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私营报纸不得不面临出现的新问题。首先，它对完全陌生的办报形式和宣传内容不适应；其次，它热衷于社会新闻，而一些政府机关对私营报纸的记者均有戒心，使他们很难采访并获得主流新闻；再次，广告收入作为私营报纸的主要财源，在百废待兴的经济现状下也较从前减少。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政府对新闻出版事业实行比其他行业更早的公私合营政策，报社内部成立共产党的组织，并逐步改造成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社会主义报纸。1953年后，由私营变为公私合营，继而又转变为公营的原民间或民主党派的报纸，全国只剩下《文汇报》、《新闻日报》、《新民报晚刊》、《大公报》和《光明日报》5家。①
南京政府时期，民间报纸尚存一些优势和活动空间，但新中国成立后在强大的官方舆论宣传体系下，这些报纸显得力不从心，他们在努力维持营业及应对外部压力的过程中，开始对自身的命运和前途表示迷茫和担忧。
一、《文汇报》的境遇
1.私营报纸的弱势
《文汇报》原为爱国报人集资创办，新中国成立前是一张高举爱国、民主旗帜的进步的“民间报”，在群众中享有盛誉。新中国成立后因与党的机关报性质不同、条件不同，《文汇报》与其他私营报纸一样，遭到差别待遇，突出表现在“信息不灵，采访困难，发言更难”等问题上。①
民间报与机关报的不同待遇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获得信息的渠道看，《文汇报》无法和机关报竞争。当时《文汇报》主要通过每星期一次由华东局和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召开的各报负责人会议，了解本地情况和宣传意图，而《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兼上海市委的机关报，由华东局主要负责人直接领导，社长兼总编辑可以列席华东局书记的办公会议，副社长兼总编辑可以列席上海市委常委会议，发给报社的文件和材料也多，能及时了解党和政府的意图，获得各方面的信息。
另外一个劣势是，在具体采访中，当时一些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其他基层单位对私营报纸的记者不信任，有的不让采访，有的敷衍了事，因此党报记者与非党报记者在很不平等的条件下竞争。有时，各报记者同赴一个单位采访，党报个别记者常常取走所有资料和材料，《文汇报》的一位女记者就因遭受这样的差别待遇，大感委屈，为此回报社大哭一场。
新闻采访如此，言论写作更艰辛。关于私营报纸的报道界限，政府明确规定，“对于国际新闻和评论，对全国、全市重大的政治新闻，均须以新华社的稿件为准”，“不得解释中共及政府的法令政策”。这样一来，凡涉及这些范围的报道，私营报纸就只能重复新华社的稿件或人民日报社论讲过的情况，②其他所有另辟蹊径的采访和独立的观点，在新的政策下都成为遥不可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私营报的独家新闻越来越少，版面没有什么自己的明显特点，除有些通讯尚有可读性外，其他新闻与别的报纸基本相同，有的新闻还由于种种原因出现漏掉或刊登不及时的情况，③私营报纸的生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文汇报》复刊一年间，在政治上基本遵照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办报格局上依照传统特色来办报，但国家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何根据过去的传统特色与工作经验，使《文汇报》适应新社会、新形势和新需要，又如何在新的报业格局中，从实际出发，找出一条发展的途径，这是当时的《文汇报》领导层不能一下子解决的问题。
2.徐铸成的苦闷
新中国成立后，私营报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尴尬和无奈，其经营者也不得不努力学习适应新的环境，但这个过程却使他们倍感艰苦。
1949年，徐铸成在日记中谈到《文汇报》面临的新情况时，表示“无奈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套套，每使人瞠目束手”。徐铸成说此番话时，《文汇报》正先后因两件事遭到批评。一件为刊发长沙解放消息而起，《文汇报》在长沙解放之日，已通过无线电收到确讯，因此于翌日刊出该条消息，但立即被指为抢新闻，是资产阶级办报作风，因为新华社尚未正式公布该消息。另一件则是因对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编排受到批评，《文汇报》要闻编辑郑心永在发表该文时，按所列问题作了分题以醒眉目，但即被指责为离经叛道，理由是如此重要的文件，只能作经典郑重排版，安可自由处理！徐铸成因之感叹“总之，老区方式，苏联套套，只能老实学习，不问宣传效果，此为当时必经之‘改革’”①。
