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回头》与《警世钟》是陈天华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猛回头》写作于1903年夏，《警世钟》则成书于1903年秋，在1904年又略作增订。在这两本书中，陈天华运用了大众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与浅显平白的白话文，系统表达了他赴日后的政治思想和主张。《猛回头》、《警世钟》两书在行文上具有很大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表现在两书结构上三段式的论述。首先是对中国沉沦现实深刻而又痛切的描述；其次是呼吁人们为改变现实、实现美好未来而努力以及应当采取的措施；最后是对将来的一种模糊而又宽泛的勾画。因此，这种结构上的一致性使得可以把两部著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就其蕴含的政治思想而言，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对新的世界秩序的描述；二、民族国家观念；三、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四、反帝救国的途径。这些是陈天华早期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第一节 世界秩序观
种族争存的世界
陈天华的叙述是从对世界秩序的描述开始的，而这种描述又以近代地理知识与当时流行的种族学说为基础。在这两本书中，陈天华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由许多国家、民族组成的世界。地球被认为是由五个大洲组成：亚细亚洲、欧罗巴洲、阿费力加洲、阿美丽亚洲和澳大利亚洲。对应于五大洲居住着五种不同肤色的人种，即黄色人种、白色人种、黑色人种、棕色人种和红色人种。在各个大陆上，又分散着许多民族与国家，而同一肤色的人种内部又可以划分成许多不同的种族。把世界分为五个大洲，并将五大洲和五种不同的人种相对应，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分法。同样的主张还存在于唐才常、梁启超等人的论说中。并且这种分法被认为是基于传统模式的比附。
在陈天华的世界秩序观里，世界是由许多不同的民族与种族组成的。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种世界秩序观与传统的世界秩序观是对立的。传统的中国世界秩序观是由儒家士绅设计出来的，它一般区分为两个层次。就哲学层次来说，支配中国人世界秩序观的是天下大同的乌托邦思想。但就政治层次或一般层次来说，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是一种中国中心论的意象，在这种意象中，中国被设想为由许多附属国围绕的世界中心。但不管这两个层次之间有多大的差异，它们的共同之处，均是一种大一统的理想构想。到了19世纪后半期，这种世界秩序观在帝国主义的扩张中逐渐被摧毁，而不得不用一种新的合理的世界秩序观来解释国人久以熟悉的政治现实。
同时，陈天华指出，各民族、种族之间并不是和睦相处的，而是处于激烈而又近乎残酷的竞争状态之中。而发展到今天，白种人在种族竞争中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势力的种族，黄种人次之，其他三种人则不久就要灭亡。他说：“五种人中，只有白种年年加多，其余四种，都年年减少。”又说：“五洲万国，除中国、日本数国外，其余诸部，皆归属了欧罗巴。”陈天华认为这种民族间的竞争是无可指责的，是由自然法则支配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无情事实。“弱肉强食”是民族间发展消亡的自然规律。像当时大多数民族主义者一样，陈的种族观念不是一种静态的类型。静态的种族观念将人类分成几个永久的种族类型，其中每一种都被认定自从他们在地球上出现以后便一直无变更地存在着。陈在这里构造的是一个处于不断进化过程中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中，各民族处于永不停息的竞争之中。
