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真是幼稚，少年时总以为当双鬓飞霜、皱纹爬上鬓角的时候，一个秋日的黄昏，自己会翻看书里夹着的枯萎的花朵，感叹如梦如烟的人生，思念往昔的时光，玩味淡淡的哀愁。
青年、中年一次又一次的震撼仿佛使我清醒一些，代替玫瑰色梦幻的是实实在在右派妻子的处境。比起那些随丈夫流放到边疆的妻子，我的不幸自然也只是“淡淡的”，甚至还算是“幸运”的。从没离开原先工作的新闻单位，下放过几次，也是名正言顺的下放干部，不算劳改。
幸耶？不幸，只有自己心里明白。没有挨饿受冻，更没受过批斗，只是那些平平凡凡的日常生活，竟然也像强烈地震时甩出的揉着惊悸、辛酸、无奈也还带着一丝温馨的碎片，深深地嵌在脑海里，化不开，忘不了。
罗网
即使在邵燕祥蒙受种种耻辱打入另册，我处境不佳的年代里，我也不能把一切不顺心乃至倒霉的命运全算在他的账上。在一些人看来，我并不是无辜的。
有人说：瞧，这才是一对呢，都是右派言论。
这句话，我是1958年夏天在沧县整风时听说的。
我知道这意味着我也要被划为右派了。
为什么？
很简单，是我又一次自投罗网。
1958年初，刚进窦店村不久，住在一户贫下中农家里，这家日子过得很艰难，几乎很少吃到纯粮食，我和他们六口人一起除了没吃过观音土以外，各种代食品都尝遍了，黄菜盘子（一种野菜籽儿）、棉籽饼、萝卜条、糠，还有我叫不上名儿的能填肚子的各种野菜、野草。户主叫韩崇悌，生产队长，生活的重担压得他除了下地干活，一言不发。瘦得皮包骨的大娘看着三个正长身体的孙儿孙女缺乏营养，忍不住数落了高级社的种种弊病，说还不如初级社。在一次团支部会上，我转述了房东大娘的看法，自己以为是如实反映了贫下中农的呼声。
没几天团支部又一次开会，是对我的批判会，记得有一位党员干部列席，团支部书记定调，指责我下放以来不好好改造思想，还否定农业合作化，说什么高级社不如初级社，还有句话在心里没说出来，就是初级社不如单干。
尽管我在一年前刚在解放军胸科医院开过刀：因先天性动脉导管未闭动了结扎手术，从小体质又较弱，可在窦店干活毫不惜力，从未嫌苦怕累；我没下过农村，更没尝过饥饿的滋味，看着农民吃糠咽菜，自己咬着牙也挺过来了，没有任何怨言。但是没用，谁让你说不合时宜的真话了。这又一次埋下了祸根。
这到底算是第几次，我也说不清。
参加工作以后，我这个经历简单（从没参加任何“反动党团”包括其外围组织，也没接触过国民党和三青团）、头脑更简单的学生，因为直言，一度居然成为肃反的审查对象。
我在学校并不用功，可是少年时代学的知识多少在脑子里沉淀下一些印象。我记得中学的外国地理课本明明白白说：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业原先不是苏联的领土，二次大战爆发后才并入苏联。不知什么鬼使神差，我在某一次会上阐述了这一观点。我又喜欢跟一些同学打桥牌、听音乐会，偶尔还去喝咖啡。这在一些人眼里，无疑是坚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甚至还有反革命小集团至少是落后小集团之嫌。
肃反运动，我不是明确的审查对象，但开了几次会“帮助”我，找我谈话，让我揭发。我揭发了别人，如巴金所说“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为的是保护自己过关。
肃反的罗网，我算是擦边而过，因为我真的跟反革命没任何瓜葛。当然也因为当时主持电台对内部（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顾文华是位大事从不糊涂的领导，他对我被支部列为肃反审查对象大概也觉得荒唐，在他的领导下，对我的审查也就真成了走过场。
1957年鸣放时，我因忙于业务，没在任何所谓煽风点火的大字报上签名，而邵燕祥，起初也没被卷入。后来风向一变，我这个后知后觉的人对大祸临头没丝毫预感，非但不感到忐忑不安，甚至还要对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说三道四。同时表示不理解甚至愤慨的还有比我大几岁、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的李宜。
邵被划为右派，我做梦也没想到，国庆节前开了多次党支部扩大会，扩大到团支部，当然不包括我这个团员。我知道党支部在“帮助”他，他不告诉我开会的内容，我也不问。那会儿的人，包括我这个被视为典型资产阶级小姐的青年，实际上组织纪律性极强，从不打听任何所谓党内机密。我大概太懵懵懂懂了，不知道他已陷入天罗地网，国庆假日，他留在宿舍写材料，我却还有兴致和同学一起去听傅聪的音乐会。
没多久，对邵燕祥的斗争不再保密，党支部书记何光在一个局党组成员支持下导演的，一批又一批揭露他“罪行”的大字报出笼了，一次又一次批判他“罪行”的会议召开了，何光还专门找我谈话，让我揭发邵的问题。我虽然心情矛盾、痛苦，但是经历过政治运动的我，知道自己辫子不少，也担心被揪出来，只能表态要划清界限，还列举了我知道的他寄出而尚未发表的诗文。
1957年我没被划为右派，和李宜都被定为中右。几十年后才知道，我这是沾了李宜的光。本来我和李宜的“右派材料”已经在部分人中传阅了，只因李的姑母、姑父是李伯钊（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杨尚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投鼠忌器，不看僧面看佛面，支部对李宜要网开一面，我也跟着从网边闪过去了。
1958年在沧县整风补课时，让每个人写大字报交心，我竟然贴大字报说想不通邵是右派，还引经据典：苏联的杜金采夫虽然写了《不单为了面包》受到批判，但并未因此成为敌人云云，还说如果邵是右派，那么，我更是右派。急得一位下放在同村的好心人、电台工业组的同事，比我要明白几千倍、几万倍的夏佛生恨铁不成钢地批评我：你根本不懂思想改造。是的，我真不懂，都到这个时候了，什么阳谋、阴谋早已公之于众，哪个知识分子不是噤若寒蝉，我好不容易逃出反右这一关，到补课了，还要自投罗网。
