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小喜欢听故事，13岁当了“小八路”，此习不改。后来因为有太多的英雄故事感动着我，我也练着写故事、编故事，于是成了作家。从作家再发展，便很自然地成了“右派”。
说“很自然地成了”，即指“命中注定”，故事之所以成为故事，都出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交叉路口上。
因不想让读者太痛苦，也为减轻我的痛苦，顺手取了讲故事的方法。这样可以大家轻松一点。当然，也难免忽地“激昂”一下，或跑跑“野马”，原则是不离开大题，而事实则保证字字真确。
一、祸源
如果不是傅作义一个偷袭，夺去了张家口，则当时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也就不必急惶惶地千里行军，逃到我们军分区来了。然而他们逃来了，且驻在我们分区附近——距辛集不远的一片乡村。我那时在分区“前线剧社”当创作组副组长。由于写过几十篇抗日报道和故事，很方便的得个机会进了文学系，插班（人家已上过一年多课了）学习。陈企霞就是系主任，一下成了我的老师。这是1947年的事，我22岁，正当上进心特强之时。于是专心听讲，拼命读书，8个月毕业后，竟因学习成绩优秀而立了一功和一小功（那时立功分三级：大功、功、小功），是文学系的最大功臣。这给老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给自己展现了一片光明，可也开启了我的祸端。
建国之后的1950年，丁玲奉命创办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讲习所），我当时刚出版了长篇小说《平原烈火》，由于写的是共产党打日本，党的声望正高，小说颇有点影响。丁玲必是也看过这本书，所以一经我申请入读，所里就表示欢迎。还在开学之前的两个月，我就脱下军装，搬进了鼓楼东大街103号，兴头十足地跑进跑出，为所里帮办杂务。所长丁玲尚未露面，就急切地盼她快来上任，以一睹这党员大作家的风采。那时，不管什么，凡是党的，都是感觉着崇高可贵——谁知在这快快乐乐中，又种下了第二桩祸根。
1953年，我刚从文研所毕业，便下了乡。一则，那时的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说，农业合作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作为一名党员和军人，理当在这条路上冲在前头；其二，丁玲曾劝诫我：“要忘掉自己是一个作家，踏踏实实到生活中去锻炼，一时写不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永远写不好。”于是我带着军职，跑到故乡大清河北的雄县，作了三区区委副书记，分工专管互助组和合作社。这个“猛子”一扎就是三年，日日与农民“三同”，付出了很大辛苦，以致我第一个孩子出生，也没有顾上去看。
在这三年的最后一年，文艺界出了一桩大事，忽地打出个“丁陈反党小集团”来，我的两个老师——丁玲和陈企霞，一下子全成了“反党分子”。我是回京取薪金才听到这个消息，脑海里像打个炸雷，怎么，他们都是老地下党员了，我穿开裆裤的时候他们就在革命，又都在圣地延安“浸泡”多年，从文章看，又都是党的事业、党的威望的铁杆维护者，平时接触中，并没有听到过他们一句哪怕是很小的牢骚，怎么？怎么？
我还没有“怎么”清楚，单位通知去参加中宣部召开的党员大会，并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可我连丁、陈犯的是哪几条，还未听到正式传达呢。然而，言是必须发的。我也是13岁入的党，那时已有17年党龄，自幼听党的话听惯了，党向来没错儿，既然说他们反党，那必是反了。我是他们的“得意门生”，先肃“流毒”也是理所当然的。
中宣部的党员大会有几百人参加，当然是批判“丁、陈”。印象至今深刻的是部长陆定一的讲话，他说，文艺界什么都“嘻嘻哈哈”，政治上吊儿郎当，不知道严肃。他的尖锐措词和疾言厉色，使我身上直冒冷汗，深愧自己的迟钝和麻木。在几个声讨之后，我被点名上台——真抱歉，不是有意掩饰，我确乎记不起当时说些什么了，总之，是抓住“一本书主义”这个词儿，没头没脑地骂了一顿了事。
故事有波澜起伏才好看，仅仅隔了一年，1956年，我结束下乡生活，回到北京，写关于合作化的长篇。人也由华北军区调到总政文化部创作室来了，和胡可、杜烽一同住在前外西河沿大耳胡同15号。其时已有风传，说丁玲陈企霞不服反党之说，正向中央告状。我这个人较孤僻，生活面很窄，不是党组织发的话，也不认真听，只伏案搞我的创作。是在夏季的某一天，侯金镜来我们小院串门儿。他原是老“抗敌剧社”，华北军区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艺科长，我们的老上级，现正做张光年的副手——《文艺报》副主编，消息自是灵通。我们又知道，侯金镜一向很敬业，有思想，作风严肃，从不信口开河的。果然，他坐下不久便说：现在有件事搞“被动”了，中央已经批下来，要求“重审”“丁陈反党集团”。作协党组整天在忙这件事，很紧张。随后，他又亮了两个观点，其一说，党内斗争是不宜使用压力的，因为后果常弄得很糟糕。其二，“还是时间解决问题”。
这段民间闲话，触发了我的一些思想活动：一个，丁陈真的“告状”了，而且现在要“重审”；其二，党内斗争不宜使用压力，很对。可这句话听来新鲜别致，也许不是侯金镜的发明，会不会是更高层人物的话？由此想到自己经历过的“运动”，“三反”、“五反”、“肃反”等等，无不使用压力，以致每次“运动”后期，都须特别挂个“复查”、“甄别”阶段，以便把打错的“洗”出来。一个人忽被打错，当然很痛苦。但痛苦而能洗清，究竟比冤到底强得多。于是想，丁陈果真被错打，岂非已有出头之日了吗？谁知这一想不要紧，从心理上又种下一桩祸根了。
二、自然陷坑
干脆就把“丁陈反党集团”定成铁案，别搞什么“重审”，其实倒是件大功德，至少可挽救相当一批人，也省了把很多人牵进来共演一台翻滚大戏。可是，故事的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推进展现的，这才使人眼花缭乱，生动有趣。
我隔在军队创作室的小小一隅，本与以丁陈为中心的大舞台不相干的。尽管“重审”之风强劲，连周扬也承认1955年“斗争过火”了。可我们创作室没有谁对此热心，大耳胡同15号三个人，都在埋头于自己的作品：胡可正围着戎冠秀酝酿构思，杜烽在忙于为剧本《英雄万岁》煞尾，我呢，沉在农业合作化的故事中大绞脑汁。搞创作的人经常挨的批评是“不问政治”，大家都不愿意惹是生非。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还是来敲门了。头一桩，联大同学李兴华（时任《文艺学习》的编辑）打来电话说，陈企霞被关一年多，新近放了出来，因扣发工资，家属无措，搞得十分狼狈，快下雪了，连件过冬的衣服都没有。你是联大同学中出过书的，能不能把稿费分一点出来，给老师解决件大衣？我想，恩师有难，同学高义，自己确有稿酬，给件大衣又扯不上是政治问题，干吗推呢，便问需要多少。答曰二三百吧。我让他派个人来，取走了三百元人民币。
刚进入小说，又来了其二，还是为钱。这回是联大女同学，在文学系时是我的学习小组长，为我一向崇敬的。她进门就说，陈企霞苦死了，简直家翻宅乱，鬼哭狼嚎，已到了过完今日不知明日的光景，要我立即“周济”几百元。这次，我犯了一点嘀咕，我是个俭啬人物，对自己也很苛苦，刚出了三百元，怎的这么快就“苦死了”？而终究使我担心的，还是怕“翻案不成”，被扯进什么“集团”里去。过去的“运动”已有过不少实例。于是便犹豫说：钱呢，可以给，但须向我的支部汇报一下，看看组织的态度，以防将来发生什么变化，大家说不清楚。
这个女同学一听就变脸了，很愤慨地指责我“忘恩负义”，颇说了一些难听的话。我很尴尬，仿佛真的“忘恩”了。但她还是给我找了个下台阶，变通说：“这样吧，你把钱借给我，与陈企霞无关！我总没有反党吧？你也用不着去支部汇报了。”
巧的是我刚刚得到一笔稿酬，四百元，还未及存入银行。她拉开抽屉，一把全抓走了。出门时还特别叮嘱我：“不要告诉任何人，陈企霞你是知道的，若知道钱是同学给的，他会退回来。”我向来做人可靠，点头保证。
这两笔钱，后来都判了“资敌”的罪名。什么是“资敌”？现在的年轻人已很生疏了。当年在抗日根据地里，谁若把根据地出产的棉花、糖食等贵重物资弄到敌占区去卖，一旦抓获，往往判为奸商，要枪毙的，罪名便是“资敌”。
真正决定我命运的是1956年年底。创作室文书夏信荣亲自登门，送给我一个大信封。信封上盖有十分显眼的“绝密”大红戳，背后粘着三联单式收条，收条号码是“1266”，打的日期是“1956年12月1日”，小夏让我在三联单上签字，然后撕下两条，留下一条，走了。
我回进屋中，小心地打开信封，里面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给我的信，字迹很清秀，像是女同志所写。信末盖有“中国作家协会”“代”字章。还附着打印好的文件，都是丁玲写的：一，《我的检讨》；二，《给中宣部党委的信·重大事实的辩正》；三，《辩证材料的补充》。总计约三万字。
我必须把党组这封信抄在下面，虽说破坏了讲故事的风格，为真确计，也顾不得了。
徐光耀同志：
去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所揭发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的问题及事实，经中宣部党委指示，目前正进行调查对证。关于丁玲同志的历史问题，现已审查清楚，除她过去所交待的问题外，没有发现新的问题。现有几个有关丁玲同志的问题，请你协助提供材料，问题如下：
（一）有人说：过去文研所学员中曾流传着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说法，对这一问题，你是否能提供出具体情况，如系何人说，何人传，你和其他学员对这结果是如何理解的？说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这是否就是说在学员心目中，只知有丁玲，不知有党？据你了解，丁玲在学员中的影响如何？你和其他学员当时对她的看法怎样？
（二）有人说丁玲散布过“一本书主义”、提倡骄傲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你是否听到过？你和你所熟悉的学员和其他同志是否受过这种思想的影响？你对此问题的看法如何？又，丁玲曾在某个会上提出你的《平原烈火》比《日日夜夜》只低一点。她是在哪个会上谈的，什么情况下怎么说的？她是否在鼓励你的骄傲情绪？对你有何影响？此外，有人说，丁玲从苏联回来后曾对你说人要写出一个作品来才行，她的意思是否向你宣传“一本书主义”？她当时是怎样谈的？你当时的理解和现在的看法如何？
（三）有人说，丁玲在文研所宣传和培养个人崇拜，张凤珠也在学员中散布了一些助长个人崇拜及有碍团结的言论，你是否知道这些情况？请提供详细材料。
（四）有人说，文研所在丁玲的把持下，不要党的领导，党和革命的空气进不去，你是否也有此感觉，能否提供具体事实？你的看法怎样？
（五）中宣部讨论停办文研所时，据你所知文研所派了哪两个学员列席了中宣部的会议？由谁派的？如何布置的？关于这一问题，在当时学员中有些什么反响？你是否听丁玲同志在学员中散布过不满中宣部的言论？
（六）据你了解，丁玲在学员中的影响如何？丁玲曾给一些什么不好的影响？你对丁、陈反党小集团这一问题的看法如何？
附上丁玲同志的辩证材料及检讨各一份，请你看后提出具体意见或看法。
上述问题，务请于12月7日前以书面材料交给我们为感。
作协党组（盖章）
11月30日
看完信，首先涌上头脑的有三条：一，作协党组以“绝密”方式向一个党员调查材料，说明事关重大，未可等闲对待；二，信上屡称“丁玲同志”，且说历史问题没新发现，看来“反党”定性或许有变；三，问题提得十分具体，说明“查对”得认真而且仔细，很像要实事求是。于是心头欢喜，以为“老八路”作风又回来了，党毕竟伟大、英明、正确啊！
从信中的问题反观，丁玲被打成“反党小集团”，罪行大体是这些：把持文研所，不要党的领导，学员只知有丁玲，不知有党；宣传“一本书主义”，提倡骄傲；培养个人崇拜，散布对中宣部不满的言论，等等。问题都与文研所紧密相关，是否还有其他，可就不知道了。这是谁“发现”和“揭发”了这些罪状的呢？我怎么就不觉得？——咳，管他！还是写回信要紧。
由于来信严肃认真，我也给自己定个规矩：一定要用党性顶住心上的欢喜，只当丁玲仍是反党小集团头目，所述事实，必须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严防把偏私情绪带进去。决心既下，立马停下长篇，查日记，翻笔记，忆交往，对事实，两天准备，一天起草，快速把复信写成。自己读了两遍，犹恐不够完备，便悄悄拿给住在北屋的党小组长胡可，请他挑挑纰漏。胡可一向谨慎正派，活泼温文，很容易亲近。他读完，说：“看不出有什么不妥。”却又握住双拳做个“对撞”手势：“只是还缺点儿这个。”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嫌不够有力和尖锐，应该更带劲些才好。回到我屋，便又在信末的“意见”部分加了第5条——胡可若看到这里，或许会苦笑吧？他怎能想到，那个挺俏皮的“对撞”手势，竟是在给我的“反党”加油呢。
第二天，誊正抄清，恭谨封严，派一个共产党员直送作协党组，嘱他也要取收条回来。
在此，我对读者提个小小的请求，求你无妨带着“鸡蛋里挑骨头”的精神，从中找一找“反党”成分或因素。如此，则益莫大焉。下面便是这封回信：
作家协会党组：
我本月8号晚上才收到你们的来信，所以这份材料没有办法在7号以前送给你们了。
接信后，我用了两天时间翻查了我从1950～1953年的全部日记，也翻读了我在文研所时的听课记录，联系它们，又把我和丁玲的接触作了一番回忆。现在，我便根据这些来回答你们的问题。
（一）关于“过去文研所学员中曾流传着‘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说法”问题。
1.有过这样一个事实，1950年9月30日，我初由天津来北京，遇到陈淼同志，他告诉我文研所的创办原由，大意说：（1）解放不久，毛主席找了丁玲去谈话，问她愿意做官呢，还是愿意继续当一个作家。丁回答说“愿意为培养新的文艺青年尽些力量。”毛主席听了连说“很好，很好”，很鼓励了她一番。所以，丁玲对这次文研所的创办，是有很大的决心和热情的；（2）文研所的创办，与苏联友人的重视也有关系。苏联的一位青年作家（可能即龚察尔，记不大清了），一到北京便找文学学校，听说没有，表示很失望；（3）少奇同志去苏联时，斯大林曾问过他，中国有没有培养诗人的学校。以上两项，也对文研所的创办，起了促进作用。