显然，陈天华的这种世界秩序观是以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核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达尔文自然选择的生物理论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但是这种应用远远超过了理论本身所包含的内容。在近代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和严复的《天演论》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翻译的选择本身就是对当时日渐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回应。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在一种迥异于西方的社会政治背景中接受了西方的进化理论，因而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这种“自然选择”的观念被广泛用于对种族竞争的阐释上。人类也被认为是和动物之间存在着连续性和一致性，在人和动物之间也被认为存在着一条进化的生物链。在后来所著的小说《狮子吼》中，陈天华便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详述了种族间的竞争法则，并将之比附于动物种类之间竞争的发展延伸。他说：“人既和动物相争得了胜，一群内也相争竞起来，弱的不敌强的，遂想联合伙伴，敌住人家；联合他人，又不如联合自己一族，于是把同祖先、同姓氏的人叫做‘同种’，把那不同祖先、不同姓氏的人叫作‘异种’。对于同种的人相亲相爱，对于异种的人相贼相恶，是为种族的竞争，愚弱的种族被那智强的种族吞并，如那下等动物被那中等动物所吞并一般。”因而，将民族竞争的世界秩序置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支撑下，陈天华认为这种种族间的竞争虽然残忍，但却是天经地义。而同时，陈天华又借用传统的宗族观念和亲缘联系来加强种族内的情感认同并为种族间的竞争提供依据。他认为种族的情感不过是家族情感的延伸而已。因此他说种族内的感情认同是一种无需论证的不争事实：“这种族的感情，是从胎里带来的。对于自己种族的人，一定是相亲相爱，对于以外种族的人，一定是相残相杀。”因而，种族间的竞争也成为无需论证的真理。陈天华进而指出，这种竞争必然导致种族对外部的扩张。历史成为竞争中的种族的战场，政治也被认为是竞争中的民族的竞技舞台。在陈天华描述的图景中，种族间的竞争扩张至今已经造成白种人对全球几乎完成的征服，而中国则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
在这种日渐深刻的认识下，陈天华对中国在世界竞争风潮中面临的危机局面给予了不惜余墨的渲染。其图景仍然是自戊戌维新以来日渐在陈天华脑海中形成并不断浮现的危急国势：
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
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
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
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
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
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
这中国，哪一点，还有我分；
这朝廷，原是个，守土官长。
同时，他还用平白流畅的语言制造出一种撼动人心的煽情效果：
苦呀！苦呀！苦呀！我们同胞辛苦所积的银钱产业，一齐要被洋人夺去；我们同胞恩爱的妻儿老小，活活要被洋人拆散，男男女女们，父子兄弟们，夫妻儿女们，都要受那洋人的斩杀奸淫；我们同胞的生路，将从此停止；我们同胞的后代，将永远断绝。枪林炮雨，是我们同胞的送终场；黑牢暗狱，是我们同胞的安身所。大好江山，变做了犬羊的世界；神明贵种，沦落为最下的奴才。唉！好不伤心呀。
民族帝国主义
从现有世界秩序的角度去看待民族危亡的现实，表现出陈天华思想认识的深化。而更重要的是，陈天华认识到现有的民族竞争已经发展到“民族帝国主义”的阶段。对于这一概念，陈天华用通俗的语言作出了解释：“因其国人数太多，本地不能安插，撞着某国的人民本领抵挡他不住的，他就乘势占了。久而久之，必将其人灭尽，他方可全得一地。非是归属于他，就可无事，这一国的人种不灭尽，总不放手。”陈天华在此处表达的实际上是一种以种族竞争为特征的种族扩张主义，因而它暗含着广泛的民众基础，而与先前王朝更替时的改朝换代不同。它不仅是官府、朝廷等少数人的事情，而且是全体国民在种族竞争中的集体努力。其目标是达到种族的征服。这种“民族帝国主义”的另一个特征是，它不仅仅是军事上与政治上的侵略，而且包括经济、文化、政治多种方式，如通商、贷款、修路、占矿以及挑动种族内部的互相残杀等等。陈天华将这些称为“灭国新法”，他认为这使得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变得更为隐蔽也更为可怕。他说：“如此行去，不上百年，我们中国也没有种了。”
