功臣或良将。王翦功成身退，养老林下，王贲和蒙恬都已封为列侯，虽然按照新制度实施郡县，不再列土封邑，但列侯俸禄也够丰富的了，你们应该相信朕！”
“臣绝不敢作如此想。”蒙武俯身恳切地禀奏，“臣只是事先向臣妇许下承诺，如今必须实现而已，臣绝对没有二心。何况，天下宇内莫非王土，臣退到哪里都是陛下的臣子，有事只要下诏，臣必朝闻前夕即至，赶来应命。”
“蒙卿现在说得好，只怕大鱼一放回大海，再也钓不上来了！”说完话，秦始皇仰天大笑。
室内诸人也赔着笑，看到秦始皇脸上神情释然，诸人是发自内心宽慰的笑。
“只是，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这些年朕专心培植将才，却忽略了在培养文臣上下功夫，现在真有点儿难以为继的苦恼。丞相王绾老了，御史大夫冯劫也老了，新的宰相人才还不知在哪里！”秦始皇摇头叹息。
蒙武本来想说，以秦始皇事必躬亲，大事小事都一把抓的性格，宰相不需要有什么才干，只要会逢迎即可，但他口里说的却是：
“李斯才高性敏，精通治术，不就是最好的宰相材料？”
“李斯才干和智慧都是无话可说的，”秦始皇沉吟了一会儿，摇摇头说，“此人见风转舵，利欲心太重，靠不住！”
“你们都认为朕喜欢事必躬亲，却不了解无人可用、无人可信托的痛苦！”秦始皇扫视室内诸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为什么朕每次出巡都带着李斯和赵高？这里都不是外人，朕老实说吧，就是不放心让他们留守！这两条毒蛇，只有朕这个玩蛇能手才能操控自如！”
皇后深有同感地点头，蒙武夫妇则惊诧地呆住了。蒙武更是在心里想——难怪他小小年纪就能轻而易举地度过重重政潮，十多年时间就能征服天下，真是天生英明！
秦始皇又站了起来踱到窗前，他面对窗外自言自语：“王绾等人留守，也只能处理日常政务，有所重大变故，他们禀命承意行事惯了，到时就会惊慌失措，所以朕人在外面巡狩，心却时刻都是在咸阳的，”他突然转过身来对蒙武说，“你明白心挂两头的滋味吗？假若你愿意留下来……”
看到蒙武脸上坚决的表情，他神情有点儿黯淡，改变了说话的方向：
“朕不能勉强你做言而无信的人，尤其是对自己的妻子。”
他看了看皇后，她在赞许地微笑；他又看着齐虹，她眼中充满感激。
他断然地说：“去吧，你的辞职朕准了！不过朕还是得感谢你，为朕留下蒙恬、蒙毅这对兄弟。蒙恬已是功成名就的良将，蒙毅在廷尉中也尽头角崭露，显然是宰相之才，只是文臣不比武将那样全靠天才，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历练，所以二十多岁的名将不少，三十岁的名臣却难以找到。像甘罗十二岁为秦使赵，取赵五城不辱使命，封为上卿，但后无建树，终归默默无闻。良将难求，尽忠的能臣更难得！”
蒙武夫妇怕他有所反悔，赶快离席谢恩。
“皇后，命人备酒，朕今晚要喝个痛快，为表妹夫妇送行！”秦始皇说。
驾驭将领的方法
了解一个人的能力，考察他的品行，这是君主应有的素质和能力。但真正了解和掌握一个人的实质是很难的，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尤其是在没有波折起伏的环境中，就更难了。人才鉴别要通过实践，经过一个较长的了解过程。
人才贤能被用与否，取决于领导者的自身的素质，尤其在压抑人性、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缺少民主氛围，不能公平竞争，人才发挥作用完全寄托于是否被明智的君主采纳，处于这种单向选择人才的用人机制，那么君主的素质高低就更显得重要了。