没料到的是我又一次幸免于难。当时不明就里。后来得知，下放工作团的领导核心中，有三位老同志：重庆新华日报来的陈竞寰、胶东来的王治本和山西老区来的马映泉（前二位已去世），力保我过了关。理由是：已经有一个被划为右派了，别让一家子都成右派。真是菩萨心肠。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多次见过我，从不提这事；燕祥和我从侧面了解到当年的实情，也没当面感谢过他们。
我不是教徒，但我真诚地祈求上帝保佑：去世的二位上天堂，在人间的马老健康长寿。
门槛
从那以后，不论是邵燕祥，还是我，都曾多次虔诚地检讨、认错，他总算在1959年秋被摘了“帽子”，回电台不宜留在编辑部，后调广播文工团；而我，虽不适合当记者，尤其不能搞工业报道（是怕我里通外国泄密，还是担心我到重点工程搞破坏？），从沧县回电台调离工业组，到新闻组当编辑。六十年代初期，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为知识分子包括“右派”说了点好话，我的处境也有微妙的变化，一度居然把我调到记者组。没过多久，“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了，我自然也调离记者组。我常说，别看我这个小人物，我的工作调动还总是和大气候紧紧关联着呢。
尽管对我的工作时有调整，我也绝对没有什么怨言。看着那么多右派家属随着丈夫到宁夏、内蒙落户，我除了感激，还有什么可说的。
那些年，我真诚地感谢组织对他的挽救，感谢组织对我的帮助。几乎每次运动，每次年终小结，都像祥林嫂说她的小毛被狼叼走一样，痛骂资产阶级家庭，检讨阶级立场，又针对多年不驯服的毛病，表示决心当驯服工具。记得，我打心眼里烦“驯服工具”四个字，但是又难以回避，就自以为聪明加了几个字，“作党的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
就像祥林嫂因为两次嫁人怕到地狱被两任丈夫扯成两半捐了门槛赎罪一样，燕祥和我在那些年里，自我批判、自我否定，悔过、认错、改造，甚至紧跟。1959年反右倾运动，他刚从黄骅农场调回北京，根本闹不清运动的背景，更不知道庐山会议批的是彭老总，反正《红旗》杂志上批同路人，也就跟着批。记得他写的批判文章还被机关的内部小报刊登了，发表时没有他的名字，只说是会议纪要。六十年代初期，他又主动配合反修斗争，把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维护斯大林的小说《叶尔绍夫兄弟》改编成话剧，经过孙维世等人指点修改后演出。“摘帽右派”参与的剧本，居然成了党团员内部观摩的话剧，尽管他本人已被开除党籍。真是极大的讽刺！
1963年生的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儿，起名叫甜甜。我们两人已经改造得绝没有自己的意志，以为从此可以四平八稳地过平常日子，我们希望生活像蜜一样甜，哪还会去反党、反对伟大领袖呢！再说他也劳改过了，我也没少劳动，应该说已经赎了罪。可是“七八年再来一次”！捐了门槛还是有罪！
他那么样的夹起尾巴做人，从文艺界小整风开始，又成了批判斗争对象。只能说在劫难逃啊！
门槛啊，门槛，如果是屠格涅夫笔下的《门槛》，那是他心甘情愿的。他从解放前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起，就是抱着那样的信念：
——呵，你想跨进这门槛，你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吗？
——知道，——姑娘回答说。
——知道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蔑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死亡吗？
——知道。
——知道你会跟人世隔绝，完全孤零零一个人吗？
——知道，我准备好了……我愿意经受一切苦难，一切打击。
——知道不仅要躲开敌人，而且要抛弃亲人，离开朋友吗？
——是的……都可以离开他们。
——好吧。你情愿去牺牲吗？
——是的。
如今，门槛怎么成了鲁迅笔下祥林嫂的了。
而我，理所当然要受株连。
更大的风浪终于来了。
冬日
三十二年前的冬天——1966年的冬天格外冷。
我住一间朝北的12平方米小屋，暖气似有若无，隔夜烤在暖气上的袜子没干。我又给孩子们找出两双袜，一双有个小洞，赶紧找针线缝上。
每星期一早上都是这么紧张。不到五点半就起床，自己收拾停当，给两个孩子准备好干净衣服，轻轻地叫醒儿子、女儿。
闹闹、甜甜，乖，起床，该上幼儿园了。
儿子多少知道钟点，老大不情愿地问，妈妈，几点？
六点都过了，起来吧！
不，幼儿园班车七点半才来呢，我再睡一会会儿。
儿子说得不错，班车离宿舍很近，七点起床也不晚，可是……
闹闹，乖起，妈妈还要送妹妹上报国寺托儿所呢，晚了来不及。听妈妈话。
甜甜似醒未醒，使劲揉眼睛。
“妹妹都醒了，闹闹懂事，自个儿穿衣服。我帮妹妹穿。”
全利索了，又给孩子穿上大衣，戴上口罩，到宿舍院儿里，天还没亮。
六点四十五分，我把闹闹送到候班车地点——小马路的南边，那里挨着北京电台的大门，门前有一片空地，比较宽敞，即使有来往车辆也不至于碰着孩子。他照例是第一个，也是半小时内惟一的一个。马路上静悄悄的，我替他把大衣领的扣子扣紧，围巾围紧，一再叮咛：“千万别走远，实在冷得不行，就跺跺脚。闹闹勇敢、能干，不用妈妈送上班车，自个儿能行，是吧！”儿子痛快地答应了，分手时还说了声“妈妈，再见！”