“民族帝国主义”的概念并不是由陈天华提出的。在梁启超的文字里，“民族帝国主义”的论说早已出现。在当时进步留日学生中也已经存在，如同为湖南人的杨笃生先于《猛回头》与《警世钟》而写作的《新湖南》，对“民族帝国主义”概念就有了很多的论述。同时，陈天华将民族帝国主义从种族扩展的角度进行阐述也是不准确的，并且这种解释落后于当时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的认识水平。但是它却更深入地揭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事实，也更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当时的危急处境。陈天华进而指出，糟糕的是，在这次种族间的对抗中，中国已经不再是优势文明的代表。在先前汉民族与外族的对抗中，汉民族虽然被外族征服，但是却由于文明的优越可以使外族不得不继承汉族的制度、文化，并任用汉人用事。所以中国只是亡国而已，而人种和文化的膨胀力仍旧大得很。但是，“洋人的文明，比中国强得远”，无论在军事装备、机械、产业、政体还是在国民道德上均远胜于中国，因而“他得了中国，除充下等的奴隶，哪一项要你这无用的东西。文明当他不住，他就不杀，也是要灭的”。在这种局面下，中国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灭种之灾，“他不要杀你，只要把各人的生路绝了，使人不能婚娶，不能读书，由半文半野的种族变为极野蛮的种族，再由野蛮种族变为最下等的动物”，“不要半年，这种一定要灭的”。
这样，陈天华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指引下，描绘了一个多民族与种族竞争的世界。这种竞争在今天已经演化成一种裹挟民众基础与优势文明的民族帝国主义的扩张。而中国则处于岌岌可危的亡国灭种的边缘。
第二节 民族主义
上述图景的描述实际上已经将保国保种的使命上升到时代最迫切的要求。这种保国保种的要求是对上文所阐述的种族竞争的回应。种族的竞争引起了对种族灭绝问题的担忧，这种担忧又由于世界其他国家以及历史长河中其他民族灭绝的先例而增强了变革使命的紧迫感。在《猛回头》和《警世钟》里，陈天华对波兰、印度诸国亡国惨状的描述正表达了这种担忧。应该说，陈天华对世界局势的审视和对于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揭露，特别是对于辛丑之后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深化的分析论证，已经触及到世界历史发展的某些带有实质性的时代特征。而正是这种认识的深刻性使陈天华意识到要抵御外部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必须寻找到具有时代意义而且可以回应挑战的理论与主张。而在当时，陈天华也和其他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样，将民族主义视为挽救民族危亡、抵御帝国主义的不二法门。
民族主义诉求
所谓民族主义，是西方国家在近代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产生的政治主张。它用以表示的近代国家观，包括国家主权、民族市场、领土、民族意识、公民意识及公众以族国为最高忠诚对象等多方面的内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萌生肇始于甲午战争的刺激。它的发端虽然与传统种族主义的族类思想有关，但是作为一种“主义”，却是在民族危亡的时代环境下对日本与西方学理吸收的产物，也是在对国际社会更深刻的体察之下产生的。从产生之初，民族主义便被当做应对外部列强扩张这一政治现实的工具。正如梁启超所说：“昔者不自知其为国，今见败于他国，乃始自知其为国也。”在另一篇关于民族主义的文章中，梁更是进一步指出：“民族主义何？各地同种族类，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清议报》第94，95册，1901年10月12日，22日。）这种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论述抗御外侮的思想在当时成为先进思想界一种普遍的主张。从中可见，民族主义是基于种族之上，并将种族的建构整合在其中。