在此情况下，徐铸成说自己每写社论时“艰以执笔”，“因数十年记者经验，从不惯于人云亦云，思想未通即先歌颂，每以此为苦”。老友李平心体谅他的苦心，常陪其熬夜，而徐则“舒纸半日，尚未能下笔，辄请平心代劳”。因此在《文汇报》复刊一两年中屈指可数的几篇社论，实际上是以其老友李平心所撰写者为多！② 此种情形，虽寥寥数笔，已看出徐铸成这样的私营报纸主持者，在迥别于昔日的政治环境中，内心所感受到压力和无奈。
1950年，《文汇报》的销数大约10万份。值得一提的是，在这10万份中，没有一份是公费订阅或组织订阅的，都是读者自掏腰包购买，因此也不算少了，但因广告收入奇少、定价又受限制，加上白报纸的供应也不充分（解放初期，白报纸主要还靠进口），报社的业务一直没有起色。
同年春，中央召开新闻工作会议，由新成立的新闻总署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共同召集，徐铸成和金仲华等前往参加，会议的主题是围绕“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个问题，将此作为办好报纸的基本方针反复讨论。这次会议提出，报纸要反对刊载社会新闻，不得发表抒发个人感情及黄色、迷信的报道和作品，反对“资产阶级的办报思想”；报纸宣传要为党的当前政策服务，新闻“宁可慢些”，但要“真实”。因此徐铸成又无奈地私下写道：“总之，一大套苏联模式的清规戒律确定下来了。”①“三反”、“五反”运动展开后，每一“战役”都事先有具体部署，徐铸成说自己“也奉命参加旁听”，“自然也要写些遵命的社论和长短文章”②，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这一时期的《文汇报》发行平平，没有什么让人欣喜的进展。1952年，徐铸成除偶尔出外演讲、应酬外，希望集中精力，潜心办好报纸，但报纸发行总无大的起色，跟不上《解放日报》、《新闻日报》等报。此时的徐铸成已很少写文章，常有无可奈何之感。次年，《文汇报》奉命转向以中小学教师及高中学生为服务对象，以学习苏联为主要任务。
3.在改版中探索
在徐铸成对《文汇报》的办报前景踌躇不前、不知如何进展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与他推心置腹、坦诚交谈，并在各方面予以支持，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1950年3月，周恩来总理的题词又给《文汇报》很大鼓励。其后，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改进报纸工作、如何加强报纸与人民群众的联系。③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汇报》决心着手改进工作。
同年6月2日，《文汇报》以醒目的编排形式，在第三版刊登《文汇报征求读者意见》，公开征求读者的意见和批评，提出“你看本报的主要缺点是什么？应该怎样改进？”、“你对我们的副刊《磁力》有什么意见”等十三个问题。《意见表》一刊出，立即得到读者的热烈反应。至6月20日的十多天中，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1000多件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寄到了编辑部，甚至远在黑龙江、江苏、四川、云南、贵州的读者以及刚刚解放的舟山群岛的读者，都认真写来了意见信。这些来信，以文教系统占总数的65%，其中大多数为教师和学生；以年龄分，30岁以下占75%；以地区分，上海市及江、浙两省占80%左右。④
这是《文汇报》一次影响广泛的读者调查，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读者调查。其后，《文汇报》对读者意见进行了认真整理，并在6月21日选择发表了二十多位读者的意见信，并在同日的社论《本报复刊一周年》中，详细叙述了《文汇报》经过一个月的检讨和学习，进一步认识到报纸在新的环境中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极端重要性，从而首先确定报纸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工农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报纸的工作应该深入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
在1950年6月到1951年8月的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文汇报》进行了三次改版，并最终根据全国新闻工作会议精神和市里关于报纸分工的要求，决定把大张改为小张，宣传报道侧重于教育界，以中小学教师、大中学生作为读者主要对象。于是，《文汇报》在教师中声望提高，有业务机关作依靠，发行份数激增，特别是第二次改版后新设立的栏目《社会大学》（1950年10月），备受读者喜爱，社会影响也较大。① 直到1956年5月，《文汇报》奉命停刊。