甜甜走得慢，我只好抱着她往汽车站赶。本来19路车直达报国寺，可那年修广安门桥，当中要下来走一截。广安门下车，我实在抱不动了，拉着她的手过临时搭的便桥。桥周围一片空旷，扑面的大风刮得我衣服仿佛被吹透了。低头看女儿，穿的是哥哥的小大衣，有点短，更挡不住凛冽的寒风。我眼圈儿一红，责怪自己真不是好妈妈，怎么就没想到给孩子准备件厚大衣呢，虽说幼儿园、托儿所都备早饭，大冷天，我怎么就不让孩子吃一口再出门呢！“甜甜，这儿冷，咱们快走，过了桥上车就好了。”她紧紧拉着我的手，依偎着我的身子，尽可能赶上我的脚步。一边走一边又怯怯地重复了多次的要求，“妈妈，星期六早点儿接我，每次你来，小朋友都走光了。”女儿的要求不高，可是我没法答应，又不忍心拒绝，只好拐了一个弯，“你看，每星期六，妈妈总是顾着接你；哥哥坐班车回宿舍，都是邻居阿姨、叔叔帮着接，妈妈对你好吗？”“好！”“对，甜甜也好。好孩子，妈妈晚接也不闹，是吗？”她点点头。
从托儿所回来的路上，才又想起儿子。我安慰自己，班车会按时来的，他不会老在冷风里独自站着，也许还能遇上熟悉的叔叔阿姨，跟他说说话，把他送上车。再说他也习惯了，将近半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有个经常送孩子上班车的好心人告诉我，每次车一启动，人家小孩儿总是挤在靠窗口的地方叽叽喳喳向爸爸、妈妈招手再见，而他，一个孱弱白皙的小男孩儿，安静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是的，小时候有名的闹闹，现在仿佛变得特别乖。我不也是么，都说我个性强，如今不也得比谁都知趣。
八点差五分，我准时到办公室。
离婚
没人硬性规定我每天必须按时上班，是我给自己立下的规矩。
倒也不仅仅因为文革的风暴，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遵时，守信用。工作以后也习惯了按时上下班。又何况如今！
别人家里有事能晚会儿来，早点走，我不能，谁让我丈夫是专政对象，进了政训队呢。据说已内定开除公职，到湖南洞庭湖边的农场劳动改造。我无法改变命运，但是我要靠自己加倍的努力，表明我对革命事业忠诚，对革命工作绝对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也许这样能稍稍改善一下处境。我一再表明，准备跟丈夫离婚，给儿子邵小哨改姓名，叫谢立新。女儿1963年生下来就跟我姓，理由自然是男女平等，不过下意识里也想过，万一再有风浪，非离婚不可，一双儿女一人一个也好。没想到，不幸而言中。
几天前，我已把母亲留给我作纪念的几样首饰交到部门的文革领导小组；前不久父亲在上海病故，我只发了一个电报给顶门立户的哥哥：请酌情办丧事，我不返沪。
我还能干些什么呢？惟一可表白我心迹的只有拼命工作。记得1958年下放结束时，不少右派妻子调到宁夏，我却如期回到电台。一位被认为原则性极强的女上级沅华善意地透露了缘由：“像你这样努力的业务干部，中央电台还是需要的。”其实这只是一种说法，要不是广播局的梅益等领导有意让邵以后（当时他还在黄骅农场劳改）调回机关，我再努力也徒然。不过，听了这话倒让我多少明白一点：我没有任何优越条件，出身不好，爱人是右派，只有业务是我惟一的救命稻草。
受或多或少的株连，我算是过来人。可这回来势不善。儿子五岁多，女儿才三岁，还有头几年刚寡居的婆母。怎么办？
早在他被隔离前，我们就商议好：孩子由我一个人管，住机关宿舍。根据以往的经历，我存有侥幸心理，也许还能留在电台工作；他回家跟老母亲住，周末假日孩子也不去，最好让孩子慢慢忘了他这个爸爸。
联想起1957年那个让人揪心的日子，我们结婚才半年多，大难临头，我还傻得全然不明事理，表示即使他没工作我也要养活他。这回，可真应了那句人们熟悉的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两分飞”。选择“分飞”无非是觉得可以暂时保住自己和孩子不受冲击，至于能不能飞出去，能不能飞到一片安稳的树林，谁能预料？“两分飞”对我来说最大的代价是要忍受人们心里的非议。那些年不管人们口头上如何革命，可善良的人心中总有是非。我把他撵回家，还不让孩子跟奶奶见面，我还是为人妻、为人母的女人吗，简直是无情无义的势利小人。可想想两个年幼纯真的孩子，我别无选择。宿舍院儿里，电台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少儿部主任郑佳，除被抄家外，连宿舍的房门口也贴满了勒令低头认罪的大字报。那么，用不了几天，家里也会遭到劫难，孩子脆弱的心灵怎能经住这样残酷的折磨！我并不期望领导表扬我立场坚定，只是怕惊吓着孩子。
分别时，我忍不住哭了，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没流泪，一再说让我多保重，“要想开点，一个人一辈子什么日子都要过的。”八月的一个夜晚，他带着简单的衣物离开了广播局宿舍。
那几个月，我跟他没有一点点联系。
没人相信我会真离婚。从延安来的老播音员齐越对他说，你们是假离婚吧！
是真是假，我也说不清。形势一紧张，我就觉得怕早晚得办正式手续，甚至考虑得十分具体：离婚大概得上居委会或是法院办手续，在那种场合，我能昧着良心严词厉语指责他如何如何反动，表明坚决离婚的决心么？恐怕不能，我担心自己终究控制不住感情，会流泪，甚至泣不成声。那样的离婚徒然落话柄，挨批判，倒不如先拖延些时日再说，也许时间长了，疏远了，感情也就淡薄了。
我真是这么想的，从没告诉过任何人，燕祥也不清楚，直到今天。
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从政训队出来，我也没敢让他公然回家，都说右派要到运动后期处理，谁知道会落个什么下场。1967年春节前，邻居两夫妻带着孩子回老家探亲，孩子们平时在托儿所，一个单元里日常就我一个人，他偶尔晚上悄悄地来，深夜或凌晨待院儿里基本没人时再离开，合法夫妻的“非法”活动隐秘而短暂，连孩子都不知道爸爸来过。没过多久，邻居回来了，我们又恢复两不相干的生活。
1968年春，大概预计到新的一轮冲击将会波及，他给我带来过两封信，原信早就销毁，大意是让我放心，再大的委屈、折磨，他都不会自杀。他永远记住鲁迅先生的话：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
果然，这年一过“五一”，他又一次被揪出来，说是妄图翻案的右派。
离婚分手的事又在我心头翻腾开了。