这就是我听到的关于文研所创办的传说，以后，我再没有机会听到谈这个问题了。
我当时的看法是：文研所是党办的，这没有疑问。（当时也流传这样的说法：“文研所是文艺党校。”）丁玲在里面起了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作用，也觉得没有疑问，因为是党委托了她来办文研所。文研所的创办，体现了党对青年写作者的关怀，这关怀又具体表现在丁玲对这事的热情和积极性上。
2.以我看来，说当时学员们“心目中，只知有丁玲，不知有党”，完全不合乎事实。第一，丁玲在学员中确实有很大威望，这威望的形成有很多原因，原因之一，便是她是党员作家，而一部分人由于她是党员而寄予很大信任，是很自然的事情。第二，文研所的日常工作，很多具体领导，丁玲插手并不多，大部分是田间、康濯等同志直接做的。支部的活动从头到尾一直没有停止过，很多次思想斗争，政治运动，以致最后的整党，都是支部直接领导的，这些工作都进行得相当成功。第三，党员对文研所的指责和意见，也大都是经过支部提上去的，党的活动经常影响着学员们的学习、生活和思想。怎么说不知有党呢？就我知道的，学员中一半以上是党员，且大部分党龄很长，说这些人“不知有党”，也太把我们的觉悟水平低估了。第四，文研所的教学方针、计划、人员组成等重大事项，我们都听说过是经中宣部讨论研究后批准的。不曾感到过丁玲想把党的影响掩盖起来。
3.至于丁玲在学员中的影响，我认为是很大的，她差不多获得了普遍的爱戴。人们对她的印象主要是，她很了解创作，很能知道人，对青年很热情，也很关心。而且，她还给我以热爱党和热爱新社会的印象。她曾多次为解放区文艺——工农兵文艺做过辩护，特别在它们遭到攻击的时候。
（二）关于“一本书主义”和提倡骄傲等问题。
1.据我所知，丁玲是再三再四反对过骄傲的。开学之初，她就批评过一些学员们看不起“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倾向。后来，又有人看不起解放区的作品，不看新出版的文章，她都联系着骄傲，进行过批评。在文研所末期，她曾两次严厉批评过我的骄傲，这曾造成我在一个时期内怕看见她的原因。所以，反对骄傲，提倡虚心学习，是她给我的突出的印象之一。这一点，恐怕文研所的学员都可以作证的。
2.“一本书主义”这个词戴在丁玲头上，我现在认为是不妥当的。她说过恍惚可以这样联系的一类的话，如她说：写一本书出来，应该让读者读了有所收获，长久不忘，要有作者自己的心血、自己的发现在里面，要有站得起来的人物，等等。我以为她是在提倡注意质量，反对粗制滥造。这话至今看来，也没有什么错。
至于来信中提到的她向我说过“要写出一本作品来才行”的话，可能指的是这件事实：丁玲和曹禺预备去苏联参加对果戈理的纪念。在动身的前一天，即1952年2月26日，丁玲叫了我去帮她买些礼品，在她家里，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出国，出风头，并不是什么大荣耀，那是赶对劲儿，人家让你去的。其实，作家出国，只有几个作家注意；学生出国，也只有几个学生注意，别人是并不注意的。所以说，真正的为人民所景仰，永远记在心上，还是得有几本作品留给人民，留给后人。”这段话是我自苏联回来三个月时对我说的，我以为她是在暗示我，出国也没什么了不起，值不得骄傲。
3.也有过这样一件事实：1950年11月9日，文研所开全体会，宣布1951年第一季的学习计划，丁玲在会上的确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总觉得中国作品太少，但真的少吗？文艺杂志有几十种，没有人能全部看得过来。然而，没有像这样的作品，像我们读了《水浒》，就想去跟人说李逵怎样，武松怎样；看了《红楼梦》，大家就吵架，你爱黛玉了，我爱湘云了。可看了我们的作品呢，常常说，生活丰富，语言很好，但不久，便忘记了。前几天我在人民大学讲演吹牛说：《平源烈火》比起《日日夜夜》来只差了一点点，那就是人物，周铁汉还有点概念化。我们说作品少，主要是人物概念。然而，我们每人都想出几本好书，可是这是不能着急的，你们都还十分年轻，哪有这样快呢……”如果把“《平原烈火》比《日日夜夜》只差了一点点”这句话单摘出来，是有问题的，但上下联系起来看，说她是在鼓励我骄傲，便显得牵强了。而就在这同一次讲话里，她就说过：“我们是个长途竞赛，我们才从起点上跑起，以后的路子还长，有成就的就不能骄傲，大家也不要害怕他，应该有什么就说什么。书出来了，是人民的，不是你的。人民是应该批评也能够批评的，不让人家批评，就是守财奴，那你当打字员去好了……”
以上便是她说的话的真相。它是有可能被误解的。我在中宣部召开的党员大会上的发言，也曾指责过“一本书主义”，然而那是在一种空气，一种压力下未经认真思考说出来的，它只是说明了我思想上的一种错误，我为那样的话感到惭愧。
（三）我没有觉得丁玲在文研所中宣传和培养过个人崇拜。我是对她崇拜过的，但我觉得这并非由于她的培养，问题是在我自己。还应该说一句，我曾崇拜过很多人，连长、团长、兵团司令，一直到我们党的很多领袖，我都崇拜过，但同样不能说是他们培养了我的个人崇拜。
张凤珠散布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和她没有接触过。
（四）文研所“在丁玲把持下，不要党的领导，党和革命的空气进不去”的感觉，我是没有的。康濯、田间和其他很多同志都做了很多工作，那时，我倒觉得丁玲对文研所干涉得太少，我倒是常常盼望她多到所内做些工作的。当然，如果康、田等人都给丁玲把持住了，她是通过他们不要党的领导的，我便不清楚了。但我细细想来，觉得并不是那样。
（五）中宣部讨论停办文研所的事，我根本不知道，也没有听说过。
（六）丁玲给我的不好影响，我想有：（1）她捧过《平原烈火》；（2）她偏爱过我（让我给她买出国礼品，让我到她家陪爱伦堡、聂鲁达、刘芭等人吃饭等）。这些，会促使我骄傲的。但，在我心中更多的响着的，是她那“不要骄傲，不要骄傲”的话。
最后，我想说一说丁、陈事件以来我的一些想法和一些意见，请作参考。
1.我觉得，丁玲假如没有其他政治问题，只有思想和作风等方面的错误，则她仍不失为我党优秀的作家，她在宣传、坚持和保卫工农兵文艺方向上是有功绩的，对培养文艺青年也做过很多工作（在这次丁、陈事件的揭发过程中，这一点也反映得突出），她对党、对新中国有着真实的感情，在创作上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如果但有一线希望，我请求党能尽力挽救她，本着“八大”精神，用珍惜的态度，澄清她的问题，并采取措施消除这件事所引起的消极影响，这对党是会有利的。
2.假如在丁、陈事件的揭发处理过程中，有着过火或失当的地方，我希望作协党组能记取这样一个教训：在开展思想斗争的时候，尽量避免使用压力，防止造成那么一种空气，即没有人敢讲反对的意见。因为，无论怎么说，这是对事情的解决没有好处的。有许多年轻、幼稚、缺乏斗争经验的同志，在这种气压下，常会说出一些不够认真的话来。我自己在中宣部那次大会上的发言，便有过这种情形。这很可能只助长问题的更复杂、更混乱，而不能充分反映事件的真相。这对党不利是不待说的了，即对这些年轻的同志说来，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心情会容易轻松得下来的吗？这些同志自应进行他自己的检讨，而党组也应预先便考虑到那可能是痛心的后果的。当然，假定有人故意说谎，向党骗取信任，则应给予必要的谴责。
3.即使丁玲很多地方错了，我以为单就她对培养青年作家的热情和努力来说，也值得我们党的作家和前辈们学习。一切党的作家，都应该像她那样跟青年写作者们有那么密切的联系，从党同群众的联系的观点来看，也应该是这样的。
4.对文研所创办几年来的功和过，应该有个恰当的估价。自丁、陈事件揭发以来，在许多会上的报告、讲话和发言中，有把文研所全部否定的倾向，好像文研所只是培养了“一本书主义”，提倡了骄傲，宣扬了资产阶级思想，它是否有成功的或对了的地方，一字不提。这不但是不合乎事实和不公平的，而且使几十个在那儿学习过的青年们，也无形中一齐给背上了包袱，使他们常常感到困惑，甚至羞于承认在文研所学习过；也影响到一些组织上对他们的看法。我以为，这也是个不能轻视的问题，那一些过于片面的说法，应当加以纠正。
5.我对你们这次给我的来信，有一种在态度上不够全面和不够客观的感觉，上面只是问我受了“一本书主义”什么影响，某件事是否即鼓励我的骄傲，丁玲给过我“一些什么不好的影响”。却没有向我要对这些问题的反证，也没有问我受过她一些什么好的影响。这使我有些担心，这样的调查问题会不会得到完全公平的结果。
意见是否有错了的，望给我以批评教正。
此致
敬礼！
徐光耀
1956年12月12日京
我的“规矩”形成了这信的特点：一、所有事实，都有时间、地点、场合，极便查证；二、对丁玲有利的话说了，对丁玲不利的话也说了，没有回避，没有“耍心眼”；三、用事实回答问题，用党心提出意见，至于怎么给丁玲定性，全然听凭组织。如果说到倾向，也只“但有一线希望”，“请求党能尽力挽救她”而已。最大的尖锐，则是担心这样的调查“会不会得到完全公平的结果”。
信发出之后，心里踏实，丝毫没有大祸临头的预感，谁知“罪行”却由此铸成了。
三、“兴高采烈”
平心静气地想，自建国直到1957年上半年，那日子实在是美好的，供应充足，物价稳定，社会治安良好，各条战线欣欣向荣，人民生活大有提高，各级干部清正廉洁，党群关系鱼水情深，旧社会的恶霸、土豪、官僚、黑帮，一扫而光，小小一阵风，就吹掉了千年痼疾——吸毒和娼妓，党的任何号令，无不四海风从。朝鲜战场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头号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个个吐气扬眉。东欧虽然闹起了波匈事件，可我们安定如常。相形之下，在社会主义阵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是最自豪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党、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正确啊！
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各地报纸，仍是一片连一片的大好消息。国家所有举措，大都得民心，顺民意。知识分子们，每天都在用他们的如花妙笔，大力歌颂形势大好，海晏河清。像我这个从一当兵就被教导要关心国家大事的人，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没有！很高兴，很放心。我若想跟上形势，有所作为，只有更深地埋头于我的长篇，我的人物。突然，毛主席提出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单这充满诗情画意的两句话本身，便很让人喜欢，“百家争鸣”，何等动听，“百花齐放”，何等灿烂。粗按一下它的内容，无非是给人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把政治空气，文化环境，包括创作思想、学术气氛，搞得更宽松，更活跃罢了。建国七八年了，干部更加成熟，人民更加觉悟，党的绝对权威极为巩固，把民主自由予以扩大，岂非顺理成章的事吗？抗日和打老蒋时期，我们天天高喊民主自由，《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也一再呼唤民主自由，现在要把承诺兑现，看来民主自由之花，就要在眼前开放了。谁个——尤其是知识分子，哪能不欢天喜地呢？
随着“双百”方针的发布，党又提出了“整风”。党已经够伟大，但还存在缺陷，还有阴暗面，不适应执政环境，也不符合人民利益。怎么办？号召“鸣放”，给党提出批评，帮党改进，使党更完美。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凡开会就提倡“畅所欲言”，再三再四地宣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说，马列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如果一批就倒，马列主义也就没有用了。还画出一幅美妙的前景来：“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说得如此动听，如此恳切，不知别人，我一听就喜欢到骨髓里面去了。倒不是我有意见不敢吐露，而是感到这么一来，党就真的会使我们的国家超越历史上的任何太平盛世，达到空前的繁荣富强。这怎么不激动人心！我甚至想到了当年的“整风参考文件”苏联话剧《前线》，这是个揭露苏联自己阴暗面的戏，它批判前线某些高级指挥员顽固守旧，压制新生力量，致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当时新华社发表文章说，苏联在正遭德国法西斯重创的时候，公开上演这样的戏，是她自信有力量，不怕批评的表现。当前，我们迎面没有希特勒，全国人心齐向党，党还要发动批评，以疗救党的疾患，可不比当时的苏联更伟大吗？
有一天，胡可从外面开会回来，神情特别兴奋。我问怎么了。他说，刚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哎呀讲得真好，毛主席水平就是高！”胡可是全国人大代表，有资格亲听毛主席讲话，他的兴奋，他的幸遇，都使我啧啧艳羡。只过几天，我也接到通知，去听毛主席这个讲话的录音。我高高兴兴地跑了去，发现会场里很多人都把本子铺在膝盖上，一面听，一面与自己的记录对照，他们早听了非止一次了。他们在追求一份更完备的记录。我的手一向较慢，又是录音，又是湖南话，记得很糟糕，很生了一场自己的气。
毛主席亲自出马，亲自动员，苦口婆心，竭尽热诚，必是想到了1945年在延安回答黄炎培的那段话：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那个“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支配，这条新路，就是民主。现在，正是毛主席为此而大展宏图的时候了，他要为中华民族种一棵常青不朽、开历史先河的大树！所以才如此热情地鼓励大家多提意见，以便发动全国人民，发扬民主，倾心吐胆，帮助党把风整好。毛主席尚且如此，我辈小子，有何德能，逢此开明盛世，眼望光明前景，真是觉得太幸福了！