4.复刊后的改进措施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阶级关系和国家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毛泽东则于此时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汇报》也在停刊五个月后，被批准在上海继续出版，《文汇报》准备出版的消息传出后，曾收到读者来信7万余件，表示热烈支持。同年10月1日，《文汇报》再次出版。②
新复刊的《文汇报》在新的外部气氛影响下，尝试找回昔日的感觉，力求革新，企图打破苏联老框框，使内容多姿多彩，在贯彻“双百”方针为主的前提下，对编排、标题都有所革新，使读者喜闻乐见、耳目一新。《文汇报》的副刊中有彩色版，接受了邓拓的建议，侧重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情绪，如书斋如何布置、如何绿化环境、如何提高情操等等，极受读者欢迎。徐铸成还根据邓拓的建议，派记者赴各地采访，撰写旅行通信，除写出极有内容、富有文采的报道外，还就地组织作家撰写作品，受到读者广泛的欢迎，但这也成为后来他被指为“各地放火”的罪证。③
《文汇报》复刊后，把改进评论工作、提高评论质量作为努力的目标。徐铸成曾说，言论是报纸的灵魂，最集中地体现在报纸的立场、观点和态度上。言论既要有指导性，又要注意群众性，使读者愿意看，因此要求本报评论“应根据本报的特点，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当时知识分子最关心的问题是，能不能受到尊重和信任，能不能得到合理的使用和安排，以便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文汇报》在评论中热情为知识分子呼吁，讨论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因此受到知识界的欢迎，④这也成为该报评论的突出特点。
二、寻找自我的《新民报》
1.最初的尴尬
解放初期的《新民报》遇到原民营报纸共同的难处。当时许多老报人满腔热情，希望办好这份晚报，为人民服务，但又觉得过去那一套经验没有用了，要赶快学《人民日报》、上海《解放日报》。结果不仅没学像，反而使报纸内容很单调，毫无自己的特色，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发行量也只有几千份。①
《新民报》过去是以社会新闻见长的。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没有人明确地说社会新闻不让登，但具体的禁锢仍使人无所适从，例如刊登青年演员拜师学艺的新闻，就受到“封建遗毒犹存”的批评，因此如何写社会新闻成为新的问题。报社内有人提出向党报学习，可这对不是党报的报纸而言，效颦的结果是弄巧成拙，报纸被弄成四不像，还把读者得罪光，张友鸾办的《南京人报》就是这样的结局。
“内幕新闻”曾是《新民报》的卖点之一，如“军医界的派系秘密”、“中央党部裁员起风潮”、“谁是主席最亲信的人”等都曾引起读者的兴趣。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消息既缺少来源，更不能拿来做文章，中央政府的重大新闻，一般交付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发表，《新民报》这类报纸自然无用武之地。②
《新民报》曾以消息敏捷为其长处，当时记者们周旋于社会各个阶层，上至内政外交军国大事、下至街头巷尾坊间琐闻，有什么风吹草动，报纸就像神经感应一样有所反应。如果不能及时报道新闻，对报纸而言就丧失了其存在的理由，报人自己也觉得羞辱。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新闻一概由一家通讯社提供，而且有一段时间只向日报发稿，等晚报拿到当天新闻，也通常要到下午四点左右，这时晚报早已印行了。此外，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日报登过的重大新闻，晚报必须全文照登，但有些重大新闻，只要新华社没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没播，哪怕就发生在你眼皮底下也不能报，③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报刊在读者中的影响力，并引起他们的不满。