驾驭将领的主要办法，就是要懂得手下英雄们的想法，明白他们的内心活动。但是人不易被了解，识别人就更不容易。汉光武帝是一个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明主，但他却犯了轻信庞萌的错误；曹操是个知人善任的人，却也曾被张邈蒙蔽。为什么呢？世上的事物很难分辨而容易使人迷惑。所以说，狡诈者似智而并不是睿智之人，愚钝者貌似君子却不是君子，憨直者并不勇敢，亡国之君好像在忠于国事，亡国奸臣似乎执行君主旨令而忠心耿耿，稗草的幼苗好像庄稼。黑黄相间的牛皮好像虎皮，白骨猛地一看还以为是象牙，赤地白彩的石头猛地一看会以为是美玉。
孔子说：“人心比山川还要险恶，了解人心比掌握天体还要困难，天还有春、夏、秋、冬和早上晚上的规律可循，人有时却是外貌憨厚而内心深沉。有的人表面老实可信而内心骄傲自大，有的人貌似不肖者实际品行却是个长者，有的人外貌温良却内心刚直，有的人看似坚强却性子缓慢，有的人外表舒缓却性格急躁。”
姜太公说：“士人有外表端正其实行为不肖的；有外表温和善良心中却男盗女娼的：有外貌恭敬而内心傲慢自大的；有貌似有情其实无情的；有仪表堂堂其实无所作为的；有貌似果断而内心优柔寡断的；有外表似游移不定，三心二意，实际上对人忠实如一的；有表面拖拉，实际工作卓有成效的；有貌似猛狠而内心胆怯的；有表面糊涂而内心明白的。世事无所不有常常令人料想不到，有时被天下人所瞧不起的，圣人反而认为珍贵：
有时平常人看不出来的，唯有像日月一样的圣人，才能看清其实。”这是士人的外貌与内心不相符合的情形。
“人心险于山川，难知于天。”孔夫子的感慨是有道理的。历史上，像汉光武帝刘秀、曹操这些聪明一世的帝王、识人的高手，也受到过奸人的欺骗，用人者不可不知：“知人不易，谨防轻信”。
秦始皇听信他人之言，将李斯革职，但李斯临行前的一篇文章却表明了他的才华和对秦国的忠诚。作为一国之君，是金口谕语，但秦始皇能知错即改，立即对大将军蒙恬说：
“立即将此人找回来哟！”
蒙恬奉命找回了李斯。李斯终于有机会和秦始皇面对面地交谈，说出他的治国之道，这种超群的才华再次打动了秦始皇的心。于是，他决定再次重用李斯。
不以出身看人
用人之长，这是帝王的学问，也是决定他能否成大业的问题。不论什么人，只要能为我所用，让其发挥特长，就会对事业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以出身看人，以亲密关系用人，就难成人事。
一个人做事和帮人，如果一心考虑对别人有利，那么与疏远的人也能和谐相处；如果一心考虑对自己有利，那么父子之间也会分离和仇怨。
从秦穆公称霸西戎到秦王政统一天下，人们无法否认一个这样的事实：那便是辅佐历代秦王、为秦国富强卖力最多的英雄豪杰，大多不是出身于秦国本土上的人，而且多数出身低微。历史事实表明，重用客卿，以布衣为将相，这在秦国有着悠久的传统。
在秦穆公时代，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昔日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东得百里奚，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这五人不是秦人，而穆公用了他们，却并同二十，称霸西戎。”
秦孝公所重用的商鞅，原是卫国的“诸庶孽公子”，曾在魏相公手下任中庶子。他人秦后实行变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为日后秦国兼并天下奠定了基础。
秦惠文王至秦昭王在位的87年间，秦国的历代国王继承了秦国重用来自国外贤才的优良传统，形成了以客卿为将相的制度，并在秦国的中央政权中确立了布衣将相格局。这一期间，先后受到重用的著名客卿有：
张仪是魏国人，布衣出身，在楚国时曾有悲惨的遭遇。人秦后，秦惠王收他以为客卿，共谋伐诸侯之策。前325年，秦惠王任命张仪为相。为相后，张仪在外事活动中出使山东，拆散齐、楚联盟，鼓吹“连横”，破坏“合纵”，使秦国在兼并六国的战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为秦国立有大功。