恰在此时，部队上却出了个“四人文章”事件。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下子被毛主席指为：跟中央“双百”方针唱反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毛主席甚至说，解放军开来了四个团，要对“鸣放”进行阻止云云。瞧，反对“鸣放”的左派们，遭到痛击，不是给“鸣放”政策上了双保险吗？凡对“鸣放”心存疑虑的人们，还有什么可犹疑观望的呢？
在这么火热的气氛中，创作室全体开会，宣布“鸣放”开始。会场上人人笑容满面，一派祥和轻松。然而，发言虽说踊跃，“火力”实在不猛，且多数与本单位无太大关系。即使扯到国家大事，也多有言不及义的。直到“反右”了，才有人总结说，创作室一周左右的“鸣放”，“攻击方向”主要集中在三大主题：一曰“肃反”，二曰统购统销，三曰反苏反共。其一是指，有人在总政文化部“莲花池肃反”中挨过整，心存委屈，“鸣放”时有所抱怨，如公刘。其二，有的家属从农村来信说，“卖余粮”卖过了头，挤了农民的口粮，有的地区不得不又吃“返销”。其三，新来的秘书吴占一，东北人，很年轻，给陈沂部长当过秘书，大概从上层风闻到中苏关系有变化，便来“鸣放”说：苏联红军45年进入东北时，到处强奸妇女，乱拿老百姓的东西，还拆走了我们好多机器。这些话，其实只能算作“闲篇”，没有谁把它当真的。
惟一“火力”较猛的是樊斌。樊斌不是创作室的正式成员，他从小要饭，要饭要到八路军那里，同志们说，别要饭了，当兵吧，共产党就是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他就丢了讨饭棍，成了红小鬼，从卫生员一步步熬到军医，也提高了文化。在进军西藏途中，眼见无数战友艰苦卓绝，大受感动，写了个中篇《雪山英雄》，出版后颇受欢迎。他再接再厉，又结构了一个新中篇。创作室发现他是个好苗子，为成全他的作品，便暂时“借调”了来。他也跟我一样，是个“一根肠子通到底”的家伙，自恃根正苗红，便放胆“鸣放”说：我见过一些坏干部，吃着国家的饭，整天闹自私自利，就像枣树上的尺蠖，一屈一屈地到处啃吃人民的财产。有些更可恶的，简直张着血盆大口，公开吸食民脂民膏。说起这些蛀虫来，我真恨不得拿机关枪嘟嘟了他们！
“反右”时，樊斌成了创作室当头第一名，说他对党“怀有刻骨仇恨”，证据就在“要拿机关枪嘟嘟共产党”！
若论我在“鸣放”中的表现，倒是个十足的“左派”，不但没有一句错话，还把三大“攻击方向”批驳了两个。从“左”的立场上说，真称得起是我的一份“荣耀”。我说，“肃反”确乎伤了一些人，可也把一些人的问题弄清了，譬如我们华北军区整张志民，整得他几次哇哇大哭，连书信、日记都翻查了，最后结论是没事儿。既没事儿，他就用不着背个不清不白的“包袱”了。这不也挺好吗？我这话的内涵是：我做过除奸工作，深知有些“嫌疑分子”的档案中，存有长久弄不清楚的“问题”，本人也许全然不觉，但在知底人看来，其“包袱”是极为沉重的。诗人张志民被肃，是由于公安部的两条检举：一曰在逮捕胡风时，他在门口“探头探脑”；二曰，从胡风家中抄出了他的书信一封。假如没有把他“整”一通，想落个清白档案，是不大可能的，何况检举者是公安部呢。
至于“攻击统购统销”，创作室最大的反驳“权威”就是我。我刚刚亲自办了三年的农业合作化。三年中，按照党的文件仔细观察，确乎发现不少“新富农”苗头，就是说，这些“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多数还留恋新民主主义，不愿、也不满农业合作化的，因而成了合作化的绊脚石。党之所以发动“卖余粮”运动（即统购统销），就为给“新富农”们一个沉重打击，绝了他们拿粮食去“投机倒把”剥削别人的路。我甚至拉扯上我的父亲，说他解放以后，小日子蒸蒸日上，就忘了旧日苦楚，正顺着“老富农”的发家路线，兴致勃勃地寻求发财呢。若不把他的“路线”掘断，怎么会规规矩矩地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呢。——我这话，说得叮叮当当，被驳的人只好哑口无言。
为此，当反右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力压下来的时候，创作室有个同志在惊愕之余，指着我说：“徐光耀，你小子这回又闹对了！”我听了，还真觉得又经住了一次严峻考验呢。
大家已经“兴高采烈”得差不多了，在宣布“鸣放”结束的那次会上，主任虞棘突又加给大家一个任务，他说：“‘鸣放’是结束了，可每人还得交一篇‘鸣放’文章，把你们已经说过，或没有说完的意见，再用文字表达出来。这不是要求，而是死命令。诸位都是作家，各自去找题目。”我急不可待地说：“我怎么写？大家都见了，我根本没有意见呀……”不等我说完，虞棘就连忙又摆手又摇头：“不管不管！不是说了吗，死命令，有没有意见，都必须交文章，谁都一样。”老实说，自打参军以来，这还真是第一次听到“死命令”。好吧，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自己去想办法吧。
在家里绞了两天脑汁，从陈、陈、马、鲁“四人文章”，忽然想到部长陈沂。陈的领导，我素来觉得有点家长作风，而社会上时露苗头的文艺教条主义，也导致一些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这些“公害”，都有使文艺脱离群众的危险……就这样，脑子里一步步生发开去，一条凑一条，终于把文章凑成了，题目叫个《海阔凭鱼跃》，副题是《向部队文艺领导献上我的几点浅见》。为给写长篇挤时间，匆匆抄正发出。
过了不几天——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敲响了“反右”的战鼓，又过8天，《海阔凭鱼跃》在《文艺报》登出，白纸黑字，斧头也砍不掉了。
如果稍许世故一点，我也许能避过这次失足。因为已有征兆，足够使人警惕。是侯金镜又一次来到了大耳胡同，在谈及《文艺报》的内部情况时，他感情复杂地说：“这一回，唐因、唐达成、侯敏泽几个，恐怕要吃亏。他们说了不少‘出界’的话，至今势头挺盛。这么下去，会栽跟头的。”我听了不免着急，问他：“为什么不提个醒儿，帮他们一把？”侯说：“不行啊，你一说，他们会在会上揭你，说你破坏‘鸣放’。”接着他又说，本来他也想说说的，可张光年不让，说着，侯把拳头往腰后一掖：“张光年要保持我这个‘拳头’，到时候好用。”恨只恨我那时太自信，太痴愚了，连这么明显的“引蛇出洞”警钟，也未放在心上。
但事后我常常想，虞棘其人，一向较为谨厚，有山东汉子之风。我们虽无深交，也绝无私怨，他从哪里找来“死命令”这一招数的？若说是“恶作剧”吧，虞棘似不是这种人；若说是支部故意设计，而同时上当的还有魏巍和胡可，他们都有“鸣放”文章出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直到1977年，忽得宝书《五卷》，拜读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时的伟大领袖，目光四射，洞察一切，对像创作室这样冷清的“鸣放”，是不能满意的。他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好来个“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原来如此，“死命令”，乃整个战略部署下的战术发明，你还往哪里逃呢？
四、插曲
忽想起一件与“鸣放”小有关系，可互相“照应”，最后留下一个“谜”的事来，也无妨记在下面：
约在创作室“鸣放”后期吧，虞棘通知我及另外一二同志，去旃檀寺总政大院，参加给陈沂部长提意见的会。并说，此会是文化部与宣传部联合召开的，目的是整风，陈部长也希望听听各方面的意见。这使我有点兴奋：有机会当面给部长提批评，不是随意可得的。况且平时总认为他说话生硬，办事武断，文艺观点偏“左”，创作室许多人对他有些畏惧。把这些话说给他听听，总是件好事。当然我也知道他是老革命，有不少功劳，文艺界惟一的一名少将，挑了我去“捋虎须”，不是好玩的。但还是做好了发言的准备。
会场设在一个中等会议室，约五六十人之多，清一色都是军官，绝大多数我不认识，主持会议的是总政宣传部领导。与一般“鸣放”不同，气氛相当严肃。会议预定八点半开始，人早到齐了，时间已过，独不见陈沂露面。主持人一面派人去催，一面频频看表。催的人回来说，还有一点什么没有办完，得再等一会儿。主持人颇不耐烦地宣布：“再等五分钟。”五分钟过了，仍不见来。便有人提议，“开吧，开吧，说着等他。”于是有位首长指指我说：“徐光耀，听说你有些意见，你先说吧。”可我却站起来摇头说：“我不，我要等着陈部长来了当面讲。”这句话居然引起了一阵哄笑。但我刚刚坐下，陈沂就大步匆匆地闯进来了，连连说着“对不起”。
主持人便再次指我：“陈部长来了，你讲吧。”
可惜“文革”期间，我忍着剜眼剖心之痛，把日记毁掉了，不然，我会把意见复述个大概的。如今记忆力衰退，实在想不起说了什么了。但由此也可证明，我那些话都属于“鸡毛蒜皮”，没有可以上“性质”的。不然，总会记住一两点。但有个细节还留在印象中，即，我谈到了一件事实，刚说了半截，陈沂突然插断说：“事情不是这样的，那是……”我也立即插断他，说：“陈部长，请你让我把话说完。我说错了，你有的是时间反驳。”接下去，一口气把话说完，没有再碰到阻拦。
几年之后，才奇怪我哪里来的那么大“贼胆”，“猖狂”到如此程度，可不就是明目张胆地向党进攻吗？有趣的是，此后不久，陈沂和我都被当成“右派”来打了。据传，斗陈的会场上贴有大幅漫画：满脸青绿的陈沂，正抱了马寒冰的尸体做投枪，凶恶地向党进攻！而这次我对陈沂的“攻击”，即无“向党进攻”之罪，也不给“反击右派”的嘉奖，大会小会毫不提起，悄悄地“功过相抵”了。
此后的四五天，忽接到一封很奇怪的信。信封上标明寄自“克拉玛依第495勘探队”，打有三个邮戳，日期分别是“5.23”，“5.24”，“5.25”，都盖自北京。8分邮票的图案是红军长征“过雪山”。“克拉玛依”那时正声名大噪，因为据说发现了大油田。可我与克拉玛依素无来往，谁给我写信呢？
打开看，是半页竖行红格稿纸，字迹秀美流利，信很短，抄之如下：
徐兄：
偶读高中文学课本，见曹植《野田黄雀行》，甚感古风犹可贵，抄寄共赏。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削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致
敬礼！
友人自远方寄
（课文中注解尤有味道，不赘）
我的文化水平很低，看了，不懂。愣了半晌，想到正有一套高中文学课本在架子上，找着曹植这首诗看注解，说此诗乃告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意，才恍然觉得可能是个警告。然而又拿不准，我并没有“捕蝉”，惟一想捕的只是长篇。我身上也没有什么油水，怎会招得“黄雀在后”呢？虽给陈部长提过意见，可那是在会上，当面讲，毫无伏在背后偷袭谁的意思。到底怎么了？
下午，创作室仍开会“鸣放”，我把信带到会上去给大家传阅。人们有的摇头微笑，有的说是匿名信，是开玩笑，也有的说，写信人怕有阴暗心理，最激烈的说是，“这是破坏运动，应当查一查！”……当宣布正式开会之后，我就把它收回兜里，一直保存至今。
忽忽四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再看此信，猛觉写信人实在是一位贤明，在那网罗四张，钓饵垂遍的年月，他能一展大慈大悲之心，给我这位盲人瞎马一个提示，该有怎样一副济世救人的古道热肠啊！可惜的是，还从哪里去寻这位恩人呢？他是不是仍活在世上？他还记得这件事吗？天可怜见，信主虽然难找，信却成了我最堪珍藏的一件文物，若把它视之为抵制“阳谋”的义举，那价值就更高了。
五、“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反右运动兴起之后普遍流行于大小报刊的一句话。它所形容的是：各色各类的“右派分子”都落入“大海”里了，正遭着“人民”的“聚歼”。这“大海”之深、之广、之沸腾如烈火烹油，都够得上是“史无前例”。过去小说中常用的“鱼落网中，鸟已入笼”，绝对不够劲。一旦入“海”，你即使以头抢地，哀告求饶，都不管用了，必要扫尽你的斯文，剥尽你的尊严，辱尽你的人格，骂你个狗血喷头不可。其实，泛过这个“大海”，用不着再劳动改造，已尽够使人“脱胎换骨”了。
但后来有人评价创作室的整个“运动”说，“鸣放”阶段，基本上冷冷清清，“反右”阶段，也没有太大“火候”。意思是，从全局衡量，算不上“典型”。现在想来，倒也不无道理。若与军外相比，真可能是很文明的。拿敲起“反右”锣鼓的6月8日社论之后说，创作室竟还安排人去度“创作假”呢，使我们几个——史超、周洁夫、柳其辉、黎白夫妇、徐孔和我，优哉游哉地上了北戴河海滨，轻松地写开了东西，并大游其泳。已在风起云涌地“反右派”，仿佛与我们全不相干。可是，有一日在阅报栏前，忽听周洁夫“哎呀”了一声，吃惊说：“怎么，刘宾雁也成右派了？他要成了右派，我们都是右派！”我立即凑上去看，果然，刘宾雁已在报上“点名”，同章伯钧、罗隆基等划归一类了。
周洁夫一向沉默寡言，性格内向，我跟他不甚熟，亦不知他与刘宾雁是啥关系。但他的惊叫也惊了我的心：什么叫“我们都得是右派”？“右派”跟我们沾得上边儿吗？
然而，当天即接到创作室的长途电话，叫我们立即赶回单位，以参加对“右派们”的反击！我除了遗憾游泳尚未过瘾之外，倒庆幸长篇恰好杀青了。第二日一早，几个人骑了自行车往车站赶，路上，我绑扎得很紧的长篇底稿包袱，忽从后架上颠落，丢在地上。我心上猛感一震，觉得这是个凶兆。
创作室的第一次会议，给人印象还算平和。虞棘主任讲话，主要是要求大家放置手上工作，积极勇敢地投入“反右派”斗争，该揭发的揭发，该检举的检举；如果在“鸣放”中说了“出界”“出圈”的话，要进行检讨，早日“卸包袱”。谁跟社会上“右派”有联系的，更须及早交待，划清界限，以便轻装上阵。
气氛不算紧张，但是开始了。
“要拿机关枪嘟嘟共产党”的樊斌，自然首当其冲。可怜这个小要饭的，大概在旧社会也没有被三十来人围着臭骂过。“尺蠖”、“血盆大口”、“吸食民膏”、拿枪“嘟嘟党”，开头还算是“出界”，经过三批两批，很快都变成了“对党怀有刻骨仇恨”，“疯狂向党进攻”！按理说，谁个心中都明白：樊斌所想“嘟嘟”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坏干部。这个“个别”与“一般”的常用概念，不知怎的一调换，坏干部都成了“共产党”。与会的多数人在战争中锻炼多年，原则性原本很强，竟无一人（包括我）觉得这有什么不妥。悲剧就这样“顺利”而反复地循环。在这种局面下，朴实而又木讷的樊斌，全无一言可辩，只能认罪低头，不几天便“斗熟”了。最后，党籍军籍双开除，戴上“右派”帽子，发往云南麻疯病院“改造”去了。《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的批判文章，题目就叫《反党逆子——樊斌》。