面对报纸不受读者欢迎、发行量不断下降、编辑记者无计可施的尴尬局面，有人曾怀疑，新社会到底是否还需要晚报；还有人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新民报》使报纸的面貌和内容骤然改变，不顾读者的需要，一味盲目地效颦党报，是造成发行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实际而言，这个时期，社会上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阶级斗争成为主要的政治生活内容，报人要把晚报办得有自己特色，不仅不能想，也不敢想。①
这个时期最让《新民报》尴尬的事件，是对斯大林逝世问题的报道。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次日上午，苏联驻沪领事馆已降了半旗，《新民报》与苏联领事馆取得联系，得到证实，但向新闻出版处请示时，却被要求“照登日报有关斯大林病危的消息，不得有误”。因此，当日下午，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发出紧急通知。在人民广场举行追悼大会时，刚出炉的《新民报》刊登的还是斯大林的病况通报，以致愤怒的读者当着报贩的面撕碎报纸。此后，《新民报》的销路最低一度降到2700份，②面对如此结果，《新民报》的主持者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
2.重新定位
解放之初，胡乔木、夏衍曾对《新民报》如何在新社会里办报，作过详尽指示。1950年6月，针对私营报的前途问题，夏衍还应邀到上海新民报社讲话。
他提出，日报的读者主要是了解昨天发生的国家、社会、世界大事，他们要看社论、看文件，是在一天工作之前、精神饱满时看的；晚报的读者是在一天工作之后，精神疲倦、茶余饭后看的，所以内容必须轻松，即使要讲大道理，也要用各种不同的轻松的深入浅出的方式来讲。但从1951年批评电影《武训传》开始，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报纸的主要内容已经是阶级斗争，轻松活泼根本无从谈起。过去那种以中立的超然的态度说话，更属痴人说梦。③
民营报纸在重新寻求定位的过程中，曾一度效颦党报，报社中部分被革命激情充溢的人，已不能容忍任何轻松活泼的东西，也不能容忍多样化的存在，党报成了他们服膺的楷模，甚至有些人恨不能把《新民报》也办成《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才好。当然，这种盲目效仿党报并不单纯源于报社内某些人的革命激情，也是大环境使然。④
1953年《新民报》完成公私合营，又与上海解放后新办的两家小型报《亦报》和《大报》实现合并。这两家小型报当时的办报方针不像《新民报》那么左，也没那么远离读者，对《新民报》在解放后还能保持上海特色和市民趣味产生了积极影响，合并还给《新民报》带来1万多的订户。同年，《新民报》有了第一次改版，并提出一个新的编辑方针：“以开展与提高人民文化生活为主，报道市政建设与进行时事教育为辅。”《新民报》改版后设立了体育组，扩大了体育报道的版面，体育报道日后成为《新民晚报》最卖座的因素之一。①
在1953年、1954年这两年中，随着学习苏联的办报经验，《新民报》再次失去其特色。这个时期《新民报》与全国各报一起学习了苏联的办报经验，还参照苏联晚报内容改版，组织形式也参照苏联报纸那套进行了调整。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导致了编辑工作的主观主义，由于报纸只考虑以干部为读者，缺乏一般群众喜爱的新闻，编排也不活泼，报纸缺乏特色，削弱了晚报的地方性和群众性，使报纸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这个时期的《新民报》发行量大约只有1万份。②
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随着党的政策逐步贯彻执行，《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地报纸纷纷改版。《新民报》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办报经验，重新定位，从报纸内容上肯定了它应当与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联系。③ 6月，《新民报》对版面进行了较大革新。④ 此时，《新民报》的编辑工作改由几位老新民报人主持，他们决定恢复《新民报》的传统，即以轻松活泼的版面与读者见面。赵构超在担任《新民报》总编辑后，以职业报人的天然敏感，提出了报纸走向群众的途径，突出了著名的“短些、短些、再短些，广些、广些、再广些；软些、软些、再软些”的口号，这三个口号其实是《新民报》传统的再现，从侧面反映出对当时充斥报纸的长篇大论和充满火药味的阶级斗争檄文的不满。
这次改版，因报纸及时刊登群众迫切关心的重大新闻，并以社会新闻和文化新闻为报道重点，报纸版面立即生动活泼起来，经此改革后，销路扶摇直上，一个月内，报纸销量就由两三万上升至八九万，最高曾超过20万份，通常在13万份左右，还有过一天增加5000份的经历。与此同时，作为非党报，《新民报》在采访方面仍极不便利，加上是晚刊，在新闻上不得不抢，不能不抢，但当时许多政府机关部门的负责人却对此有所阻碍。⑤