民族主义主张也同样影响着陈天华的思想。他认为为了对付外部民族帝国主义的冲击，应该倡行中国的民族主义观念。既然民族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建立在广泛的民众基础之上，要抵御其扩展，只有全民族共同努力，才能抵抗一个外来民族合力推进的扩张。正是对种族生存的关切，使得陈天华对民族群体的凝聚力尤为重视。他举出印度、波兰、安南、犹太诸民族亡国的教训告诫国人，只有能合群的民族才能生存下去，并认为这些国家灭亡的根本原因便在于民族凝聚力的匮乏。
陈天华认为在抵抗外族的宗旨下，全国人民应团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我四万万人，就合作一个。”“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都不可丝毫扰害，都要极力保护。”为了使四万万人结成一个紧密的整体，陈天华认为应该寻找一个可以动员起全民族集体力量的凝聚点。在这里他首先诉诸传统的观念来强化种族的构造，将传统的价值观整合进一个维系种族凝聚力的模式中。他说：“俗话说得好，人不亲外姓。两姓相争，一定是帮同姓，断没有帮外姓的。但是平常的姓，都是从一姓分出来的，汉种是一个大姓，黄帝是一个大始祖，凡不同汉种，不是黄帝子孙的，统统都是外姓，断不可帮他的。若帮了他，是不要祖宗了。”种族被看做是家族与宗族观念的延伸。“这种族的感情，是从胎里带来的。对于自己种族的人，一定是相亲相爱；对于以外种族的人，一定是相残相杀。”陈天华以此试图将亲族之间的情感联系用于促进民族内部的联系与忠诚。同时，在陈天华的眼中，民族国家也在这一问题上承担着重要作用。民族国家应该成为联系社会不同群体共同致力于国家救亡的共同体。陈天华认为要动员起全民族的集体力量，就必须使她的成员认识到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处于一个十分危急的关头，并因而激起参与公共事务的愿望。他因此不惜余墨地描绘古今中外各国亡国之惨状与中国面临的危难处境，用一幅幅血泪交织的悲凄图景将国家兴衰与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诸君当知国保了，家财自在，国若不保，家财断不能保住的。”陈天华希望以此将社会各阶层都团结在民族国家利益的周围，并投入到爱国救亡的行动之中。
不过，陈天华也深刻而又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品德中所蕴含的深深的劣根性。在《警世钟》中，陈天华将他对国民品德的不满给予了集中的表达：
做官的只晓得贪财爱宝，带兵的只晓得贪生怕死。读书的只晓得想科名，其余一切的事都不管。上中下三等的人，天良丧尽，廉耻全无，一点知识没开，一点学问没有，迂腐固陋，信鬼信怪，男吸洋烟，女缠双足，游民成群，盗贼遍野，居处好似畜圈，行为犹如蛮人。言语无信，爱钱如命，所到之国，都骂为野蛮贱种，不准上岸，不准停留。国家被外国欺凌到极处，还是不知不觉，不知耻辱，只知自私自利。瓜分到了目前，依然欢喜歌舞。做农做工做商的，只死守着那古法，不知自出新奇，与外国竞争。无耻的人，倒要借外国人的势力欺压本国，随便什么国来，都可做他的奴隶。一国的人，都把武艺看得极轻（俗话“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全不以兵事为意，外兵来了，只有束手待毙。其余各项的丑处，一言难尽，丑不可言。
对广大民众的关注是陈天华国民思想的体现。而其基础则是世纪之交勃兴的民权观念。根据这种观念，国家的竞争实际上是国民之竞争。国家的存亡系于国民之强弱，而国民之强弱则取决于民权之有无。陈天华在先前的文章中已经表述过这种观点，而在这里，他则从民权出发引发出更深刻的文化反省。这种自省已经超出了中国人在应用技术与科学知识上的愚昧与落后，触及到国人固有的文化伦理与价值观念，其主要内容便是对中国民众根深蒂固的奴隶性人格的批判。陈天华认为，造成这种人格的原因在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传统对民众自由意志的压迫，同时也是民众集体无意识传习的结果。他认为正是这种奴隶性人格的存在，使得国民无法真正地享有权力，也因而无法实现民族国家的救亡。显然，这样的民众是不能与有知识、有气力、有公德的外国民众相竞争的。而在此中，陈天华尤其强调了中国民众对公共事务的淡漠。他说：“中国的人最可耻的，是不晓得国家与身家有密切的关系，以为国是国，我是我，国家有难与我何干？只要我的身家可保，管什么国家好不好。”民众对公共事务的漠视显然是与民族主义对民族凝聚力的要求相违背的。陈天华认为造成这些缺点的原因是由于民众受到诸如生命、财产等原始感情的羁绊。因而要改造国民性，构建起团结而有凝聚力的民族就需要斩断民众心目中各种各样的原始情感。