在斗樊斌的时候，创作室插空发了个打印文件，人手一份。题目毫无感情色彩：《公刘在“肃反”以后写的几首诗》，录有《怀古》二首，寓言诗四首，新诗两首。分别发表在《背后观察》、《文汇报》、《诗刊》等处。只有最后一首长诗，不知何故，注有写作日月，而无发表处所。文件很干净，无一字说明。
公刘在“鸣放”中，对“肃反”表示过不满，但意见唔唔哝哝，说不上有多少“上纲”的东西，而这八首诗，却把他“扣”住了。我向来不懂诗，公刘兄这八首，我是第一次欣赏，读得也最认真。但当时还是不大懂，只觉得很好玩。且抄一首《刺猬的哲学》，大家共赏：
冬天来了，到处飘着雪花；
两位刺猬哲学家，
为了寻找食物，
抖抖索索的在野地里爬。
它们在路上偶然相遇，
彼此像绅士一样行礼如仪，
相互问过夫人公子的康健，
然后咒骂了一阵天气。
可恶的北风越吹越紧，
两位哲学家都觉得很冷；
不靠拢吧四面招风，
靠拢吧又实在蜇人。
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
让双方保持一定的距离，
既不要过分的疏远，
也不宜过分的亲密。
可是天啊！这样怎能取暖？
如果各人只顾自己缩成一团！
丢掉这种刺猬的哲学吧，
应该掏出赤诚的心来交换……
怎么说呢？这首诗的用意并不隐晦，最后一段已经喊出来了。可按斗樊斌时专挑毛病的习惯，据我分析，还确有“反党”成分：同志间靠一靠，就会“蜇”着吗？这种现象如果有，也是个别的。党从来不主张人与人“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非要这么说，就是诬蔑！这么一想，自然奋勇起来，积极参与了对公刘的声讨。凡人如我者的毛病就在：自己挨骂的话记得清楚，自己骂人的话，大都不记得了。幸而公刘仍然健在，我都骂过他些什么，他是完全有权力随时揭发的——写到这里，忽觉有个疑难：骂了公刘，泼了不少“诬蔑不实”的污水，道歉是当然应该的。可是，迁延至今，我既没有向公刘说过半句赔情的话，他也丝毫没有要别人道歉的意思，大家都认了！整人的，挨整的，都认了！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过这码事！今天，倘若有谁说了一句伤人的话，是要打官司的，道歉不说，还要索赔。可几十万或上百万的“右派”，至今无一人提过“道歉”要求。岂但道歉，即使“内部控制使用”，人不人，鬼不鬼，甚至家破人亡，“曳尾涂中”二十余年，等等，除了一纸“改正”，和一个“扩大化”之外，也就万事大吉了。宽容固然是美德，可尽是一味宽容，老是认了就认了，认了就罢了，陈陈相因下去，会不会又弄出个什么“文化大革命”来呢？公刘只善于思辨，不知他又有怎样的看法？
公刘在创作室名较著，文化素质较高，“知识越多越反动”，斗起来自然升温加码，格外带劲。所费时日也大大超过了樊斌。在“背靠背”会议上，支部几次布置要“加温”。随着斗争的深入，报上“点名”的“右派”越来越多。突然，四川冒出个“反动透顶”的诗人流沙河来，喊得最响，批得最凶的是他的《草木篇》，说是一株恶毒攻击党的大毒草。创作室顺风顺水，把公刘的寓言诗与《草木篇》排行，称之为《禽兽篇》。这样一搭配，“双峰对峙，二水分流”，在反党上便有了“异曲同工之妙”！哪怕公刘浑身是嘴，也辩不清楚了。
“人民战争”越打越火，地方上的反右烈焰，很快延烧到部队来。一日，创作室的党员干部奉命去参加全国作协的“党组扩大会议”。我那时真是闭塞得该死，竟而全然不知这个“扩大会议”是干什么的，直到卡车开到王府大街文联大楼门口，有人说：“丁玲来了！”我忙问：“在哪里？”有人指：“那不是！”果然，陈明搀着戴墨镜的丁玲，徒步蹒跚而来。我急忙跳下车厢，跑过去把手伸给丁玲，说：“你好！”丁玲沉着脸不吭声，也不伸出手来；而陈明的眼睛里聚着一团惶恐和疑惧。我这才恍惚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急忙翻身跑回创作室的队伍，傻呵呵地一同进了大楼。
六、军外大舞台
原在王府大街64号的文联大楼，现已归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甚觉可惜。这地方很有资格成为一个纪念馆。五十年代后期，特别在“反右派”运动中，它实在是个极有意思的风暴中心。我相信，文艺界大部分从那儿进出过的人，终其一生，都将很难把它忘怀。
“党组扩大会议”的会场，设在二楼圆柱大厅，不大规则的摆着些桌椅，说不上哪是主席台，靠东墙有两张“课桌”，几名主持人就常常聚在那里。就风格论，很有点自由散漫的民间意趣。主持人中最活跃的，自然有周扬指为有“大功劳”的刘白羽，以及邵荃麟、诗人郭小川等等。不知为什么，周扬却坐在一个角落里，不是后来他偶然插话，我还以为他不在座呢。丁玲和陈明共一张“课桌”，陈企霞坐在另一个地方。另有几位格外苦脸低眉的，如冯雪峰、艾青等，都插在角角上。其他与会者大多是文艺界的头面人物和知名人士，散乱地挤在“池座”里。宣布开会前，满大厅只听见“嚓嚓”的脚步着地声，有交谈也是嘘气样的“窃窃私语”，整个气息都屏住了似的。
我绝对不是描述这场风暴的“权威”，也谈不上合适人选，充其量是个半陪绑性的“小萝卜头”。因“内幕”不明，又事隔42年，我只能从个人角度，就耳目所及，略述些“表面现象”。若睹全貌，只能俟诸真正权威大家了。
会议开始，周扬和主席们都没有讲话，这也不奇怪，“扩大会”已开过多次了，我们是被再次“扩大”来，半途插入的，没有见到开场一幕，也就很自然。今天抢占发言先机的是方纪，他那时在天津作协负责，正当壮年，身材高大，口才极好，洪亮的嗓音配合着手势，加强了他揭发问题的轰震效应。他说：天津文艺界的反右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与陈企霞关系密切的柳溪，已低头认罪，并揭发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大的反党阴谋计划”！接着，他先历数陈企霞“伪造信件”，组织“翻案”，“到处点火，向党进攻”等等恶行，然后才把这个“大的反党阴谋计划”揭开盖子，说：丁玲计划在即将召开的文代会大会上“公开退出作家协会！”这是令人“全身发冷，毛骨悚然”的“分裂全国文艺界的”狠毒阴谋！在最后，方纪又掏出一本《南唐二主词校订》，摔在桌上，说，它就是陈、柳之间联络暗号的物证。
我惊愕，我痴呆，我脑袋里轰轰乱响，但还不到魂飞天外的程度。停了一阵，在新奇感和震颤感递减递消之后，忽而敏感了起来，在方纪列举事实过程中，牵连人数之多，最叫我惊心。依稀记得“被点名”的有：艾青、冯雪峰、李又然、聂绀弩、胡考、唐达成、钟惦、孙毓春、浦熙修、梅朵、姚芳藻……还提到陈企霞有二百多学生，等等。至于丁玲和陈明，更是案中主犯，不言而喻，这个发言的威慑力实非寻常，特别是一提到大阴谋“分裂文艺界”，界限一划，“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人不就都归到一块去了吗？
“反右”进展到当前阶段，“点名”，已成为一种“请君入瓮”的手段，甚至就是“罪行”的证明。方纪的发言，很明显把会上的“火候”提升了一个高度，如他自己所说，是“突破性的”。此后不久，郭小川有个发言，更把“点名”带上新高。
郭小川同志是个好人，口碑至今不坏。但他在批判冯雪峰时，一开口就吓人一跳。他说他怀疑冯雪峰到底是不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如果不是，骨子里又是什么？为证明这一“立论”，他念了一个为冯所接近所信任者的索引表，上名单的一共17人，他们是：
胡风，姚蓬子，韩侍珩，冯达，黎烈文，孟十还，彭柏山，刘雪苇，吴奚如，潘汉年，肖军，尹庚，丁玲，陈企霞，顾学颉，舒芜，张友鸾。
郭小川解释说，这些人都是反革命，特务，叛徒，右派，反党分子，政治面目不清，思想反动的人。说冯从“左联”时代就与这些人“像影子一样离不开”，一起发泄对党的不满，与党闹对立，或是进行疯狂的反党活动。郭小川还引申说，“如果雪峰也像普通干部那样，拿着这张社会关系表去谈工作，我看哪个机关也不敢收容的。”这话自然很不错，然而，若按此“标准”也套一下周恩来，给他也列这么一张社会关系表，又将如何呢？——真不敢想下去了。
我认为，还应在此赘上一笔的是：郭小川同志在批冯与胡风的关系时，说了这么一句话：“冯（雪峰）胡（风）利用了鲁迅的生病的身体，那几篇重要文章，都是在鲁迅病重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的情况下通过发出的。”我觉得实在太过分了，不但不讲道理，也不通。我真想为郭小川同志一哭！
每次会议都必须参加的丁玲，全始全终的与陈明坐在一起，听着各种各样对她的批判，侮骂，作践和羞辱。她的痛苦，她的隐忍，她的入地无门，我这支秃笔是没有办法写出来的。曾几何时，她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从延安来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左联”时期的领导骨干，中宣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报》和《人民文学》前主编，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转眼之间，变成了“反党阴谋家”、“野心家”、“极端卑鄙的个人主义者”，当面被斥之为“落水狗”、“杨荫榆”、“莎菲”，乃至“凤姐儿”、“奸臣”……新中国建立才七八年，自己阵营里的“阶级斗争”就打成了这样！
为了把丁陈彻底地“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会议还邀请来党外的茅盾、郑振铎、老舍、曹禺、臧克家、许广平等这些民主人士和文学巨匠，借助他们的声望、威信、影响和才干，来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批判和侮弄这些人。在一次会上，我亲见许广平指着冯雪峰的脸，骂他“心怀鬼胎”，“不知羞耻”，几乎声泪俱下地指斥他说：“那时鲁迅正病得厉害，你还去絮絮叨叨，烦他累他，说到半夜，还在纠缠不休，你都想干什么……”仿佛冯去找鲁迅，真个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冯雪峰放在案上的左手抖得簌簌的，一张惨青的老脸，憋涨着怎样的痛苦啊！这位55岁的驼背老人，领导过“左联”，参加过长征，蹲过上饶集中营，奉党命去做鲁迅工作，为革命赴汤蹈火大半辈子，他怎么会想到，忽然之间就成为如此为人唾骂的“右派”呢？
人们绝对会相信，从许广平的一生看，无论怎么说，她都是革命阵营中一位志士。岂但她，其他被邀请来的党外文学巨擘，也都或长或短、或轻或重地发过言。他们往日在旧社会、与国民党作斗争的时候，都是品德高尚，注重名节，从不胡说八道的，如今却顺着大势，做些连自己也未必清明的所谓“批判”，捕风捉影，胡乱扣人“帽子”。他们都是有资格名垂后世的，此后，当他们面对后人，要出全集的时候，再重翻这些“发言稿”，还能找到法子安放这份尴尬吗？有人说，中国文人自古就有个毛病，一碰上“黑手高悬霸主鞭”的逆境，很容易堕入下作不文之流，以至出现人格分裂，神志昏崩，理性和良知陷入混乱的情况。特别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整人的也挨整，挨整的也整人，大家互相丑诋，互相撕咬，最无可奈何时，甚至互相欺诈，互相葬送。作家唐瑜说得好：“整个国家像中世纪的罗马竞技场，奴隶扑杀奴隶，以供奴隶主取乐；奴隶扑杀奴隶，为求自己得以苟延残喘。”话虽刻薄，情形确是这样啊。
当然，动机是有差别的：有的为洁身自保，有的为“立功自赎”，有的为证己无罪，也有的是奉命“打冲锋”，强作积极，自然也不排除有用人血染红顶子的。但从绝大多数看，却只有一条，那就是吓坏了，吓昏了！许广平倘不吓昏，怎会对鲁迅的战友说出那种话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巴金，若想反思或痛悔，能“思”得了，“痛”得成么？
但也有一个人与众不同，这便是老舍。老舍先生的发言最具个人特色，依然保持他幽默、冷峻、直白的一贯风格。听内容、名为批丁陈，实则颇多弦外之音。他说：“我早知道有人不大敬重我，说我当作协副主席，是把我抬得过高了。我说，并不高。”接着，他就说了几件在重庆从国民党手里救作家帮作家的事。然后自问自答：“我不是在这里表功，更要紧的是解放后我可曾拿这些当做资本，争取当作协副主席没有？没有！我在重庆团结过作家，我有资格当作协副主席。我不是向上爬的人。我不会向首长们吹嘘自己，让我做副主席。”下面又谈到，外宾在他家吃饭，他送外宾小礼物，都没向作协要过钱。组织上请他去北戴河、颐和园休假，他也不去，“我有自己一个小院子，为什么要上颐和园把别人休息的机会挤掉呢？”他说，作协的庶务科说他是“最省事的副主席”。他号召，“我们的国家还不富，我们应当勒紧裤腰去搞建设。”
他还谈到要尊重民间艺人，要帮助戏剧曲艺的发展，要重视侯宝林。最后落到“要团结”，做到“人人能够不猜忌，不虚假，不狭隘”，“大家都说真话，不背后嘀嘀咕咕。”
他的话，说不上石破天惊，确乎是格格不入，不记得有什么掌声，不过，人人都听得很提神。老舍毕竟是老舍，在这样的会上这么说话，也就难怪他后来要跳太平湖了。可若把他的话细一“咂摸”，也有令人生疑之处，有些话，是颇涉党的“秘密”的。会上常批冯雪峰等人向党外“泄露秘密”，那么，是谁向老舍“泄露”过呢？可当时谁也想不到要去追究，这就更使人觉得耐人寻味了。
七、“花絮”（一）
人生大舞台毕竟是丰富多彩的。在压抑紧张气氛中让人破颜一笑的“花絮”，也曾出现过。我首先要说的是艾青。艾青虽然很早就同丁陈一样坐在了“被告”席上，可态度一直很悠闲，似已超脱红尘之外了。每听见逗乐及滑稽话头，他绝不掩饰、也绝不控制自己的笑容。为此，常有人骂他“不老实”，“不严肃”。但他仍照笑不误。有一次，主持人拿他开刀，选了他一段“自我检查”稿，念给大家听，其中有一句说：“那时我正生孩子呢……”引起爆炸性的哄堂。主持人气愤已极地说：“这个所谓的‘检查’，明显的是他老婆代写的，他看也不看，就这么原封交上来了。这对党是什么态度？”大家也自然跟着气愤，乱哄哄喊抗议。可你瞧艾青，脸上意气洋洋，照旧浮着一层微笑，意思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有位诗人说过，真正的笑，是“穿越了地狱的琼瑶”，大概就是这样的了。