我找谁商量呢，想来想去，有一位老同事，早在五十年代后期就与右派丈夫离了婚，之后一直带着女儿过。我登门拜访，她不感意外，只是告诉我，如果不再结婚，离婚后处境也改善不了多少，怎么说也是孩子的生父，自己的前夫；这个重要的社会关系不可能甩掉。本来我天真地以为离了婚孩子往后的日子会好过些，少遭些白眼，少受些歧视，从未想到还要再找个什么人结婚。既然如此，我也只好还是老主意，拖，拖，拖……
后来，受冲击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多反革命、黑帮、5·16、叛徒、特务，有时简直像走马灯，今天还是一派头头，明天成了黑手；这会儿是革命干部，过一阵又成了叛徒，他们或她们的家人大都照样过日子，我责怪自己：干吗那么惊慌失措，自寻烦恼，还是得过且过吧。
尽管我下过几次决心，一刀两断，划清界限，最终还是齐越说得对：是一场假离婚。
我从少年时就耳濡目染了那么些良心、情义等等价值观念，遇到思想不通强迫自己采取某一项行动时，好像心灵无时无刻不受熬煎，有时也想学着硬硬心肠，快刀斩乱麻，不行，心里发虚。我大概命里注定，一辈子也成不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识时务的聪明人。作为妻子，只能是划不清界限的女人；作为编辑，我则是个只认死理而不会“转弯子”的迂者。
要强
我自以为是个要强的人。
那一阵工作、开会、学习，哪头也不敢耽误。文革开始刚兴背“老三篇”时，我和同办公室同年龄的张赫玲很快就把“老三篇”和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背得滚瓜烂熟，一半虔诚一半逞强，还夹着几分不得已。反正，我这个注定每次运动都“落后”（不说你反动就是十分客气的了）的人其实是从来不甘也不敢“落后”的。
不管心情如何，在公开场合我不愿失态。1957年我跟他同一个部门，批他的大会、小会，凡是让我参加的，我都坐在一旁不动声色，听着各种上纲上线的批判，瞥一眼各种人投来的目光：幸灾乐祸，冷淡，更多的却是同情。这次运动来势更猛，下跪、剃阴阳头这些至少在电台前所未闻的侮辱人格的种种，他无一幸免。
那天早上，我一进广播局大门，就感到异样，几个年轻人恶狠狠地嚷嚷，把黑帮梅益揪出来，接着中央电台有人呼应，把郑佳揪出来，又有人喊，把……我赶紧快步走到办公室坐在桌前，不管走廊里有什么动静，我总是一声不吭，低头编稿，尽力掩饰自己的不安。我认出门口的年轻人中有一位是广播学院刚毕业不久的女学生，是对外部（国际电台）的文艺编辑，总还会有对内部（中央电台）的人参加，都是些谁呢？事后听说把黑帮头发剃成阴阳头的是六十年代初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曾跟我在一个部门工作过；那个特地找来剪刀的我还比较熟悉，是个极为幼稚的小录音员。应该说在广播局当时的一帮风云人物中，他们绝对不算最坏，可是偏偏我认为人品尚过得去的人会有这样的“革命行动”，真是不可思议。事后想起来，觉得运动一来，那种疯狂，那种“斗、斗、斗”的氛围，还有历次运动过后积极分子被提拔的实惠，真是把人性中最最丑恶、最最残酷的那一部分充分调动出来了。这几十年，我还多次遇到那位复旦的低我好几班的学友和那位录音员，我们相处很好，有时还能说些真心话。谁也不提当年那些个事。
那些年在公众场合，不管听到什么，看到什么，我总是装作无动于衷的样子。委屈、眼泪只能往肚里咽。每天上班，特地穿得整整齐齐，个别极熟的朋友半真半假地说，你啊，越是日子不好过越穿得笔挺。笔挺显然是夸张，不过确实不愿给人以可怜兮兮的印象。
1967年女儿转进广播局幼儿园，周末、周一早上不用兵分两路，疲于奔命，我感到轻松多了。运动一开始那种焦急、畏惧的情绪也稍有减轻。
两个孩子诞生时，我们的经济情况可以，高兴时给孩子缝点衣服，偶尔回到上海，亲人送、自己买，孩子穿得不算差。文革后，孩子长高了，原先的衣服嫌短嫌小，到商店看看，不管大人孩子都是四个兜的中山装，价钱又不便宜。我想想，还是自己动手吧。平时开夜车怕影响第二天工作，万一犯困出了差错，可担当不起。星期六晚上孩子们睡下后就是我作针线活的时间，缝纫机经常踩到半夜两三点。就这么着，儿子从小到成年没穿过一件千篇一律的中山装。我还记得，女儿有一件浅蓝色灯芯绒外套，又短又小，我把它改成一件后边开的背心，还镶了深蓝的边，她穿了好几年。可能是1969年，形势稍许缓和一些，上海的哥哥出差来京特地给女儿带来了当时最时兴的小军装，女儿挺喜欢，我始终没让她穿，转送出去了。铺天盖地的草绿色，我不只是看烦了，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得意洋洋自以为天生高人一头的红卫兵，抄家时用皮带抽人的红卫兵，成天绷着脸训斥人的军宣队，哪个都穿着一身绿。
以往节假日孩子都上奶奶家，现在，我就设法带他们上公园，让他们也跟健全家庭的小朋友一样，感受一点童年无忧的欢乐。
文革开始一两年，我还参加节日报道或重大报道的最后复制合成工作，外出采访自然就免了。复制合成时间性强，容不得出一点差错，好在这些活我干了多年，并不怵，麻烦的是晚上播出后还不算完，必须等姚文元审定的新华社稿来以后，以钦定稿为准来修改。这样，白天干了一天，晚上休息片刻又要接着工作。改完还不能走，谁知道什么时候又来个更正呢，得到第二天清晨拿到《人民日报》大样，我才算完成任务。
在机房时，我尽可能镇静、细心，动作敏捷，除了眼前的录音带，文字稿，什么都不想。出了机房，有点空闲，就要想这想那，想起那一对没人接的儿女，该在幼儿园园长老安伯伯家安睡了吧。老安伯伯是位老红军，文化水平不高，心眼儿好。每逢节假日谁家孩子没人接，他理所当然地把孩子安顿在自家。我那一儿一女是老安家节假日的常客。直到今天，我还清晰地回想起他微微弯曲的身躯，带着浓重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每次我从他家接回孩子一再表示谢意，他和老伴只是轻轻地说，孩子挺好，快走吧，带孩子好好玩玩。