公孙衍是魏国阴晋(今陕西华阴)人，在魏国曾任犀首(将军一类的官职）与张仪不善。人秦后，曾接替商鞅为大良造。张仪死后，曾人秦为相，对秦国有一定的贡献。
客卿通曾出任秦国的将军。秦昭王四年(前303)，齐、魏、韩攻楚，楚派太子人质于秦而请求救兵，秦派遣客卿通将兵救楚，三国引兵离去。
范雎是魏国人，人秦后被秦昭王拜为客卿，后来又被任命为丞相，对结束魏冉一伙宗室贵族的专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蔡泽是燕国人，他人秦后同范雎的一席话，把范雎说得心服口服，使范雎乖乖地从丞相位上引退，并把蔡泽推荐给秦王。秦昭王召见后很高兴，于是拜为客卿。不久，秦昭王遂拜为秦相。然而，蔡泽为相之后，不得人心，只好辞职。
范雎、蔡泽二人，均以布衣身份分别由魏、燕人秦，由客卿升为丞相，同是因惧诛而请归相印。范雎、蔡泽以及白起等文臣武将的宦海风波表明，秦惠王以来的启用重要客卿的的传统，在秦昭王时期已形成为由客卿而为丞相、将军的制度，布衣将相格局在秦国已得到了初步的确立。
范雎、蔡泽的由客卿而丞相，又由丞相而谢病请归相印，这种“走马灯”式的上台卸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布衣将相格局所固有的一个特点，即它的“流动性”。然而，正是这种走马灯式的流动性，使得商鞅以来的法治路线被认真地付诸实行，使秦国保持了法治路线的连续性和战略、策略上的正确性，从而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
赏罚有度
人民看重利益；大臣看重爵位；君主看重权威。所以赏赐功臣，授予有办事能力的人以爵位，使得奸邪无机可乘，战争多的国家，它的爵位贵重；爵位贵重，君主就受到尊重；君主受到尊重，就能称王于天下。赏罚有度，可以安民，可以光大帝业。
圣人治理民众，以法度衡量一切，不顺从百姓的私欲，只是期望有利于民而已。所以，君王对民众用刑，并非憎恶人民，而是本于爱心，有罪必罚，民众就安宁；赏赐太滥，好人就会出现。所以，在治理民众的措施中，有罪必罚，是治理成功的首要措施；赏赐太滥，是乱国的根源。
英明的君主在治国时，明确地行赏，这样百姓就会互相劝勉立功；严厉地用刑，这样百姓就会看重法律。百姓看重法律，于是奸邪无从产生。
所以，治理民众，要将奸邪禁止在未发生之前；用兵作战，要使人民衷心拥护。不需动用刑法，人民的行为自觉端正，这是天下大治；使人民团结一心，奋力参战，这样就无往而不胜。圣人治国，未等用刑，人民就自觉遵守法律，这样国力就强大；使人民从心理上投入战事，未战就稳操胜券，这样就必胜无疑。国家大事要致力于未用刑而先治、未战而先胜；统一人民的思想；专门推崇大公无私的精神赏赐好人使奸邪不会发生；明确法度使政治不烦乱。能做到以上四点的国家就强盛，不能做到以上四点的国家就衰弱。
一个国家强大的原因在于政治措施得力，君主受到尊重的原因在于手中握有权势。所以，明君有权势而且善用政治措施，昏君也有权势但不善用政治措施，二者都集聚了权势，但政治措施大为不同，所以立国的原则小同，政绩也差异很大。因此，英明的君王掌握权势而地位尊贵，政出(君主)一门而国家富强。所以，法是君王的根本，用刑是出自于爱。
有的人是好逸恶劳的。好逸，所以事业荒废；事业荒废，所以国家治不好；国家治不好，所以天下大乱；故而赏罚不用于天下的话，继续统治下去的道路就被堵塞了。想建立大的功业但又难于召唤民众出力，那么大功不可能告成；想搞好法治但又难以改变陈规旧制，那么民众混乱的局面就不可能得以治理。所以，治理民众没有永恒不变的常规，唯有采用相应的法律才能治理好国家。法度能随着时代而变化，那么天下大治；治国的措施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那么功绩卓立。时代变化了，治国的措施不改变，国家就会危乱；乖巧的人多了，禁令不改变，政权就会削弱。