第二件事纯粹是场意外，说不准是第多少次的会上了，批判正在高潮中。那天会场的布置也有所创新：桌子摆成一个大圆圈，人在内外分坐，坐在内层的脸朝外，坐在外层的脸朝内。谁发言就站到圈子中心去，可以很自由地转着圈子选择“听众”交流。事情就出在我联大的师母缘斐身上。她一面发言一面转，恰恰转到坐在外层的我的对面，突然说：“有人还恶毒攻击揭发问题的同志，比如——这话好像是徐光耀说的，说康濯同志是个‘汤裱褙’……”这句话刚一落地，坐在我对面的康濯就“腾”地跳了起来，高举拳头，大呼口号：“我抗议！我抗议！这是对我的最大侮辱……”他满脸紫涨，目眦欲裂，先是狠狠地瞪着我，见我也正瞪着他，便转过身去，又嘶声高呼：“我抗议！我抗议……”大家都被这奇峰突起的事件闹愣了，像在静观，又像变成嘴爪麻醉的一群呆鸟，静悄悄全无反应。康濯只好喘着咻咻大气，又复坐下。场上一冷，斐又接着发言，气氛乃渐次归于平静。
我已无心再听缘斐，一面观察康濯，一面想：“到底怎么了？干吗发那么大的火？”康濯是文研所副秘书长，我入所学习时认识，是个很会办事，颇讲上进的人。郭沫若曾说他的短篇比丁玲的写得好。约一年前，曾风闻说他是“起义将领”，至于起了什么“义”，我连打听也没有打听过。这次是戳着哪根肺管子了呢？直到掾斐下去，又换个新人发言，众人都不再注意我俩时，我才悄悄问与我并肩坐着的胡可：“什么叫‘康裱褙’？”
胡可一听就睁大了双眼，反问：“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我懂都不懂，怎么会是我说的！”
胡可叫我马上写条子给主席，声明不是我说的。我还满不在乎，说忘了带纸笔，反正跟我无关，慢慢再说吧。胡可就掏出本子，撕下一页纸，又把笔给我，促我立即写了这个条子：
主席：
斐同志刚才说的那句话，不是我说的。请调查。徐光耀把条子交给刘白羽，回到座位又问胡可：“什么叫‘康裱褙’？”胡可颇烦躁，只低声一句：“回家再说。”
散会回到家，我又追着胡可问，他才说：“你不是看过京戏《一捧雪》吗，那里头有个汤勤，会裱画，人称‘汤裱褙’，这出戏的后头两折，就是《审头·刺汤》……”我想了一想，才恍然似有所悟，原来“康裱褙”是我听错了。
即使如此，康濯那么激动，似也大可不必，个别行事不妥，人人在所难免。日后孙犁说他，有时有“进退失据”的地方，为人还是很不错的，话说得很是公允。
还有一次“洋相”，也出在我身上，好像出于爱护，支部劝我说：“徐光耀，你是丁玲陈企霞的学生，对这场斗争应该有个更明确的态度，这对你是有好处的。你考虑，是否可以在大会上发一次言呢？”话虽客气，刺是硬的，我敢说“不”吗？于是又嘱咐我，发言稿写出来，先交大会主席看看。我道“好”。
这是个不小的难题：一、我手中没有丁陈的犯罪事实，在如此激剧的“发言比赛”中，怎么能争取得上“名次”呢？二、在给作协党组的复信中，已郑重“惭愧”过了，承认在1955年中宣部党员大会上的发言，是“不够认真的”。这一回难道自己拉屎自己吃，再去“不认真”么？
然而，不发言是绝对不行的。憋了将近一个通宵，把致作协党组的信中单单不利于丁玲的“事实”抄上一些，而把重点放在“批判”上，只当是臭骂自己，拣着解气的词句狠批一通，大约也就够了。稿子写成，第二天一进会场，就呈交给主席刘白羽。
大会又开半天，临散，背后有人捅我，说刘白羽叫你。转身一瞧，在大圆柱子那里，果有刘白羽在候着。他那张本来很白皙的脸，此刻更白了，嘴角紧闭，一双眼直盯着我走到他的跟前，右手忽地一掷，我那发言稿就向胸前飘过来。我急忙伸手抓住，到听清“你还在‘吁请’啊！”这句话的时候，他已转过脊背，走往圆柱后面去了。
展开发言稿重读，才发现“错误”是出在最后一句上。话是冲着丁玲说的：“我以你学生的名义，吁请你痛改前非，争取回到党的怀抱中来”。当初倒也有点预感，写这“吁请”一词时，心中曾嘀咕是否太软了？可又一想，是希望她“回到党的怀抱”，不“吁请”，难道强迫不成？何况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学生，娃娃辈，谁在乎我用词的软硬呢！哪知这一含糊，不但稿子通不过，恐怕就此定了我的命运，也说不定的。
然而也有好处，自此再无人找我发言，也就免于重犯“不认真”的错误了。
我所经见的最后一件“花絮”，不太轻松，反而构成会上的一个大浪，也是给我的第二次“点名”。陈企霞未能“顽抗到底”，终被“突破”，作了“坦白交代”。他这个“坦白交代”，正像有些人说的，标志着“丁陈集团”的“全面崩溃”。他开口就说，他想死，他已经买好白酒和毒药，准备了遗书。因为他预计，在柳溪发言之后，他会被绑上台，由大家臭骂。然而，没有绑他，于是被感动，决心彻底缴械。他所交代的“比柳溪所谈更可怕”的第一件事，是与一个女人姘居十年，二人合伙写过三封匿名信，向党中央告状。他当场交出一把钥匙，说就是他与那女人在“密室”的门上的。接下来，谈他受处分后怎么不服，怎么与丁玲密谋翻案……后来，又揭发冯雪峰，说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胡风看法一样；说苏联的日丹诺夫，是有学问的大教条主义，最难反等等。他说得很激昂，很直率，听来十分“过瘾”，我也听得如傻如痴。
其中也有关于我的一段话，是这么讲的：徐光耀一向把我看成道貌岸然的老师。我要人向徐说：“你悄悄送给陈企霞三四百块钱，但不要让陈企霞知道是谁送的。用徐光耀的钱不止一次，还曾托李兴华向徐要过钱，徐送来二百元。对这些事，同志们可以用最恶劣的字眼加给我。”确乎很赤裸，把自己剥得“精光”。
用了我的钱，还预先策划“不要让陈企霞知道是谁送的”，使我这缺心眼的人，乍一听，很感悲凉。而关于那两笔钱（有一笔是三百元，他说成二百，记错了），以陈企霞向来的豪傲和自尊，能说出“同志们可用最恶劣的字眼加给我”这样的话来，就事实论，也就很清楚了。岂但如此，便是他的“坦白”，除了些私丑，又有多少事称得上是“反党”的呢？然而，整个会场已经沸沸扬扬，一些人掩不住自己的高兴，大敌攻破，一面准备上报，一面预备庆祝胜利了。
总之，在这王府大街的文联大楼里，“党组扩大会议”是富有“成果”的。我有幸目击了丁玲、陈企霞、艾青、冯雪峰诸人的被批斗，他们很快都成了大新闻的主角——登报了。可惜的是，以后怎么又网住了舒群、罗烽、白朗等一干人，因我已落入“大海”，取消了与会资格，就全不知情了。而十几次会议锻炼出来的这个“右派集团”，究竟有多大，恐怕是更难说清的。在方纪发言中点到的如李又然、胡考、聂绀弩、钟惦、唐达成，甚或梅朵、姚芳藻，以及后来的公木等等，算不算入了伙的？古立高曾在我们大耳胡同说过：在丁、陈、冯、艾之下，另有“八大金刚”、“十二门徒”之说。创作室在批斗我和黎白的时候，又说联大文学系有个“一百单八将”，还郑重命令黎白把这“一百单八将”的名单开列清楚，呈交上去。若按方纪说的“陈企霞有二百多学生”，那这数目还须加倍。此外，文研所已办两个班，属于丁玲“门下”，又有多少人呢？若再加上冯、艾等人的亲朋好友、从来过往诸人，就愈发数不清了。可见，“汪洋大海”之说毫不夸张，“人民战争”很有得打呢。
近日读到雷达一篇文章，说他前不久曾去一趟王府大街64号，在二楼大厅，忽听到“咕咚”的一声，不禁毛骨悚然。这是“文革”时，戏剧家田汉被“红卫兵”逼得无奈，在此处猛然跪地的声音，雷达以为，这是他平生所见的惨事之一。其实，这样的惨事还有很多，都不过是1957年“党组扩大会议”的顺延罢了。所不同的，是后来“运动”得更为壮观、热闹和惨烈，因为已不止是“知识分子成堆”，又掺和上“红卫兵”和“造反派”了。所以雷达也说，这地方确有成为纪念馆的资格。
八、挨斗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还是让我们回到创作室来。
文联大楼的斗争热浪，催得创作室亦连续升温。先是命令与丁陈有关的人赶快交代，“再被动就危险了”，我于是写了个文字材料，恭恭谨谨地交代了三件事：
一、去年12月12日，给作协党组写过一封有关丁玲的信。
二、经李兴华手，送给过陈企霞三百元钱。
三、到丁玲家去过四次：一次帮她买出国礼品；一次是丁玲宴请《桑干河上》的俄译者刘芭夫妇，让我去陪吃；一次是丁玲宴请聂鲁达、爱伦堡两夫妇，又让我去陪吃；最后一次是与同学孟冰，找丁玲要求去朝鲜战场体验生活。
这个交代写在陈企霞的大“坦白”之前，由于一时的人情味发作，心一软，把给陈企霞的第二笔钱隐瞒了，于是铸成我的第四行大罪。隐瞒的原因，主要是怕把那位女同学扯出来：她三十左右了，一直未婚，一个人孤苦伶仃过日子。
联大时她是我的学习小组长，很文静，也勤奋，十分爱惜“羽毛”。丁陈的案子如此火爆，一旦扯进去，必被穷追，那她的日子还怎么过呢？何况，不是说过钱算她借的，与陈企霞无关吗？就算隐瞒了，拿党性、良心一比，也说不上有多大过不去……
冷不防陈企霞在大会上自己揭出来了。而且说他们已姘居十年。我大惊之余，赶忙给支部写补充交代，但已来不及了，铁的事实证明我“对党不忠”，而我自己也很服罪，对党隐瞒，这当然是很不对的。
为什么每逢交代，我总把给作协党组的信列为头条呢？它本来在党的生活中很正常：党组织给党员写信调查事情，党员按要求提供回复。其中无诬陷，无造摇，不虚假，也不故意制造混乱，凡事实都有根据，日月地点场合齐全，极其便于查对，按理说，这么用心的写信，应该受表扬才是，怎么倒成了犯罪嫌疑呢？这不滑稽吗？若说这就叫反党，那么，党员再接到党组织来信，应该怎么办？难道不回答，不理睬，什么全不提供，一切都去你娘的呱呱哒哒，才能做到不反党吗？何年何月，有过这样的党章呢？
但又为什么交代呢？这主要是凭感觉，环境给的暗示。尽管作协党组是党，支部也是党，但你的信与丁玲有关，那就得“交代”！同时我也感到，仿佛有人正等着这封信，好早日见识一下它的内容。
“交代”了，也果然马上见效，不出三天，这信被复印三十份，在斗争公刘的会上分发，创作室成员人手一册。也给了我一册。复印技术在当时很先进，原件上被人划了黑线的地方，也都清晰可见。
尽管凶兆越来越多，我仍很自信，就让大家拿最挑剔的眼光，把这信好好儿看看吧。创作室那么多老党员、老干部，大多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过，有着多年的党性锻炼，我不信会凭着这个定罪，除非他们都疯了。然而，事实却证明，恰恰是我疯了！
就在斗公刘的会宣布“告一段落”那天，我被正式点名。主任虞棘说：“明天上午的会，徐光耀同志检查交代，希望做好准备。”尽管我已有预感，还是大吃一惊。虞棘看到了我的惊愕，解释说：“第一，你给作协党组的信，性质很严重；第二，你也有‘言论’，《文艺报》上发表了文章；第三，文联大楼会上，‘点’了你两次名……”
谢谢他，一下子使我明白了很多……
又一下子使我糊涂了很多……
这一夜，我几乎没有睡觉，明白和糊涂捉对儿厮杀，两个我：你杀死我，我杀死你……
可恨的“文革”，吓得我把当时的日记毁掉了，记不清这个日子了。这一日，真是我生命史上下地狱的一天啊！
第二天上午，我作了详细的“交代”，交代了与丁玲、陈企霞来往的全部历史，全部过程，全部内容。所谓“全部”，其实不准，我所交代只是丁、陈“错误言行。”的全部。至于他们那么多革命的正确的言论，那是绝对不能提及的。提了，就会招致“又搞翻案”，甚至“继续向党进攻”的训斥。这在樊斌和公刘的身上，已屡屡体现过了。
大凡一个人挨斗，总须经过这么一些阶段：坦白交代，批判揭发，深挖根源，“梳辫子”定案。而交代，揭发，批判，大都错综交叉，贯彻全程的，一般的规律是：凡初期的交代，总被批为“不坦白”，“不老实”，“避重就轻”，“继续隐瞒欺骗”。眼见的樊斌、公刘、丁玲，无不如此。我，当然也逃不掉。后来，从别处推广来了“经验”，在“坦白交代”之后，必须来一个“打态度”阶段。据说，有些被批斗的人，顽强抵抗，放肆狡辩，气焰嚣张，全无认罪之意。若不先把他们的“威风”煞下去，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因而，必须先“打态度”，待其老实低头之后，才能有所“交代”。而方法，则不外乎臭骂加温，拍桌打凳，大呼小叫，“狗血喷头”，必要使你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屁滚尿流，筋骨瘫烂而后已。斗公刘的时候，“背靠背”会议还只布置“加温”，到我这里，“打态度”经验恰恰传到，于是，什么丁陈的“走狗”，“马前卒”，’“吹鼓手”，什么“忘本”，“叛党”，“资敌”，“卖身投靠”等等等等，都成了司空见惯，题中应有之词。“温度”之高，要人保持不发昏，那是万难的。
其实，我与丁、陈的交往，就那么几次，活人当时都在，哪里需要下大工夫呢。1947年，我成了陈企霞系里的学生，除听课外，没有其他接触。开国那年，他给我的长篇《平原烈火》提过修改意见，并介绍发表和出版，是对我的最大“恩惠”。可《平原烈火》是歌颂共产党八路军的，我也没吹捧过陈企霞，这都没法子“上纲”。此后，他被打成“反党小集团”，我们就没有再见面了。我的“错误”就是两次给钱，又全是别人主动、别人经手，陈企霞自己已证得很清楚了。至于丁玲，我交代中有个精确的统计；听她讲课、讲话（包括开学典礼、学期总结、“三八”节座谈、毕业曲礼等），共八次；通信两回；去过她家四次。就这些，全可找得出人证物证。凭这点接触，她就能把我培养成“反党分子”，岂非太神了吗？
细心的读者会问，“去过她家四次”，有无实在内容呢？问得好，本来这也是斗争会上的重点，且让我把“坦白交代”底稿上的有关部分，原文照抄如下：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一日，她（即丁玲）打电话叫我和李纳（文研的女学员）到她家去玩，我们去了。原来是陪《桑干河上》的俄译者刘芭夫妇吃饭。这是第一次到丁玲家去。这次，她把我向冯雪峰介绍时说：‘他的《平原烈火》我觉得比《新儿女英雄传》写得好，《新儿女英雄传》没什么人物，是凭故事取胜……’又说我是陈企霞的学生。然后又向我说：‘你那篇《我怎样写〈平原烈火〉》写得不好，以后不论谁再叫你写这类文章，都不要写了。你怎么写的那本书，脑子里朦朦胧胧还不大懂呢。我本来想给你抽掉的，又怕打击你的情绪，还是发了’。当时，她是《文艺报》的主编。
“第二次到她家去，是五一年十月二日（还有十来个青年作家），是去陪爱伦堡夫妇和聂鲁达夫妇吃饭，坐约三小时。她把我向这二位大作家介绍时，曾说：‘这个青年出过一本小说，写得很有才能。’
“第三次到她家去，是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我和学员孟冰向她要求到朝鲜去体验生活。这次她跟我们谈了很多话，大致有：
“谈到了读书，从而谈到果戈理，普希金，巴尔扎克等等，向我们推荐了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也谈到了中国古典文学。
“谈到了生活。她说：她‘就是一个作家，气质也是作家的气质。’她说，‘我就近不得生活，一挨近生活便有创作冲动。’她说，她想写的东西太多了。目前最吸引她的有这几个方面：第一，想到新疆王震的部队去看看生产和打小仗（剿匪）；第二，想到东北的大森森中去看看伐木；第三，或者到湖南故乡，看看伐木者们的‘顺流而下’；第四，去黄河，看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她说，‘我喜欢有色彩的地方，喜欢一般人不大注意或不爱去的地方，我是不跟人赶浪头的……’