是的，那天我上幼儿园接孩子已经是五月二日早上快八点了。第二天一早，他们又该回幼儿园过集体生活，这仅有的一天，不能委屈孩子。“走，咱们上北海公园去！”两个孩子一边跳着蹦着，一边抢着告诉我头天夜晚怎样在老安伯伯家的房顶上看天安门放花。虽说连续工作了一天一夜，看孩子们这么兴奋，倒也不觉得困乏。“真好看，妈妈，轰一下，半边天全亮了，紫的、黄的、银色的，比在奶奶家都看得清楚。”“你们怎么上的房？可要小心啊！”“老安伯伯家的大哥哥、大姐姐把我们弄上去的。没事的。”
国庆节夜晚看放花，北京人得天独厚的享受、乐趣，对我仿佛已经陌生了。1956年的国庆，燕祥要写一篇节日夜晚的特写，我陪他走在西长安街上，望着星空一簇又一簇的焰火，我们随便谈着，他说起火树银花，我忽然联想到在上海看过的美国歌舞片《火树银花》，不过没好意思说出口，当时他正真诚地帮助单纯得近乎幼稚的我，多读苏联的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我怎能念念不忘少年时看的美国电影呢！我一直觉得他比我革命得多，甚至认为过于刻板，不会跳舞、不会打桥牌、不会……我做梦也没想到，才一年时间，这个温文尔雅的共产党员被批成青面獠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
唉，越想越远，想哪儿了。
忘了哪一年，可能是1967年，六一儿童节正赶上星期日，我们三人起了个早儿，到颐和园门口才七点。清晨的公园空气分外新鲜，我带着他们登万寿山，游昆明湖，照了几张相。兄妹俩有两张单人相片后来放大了：在十七孔桥上，哥哥的那张笑容有点尴尬，是硬逗出来的，妹妹倒是抱紧了斜挎的军用水壶，乐开了花。谁能猜到这是一对享受不到父爱的孩子！
第二天上班，说起头天的活动，同事说我真是好兴致，精气神儿足。我也不知道那几年哪来用不完的劲，过三十的人，又不是多好的身体，不说是身心交瘁也是勉为其难，居然顶下来了。人，大概就靠绷着一股劲儿，松不得，软不得。
闹钟
1968年初，儿子回家到附近的育民小学上学。一直到临开学我才把他从幼儿园接回来。他所在班的孩子春节前就走空了，老师知道我家没人照应，就把他安排在小班，帮着小弟弟、小妹妹系鞋带，叠被子，就这样凑合了一个多月。
学校开学了。好在学校离得近，上学放学不用家长接送，放学后也没什么功课，他总是在院子里和小伙伴玩一会儿，等我下班。发愁的是晚上不好办，除了星期四、周末、星期日，机关里每晚有活动：开会或者学习。
我跟闹闹规定好：晚上妈妈不在家，不去院儿里玩，要按时睡觉。我特地买了个白色的小闹钟。每天下班后，我匆匆忙忙胡乱做点晚餐，母子俩吃完，替他洗脸洗脚，然后往放在地上的搪瓷壶灌点儿开水（不敢让孩子动热水瓶，怕不小心烫伤，两个孩子直到十来岁，都不习惯喝热开水），然后把闹钟铃拨到八点，要求他闹铃一响，就脱衣服上床。“要是害怕，可以不关灯。”
几天下来，同一单元的邻居直夸闹闹乖，说闹铃一响，他准忙着睡觉。我也相信他守信用，每晚回家，屋里灯亮着，人却睡得熟透了。
有一次，不知道有什么紧急任务，我没能回家吃饭，也就不可能给他上闹钟。邻居高阿姨两口子是广播学院老师，学校不上课，经常在宿舍，一看六点多了，我还没回家，就让闹闹跟着她家吃了晚饭。
到八点我还没回家，高阿姨提醒说，闹闹，该睡了。“不，我等妈妈。”
“八点了，到睡觉时间了。”
“不，我妈的闹铃还没响呢？”
“你妈今晚没回来吃饭，没拨闹铃，闹铃不会响，别等了。”
“不，我等。”
就这么大概等到快十点实在睁不开眼了，才在邻居的督促下胡乱洗了洗上床。
第二天早上，我叫醒他，他还问呢，妈妈，你昨天怎么没给我上闹铃？
我心痛地嗔怪他：“傻孩子，以后别老等闹铃响，妈妈工作忙回不来就听阿姨的话。”
到秋天，“一号通令”下来，让各家老小尽可能疏散，我想一家三口决不能再分开，再说我也没地方安排孩子。共住一套房的邻居把孩子送回江苏老家，走了；对门，还有中间两个单元里的几户有的请假去外地安排老小，有的也是晚上开会学习。到晚上整个四楼经常只有闹闹一个人。再不用什么闹钟，吃完晚饭，洗完，就让他钻被窝，还一再嘱咐，谁叫门也不开。开始孩子不愿意，说太早睡不着，可想想一个人玩也没意思，也还有几分害怕，最后终于同意。那一冬，熟人看见都说闹闹又白又胖，其实没别的法宝，就是睡得多。
白闹钟是为儿子上学买的，按时擦闹钟也就成了他的专职，很长时间钟的外表显得白净、明亮，可是机芯慢慢衰老了，开始拿到钟表店，加点油，又嘀答嘀答走起来，再后来钟表店师傅说你这钟该淘汰了，加油也白搭。毕竟艰难时期跟我们作过伴，我把闹钟放在五屉柜的玻璃门里，时不时地看它一眼。可家里破旧东西实在太多，终于恋恋不舍地把它扔了。那个五屉柜最终也处理了，我还记得柜门上留着的印痕。那会儿浴室两家合用，零七八碎的都放屋里，他们个子矮，五屉柜抽屉圆把手上挂两条小毛巾，天长日久，水渍的痕迹再也抹不掉了。
抹不掉的又何止是水渍。
师傅
我始终相信好人任何时候不会泯灭良知，即使在疯狂年代。
做梦也没想到，工宣队的范师傅毅然决然做出决定，不让我上郊区短期劳动。
从五十年代以来，我是单位里理所当然最需要改造的。1958年下放劳动、1964“四清”，还有每年半个月的劳动，我都是不可缺少的劳动力。
1968年秋天，我所在的部门要派一人到郊区劳动半个月，支部书记邹大昌通知我去。决定自然不是随便做出的，部门十几个人，年青的单身汉就四五个，有孩子的也都不是单亲家庭，只有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我清楚：这是有意出难题。以往，我跟这位农民出身的支部书记没有任何龃龉，文革开始从他揭露走资派的大字报中，才揣摸出他的思路：领导没让他当官，就是打击工农干部，可是我这么多年连个小组长也不是，碍他什么事；也许因为我是所谓业务骨干，客观上得罪了他。对了，运动开始作为部门文革领导小组的他整过张赫玲——一位少年参军，后来调干上大学的女党员，只因为她当《阅读与欣赏》节目编辑的时十分尽责，落下的罪名是散布封资修大毒草，为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张赫玲成了挨批的重点，我为张打抱不平，当然又得罪了他。第一重“得罪”实非故意，第二重“得罪”，是咎由自取，我怎么又忘乎所以仗义执言了呢，真是“改也难”。既然如此，我也只能吞下苦果。