为此，他一方面从传统历史资源中去寻找可以鼓舞民族生机的英雄与事迹，通过对始祖伟业与河山美好的称颂来唤醒民族尘封久远的历史记忆，以激起民众的民族情感。在这里，黄帝的形象被提升为民族的象征，并被作为汉族的始祖来纪念。另一方面，陈天华认为要通过国民思想的灌输，建立起民众对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并产生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愿望。为此，他引入了西方的近代民主主张与国家观念。他说：“须知国家是人人有份的，万不能丝毫不管。”“国家譬如一只船，皇帝是一个舵工，官府是船上的水手，百姓是出资本的东家，船若不好了，不但是舵工水手要着急，东家越加要着急。”“因为这国家断断是公共的产业，断断不是他做皇帝的一家的产业。有人侵占我的国家，即是侵占我的产业；有人倒卖我的国家，即是盗卖我的产业。”据此，国民才是一国真正的主人，对维护民族国家的利益负有责无旁贷的义务。在此基础上，他号召各行各业的人民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共御外侮。在陈天华的这种思想里面，包含着鲜明的国民思想，而其背后则是由一种新型的国家观念支撑的。这种国家观念与传统的王朝家天下的观念不同。在这种国家观里，统治者的权力不再来自于神秘的天意，而源自于民众的意愿。在这样的国家里，国民利益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连。陈天华显然认为，这种国家可以成为动员民众集体精神的政治共同体，以对抗外部帝国主义的扩张。
文明排外
陈天华进而指出，倡导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不是盲目愚昧的仇外主义。他把排外分成文明排外与野蛮排外两种。所谓文明排外，用他的话来讲就是“平日待各国的人，外面极其平和，所有教堂、教士、商人尽要保护，内里却刻刻提防他。如他要占我的权利，一丝儿不能（如他要在我的地方修铁路、买矿山，及驻扎洋兵、设立洋官等事，要侵我的权利的，都不可许）。与他开战起来，他用千万黄金请我，我决不去。他要买我粮饷食物，我决不卖（俄国在东三省出重价向日本商民买煤，日本商民硬不卖与他）。他要我探消息，我决不肯。在两军阵前，有进无退，巴不得把他杀尽。洋兵以外的洋人，一概不伤他。洋兵若是降了擒了，也不杀害。”而野蛮排外的办法，则“全没有规矩宗旨，忽然聚集数千百人，焚毁几座教堂，杀几个教士教民以及游历的洋员、通商的洋商，就算能事尽了；洋兵一到，一哄走了，割地赔款，一概不管”。陈天华认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须知必定用文明排外，不可用野蛮排外”。因为野蛮排外不仅无法达到排外的目的，反而会带来混乱、无序和进一步的屈辱。它认为抵御外敌的关键在于学习外人的优点与长处。他说：“须知要拒外人，必先学外人的长处。”陈天华认为西方文明是一种较之中国远为优越的文明，因而中国人应该广泛吸收其文明成果，才能真正抵御外人的侵略。“凡他种种强过我们的事件，我哪一件不要学他的呢？不把他们的好处学到手，可抵得住他吗？犹如邻家持着他的读书人多，武艺高强，银钱广有，欺凌我到极步，我恨他是不消说得的。但任你如何恨他，也奈他不何，少不得也要送子弟读书、习武，将他发财的道理一切学习，等到件件与他一样，才可报他的仇。”
那么中国应该在那些方面学习西方呢？陈天华认为洋人的长处，数不胜数：“人人有学问（把没有学问的不当人）、有公德（待同种却有公德，待外种却全无公德）、知爱国（爱自己的国，决不爱他人的国），一切陆军、海军（各国的将官，都在学堂读书二三十年，天文、地理、兵法、武艺无一不精，军人亦很有学问）、政治、工艺，无不美益求美，精益求精。这些事体，中国哪一项不应该学呢？”基于这种思想，陈天华认为现实生活中有三类人是与此标准相违背的。一种人是光说“西洋各国富强得很，却不知道他怎么样”；一种人是因为恨西洋，明知西洋有长处也不学；最后一种人是“洋人的长处一点不肯学……洋人的洋烟及一切没有用的东西，倒是没有不喜欢的”。陈天华认为第一种人并不了解西方的富强，因而无法向西方学习；第二种虽然了解西方的长处，却因维护传统的偏见不愿学习西方，而传统也维护不了，是一种死守旧；而第三种人则光学会了西方的糟粕，而不学习它的精华，是假求新。他认为在今天，这三种态度均是有害的。保守传统是必要的，民族主义要求保持本民族的本性。但是保守传统则必须向西方学习。他说：“不想守旧则罢，要想守旧，断断不能不求新了……只要这真守旧真求新的会合起来，这利益就很大了。”从中可见，陈天华在主张向西方学习中所包含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