“还谈到《桑干河上》的写作情形，她说，这书是她的一种试验，试验怎样用许多小事把人物刻画出来，尽量避免单纯的叙述。
“第四次到丁玲家去是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丁玲和曹禺将去莫斯科参加果戈理逝世百周年纪念。因我曾在去苏联前帮代表团采办过出国礼品，说我有经验，也帮她买些出国礼品。这一天，除上街两次买东西外，还管了些记记账，打电话，催商号送货等事。丁玲跟我说过这样一些话：‘一个人出国，出风头，并不是什么大荣耀（此段话在复给作协党组的信中已引用过，见前，不再重复——笔者）……’
“她还拿出几本装订得很考究的果戈理的书，对我说：‘一个人写出书来，值得这样装订就好了。’
“她问过我家里还有什么人，有没有在北京的，对继母叫不叫‘妈’，杀过人没有，过去有没很大的烦恼，等等，但我不明白她问这些的目的。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丁玲去找马烽，在（文研所）院子里碰到我。因我马上就要回部队了，她说了一些鼓励的话，最后说：‘你应该想法搞创作，不要搞编辑，蹲办公室不好。心里要经常有打算，有个写长东西的打算，不要乱抓；乱抓在没事可干的时候来一下，磨一磨笔，不能总是乱抓。
“又，一九五四年（忘记了月日），不记得在一个什么公共场合碰上了丁玲。我当时是从农村回京办事。她见面问我去看陈企霞了没有（正是《文艺报》犯错误，陈企霞挨批评，反胡风斗争刚进入批判思想阶段的时候），我说没有。她说：‘你去看看他吧。他现在情绪很不好，就一个人闷在屋子里。他这个人是没有朋友的，难得有人去看他。你是他的学生，他见了你会感到安慰。你去劝他写写文章，批批胡风。文章写好了，发表了，他的精神情绪，都会好些，就不会光集中在受批评的事上了。而且文章一发表，人家也就不会以为他是被打倒了。’隔了两天，我去看了陈企霞，并把这段话的意思向他说了。当一说到‘人家就不会以为你是被打倒了’时，陈企霞跳了起来，连问：‘谁说我是被打倒啦？谁说我是被打倒了？’我没有说是丁玲说的，只说是怕人误会成这样。”
大家看，这儿所录的话，从用词、语气、风格，到情感表达方式，都绝对是丁玲的。那时的“反右”运动，正“遍地开花”，所有与丁、陈有关的人，都在忙于“坦白”，各单位互通信息，互转“材料”，共同“破案”，“气温”一升再升，“牙膏”挤了再挤，哪容你有半字虚假。我这人向来“无事不可对党言”，从第一次交代，到最后定案，基本事实就是这个样子。参与斗我的十几、二十人，至今大多健在，他们没有一个指出过，说我第一次的“坦白”，后来又作过修改。惟一的一次“补充”，就是给陈的第二笔钱，我连忙申请了处分，当时还有人疑我故意小题大做，是想掩盖重大阴谋呢。那时我可真的怨恨起丁玲来了：你暗地里搞了那么多反党勾当，就一句知心话也不跟我说。如果说了一句，我今天也好坦白呀！
无可“坦白”，就把上面所录丁玲的言行拿来抵偿。凡能上“纲”的，都被录进去。所以，这些就都成了“宣扬一本书主义”，“鼓励骄傲”，“宗派小集团活动”，“向党猖狂进攻”等等罪行的佐证。至于丁玲说过的更多的话，那是不能、也不敢录进去的。可悲的是，这些“坏话”被保留下来，而好话却永远消弭在大气里了。
九、也让丁玲亮个相
在这篇长文中，我一直没给丁玲一句申辩的机会。从开头到眼下，她一直是个罪犯形象。这是有失偏颇的。现在借个机缘，请她自己来点“独白”。不只为公正，也调剂一下氛围。
在我挨斗不久，支部又下过一道命令：凡与丁、陈及相关人员的通信，要尽数上交，不得隐匿或销毁。这是把“反胡风”的经验移植过来了。胡风只“三批材料”（主要是通信），就打出一大群“反革命”来，效果非常显著，创作室跟我要信，自是理由充足。于是连忙检点丁、陈及联大同学们的来信，即行清理上交。
上交之前，禁不住要把它们看一看，也是加小心的意思。其中属于丁玲的有两封，不看则已，一看，不觉悲从中来，翻来覆去硬是难以割舍。幸已夜深人静，大家都休息了，便冒了加倍遭惩的危险，把稿纸铺于灯下，一字套一字地把它们偷抄了下来。为了保真，我甚至仿临了丁玲的签名。所谓“叛逆精神”，我身上向来稀有，这一回，要算是最大的例外了。
私人通信，不为宣传，最能见人肺肝，我们无妨用吹毛求疵的方法，潜心静意，仔细看看这个“大右派”是怎么说话的。前一封，写于1952年8月4日，我正在朝鲜战场体验生活，因碰到一些困难，写信向她诉说。不久，就在火线的山洞子里，收到了这封信（为保存原貌起见，行文有误之处，亦一仍其旧。下同）：
光耀同志：
今天读了你的信，忍不住要同你谈谈。
你走后，我才读到你的文艺整风思想检查的发言。从那个发言中，我才知道在你的思想中存在着颇大的问题，就是你关心你的写作问题比关心政治生活（即生活的政治意义）多。因此你心中是空空洞洞的，并没有使你非写不可的东西，所以你就怎么也写不出，写不好，而且觉得无什么可写。看到发言后觉得你去朝鲜是对的，但觉得没有好好同你谈谈，很可惜。我就怕你去朝鲜也收获不了什么。许多人去了也是这样的。不过现在同你谈也不迟。当然会因为是写信的关系就谈的简单些。
第一，我劝你忘记你是一个作家。你曾写过一本不坏的书，你是一个文艺工作者，你忘记了，你就轻松得多。因为这就会使你觉得与人不同。这意思不是指骄傲，而是指负担太重。因为你发表过一本书，你就有读者，你的读者和朋友就要求你跟着写第二本更好的书。自然，他们的意思是不坏的，可是你却苦了，你怎么也写不出来，你焦急也没有用。我可以告诉你，读者又在慢慢忘记你，朋友的心也在冷了，这并不可怕，这就是说你可以不着急了，你可以慢慢来，你也可以把你的读者朋友忘掉，把那些好心思忘记掉，你专心去生活吧。当你在冀中的时候，你一点也没有想到要写小说，但当你写小说的时候，你的人物全出来了。那就是因为在那一段生活中你对生活是老实的。你与生活是一致的，你是在生活里边，在斗争里边，你不是观察生活，你不是旁观者，斗争的生活使你需要发表意见，所以你现在完全可以忘记你去生活是为了写作的，是为了你的读者朋友等等的想法。
第二，你不要着急任务。我们并没有加给你什么任务，你的任务是去生活，去好好改造自己，学习生活，学习做人，学习做一个好党员，一个有知识，有学问，有见解的好党员，一个有修养的党的文艺工作者。你曾经写过一本很好的书，这是非常可喜的事，但离一个作家，一个成熟作家还很差，现在还是首先从做人做党员着手，写是第二。你不要忘记，暂时写不出不要紧，怕的是永远写不好。
第三，暂时可以不回。中国文学史这一季，你已经没有学了；没有学就留在以后学。下一季是苏联文学，你如在朝鲜无法生活下去，就回来学，如有法生活下去，就暂时不回来，苏联文学也留在以后学。不过，如果的确生活不能深入下去，我以为就要回，免得在那里虚度光阴，以后再下去也是一样。生活中的方式、运动、变化是很多的，但也不是非死捏着不放，死捏着也不一定就懂得了。你可以按情况机动，也要有决断，不要从小处顾虑。
多理解人吧，不是为写作和人做朋友，是尊敬人、帮助人，是向党负责的去爱人、帮助人。努力克服思想中的个人意识。应该有热情，有雄心（做一个最好党员的雄心），能艰苦，能坚持。我对你的希望是很大的，愿你从细小的地方做起。你可以和那边的部队的负责同志去商量，要设法取得他们对你有切实的帮助。
祝你坚强努力！
丁玲8月4日
第二封信写于1953年春。当时，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学员正在结业，同学们即将各奔西东。丁玲当时在大连休养，写信回来向大家征求意见，希望就怎样才能把文研所办好，直言不讳地把意见提给她。我当时正面临工作去向的选择，对所里也有一些意见，顺势趁风，给她写了一封信。于是，便获得了这封回复：
光耀同志：
先祝贺你的结婚之喜。
你提的几点关于“所”的意见很对。我始终觉得我们搞了两年多，还没有造成一种蓬勃的、热情的、对生活、对艺术有无限倾心的气氛。因此也就是有斗争、有批评、又能爱人、又有很大愉快的情绪。一个搞文学事业的人，首先应该要求这个人是活的，而又是活得充实而又高尚的。苏联的作品很在这方面用功夫，马特洛索夫就是写这个英雄是怎样成为英雄的：是因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因为有那么多好人来养成了马特洛索夫有一颗高尚的心，他在那里都是最好的，他在战场上去牺牲个人就来得一点也不突然。我们文学研究所始终还不能成为一个熔炉，现在情况是：大家都很好，相安无事最好，对个别调皮的人就束手无策了。为什么呢？我们整个的社会，“所”的社会气氛不够，一两个人去谈话批评是不行的，这些人不是怕谈话怕批评的人！只有把大部分团结好了，大部分人都活得严肃、认真、有意义，那么，少数人就同化了。为什么没有做到呢？因为有许多原因，我们缺乏完全献身于“所”的创造的人太少了！我个人就受到很大的限制！我还不是指现在的几个负责人而说，这是包括了全所的人，特别是学员而说的。但我是相信可以搞好的，天下事都是这样，只要有人就行，有共产党员就行。你的意见是很好的，这些经验我们要接受的。
其次是关于你的去留问题，我个人对你有这种看法：你有些好处，就是有些条件，可是也有些缺点，缺点是经历太少，文学底子不够。按我的看法，你最好留在“所”内，我已把这意见告诉田间、马锋他们。原因我觉得再打几年底子，生活底子，知识底子，再回部队去。可是，可能他们要求你回去。我以为你是否可以提出来，因为你去年没有学习，最好留下来补学（我也把这个意见说了的），田间他们再把你的意见转到部队去，再学一期后回去。田间他们有你的意见也许好同部队商量些。但如果不能的话，我建议你回冀中部队去工作。不做文艺工作，不属文化部。你可以写两部作品，为这两部作品作准备，第一部，写冀中的抗日历史小说，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像肖洛霍夫写静静的顿河一样。如果你有这个计划，将来文研所还可以支持你、帮助你的。第二部，写回家的军人在地方工作上，在农村里，在工业的开展上，如何起作用。战争不是永远的，建设才是我们的目的。像《幸福》、《金星英雄》、《收获》、《库页岛的早晨》，都是写退伍军人如何从事建设工作。你回到冀中可以找到这种材料的。你看怎样？你到朝鲜只一年，看的方面少，给自己一些印象，一些启发，准备在你将来的作品中用的，写点短的散文是可以的，想从一些零碎的感受中写出著作来，有血有肉的人物来，那是不够的。你也不必为写不出着急。
总之，要努力！要夜以继日，贪心的去爱生活，爱人，爱文学，从各方面加强自己，提高自己的修养。做一个诚实的人，像马特洛索夫式的青年！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如有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乐意地帮助你！
四月初我不能回来了！
敬礼！
丁玲3.19
这就是丁玲！这就是罪该万死的“反党右派”丁玲！据揭发，写这二信的时间，正是丁玲闹“反党”最活跃、最疯狂的时期。可我们许多自称响当当的铁杆“左派”们，写得出这样对党有深情的信来么？尤为费解的是，把信没收了去，为什么搁置不用？为什么不汇报，不交流，不转达？当事人心中明白：方针已定，就是要把人打倒。凡不能打倒，不利于打倒的，概予不闻不问，不查不证，不理不睬，为什么？就为“按既定方针办”啊！“人民战争”就是这样的打法，欺谁乎？欺天乎？
最令人不解的是：在我“改正”之后，这两封信的原件仍不发还，我屡次申请、讨要，就是不给。答复是：“已入文书档案，取出不便”云云。这使我愈发糊涂，“改正”时给我说过，有关定罪材料已经由组织上销毁了，怎么又出个“文书档案”呢？它是干什么的？没有解释。既是档案，取出应该很便，怎么倒“不便”了呢？还有，丁玲的信放在那里，究竟要它起何种作用？倘有人要查对研究点什么——包括她或我的什么“不轨”之类，还许把它拿出来见见天日吗？
十、“花絮”（二）
尽管我性子严谨拘束，挨斗日子一长，也就发“皮”，若把那些发言都记在心上，不仅太累、太烦，亦非做人之道。但要都略过去，又嫌粗率。还是让我们去粗取精，把些能起消闲醒脾、“以点带面”之用的花絮，记一些在下面。
头一个想到的是白桦。他当时风华正茂，倜傥风流，因出差没在创作室“鸣放”，自觉无“辫子”可揪；也由于“打态度”的经验尚未到达，他的发言颇富超脱而轻松的意趣。他说了个故事，说在云南有个傍河而居的少数民族，家家靠水为生，人人水性出众，能在风波激流中日夜出没。怎么练就的这份水性呢？是孩子一生下来，当娘的就把他（或她）绑在木板上，放在河里，任其游荡漂流。日日年年，高强水性自然练成：以至长大以后，人问他（或她）的母亲是谁，他就说“是木板”。借此，白桦转向我说：你自小参军，党把你培养成作家，如今你却把木板当成了亲娘！
这故事，他说得动听而有文采，我虽并不认为自己是把木板当成了亲娘，故事的美丽，却使我至今不忘。
另一位是张桂，上校，年纪较大，品性憨厚，有大好人之称。他在会上发言不多，斗樊斌和公刘的时候，都记不得他说过什么。这一次，不知是否要求“加温”之故，他一开口就很激动，整张脸都红通通的：“你，徐光耀！一个穷人的孩子，十三岁当小鬼，在党培养下，你，你怎么，就，就——”，“哇”的一声，突然大哭起来，眼泪鼻涕齐出，抽噎得上气不接下气，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这使我极为震骇。这么一个大老实人，竟气成这样，我可真真罪孽深重啊！当时，我很想像个老鼠一样钻到地下去。主持人见他久久说不出话，便劝他冷静冷静，由别人先说。然而，直到会终，他也没有再发言。此后的多年，也一直未再见他。我总在想，成年人的眼泪可不是很现成的，他哭得那么恸，必有个道理吧？在他内心中，到底有什么块垒梗梗着呢？
再一位就要说到寒风。他是老二野，参战甚多，爱开玩笑，有点顽皮，也有点猛愣，是条生于易水的汉子。他的短篇《尹青春》，写长途行军中的艰苦，警句联珠，堪称一绝，很令我折服。可有一次他把我骂得很苦。那是斗我的后期，斗了一整天，临散会，虞棘忽给我一个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明天上午，要交出一份完整的文字检查材料，就是说，把犯“错误”的全过程、所有事实、关系、思想根源和认识，完全写清上缴。我以前已交过几次这种材料，字数都在一万五至两万之间，现在时间只剩一夜，如何写得出，这分明是有意刁难和施压。我于是央求说：自被审查以来，一直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连日开会反省，体力消耗太大，要一夜写这么长的材料，我就是不睡觉，也做不到的。希望多宽限一两天。谁知话刚说完，寒风便往起一站说：“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体力消耗太大，谁叫你犯错误，谁叫你反党，活该！”