所以，圣人治理民众，法度随着时代而变化，禁令随着乖巧的人的表现而变化。
能尽力于耕种的国家就富裕，能调动起力量对敌的国家就强大，强大而不被遏制，就能称王于天下。所以，王者之道在于允许什么，禁止什么，能够禁止奸邪行为的，必定能够称王。因此，帝王之术不在于指望敌人不来捣乱，而是致力于使敌人无法捣乱。指望敌人不捣乱而治国安邦，国家就会被削弱；致力于使敌人无法捣乱而推行法治，国家就会兴旺。所以，贤明的君主治国，致力于使敌人无法捣乱的韬术。
秦始皇在赏罚上是很讲究技巧的，天下统一之后，他虽然吸取历史教训没有对皇亲国戚封侯，但却对有功之人都进行了赏赐，有的人是名义上的，有的是利益上的，这对稳定局面，增强力量，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灵活应用法与术
平定嫪毐叛乱是秦国当时的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从卫尉、内史等中央政府重要官员参与叛乱的事实中可以看出，这一事件的根本原因并非是什么“宫闱秽事”，而是以秦王政为首的政治势力同以嫪毐为首的政治势力为争夺国家统治权力的一场斗争。
管仲所谓的言室满室、言堂满堂，并非指游戏饮食之类的小事，一定是指大事。君主的大事，不是法便是术。法是编成书籍，藏进宫府，而向百姓广为公布的事情。术是藏于胸中，以处理各种事宜而且暗中操纵群臣的东西。所以，法越公开越好，而术则不要显露出来。因此，明君宣布法令，于是全国的人包括卑贱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而不只是声震全堂；明君用术，那么即使是宠臣亲信也应使其不得要领，而不能声震全室、让众人知道。而管子说：“在室内讲话，则声震全室；在堂上讲话，则声震全堂”，这不是懂得法术的人说的话。
有一次，嫪毐与秦王的侍臣左右贵臣饮酒博戏，酒醉后彼此发生口角。嫪毐无理，自持有权有势，破口大骂道：“我是秦王的‘假父’，你这小子凭什么竟敢与我对抗？”
秦王侍臣见嫪毐怒睁圆眼，高声斥骂，便忍气吞声地走开了。回到王宫，侍臣把嫪毐所辱骂的恶言秽语——向秦王禀报，秦王政非常恼怒，决心待机收拾嫪毐。
秦王政九年，秦王政二十二岁，按照秦国的礼制应加冠亲政。在秦王举行加冠礼前夕，有人正式向秦王告发：长信侯嫪毐并非是宦者，经常与太后秽乱宫中，并生有两个男儿，都藏匿在民间；长信侯与太后曾有密谋：一旦大王驾崩，便立长信侯与太后所生的儿子为秦王。
秦王政密令有关官员立案追查，结果是所告皆属事实。由于加冠礼举行在即，秦王并没有立即下令逮捕嫪毐，而是采取“欲擒故纵”的计策，按预期前往雍都举行加冠礼，待嫪毐有所动作时，再一举扑灭。
嫪毐门下耳目甚多，秦王立案调查“宫闹秽事”的消息，很快便传人嫪毐耳中，嫪毐这时才感到有些恐慌，急忙与太后在一起商议对策，密谋在秦王去雍都行冠礼的时机发兵作乱。
当秦王政下榻于蕲年宫之际，嫪毐一伙便按照事先的密谋，乘机矫借秦王御玺及太后玺发兵作乱，征发县卒、卫卒、宫骑以及门下舍人，向蕲年宫迸发，企图一举推翻秦王政的政权，另立新君。
秦王政在前来雍都之前，对嫪毐一伙的密谋早有察觉和防范。当嫪毐一伙发兵举行叛乱时，秦王政便胸有成竹地当机立断，立即派相国昌平君、昌文君率兵镇压叛乱，嫪毐兵败逃走，秦王发兵追击，叛乱很快便被平息。
参与嫪毐叛乱的大臣有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令齐等二十余人，被捕后一律斩首并车裂示众，灭其宗族。嫪毐门下的舍人，轻者则罚为鬼薪，一律没收其家财，夺爵迁蜀者多达四千余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