我筹划了一下：在机关幼儿园全托的甜甜周末不接，请老安伯伯老两口再辛苦一两次；上学的闹闹怎么办，三顿饭、早晚全靠我一人照应。作为爸爸的他，一个专政对象，正在郊区农村劳动，当然也帮不上忙。我对支部书记说：“我可以去，但是孩子只能住到崇文门内奶奶家。”一个不到八岁的孩子每天乘公共汽车上学，还得过两条马路，我想，他要是还有一点起码的同情心，会犹豫的。他不也有儿女吗，他难道就舍得自己的孩子冒这样的风险。哪知，他还是执意叫我去。我有什么办法，只好给孩子买月票，准备第二天开始“试运转”。
刚来几天的工宣队那位稍胖的范师傅听说这事，果断制止了。占领上层建筑的工人阶级来临，我作了足够的思想准备，以为他们对我这个敌对阶级的子女、妻子不会有好脸色，没想到范师傅不仅长得慈眉善眼，说话也很温和，全然不是想象中横眉冷对的形象。他对我说了一句，让这么小的孩子乘车来回过马路，太不安全，你别去了。
简单一句话，拂去了我心头的愁云。师傅多好啊。
我从学校毕业后，下乡当过农民，但从来没进工厂当过工人，也从没有过师傅，而范师傅，是我惟一的也是毕生难忘的师傅。
我记得进驻电台的工宣队是北京内燃机厂派出的。近年来听说这个大厂很不景气，比我长十几岁的范师傅该早退休了，不知老范师傅生活、身体怎样，还记不记得当年的事。我可是永远记住了他的音容笑貌：穿着一件浅灰布的棉大衣，一口北京话，和颜悦色的，多咱也没听他恶声恶气训人。
姥姥
也许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班上有位工人师傅挡着不时飘来的凄风冷雨，邻居姥姥的爱心又使我一进单元门感到人间的温情。
姥姥姓高，1969年来京随着女儿女婿住。我们共住两居室的单元房。姥姥来后就住厨房，小夫妻带着孩子住朝阳稍大的屋，我住朝北的小屋。做饭的两个蜂窝煤炉子就放在窄窄的过道里。
姥姥是徐州人，勤快，大脚，有把力气。一次我提着二三十斤白薯上四楼，正一步一步往上挪，她见了一把拿去扛上了肩，噔噔一气儿到四楼，弄得我惭愧不已。她认字不多，可明白事理，热诚，好学，擅长做面食：擀饺子皮、馄饨皮，蒸馒头包子都是能手。用鏊子烙又香又脆的薄饼，那明快、麻利的动作看得我眼花缭乱。烙薄饼不用蜂窝煤炉，走廊里临时用柴火架起鏊子，右边放着面板，她边擀面，边添柴，掌握火候，烙完一张，用擀面棍轻轻一挑，白白的饼就飞到了另一旁的笸箩里。她看我一个单身女人带着一双儿女，勉强会焖饭炒菜，什么面食都不会做，想换换口味，只能上食堂买，这太浪费。她教我干这干那。我跟她学会花两毛钱买肉馅包馄钝，秋天大白菜便宜，稍稍放点肉末或油渣蒸大馅包子。连闹闹都学会了擀饺子皮、馄饨皮。高姥姥戴着花镜，跟我学会用缝纫机。
可能是1969年的夏天，一个晚上，天还没全黑，我正在班上开会，忽然天气骤变，一场大冰雹从天而降。办公室有孩子的无不惦念着，尤其是汪玉芝和我。不久前汪爱人所在的地质学院外迁，她跟我一样，一人带着孩子。随着一阵阵雹子劈啪落地，楼里的玻璃窗被土豆大的冰雹砸得哗啦啦散落到院儿里。这么大响动丝毫改变不了会议的进程，真是雷打不动。我们虽然坐立不安揪着心也不敢请假。好不容易熬到散会，一出门就觉得像深秋季节，凉飕飕，地面上铺满了没化开的大大小小的冰雹。汪和我匆匆返回宿舍，才进大院儿，见到一个可怜巴巴的小孩踩着冰碴站那儿，穿得极单薄，脚上是塑料凉鞋。走近一看是汪玉芝的女儿，小姑娘看见亲人委屈得都快哭了：“妈妈，妈妈，我害怕。”顾不得安慰这母女俩，赶紧回去。往常这时候孩子们该睡了，这天他们和邻居的小男孩儿在暖融融的屋里玩得正高兴。闹闹毕竟大些，有条有理地告诉我朝南的大房间有块玻璃碎了，已经用硬板纸挡上，咱家朝北的屋玻璃好好的。下冰雹的时候，高姥姥担心我和妹妹害怕，让我们先别睡，先到大屋呆着。孩子们说：“人多不害怕。”一场冰雹。我的一儿一女安然度过，而汪玉芝的女儿从此落下了关节炎。
不记得在这之前还是之后，部门安排人参加“拉练”。当时工宣队已经撤了，仍然是那个支部书记邹大昌说了算。他先后决定派两人去，偏偏是汪与我。如果说我因言行不慎应付出些代价，汪除了出身不好外可从没敢得罪他，可谁让她的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呢，明明是抗日战争中因飞机失事去世，却以讹传讹说成是与国民党大特务头子戴笠同一架飞机失事，而这些所谓档案材料又不跟她本人见面。她的困难比我更多，我毕竟有高姥姥可依靠。我知道姥姥挺辛苦，除了淘气的外孙，又添了个小外孙女，我把食堂饭票、零用钱都交给闹闹，让他带着妹妹到食堂吃饭，按时睡觉，尽可能自力更生。
“拉练”回机关那一天我疲惫不堪，想不到还没进机关大门，远远就看见高姥姥领着兄妹俩笑盈盈在路口等我。“怎么知道我今天准回来？”孩子们回答：姥姥打听来的。一泓暖情，不，是亲情，涌上我的心头。
著名的单弦演员马增蕙也是我的患难之交。文革时她们夫妇俩受到不小冲击，政治处境比我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更差，但是风暴稍一平静，她们没少帮我。她们也是两个孩子，大女儿谢艺是五十年代生的，比我儿女大些，儿子谢东年岁跟甜甜差不多。闹闹上学后，甜甜还在广播局幼儿园，班车一到，我经常不能准时去，马增蕙骑车，前边一个后边一个，把我女儿一起接到她们家，谢艺先陪着玩。多少年了，孩子们还记得马增蕙阿姨，谢凌霄伯伯，还有谢艺姐姐。当年的小顽皮谢东，从小就是一副好嗓子，他成为歌星也是意料中的。
数不清多少好人关心过我们。广播局共事多年的朋友大都不认为燕祥会是什么敌人，由于种种可以理解的原因，干部不好公然表示同情，而工人倒可以毫不含糊表明自己的态度。
那几年，他不少日子被隔离或挨批斗，但是锅炉房的工人、清洁工、司机经常转告他我和孩子的情况。女儿猩红热后疖子长到耳朵眼儿里他知道，儿子上学功课不错他也知道。我和孩子的一动一静无不在这些好心人的洞察之中。直到现在偶尔在机关见面，他们还惦着他：有的叫他诗人，有的管他叫“干部”，有的仍然称他小邵。
大约是他在干校的时候，我在电台收到多年没联系的老同学来信，是位女同学，但笔迹刚劲，全然不像出自女子之手。我很奇怪，这封信被拆过。广播局收发室的同志我大都熟悉，他们从不干这类事，偶尔信件错转到听众来信组被拆，退回时必注明。想来想去，可能是收发室有人出于对他的关怀，惟恐我有“外心”。时过境迁之后，提起这事，他也这么看，开玩笑说：“他们替我监视你哪！”