尽管斗“皮”了，这“活该”二字，还是“滋”地钻入鼻孔，狠酸了一下。战场上抓住了国民党汉奸，也不曾用这种字眼对待他们。如今的我，真就糟到这种程度了吗？日后有许久，脑子里总被这两个字缠着。缠来缠去，竟想起一个传说，据传在疯人院里，所有疯子都绝不承认是疯子。若有谁被指为疯子，其他疯子就会扑上去一齐把他痛打，打得越凶，越证明自己不是疯子。寒风许久抓不到发言题目了，“同情右派”的帽子或许已悬在头上。他正心急火燎，来了机会，此时不发，还待何时？本质上也还是吓坏了啊。
为无言可发而发愁的，还有许多人，如胡可、杜烽，我们一块从华北军区调来，住同院，食同桌，上下班一起走，说不了解情况，当然推不过。但细听其发言，也真为他们痛苦，那真是嚅嗫唔哝，字斟句酌，又想词锋峻利，又要气势凶狠，又须不背良心，又须批判深透，“架势”之难拿，无以形容，只能说是令人哭笑不得了。
在这方面处理得较为“妥善”的，大约数黄宗江。他来自华东，正追求入党，他也追求阮若珊。他平日本来爱说话，一向滔滔不绝。在斗我的时候，却是个“结巴”了。他发言的特色，往往是从自我挖苦开始，把自己批判够了，再转向目标。印象最深的是后来批斗沈默君。他先相当赤裸地批自己一通，然后才转口说：“我不怎么样，我坏，你比我还坏！我小资产阶级思想，我自私自利，你呢，你还不配，这样的帽子给你戴，还是太小了……”这是黄宗江的聪明，即使在斗别人的时候，他的“疯子意识”也是清醒着的。
还有一位也许更加清醒，但他大智若愚，不大为人注意。这便是画家黄胄。他那时在创作室美术组，军衔最低——少尉。每当开会，他都拣最不碍手脚的角落坐着，眼本来有些“眯”，胖胖的在那儿一闷，一副与世无争、自甘卑微的样子。但他知道，反右派，不发言是不得了的。于是在逢有较大空隙的时候，用他十足的蠡县口音批判我说：“凭你徐光耀，打小当八路，受党的教育不能算短，党把你拉拔这么大，也不容易。可你往丁玲那儿跑个什么劲儿呢？要说不恨你，你反开党了；要说恨你吧，心里又丝丝拉拉的……”这个发言，在当时看，太不成体统，明显是“心慈手软”，“右倾情绪”。但他军阶低，参军未久，似也“笨嘴拙腮”，大家便不予深究，包涵过去了。他很透亮的心，似也乐于利用这一“误差”。
然而，真正使我认识了黄胄的，还在几天之后。那是又被长枪短剑狠斗了三小时，散下会来，正耳鸣眼晕地独自往家走，不提防黄胄从背后拉住了我，拍拍肩膀说：“光耀，上琉璃厂转转去呀？”
这太出我意外了，鄙人正烈火烧身，“过关”之不暇，去那种雅人消闲的地方，不是开玩笑吗，别人看见，岂不更增加了我的罪恶？便说“不去。”但他拉住我不放：“嗨，你一个人回家有什么事儿？走走，跟我看看去，懂点美术，对你写作也有好处。”我仍是辗转挣扎，连说：“不去。”他却硬不松手，一劲儿再劝再说。我这才明白，哪是什么“看画儿”，分明是见我淹进脏水沟，日渐沉溺，要拉我上岸罢了。他这样做，是要冒“同情反党分子”的大风险的。不由得心上一翻，也燃起“丝丝拉拉”的火热，便任他拉进了琉璃厂。
那时的琉璃厂，除了荣宝斋，还有多家公私合营画店，四壁所悬，尽是名家，尚有不少明清佳作。但我于画一窍不通，看不出门道。黄胄便指指点点，给我解说，还一力撺掇我：“买一张，买一张！搁着稿费又不下崽儿，画是陶冶性情的……”我很理解，这“陶冶性情”四字，正是他拉我来此的隐隐深心啊。
也算是盛情难却吧，我终于买了一幅齐白石的《群虾》，当夹着画轴回到家时，心中确已有了云开雨霁的幻觉。再看那水藻丛中，一群小生命活泼泼的自在游动，心神也就暂时飞离了风暴中心……
日后，在“生活像泥河一样流”的悠长岁月中，赏画，竟成了我的“业余兴趣”，也是让我活下来的未可小瞧的支柱。革命20年，我按照党的教导，一贯只讲公心和忠心，不肯讲私情。这一回，却是黄胄的“私情”，使我懂得了：绘画，原来还有济世救人的一项功能，可使人脱离苦海。黄胄与我同庚，都生在1925年，他竟先我归西，这又是老天的不公了。
最后，要点到黎白。他是我的联大同学，生于中国最显赫的知识分子家庭，参加过地下斗争。他眼界开阔，年轻气盛，有识有胆，勇于任事。可也爱“多事”，敢在斗争会上跟“左派”拍桌子。曾坚持说，沈默君其人，宁可叫“坏分子”，也不应定成“右派”。1956年底，他忽发奇想，要参加有关王林《腹地》的那场“战争”，为文反驳侯金镜在《文艺报》上对陈企霞的批评。文章相当长，警句有：“金镜同志拿着企图刺穿教条主义的长矛，却没有找准真正的对手。”我和另一同学李兴华都看过，并表示基本同意。然而，文章未及出笼，“反右派”来了，创作室赶忙把文章抓住，将我和李兴华的短简附在后面，复印成册，发给大家。在斗黎白时，就有了这么个说法：黎白我们三个，互相勾结，自动发难，形成配合陈企霞向党进攻的一翼。其实，今天重读这篇文章，无论是态度的认真，作品分析的仔细，学术探讨的严谨，都很值得某些十分“潇洒”，专为卖钱，或“过把瘾”的“评论家们”仿效的。可是，斗到最后，给黎白弄了个“留察两年”，之所以没有戴“帽”，或许是沾了敢拍桌子的光。可见“天道”也有出格的时候，难于一概而论的。
现在让我们扳正面孔，再回到战场中心来。
十一、定命
忝列为“重点”的我，从8月斗到10月，仍未结束。当然，在我之后，还“花插”着斗了黎白，沈默君，白桦，吴占一等人。美术组因为发现了艾炎、何孔德等人也在反党，分出去单独斗去了。艾炎当时我不熟，后来在农场一块“改造”，接触渐多，才知道他的冤案“纯粹”得奇怪。但是，竟无人敢一伸手指为他“翻案”。致使这位文天祥的嫡传子孙，在左权将军牺牲的战争中纵身跳崖的壮士，也跟着我们苦海翻腾22年。为此，我曾写过一篇纪实文学《跳崖壮士》，发表在《人民文学》，此处就不再交代了。
一次次“坦白交代”，一次次“深挖狠批”，所得结果，总是“不坦白”，“不老实”，“继续对抗”，“坚持反动立场”，“不肯向党彻底投降”……祖宗三代，亲戚朋友，社会关系，历史表现（当然专找坏的），都翻得底儿朝天了，还不行，怎么办呢？真是心急如焚啊。有一天，实感无路可走，便鼓鼓勇气，找到胡可，请求给我个好好的帮助，指示我“怎样才能把自己挖深挖透”？谁知胡可把手一摔，悄悄着急说：“我帮你？我还有八条！”
这不但使我大感意外，也大感诧异，忙问：“你？你怎么会有八条？”
胡可伸着指头，一项项数给我听。果然，若真把这八条一亮，按当时“标准”，胡可也真就没逃儿了。譬如，八条之一，“鸣放”时，有人说，《解放军文艺》没有什么人爱看，不如交给地方去办。胡可曾表示，这意见并非不可以考虑；之二，虞棘下过“死命令”之后，胡可也写了“鸣放”文章，投给《解放军文艺》。但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一出，他同魏巍一起把稿撤回了。但创作室仍将该二稿的校样翻印，创作室每人发一份，其中当然有“反党言论”；之三，“鸣放”时有人提到，什么地方有人正议论“同仁刊物”，我们是否也探讨探讨。胡可也说，这倒不失为一条思路；之四，又是在“鸣放”会上，胡可曾说，何直（即秦兆阳）的文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是认真下过工夫的，这样的文章不多见。不几天，秦兆阳在报上“点名”了，同意他，自然是呼应“右派”，大罪一桩……可惜事隔40多年，“八条”仅记得这么多了。但就是这么多，不告便罢，若有人一“捅”，则反对党办军队报刊，主张“同仁刊物”，攻击党的文艺政策，与地方“右派”内外呼应等等罪名一加，也就难逃“法网”。
胡可正然心神不定，自身难保，我还怎能死死缠他，只得怏怏而回。回屋细想，胡可的天性不能与艾青相比，艾青洒脱灵通，可以满不在乎；胡可却是精慎谨细的，有这八条压着，必然日日夜夜翻肠绞肚，陷入巨大煎熬之中。如此下去，他会熬个什么结果出来呢？这种感染来的担忧，在脑子里反反复复，忽想到一个传说，不禁另有所悟。据说，某些领导人有一套带干部的“绝活”，方法是：先把干部当根大葱叶子狠命揉搓，直到揉去所有筋骨，变成“提起来一条，放下去一滩”，柔若鼻涕，然后再往葱管里吹口气，使他蛮精神地“支棱”起来，那么，这个干部就很好使唤了。在挨斗初期，我也曾想到过这一“绝活”，但在饱尝被“围歼”的滋味之后，才又有了新的觉悟。我固然被揉搓得差不多了，可揉搓我的人们，又何尝不也在“被揉搓”；我自然没了筋骨，而别人的筋骨，还在正常的保持着吗？所以，整人必须用“运动”的法子，“运动”来，“运动”去，那相关效应就自然翻番，真正是“让全国人民都受到教育”！也许你日后仍能“蛮精神地支棱着”，可脊椎骨呢？还在原处直着吗？
在斗争会上始终严肃认真，很是敬业的，印象中有个陈亚丁。他是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大校，分工在创作室“蹲点”，绝大部分会都参加的。他讲起话来也很严肃，但因身份关系，轻易不开口。开口也只出题目让你答，他不作结论。如：你的问题是不是很严重？为什么很严重？是否把背后的活动都揭露出来了？还有哪些不敢见阳光的？与党的关系怎样？只某些问题有矛盾，还是经常有矛盾？文艺上你要求绝对自由，不要党干涉，那要谁干涉？等等。明眼人一看就懂，这些问题都有答案的，所以还提，若不是猫对耗子的“逗弄”，就是心存“城府”，以防言多有失、失足落水了。此人曾列名“四人文章”事件，刚挨过批，可能还心有余悸。但后来在“文革”中不知怎么“很来劲”，在军队中附和“放火烧荒”，颇走红了一阵子，却又不明不暗的隐没，至今不见踪影。
陈亚丁提的问题虽叫人难受，毕竟还有回旋余地。相形之下，魏巍便要直截而正面得多了。魏巍那时是我们创作室副主任。发表《谁是最可爱的人》已三四年，在室里声名显赫，很为大家敬重。在文联大楼会议上，曾代表17位部队作家“讨伐”丁、陈。他在多次发言中，有两次给我震动最大：一是批判我的《海阔凭鱼跃》。我原文中有一句话，任何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可以用他认为最好的任何创作方法去进行创作。魏巍在发言时针对这一句说：“你把党像破鞋子一样扔掉了。”我听了真吓一跳，心想，如果中宣部长陆定一在座，也会发毛吧？因为我这句话，原本抄自陆定一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是为了强调一下，加一括弧并其中六字而已。我以为，共产党员是不应排除在“任何人”之外的。所以，比较起来，《徐光耀的修正主义思想》的二位作者，就慎重多了，她们批前批后，批左批右，扣我“绝对自由化”的“帽子”，就是不把这句话拉出来示众。
魏巍批我的另一件，是说我在杨成武兵团时，提倡“鸡抡太主义”，并解释说：“这是一种极为反动，极为腐朽，极为可耻的主义！”这简直是掀天揭地之文，我当时就出了一身冷汗，我真是罪该万死了！不得不进行垂死挣扎式的剖白。大约终是靠了真实，侥幸没有再被追究。
到了1957年11月2日，当是“梳辫子”阶段了，魏巍又有一次发言，分量甚重，系统性、权威性、结论性十分明显，是经过充分研究、准备的。原话较长，只能提纲撮要，录其大概，以见一斑。
他开头就说，要彻底弄清你的两个问题：一、“是不是反党？吞吞吐吐的承认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二、“与丁、陈反党集团的关系，是不是偶然的？”他逐条分析，说我在“检查”中只一味侧重与丁、陈的关系，虽然重要，但很不全面，应该联系历史上的问题全面检查。丁、陈问题“只是你的问题的总爆发”。又说，“畏惧”反党帽子是没有用的，结论不会按你的愿望去作，越不觉悟，越需要搞透。不搞透，便会觉得冤枉。冤枉，会成为一个消极因素存在你脑子里，这不利于改造。丁、陈集团如果在55年搞透，他们就不会又在今年犯错误了。又说，你至今还想保持自尊心。吴祖光的小家庭内部是没有自尊心的，你的自尊心，只说明你和党还有很大距离，反骨还没有彻底击碎。
下面，进入“反党是否偶然”的正题。
在丁、陈反党集团问题上你当然是反党的：“四大件”（即给作协党组的信，《海阔凭鱼跃》，给陈企霞七百元，把第二笔钱隐瞒——徐注）只是表现形式，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的实质是你内心的情感，从情感上早已是丁陈的走卒了。反党不反党，有一个明显的比较，比较一下党和丁、陈之间，你是站在哪一边的，心中有党还是无党，是丁、陈近还是党近？事情就很清楚了。比如给陈企霞送钱，为什么不征求一下同志们的意见？支部问你，还隐瞒一笔，这还不是心中无党？给党组的辩正书最严重，你真有党的观念，为什么不反复思考？为什么没有充分把握的东西就否定？这不是张狂的向党进攻吗？！
你心中无党，是否有丁、陈呢？给丁玲的母亲送花圈（我没有给丁玲的母亲送过花圈，此话不知从何而来——徐注），那情感之深，观念之深，不得了！你把对丁、陈的忠心来对党，可就要打80分了。可惜，你心目中的丁、陈就是党，是你具体的党，你的上帝，你希望的寄托。卖身投靠是最可耻的！所以，你做个党员就很成问题了。
联系当时的背景，今天重温这个发言，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它都是严肃认真的，深刻的，严正的，也是最革命的。就内容，就逻辑，就其哲学高度和整体意义看，都折射着那个具体时代的特有风貌，很值得后世子孙受用和借鉴。若视为“胡乱骂人”，那就太轻率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后这句话，措词相当谨慎，透着欲说服旁人的商量语气。但含意明确，就是要开除我的党籍。我的命运，大概此时已然注定了。
概括我全部罪行的“四大件”，赫然居其首的仍是给作协党组的那封信（魏巍称之为“辨正书”，大约是跟丁玲向中央告状时附的“辩正材料”归到一堆去）。为这信，我曾屡屡奇怪，斗了几个月，发言如此之火，却没有一个人拿它进行条分缕析地批判，但凡提起，只当成“张狂向党进攻”的证据，一句带过，从不说它错在哪儿了。连魏巍也只说“不反复思考”，“没有充分把握的东西就否定”，更无其他。相比之下，倒是《海阔凭鱼跃》屡遭鞭挞，颠来倒去从中找我的立场、观点、世界观。最后在报刊“点名”了，它仍是惟一的靶子，其余“三大件”，竟不涉及。老实说，我私心对此很觉不公，为什么不把我的全部罪状都拿出来？把它们统统“亮在阳光下”有什么不好？干什么把本来的“四件”藏起“三件”？特别令人费解的是：定我“右派”的主要罪名，是“给丁玲翻案”，而拿到社会上批判搞臭时（报刊点名），又说我是“修正主义思想”——当然，这只是一时的闪念，从8月斗到11月，连我练就的“皮”也已瘫软，哪还能想个究竟啊。
事情终于到了“头”，在我又交出一大本子“自我检查与交代”之后，会上宣布：从即日起徐光耀还要继续检查，继续反省，想起新的问题，随时向党交代。无事不要出门，需出门时要向党小组长请假。阿弥陀佛！这就是说，我已被“斗熟”，“挂起来”了。
回到家里，一头栽在枕上，只感到一阵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疲乏，浑身上下，像是一滩烂泥。我这才知道，原来自己是如此的脆弱！
十二、意外的“苦果”