1956年改版后的《新民报》，经过努力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1957年上半年，还有读者排队买《新民报》、下雨天打着雨伞排队等候报纸的现象。通过这样活生生的事实，《新民报》创办者陈铭德体会到，办报必须走群众路线，群众所需要所喜爱的，就应当予以满足。如果遭到群众的厌弃，当然就谈不上教育群众，同时强调趣味性和思想性也不发生矛盾。
其实，陈铭德并非那时才认识到这个问题，否则此前《新民报》多年来取得的成绩又如何解释？他说这番话的目的无外乎是想说明，自己效仿党报失败后更加认识到读者的重要，只不过在新时期的发言里，也适合社会需要，将过去普通的话语改为具有阶级感情和态度的词语罢了，这也是那个时代对人们话语传播方式的影响吧。
3.报人心声
“双百”方针提出后，中央又召开了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各地也大张旗鼓地传达会议精神，指定落实措施，这使得最初战战兢兢的知识分子受到空前鼓舞。《新民报》负责人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就在此时提出了很多代表民间报人的中肯意见。
1957年5月17日，《新民报》负责人陈铭德在首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对如何在新社会办报纸及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事业上存在的问题，系统而认真地表达了个人的意见和看法，真实反映出来自民间报人的心声。
陈铭德提出，政府对过去那些进步或比较进步的民间报纸，似乎不应一概抹杀、全盘否定，因为它们在编辑、采访、经营管理等方面，也有可取之处，应对其经验和优点加以承认并予以发扬。针对当时全国已有几百家党报，而非党报纸仅有光明、大公、文汇、新闻、新民等五家，他提出非党的报纸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建议增办非党的报纸，因为非党报刊的特色是能从各个方面反映出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也能及早揭露人民内部的某些矛盾，从而谋求解决之道，并能配合党报，发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宣传作用，并提出“是否可以提倡同人办报”等问题。此外，他还就报纸的报道风格和报道态度指出，最好的报纸要和读者打成一片，替读者说出要说的话，不光是板着面孔教训读者，这样读者也会爱护报纸，把报纸看作知心朋友。①
5月18日，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邓季惺也建议鼓励多办几家非党报纸，通过它们联系广大群众，对党和政府进行监督，提出意见和建议。她认为，党报可以自上而下地宣传和传达政策法令，非党报纸可以从下而上地反映情况和意见。② 陈铭德、邓季惺夫妇没有想到这些发自真心的坦诚之言，不久就成为他们被批判的有力证据。
现在看来，新闻界的这些意见和建议是中肯的，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后新闻事业的实际状况，但国内政治形势很快急转直下，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标志着“引蛇出洞”步骤的完成和反右斗争的开始。获得内部消息的赵构超，于同月下旬匆忙在陈铭德、邓季惺家中起草了一份检讨，这就是1957年6月25日上海《新民报》社论《站稳立场，根除错误》的来由，而《新民报》这次主动、及时的检查，成为毛泽东批判《文汇报》时所举的一个实例。①
1957年随着“反右扩大化”，《新民报》受到批评，在一个时期内比较沉闷，又丢掉了自己的特色，到这年冬天，报纸发行量从十多万份跌到几万份。此后，随着政治运动的加强，《新民报》也被逐渐卷入其中。1957年，上海市委为加强报社党的工作，建立了党组。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新民报》的宣传报道，虽然反映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也有一些创新性新闻形式，但受到左的思想影响，也有鼓吹“共产风”、“命令风”、“瞎指挥”的东西，浮夸失实的报道，不讲分寸、不留余地。②
十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新民报》因“修正主义黑报”罪名，被勒令停刊。该报停刊时，社内受冲击迫害者有六七十人者之多，报社被造反派所占，赵超构等大部分编辑记者被送往上海郊区奉贤海滨的五七干校种地、养猪。③ 这次停刊时间长达近十六年，1982年才得以复刊。④：《新民报》这段历史真实地折射出中国民营报业曾有的生存状况以及民营报人坎坷之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