那么如何向西方学习呢？陈天华进而提出了救国十要，将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具体阐述。
第一要，除党见，同心同德。
第二要，讲公德，有条有纲。
第三要，重武备，能战能守。
第四要，务实业，可富可强。
第五要，兴学堂，教育普及。
第六要，立演说，思想遍扬。
第七要，兴女学，培养根本。
第八要，禁缠足，鄙俗矫匡。
第九要，把洋烟，一点不吃。
第十要，凡社会，概为改良。
这“十要”涉及到党派、教育、军队、妇女、实业、思想与社会风俗各个方面，也是陈天华向外国学习的详细纲领。从这种学习的广泛性我们可以看到陈天华对西方国家与文明制度的向往。
第三节 对现实政治的批判
从对近代民族主义与国家观念的简要论述，陈天华进而转入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上来。在此，他关心的首要问题是：如今的满清政府是否是一个可以动员全体国民抵御外侮的政府，它是否还能担负起民族主义抵御外族扩张的时代使命。
洋人的守土官长
首先，陈天华指出在国势危亡、瓜分豆剖的危急关头，满清政府没有能够承担起政府应该履行的职责，担负起维护民族国家利益的任务，而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权益为他国所侵占。自海禁大开以来，在列强的扩张和压榨下，中国是民穷财尽、丧土失邦，已经到了亡国亡种的境地。对内，清政府又政治不修，腐朽贪婪，生机全无，而且压制谋求变革的进步力量。陈天华认为，清政府在内外政策中的无能保守使得它无力代表中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上与列国竞争。他进而指出，到今日，清政府更沦为洋人在中国的代理人，成为洋人的朝廷，替外国列强做着暗行瓜分中国的“守土官长”。他说：“列位，你道今日中国还是满洲政府的吗？早已是各国的了！那些财权、铁路权、用人权，一概并手送与洋人。洋人全不要费力。要怎么样，只要下一个号令，满清政府就立刻奉行。”陈天华尖锐地指出，此时的清政府已经与洋人勾结在一起，肆意将中国的土地与主权出卖给外国。他说：“那满洲政府，明知天下不是他自己的，把四万万个人做四万万只羊，每日送几千，也做得数十年的人情。人情是满洲得了，只可怜宰杀割烹的苦楚都是汉人受了。”在这种局面下，汉人实际上已经沦落为奴隶的奴隶。清政府不仅自己做洋人的仆人，而且为了统治的私利，还压制汉族进步人士的爱国行为。“我们若不依他的，他就加以违旨的罪，兴兵剿洗，比草芥也比不上。”“我们分明是拒洋人，他不说我们与洋人作对，反说与现在的朝廷作对，要把我们当做谋反叛逆的杀了……朝廷固然是不可抗拒，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吗？”因此，在民族主义的时代旋律中，正是清政府在维护民族利益上的无能使它失去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它对爱国运动的压制则使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满清政府成为一个清晰而又明确的信条。
满汉差异
其次，陈天华指出，满清政府一味讨好于列强并压制汉人的爱国自强运动，是由于担心自己的统治受到威胁。因而它才“只图苟全一己，不顾汉人永世翻不得身，件件依了洋人的”。陈天华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由于汉族国民与满清政府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益分歧。所以清政府才抱定“宁以天下送之朋友，不以天下送之家奴”的主见。陈认为这种分歧的根源在于满汉之间在种族上的差异。在上文的论述中，陈已经指出种族内部的情感是天生的。而异族之间由于生存竞争的缘故存在根本上的利益对立，并因而处于无休止的残酷的仇杀状态之中。依赖于近代人种学的知识，陈天华指出满族和汉族属于两个不同的种族。陈天华认为，汉族的始祖是黄帝，于四千三百余年前，“自中国西北来，战胜了蚩尤，把从前在中国的老族苗族赶走了，在黄河两岸建立国家。现在中国内部十八省的四万万人，皆是黄帝公公的子孙，号称汉种”。而满人则属于通古斯种，“以前都是汉种的对头，无一刻不提防他，其人皆野蛮，凶如虎狼，不知礼义”。陈天华这里借用了传统文化中的夷夏之辨观念来突出了满汉种族间存在的差异。但是传统的夷夏之辨是以文化差异为核心的，而陈天华在此则突出了满汉之间的种族差异，其目的是为了强化对自身民族的认同。