孩子
朋友都知道，我从来不是爱读诗的人。1987年，复旦新闻系比我低一年的女同学孙惠群到我家来，提起1953年欢送我们毕业时，她朗诵的正是燕祥的诗《到远方去》，而我，真的，好像没一点印象。
我很少为诗所感动，大概缺少这方面的艺术细胞。但是，有一次，我却为他的一首不算出色的诗《童年》而动情。
原谅我占一些篇幅，稍稍引用这首诗：
太阳藏在大楼背后，
妈妈还没回来，
冷风刮得小树摇晃，
妈妈还没回来。
妈妈怎么还没回来？
电线杆上路灯都亮了。
妈妈怎么还没回来？
地上的树叶都哗啦啦跑光了。
妈妈，你快回来吧，
妹妹的鼻子在玻璃窗上贴扁了。
妈妈，你快回来吧，
妹妹的肚子早就咕噜咕噜响了。
……
妈妈，自从爸爸不再回家，
我和妹妹多听你的话；
妈妈，你可别也不回家，
那让我跟妹妹怎么办哪！
妈妈，回家来吧，
我的肚子也饿得慌啦。
妈妈，回家来吧，
我把棉衣给妹妹披上啦。
……
妈妈，妈妈，妹妹老是哭，
不是妹妹不听话；
妈妈，不怪妹妹，不怪她，
我也是又饿又害怕。
……
其实，我从未告诉他我一个人带领两个孩子时的处境。他大约也是凭想象，猜测哥哥和妹妹盼望妈妈回家的心情。
读着读着，眼泪扑簌簌流了下来。
想起那些日子，孩子上小学以后，每次我回到那间12平方米的宿舍，孩子们都亲热的围着我说这说那。而我，有时心情不好，加上工作太忙，只是像机器人一样忙不迭地催他们快吃饭，快洗脸，快做功课。只有快，才能让我按时到班上开会或学习；只有快，才能让军宣队或支部书记找不出岔子（当然，即使你开会再准时，工作再努力，也挡不住他们在别的地方挑你的错）。
等我晚上回到宿舍，他们都已经安睡，第二天一早，还是一个股劲催，快，快，快。
有一天晚上，开完会就听说要下达最新指示。那正是战备的年代，邻居奉命疏散回江苏，单元里没人，我急忙回家照看一下。回到宿舍，轻轻叫醒儿子，告诉说我得半夜才能回家，这一折腾，女儿醒了，问我上哪儿，我说去游行。
“那么晚了，妈妈别走，我害怕！”女儿不让我去。一个单元里，只剩他们兄妹俩。
儿子毕竟大两岁，没吭声。
“不怕，妈妈不一会儿就回来。”
我明白自己是说谎，谁知道什么时候能回？
我匆匆走出宿舍。
等游行结束，已经是下半夜了。我轻轻推开房门，兄妹俩睡着了。妹妹紧紧拉着哥哥的手。
第二天一早，闹闹像小大人一样告诉我，妈妈，你走了后妹妹老说，害怕，害怕，我就让她拉着我的手，她就不闹了。
当时我的心即使不是铁石心肠，也已经磨砺得粗糙而麻木了。我只是淡淡的表扬了一下闹闹，又忙着张罗他们加快动作，赶紧上学。
相依为命的日子是悠长而平凡的，一日三餐，上班下班，开会学习。
最让我揪心的是孩子有病。一个星期一的早晨，甜甜直喊难受，试试体温，有点发烧，我把闹闹送到候班车的地点后，急忙带甜甜去儿童医院。经验丰富的大夫很快诊断出是猩红热，还指给我看她身上的小红点点，嘱咐要隔离，要多吃水果。怎么办？只能送甜甜上幼儿园，是的，这是惟一的选择，那时的气氛怎么可能请一个星期事假在家看孩子呢！到广播局幼儿园，我倾诉了自己的困难，请求老师们帮助，他们一口承担了看护孩子的责任，极为负责的把闹闹也从班里叫出来，因为他跟甜甜接触多，怕已受感染。我给老安的爱人也就是幼儿园的会计留下点钱，请她为孩子买点水果和营养品又匆匆上班去了。第二天，我抽中午时间去了幼儿园，兄妹俩住着两间紧挨的平房，里边住着妹妹，外边住着哥哥。两个孩子跟小朋友完全隔离，相互之间也不直接接触，但是两人可以说说话，倒也不很寂寞。我真是感谢石碑幼儿园的老安和众多的老师想得这么周到，安排得这么好。我也“感谢”两个孩子懂事、听话，直到甜甜的腥红热好利索了才回家。
文革初期的狂风暴雨过去了。他已经上了“五七干校”，机关里漫长的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一打三反，还有战备等等对我来说都算不了什么风浪，我日复一日地等着，等着，等着孩子长大，等着他回来，等着自己一天一天憔悴、衰老。
有一阵，邻居家的姥爷来了，小小的单元里住着老少九口，连过道里也老有人。
一个冬日，我白天参加战备劳动，出了一身汗，晚上回到宿舍，草草吃完饭就把走廊里做饭的小炉子搬到浴室洗澡。那会儿，宿舍的暖气不热，我们两家洗澡都把烧旺了的炉子搬进去，微微打开浴室的门。大家都很默契，谁也不在过道走动。可刚到北京探亲的姥爷不知晓这些，我也就紧紧关上浴室的门。洗到一半，觉得胸闷、呼吸急促，我知道让煤气熏了，想往外跑，可是听到老人仍在过道，只好挣扎着穿衣服，勉强穿上我就冲出浴室往屋里跑，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朦胧感到儿子叫我，妈妈，妈妈怎么了？原来我已经躺在地上，才意识到自己中了煤气，还好脑子没糊涂，赶紧喊，闹闹，开窗！开窗！闹闹开了窗，一股冰冷的北风刮了进来，我这才慢慢爬起来，让闹闹扶着拽着上了床。
多少年过去。随着时光的流逝，孩子们对童年的记忆越来越模糊，我也从没向孩子们复述过当年的情景，是我太理智，太冷漠了，还是往事不堪回首？我不知道。
负疚
心理学家认为，对孩子期望越高孩子越可能成材。
听到或看到类似的报道，我就有一种负疚之感。
望子成龙是中国人比较普遍的心态，而我们，从孩子一生下两人就有一种共识：别让他们立大志向，太拔尖。一辈子过平安乃至平庸的日子就好。平安就是福。
过来人会理解我们。他那些年如果不是太拔尖（反右派时的批判还大致围绕所谓“罪行”上纲，当右派后行政级别被降四级，可文革批判时仍有人念念不忘他十九岁定为行政十四级，可见十四级真是害苦了他），也许会幸免于当右派的厄运。而我，也吃亏在于除了日常上班、过日子，太喜欢想这想那，不安分，不驯服，该装糊涂的时候过于“清醒”，该随大流表态转弯子时又太执着。1957年、1958年没当成右派，那是侥幸。我说什么也不能让孩子们陷到罗网里。
我们的一儿一女生于六十年代初，那是物质生活虽然匮乏政治气氛还不那么逼人的年代。我们大约过了两三年平安日子，也没敢忘乎所以想培养孩子成名成家。没多久，文艺界开始小整风，他就陷入越织越密的罗网，直到又一次灭顶之灾。我更加牢记“历史的经验”，千万不要出人头地，千万不要有不切合实际的梦想。