陈天华进而指出自满清入主中原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实际上便已经灭亡，而一直处于异族人的统治之下。因而反满便和汉人的复国主义结合在一起，也由于它包含了爱国主义的内容而呈现出鲜明的正义性。陈天华认为作为汉族的每一个子民，都有权利、有责任推翻异族的统治，以雪亡国之耻。“他强占了我们的国，我自己想恢复起来，是正正堂堂的道理……好比那人家有一份产业，被强盗霸去了，到后来，这人家的子孙长大了，想要报这个仇，把以前的产业争转来，也可说他是不应该的吗？”因而为激发民众的仇恨情绪与种族观念，陈天华借助于传统的思想资源，尤其是反映明末清初满汉之间矛盾与仇杀的历史资料和当时知识分子的反满言论。通过对反映满汉冲突历史资料的描述与加工，陈天华指出满汉之间长期以来就已经存在敌视、抗拒与杀戮。以此来唤起民众对历史的记忆，报“累世的国仇”。
政治民主化的要求
再次，陈天华认为满清政府丧失政治合法性的第三个原因来自于政治民主化的要求。根据陈的主张，要抵御外部帝国主义的侵犯，就必须动员起广大国民组成一个组织严密而又充满活力的政治共同体，并造就拥有权利、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和具有合群协作精神的近代国民。在陈的心目中，这种政治共同体已经是一个不同于传统王朝的近代民族国家。关于这个国家的组织形式，他形象地将国家比做一艘船：“皇帝是一个舵工，官府是船上的水手，百姓是出资本的东家……皇帝、官府尽心为国，我们一定要帮他的忙，皇帝、官府败坏国家，我们一定不答应他。”因而在国家中，国民是一国的主人，而政府只是为了维护国民利益而存在。这实际上意味着政治权威合法性标准的转变。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天意是政治合法性的最高依据。而在陈这里，广大民众取代了天意，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最高标准。国家的一切政治行为只有依据人民的集体意志方能证明是正确的。在这里，陈天华无疑受到传统民本思想的影响，他引用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话来论证民众在国家中的主导地位。然而，陈对国民主人地位的论述已经不是传统民本主义的延续。因为传统的民本主义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王朝利益。而在此处陈天华强调的则是国民的利益。
陈天华的国民思想所包含的另一个方面便是人民革命观念。人民革命论是卢梭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陈天华在此显然受到卢梭思想的影响。在对卢梭《民约论》赞美之时，陈天华清晰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说：“这国家是由人民集合而成的，公请一个人作国王，替人民办事，这人民就是一国的主人，这国王就是人民的公奴隶。国王若有负人民的委任，这人民可以任意调换。”依据陈天华的标准，清王朝显然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根源。因为在陈天华看来，清王朝不仅仅不能维护民众的利益，而且将国民视为牛马看待，内政不修，腐败媚外，全无生气。图一己之享乐而不顾人民之死活。满清王朝的所作所为是与民众的意愿背道而驰的，因而它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作为自然的结论，它应该被推翻。
革命排满
从近代民族主义的要求出发，陈天华推演出排满革命的结论。由于清王朝在此时已经沦落为西方列强压迫、奴役国内各民族的工具，也由于中国国内民族关系的复杂局面和满清政府所推行的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政策，满清王朝失去了代表全体国民重建民族国家的资格，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矛头指向由外部列强而转为现存的满清政府。“排满革命”，这是民族主义发展所必然导致的逻辑结论。
自近代以来，如何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直是中国面临的巨大问题，也是中国思想界长期关注的问题。从魏源、林则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冯桂芬、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都是主张在不动摇现存制度与文化的基础上依靠局部的近代化努力来抗拒西方的扩张。但由于知识结构的偏失与价值取向的守旧使他们无法真正理解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因而无法找到实现民族救亡的现实途径。到19世纪末年，伴随着民族危亡的深入与思想界反思的发展，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开始日渐用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观来理解政治现实，并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来改变现状。但是这场运动却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这场失败使思想界的反思继续深入下去并日渐走向激进。20世纪初年，各种观念纷纷涌现，民权革命、民族主义、立宪主义、保皇主义，各抒伟义，又都理信可执。但由于缺乏系统的论述而显得朦胧、散乱，难以卓有成效地指导实践活动的开展。陈天华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与中国革命史中的贡献就在于通过对梁启超等人近代民族国家思想的继承，在《猛回头》、《警世钟》里将中国的存亡危机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而且陈天华在此第一次明晰地指出了满清政府与帝国主义之间相互勾结的关系，并全面而又系统地论述了推翻满清政府的理由，这在当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认识高度，并且也将空泛的反帝口号指向推翻满清政府这一明确的现实目标。
不仅如此，《猛回头》、《警世钟》二书并非专注学理上的完整性，而是注重宣传上的实用性。由于它是用白话文写出，并利用传统的说唱形式，因而更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国情感。两书在日本与国内社会广泛流传。据同时代革命党人曹亚伯的追忆：“陈天华留学日本，专著革命小册子，如《猛回头》、《警世钟》等，输入湖南、湖北之各学堂、各军营中，而新化学界革命之思潮，几不可遏止矣！”《猛回头》传入内地后，不胫而走，先后被翻印达十余次，陈天华也因之被誉为革命党之“大文豪”。在风潮激荡的1903年，进步青年大多因清廷对爱国运动的压制而困扰，陈天华在这时对革命排满的宣传，无疑牵引着风潮的方向，大大促进了革命思想的传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思想，总是时代的产物。陈天华也不例外。《猛回头》、《警世钟》之所以在当时达到很高的思想高度，便是对各种思想广泛吸收的结果。如民权、种族、国民、民族主义、民主、民族帝国主义以及近代国家观念都在当时广泛流行。陈天华正是对这些观念加以整合、吸收进而服务于对中国政治现实的论断。另外，早年广博的历史知识背景也是陈天华写作这两本书的主要素材来源。在这两本书中，陈天华引用了大量的历史典故。从历史角度来论证排满革命正是陈天华的特色所在。但时代也同样为陈天华的思想发展留下遗憾。在一些问题上，陈天华并不能抓住症结所在。同样从他的这两本著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陈天华思想中的某种模糊不清、反复甚至矛盾。
这首先表现在对待满清政府的态度上。《猛回头》和《警世钟》两书充满着鲜明的革命排满精神。但是在陈天华不遗余力地宣传革命排满的同时，他又说：“倘若是，现政府，励精图治；保得住，俺汉种，不遭凶殃。俺汉人，就吞声，隶他宇下；纳百税，做奴仆，也自无妨。”这说明在陈天华激烈言辞的背后，“排满”思想中仍存在明显的工具特征，而抵御帝国主义的扩张才是其最终的目标所在。在这种时隐时现不协调的语句背后，陈天华显然仍对清政府改弦更张抱有幻想。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前提下，陈天华此时并没有在革命排满与立宪维新之间作出明显的分界。他说：“如今的时候，有什么新旧？新的也要爱国，旧的也要爱国，同是爱国，就没有不同之处。至于应用的方法，总以合时宜为主，万不能执拗。”“合时宜”三字，道出了陈天华在反满革命立场上的游离性。
其次是陈天华思想中的模糊性。比如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方法上，陈天华虽然主张向西方学习，并在文章中提出相应的“救国十要”，但是仍然停留于宽泛的论述，并没有给读者指明一条具体可行的途径，只是号召全民动员起来进行文明排外。又如在陈天华言辞最为激烈的排满问题上，陈天华反复号召人民奋起报累世的国仇。但是如何去报仇，陈也没有指出明确而有可操作性的途径。在《猛回头》、《警世钟》二书中，陈天华着力于对现实危亡的论述，并为读者描绘了一个朦胧而又富有感染力的前景，却没有指出现实的政治途径。随着革命实践活动的开展和陈天华对理论知识更深入的吸收，这些问题将变得越来越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