文革前，孩子由婆母照料，我不知怎样感谢善良的婆母给孩子的温暖和教育，她对任何人都和颜悦色，不功利，对心疼的孙子孙女从不打骂，可孩子真听她的。跟她一样，两个孩子从小就不虚荣，对人真诚、热心。孩子们永远怀念慈祥的奶奶，她去世已十余年，没预先约定，孙儿孙女几乎每年都去八宝山公墓看望她老人家。
那几年，我好像工作忙得头都抬不起来，基本不管孩子，记得婆母健在又心情好时，半真半假的说我简直像后妈。我笑笑，反正是亲的，只不过顾不上就是了。
文革中，我无言地承担起一切，承受了，不等于能很好地担起。
我很矛盾，鸿鹄之志实现不了固然痛苦，完全让孩子当个随遇而安的庸人又心不甘。
他们的学习，我几乎不用操心，我担心的是他们对渺茫的未来缺少足够的准备，尽管七十年代初就有了工农兵大学生，而在我家，直到1977年，上大学是我们绝对不敢提及的敏感话题。七十年代中期，“走后门”这一名词家喻户晓时，我再三对孩子说，“别人家也许有这样那样的‘后门’，走后门上学，走后门参军，我们家只能靠自己。”是靠自己学习深造，还是靠自己成就一番事业？我都没法说，我总不能说靠自己只为过上平安日子吧！反正我的所谓“教育”是含含糊糊、躲躲闪闪的。
从1966年夏天到1973年底他从干校回京，将近八年时间，我在辛劳、不安、无望又有所期盼的等待中度过。我本是温室长大的任性女子，对他，对孩子，从没耐心，以往我对孩子发火时，婆母或他可以缓冲一下，如今，全靠我一个人。当我情绪比较平稳或理智时，格外心疼孩子，耐心告诫他们学习要认真，做人要诚实。当无法抵御的厄运来临时，在众人面前，我不得不冷静、从容；回到家里，不能也无法跟孩子说清自己的心境，充塞在心头的郁闷、委屈越积越多，越积越浓，终于有一天，爆发了。
大约是1968年冬天，闹闹刚上一年级，有一天中午放学忘了戴帽子，我坚持让他返回学校取，他说丢不了，下午还要上学。半年前，孩子的父亲被军管小组宣布为专政对象，这无疑相当于最后定案，那一阵我的心绪坏到极点，终于控制不住了。我可以找出许多理由说不全是跟孩子撒气，是的，那一阵我确实想得很多：谁知道以后会把我们一家发落到哪儿，儿子将来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从现在开始全家就要格外节俭……先是板着脸教训，他很拗，不肯到学校取，两人相持不下，我动了手，他还是不去，气愤之下抽了他一个耳光，他躺在地上嚎啕大哭。邻居高姥姥过来相劝，他终于委委屈屈的回学校取来了帽子。他走以后，我也暗暗哭泣，我是怎么了，难道孩子不去学校找帽子就犯下了弥天大罪，我委屈，心里苦，怎能迁怒于一个才七八岁的孩子。闹闹从小最受爷爷奶奶疼爱，爷爷去世后，奶奶更是爱这个孙子，燕祥也是好脾气，说话从来都是细声软语，只有我偶尔给过他“厉害”，那也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两年，我只含糊其辞地说爸爸不住这儿，奶奶家也不让去，他不多问，更没有为不上奶奶家哭闹过。多懂事的孩子。我委屈，孩子难道不委屈？
事后，我有点后悔，可过于要强的个性又不允许我向年幼的儿子道歉。后来他长大了，“再怎么说，你不该打我”，我终于为不止一次的粗暴作了检讨。
如今，闹闹、甜甜都已长大成人。他们的童年、少年虽说没吃过苦，但也确实成长在一个没有父爱的家庭，我对孩子又没有足够的温存和耐心。这样的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情商发展终究有不利影响。当然，我一直注意培养他们正直、诚实的好品德。我很自信，他们不会为虚荣所惑，为钱财所害，但是我又很迷茫，过于执着、正直，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他们的人生道路还很漫长，他们大概不会像我们一样一次又一次地陷入阶级斗争的罗网，但是他们能逃脱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其他罗网吗？但愿他们能做个无愧于良知又不至于受到太多挫折的知识分子，我也只能这么企盼。
记得八十年代，我读过高红十的一篇散文，说起她们那一代知青在农村足足锻炼了八年还多，她说，有些人因为有了八年（大约是指抗日战争）而受人尊敬，并且得到种种优厚待遇，而我们最好的八年献给了农村，却连工龄都不算……从1966年初夏到1973年底燕祥从干校回京，是我难忘的八年。作为受冲击的右派家属，我不能说受过多少折磨，我遇见了很多好心人，我所在的部门，甚至没人贴我一张大字报。但是这八年，在我确实是难熬的，朋友们赞许我为工作，更为维护这个家尽了力，我，只有我，心头永远感到不安，歉然，内疚。
我自认为是一个在任何条件下都尽责的编辑，一个多少经历过坎坷的妻子，但我并不是一个好母亲。
1998年末改定
邓友梅简历
邓友梅，男，1931年出生于天津。1942年参加抗战，在精兵简政中因年纪过小奉命复员。在天津流浪时，被招工者“强制连行”送到日本作华工。45年春日本工厂被美军炸毁，遣返归国，重新参加新四军，历任通讯员，文工团员，见习记者。
1950年邓调北京市文联，从事创作同时作“说说唱唱”编辑工作。1953年进中央文学讲习所第二期学习，1955年毕业后，为深入生活到建筑公司作基层工作。这期间写出小说“在悬崖上”，因此在1957年错划右派。从此停笔二十余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同志拨乱反正，邓得以落实政策，重新执笔。著有“我们的军长”，“说说陶然亭”，“追赶队伍的女兵们”，“烟壶”，“那五”。曾连续五年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
1997年第五次全国作协代表会议，邓当选为全国作协副主席。
邓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会长，中国鼻烟壶学会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