“挂起来”的滋味，原先想，总比挨斗轻松一点吧。开头两天，倒还可以这么说，但时间一长，那份入骨钻心的煎熬，是常人绝难领略的。我32岁，正血气方刚，参军入党，都已20年。20年中，无一日一时是没有任务可干的。哪怕站在生死交接线上，都在为肩上的任务而追求；精神和思想，就在这追求中保持平衡和奋进，从不知什么叫做“失落感”。这次可不同了。所谓“继续检查”，只是把你“闲”起来的托词。“扫穴犁庭”几个月，底儿早朝天了，哪还有什么“检查”要“继续”？不给任务，不准出门，无会可开，无话可谈，不能交往，更不能去娱乐场所，就这么“闲”啊，“闲”啊，“闲”你个百无聊赖。
为免涉嫌其他，最好的法子是读书。于是读啊读，读过今天是明天，读过旧年是新年，到1958年新春了，妻子大学毕业，被分去河北保定。大女儿由她带走，交岳母去抚养。二女儿不满周岁，由保姆王阿姨代管，这个小孽障很“闹”，虽也能造出些乐趣，却无论如何不能替我分心。书，读了一大堆，字，数了万亿行，却把脾气读得越来越躁，越来越坏。屋里的东西全成了“仇敌”看见椅子也想踹它一脚。忽听说，一起挨斗的人已有“处理”了的，便去问党小组长胡可，我怎么样了？胡可特别沉得住气，说，别着急，安心学习吧，有了准信儿，一定告诉你。
受心里一串又一串疙瘩的缠磨，脑子里的“战斗”越来越激烈：我反党？可真要把党反倒了。我往哪儿去呢？蒋介石回来了，不就是专拣我这号儿的杀吗……丁玲本事大，把党反倒了，她能当主席？她能指挥全国……渐渐的，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一度小有恢复的体力，又加速度的消损下去。再也憋不住了，又去问胡可，可胡可仍是那两句话。我想到了抗战初期的锄奸科，那时对付狡猾的犯人，曾用过“熬鹰”的法子：让犯人坐在一根棍子上，也管吃，也管喝，就是不让睡觉。48小时过去，犯人会从棍子上掉下来。当重往棍子上架他的时候，他在你手上就睡着了，那情景，历历在目。现在，要把我熬到几时呢？在焦躁到顶点时，曾小声对自己喊：“枪毙我算了，省得慢慢熬死！”后来《小兵张嘎》上有句台词：“在这儿，都快把我憋炸了！”来源就在此时。
终于熬出两件很可怕的事。一是，当我把12大本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全部读完，想回忆一下书的内容，总结几条收获的时候，发生了大怪事：12大本，几十出戏，我竟一个字也忆不出！连人们常说的莎翁最高成就“四大悲剧”，也是一片茫然。这一骇真是非同小可！我的脑子呢？脑子哪儿去了？我到底怎么了？
正自焦虑狐疑，叉手在门后望着院子发痴的时候，我的小女儿蹒跚着走来了。她刚学会走路，想是要来找我玩玩儿的。但我隔着玻璃却恨恨地想：我正不知死活，你还来添乱！岂不真是个催命鬼吗？正当她伸手抓门，就听我一声大吼：“滚！”她抬头见我那张狰狞的脸，唬得回身就逃。她，两只小手扬着，跌跌撞撞，失魂落魄，最后扑在对面的台阶上……
我盯着这一切，忽地热泪盈眶。我想，我必是疯了，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呢？
“疯了”？使我又一骇。我跌回椅子，第一个念头就是：如果疯了，就不如死掉，死掉，妻子儿女彻底解放，可自去谋生；而疯了，就会粘连牵累她们一辈子，即失去劳动能力，又要给家人、朋友、街坊，甚至派出所，增加没完没了的麻烦和负担。受人民白白供养，却到处惹是生非，那实在太可怕了！
昏茫茫，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
忽又想，能不能找个解脱呢？死，简单得很，方法有的是，真心寻死，没有人能阻止得住。剩下的问题是能否治疯？绝不能去疯人院，那等于已经死了。还有别的法子吗？突然，我想到了前年读过的译自苏联的《普通心理学》，上面曾提到，人在经历巨大打击和挫折的时候，神经不能承受超负荷的压力，有可能发生精神分裂症。在这关键时刻，人要控制自己，不然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当时读到这里，觉得好玩儿，就特别留心了一下控制的法子，于是记住了八个字：“集中精力，转移方向”。
就是这个“八字方法”，使我看到了曙光：如果心里老为“把党反倒，我往哪儿去”打仗，就会越陷越深，无法拔救。只有把全部思虑投放到一个新的焦点上，才能从火坑里逃离出来。可这个新焦点在哪儿呢？读书？已证明全无用处，看戏看电影如何？以待罪之身去溺于娱乐，岂非更是“跟党对抗”？逗孩子？找朋友……都不能拴住我的心，也不现实。其实我很清楚，最有效的“集中精力”便是创作。但这个念头刚一冒就被否决了，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年月，怎能写文章？
又熬了三两天，再三搜索枯肠，依然毫无结果。晚上，盯着灯光又想：自杀，不也是死吗？写文章，一口血喷在桌子上，也是死。过去搞创作，总嫌时间不够，总嫌开会，学习，干扰太多。现在，大块时间摆在面前，你不写，是没有出息，自甘堕落，谁又干涉你来呢？这样一想，眼前灯光忽然变大，心里喊：干！
决心既下，第一步是先找题材，给自己定个规矩：不管写啥，一定要轻松愉快，能逗自己乐的，至少能使眼下的沉重暂时放松。这就很自然地想到了《平原烈火》，其中有个小鬼“瞪眼虎”，出场时，曾是挺活跃的。可后来被主角挤到一边去了，没啥事可干，最后只得蔫而不唧的结束。一位老战友看了批评说：“你怎么把个挺可爱的孩子写丢了呢？”
那好吧，现在就把他抓回来吧，能逗我笑的就是他。
于是我大敞心扉，把平生所见所闻、所知所得的“嘎人嘎事”，广撒大网，尽力搜寻，桌上放张纸，想起一点记一点，忆起一条记一条，大嘎子，小嘎子，新嘎子，老嘎子，尽都蹦蹦跳跳，奔涌而至。由于我不喜欢自己的老实刻板，从幼年便把嘎子当作楷模，注意多，观察多，交往多，“嘎相”储藏也相对较多，尤其抗日时那些嘎不溜丢的小八路们，竟伴着硝烟炮火，笑眯眯地争先赶来。不多几天，那具有情节功能的嘎人嘎事，竟拉成一个长长的单子。我把单子从头细看，加以去粗取精，编排调整，一个嘎眉嘎眼的嘎子形象，便站在眼前了。啊，我的孩子，啊，我的救命恩人！在紧关节要的时刻，你真的来了呀！
再没什么可迟疑的了。稿纸铺开，收拢心神，开始描画。为怕组织上怪我又不“老实”，连胡可杜烽也一律保密。但我写的是电影，而非小说，原因很简单，写小说必须细抠语言，一字不妥，心下生腻，多处不妥，读者会半途把你甩了。而细抠则须下细功夫，太累人，当时的体力已经担不动。而写电影呢，语言粗糙些关系不大，导演能看懂就成。对话虽要求精彩，却又越少越好，这就省劲多了。总之，写作目的是“集中精力，转移方向”能把我拉入写作就好。
感谢苍天，感谢捷普洛夫的“八字方法”，写作一开始，情绪就变了。各路英雄纷至沓来，抗日烽火燃遍大地，化装袭击，狭路埋伏，端楼打点，越墙掏窝，一派神出鬼没，灵动壮美的活跃景象，布满眼前，它们所引起的激情，是可以压倒一切灾难的。老实说，在敌占绝对优势的环境下，我们坚持武装抗战的整个斗争，就是一场嘎子式的游戏，斗心机，斗智慧，斗谋略，斗谁的“鬼点子”多，正是我们“小米加步枪”克敌制胜的法宝。写嘎子，无须发愁生活的枯竭，抗战史实，永远是取之不尽的源泉。所以，一开始写就相当顺利。由于思想和情感的激扬和专注，情绪也似又上了当年的战场，连睡中梦中，也枪炮轰鸣，杀声震耳。什么“反党”啊，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食量于是增加，睡眠于是安稳，眼里消灭了“金花”，红润又回到脸上。写到高兴处，甚至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在屋里飘飘然旋转起来，简直忽然之间又变成另一个“疯子”了。
若深究一下，是什么力量使我顺利地“转移方向”了呢？简单说，就是战争中的党和战争中的老乡啊。抗日战争长达八年，日寇不但握有特别巨大的优势，也格外残暴凶狠，对剿灭共产党是始终竭尽全力的，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在那种局面下坚持斗争，真是苦极了，险极了，残酷极了，千千万万的先烈，把尸骨铺在大地，血流成河；可活着的人，照旧“把脑袋掖在腰里”，迎着雷暴，拼死冲杀，没有一个为升官，为发财的。老乡们看在眼里，感在心里，他们才肯、也才敢不怕烧房砸锅，不怕妻离子散，亲你，爱你，破生忘死地支持你，保护你。如果不是这样的好党，老百姓只要向你一闭眼，日本鬼子的铁扫帚马上就会把你扫个精光，连芽儿也冒不出来。而处在那等恶劣的环境中，战士们仍能意气风发，豪情满怀，活得理直气壮，就凭着那点忠心，那点信仰，那点正义感，那一派浩然正气啊！
当然，那时偶尔也有老百姓骂骂共产党的。可这些骂，能极快地上达高层领导。当时的决策者们，不是忙于抓人惩办，而是先检讨自己，探询根源，找出群众之所以不满的所在，坚决下令纠正错误。被人传为美谈的“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不就是这么骂出来的么？而真正打动群众之心，换得他们亲爱的，就在这些地方啊。历史推移，千百沧桑，真理只有一条：只有真正的军民鱼水情，才有人民的更无私，战士的更英勇。两者映照激发，才形成如虹正气，遍地英雄。
说到英雄，我在朝鲜战场碰到一位营教导员，抗日时认识，他问我：“你干什么来了？”我答：“采访英雄来了。”他听了，长叹一声说：“真正的英雄全死光了，剩些半英雄不英雄的，成了英雄！”是的，这话我很理解，冲在最前头的，总是最先中弹啊。可那最英雄的千万先烈的骨殖，早已化为泥土，除个别幸运者外，谁还记得他们呢？但他们的精神还活着，他们创下的业绩和优良传统还活着，这个传统，可使一个党在危难中起死回生，是伟大中华民族的真正的精魂！
我又“回到了”抗日战场，精神和情绪一下子都“拔”起来了。于是就“忘”掉了眼前的一切。尽管断言我80分的忠心已奉送给了丁、陈，可七八万字的《小兵张嘎》，能从其中找出“反党”的影子、或者挨整“右派”的影子来么？这不是葱管里吹了气，是先烈们的英灵在敲震着我的良心和神经啊！
顺利的写作，忽在中途碰上技术性的“拦路虎”：在“嘎子”坐了禁闭之后，怎么出来的问题上卡了壳。按常规，这地方必有一套思想政治工作，道理不仅要让“嘎子”服，思想上还得有新提高。而“嘎子”是不轻易服人的，话不入耳就会辩论，如在电影上开起辩论会来，这戏就没法看了。我是个急性子，仅仅憋了两天，便灰心了：电影这东西咱没搞过，又不曾受过训练，“行行不是力巴干”，何苦来呢？还是回过头写我的小说吧。
这时体力已有相当恢复，觉得可以在语言上下工夫了，于是搁下电影写小说，毕竟有点底子，居然一鼓作气，一月之间把小说拿下来了。起初题名《小侦察员》，总感不顺，最后定名为《小兵张嘎》。
小说写完，再拿起“电影”看看，觉得就按小说的路数往下“耪”，也可勉强成戏。于是电影剧本也在以后的十多天中完成。“撇斜”一点说，也可叫做一箭双雕了。
关于创作方法，似也值得说几句：过来人当记得，当时文坛，到处是禁忌，凡执笔为文的，无不战战兢兢，何况“反右”一来，文网大张，人人动辄得咎，胆战魂飞。但我反正已经“头朝下”了，写作只为自救，不为应时，还管那些禁忌干什么。惟有联大老师肖殷的一段话，始终是我注意追求的。他说，文学的最终目的是写人，写人的性格。性格，由个性和共性两者组成，而共性是通过个性表现出来的。因他说的是“最终目的”，脑子里曾连转几弯，所以印象较深。现在写“嘎子”，抓个性成了方法上的头等大事，即：凡符合“嘎子”个性的，就拼命强化、突出；凡与“嘎”个性无关的，戏再好，也予割弃，即或“冲犯”了什么，亦在所不惜。这一条，看似简单，但从效果衡量，恐怕还算说得通的。
十三、不是结束
把两个“嘎子”抄清，装订成册，已是1958年的五六月间。心中颇有点高兴。便又问胡可有无消息。胡可依然说，别急，别急，耐心等着吧。其实我内心已经不急了，既然能写东西，拖就拖吧，拖得越长才越好。我回到屋子，开始谋划酝酿已久的大长篇。实在说，写这个长篇是我此生最大野心，最后的梦想。我想写一个农民，从抗战当兵开始，经历三场残酷激烈的战争，最后成长为一名将军的故事。题目老早就定下来了：《将军向我们走来》。
我以为，中国革命之取得胜利，主要是靠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而在几十年的奋斗中，武装起来的农民起了中坚作用，尽管牺牲了千千万万，风波险恶，道路曲折，但确乎锻炼出一大批人才。而这些人才，即使在建国之后，依然是国家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和“拳头”。就是说，写一个从农民到将军的成长过程，也就大体概括了当代历史的主要风貌。我自己亲历了抗日、解放、抗美援朝三场战争，时代背景是熟悉的，对连、营、团、师、军各级指战员，有相当程度的接触与了解。心中藏着不少英雄的动人形象。把他们用心组织，精雕细刻，自信可以塑出典型。是的，也许我承担不起这样的重大题材，但每一想及它的史诗性，丰富性，和它含有的重大意义，总不免雄心勃勃，激动不已，觉得，果真此生能把它拿下来，是可以死而瞑目的了。现在，《张嘎》已完成，锋芒小试，感觉尚好；胡可又叫“耐心”，大块时间似乎还有，此时不干，更待何时呢？
用三天时间拉了个粗疏的提纲，为尽速投入，决定先开始，后细磨。开笔之初，依然保持着《张嘎》的势头。然而，雄心也就“勃勃”了十来天，小休时翻看《人民日报》，忽见《解放军文艺》第六期广告上，赫然一条标题：《徐光耀的修正主义思想》。头上轰的一个炸雷：啊，报刊“点名”了！
那么，我已经是“右派”了？已经成了“敌人”了？
急急推开案上的一切，跑上街去找这份刊物。一面昏昏然想，“修正主义”？这不是内定扣给赫鲁晓夫的帽子么？斗我的时候，没有谁这么扣过我呀！？怎么又跟赫鲁晓夫弄到一块去了呢？跑遍了大小报摊和邮局，都说该刊尚未到。又等了好几天，刊物来了，却又怪，从头翻到底，没有这篇文章，撤掉了！为什么撤掉？一时又坠入五里雾中。“将军”不但不向我“走来”，趁此机会，他也逃之夭夭了。
正自神不守舍，文书夏信荣送来六月份的工资，打开纸袋点数，削去一大半，从原来的210元变成了99元。
把两件事加起来去问胡可。胡可显得很尴尬，嚅嗫着说：他也不知道怎么了，“可能是行政科他们，弄错了吧——你别急，等我去问问看”。
等了一星期，不见消息，再等一星期，毫无动静。一日三餐，都与胡可、杜烽同桌而食，他们一个支书，一个党小组长，消息竟打听不来，我也就知道：不能再问了，他们是没有办法解释的。
心中大乱，“八字方法”也失灵，我必须面对全新的“现实”了。人往哪儿去？家庭怎么办？孩子往哪儿安插……特别糟心的是那则广告，它覆盖全国，我父亲，我姐姐，我妹妹，都可能看见，而他们都是追随党多年的铁杆红人，都曾为有我这么个亲人自豪过。尤其是我姐姐，自4岁失去母亲之后，是她把我拉扯大的，一向把我的荣辱看成她的荣辱。这可好，霎时之间，我变成了一个可耻的“右派”，一个“反革命”，一个“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她将怎么“迎接”这个消息呢（后来正式消息到达，她果然一下昏厥4个小时，落一身大病）？
大约因为“疯”过一次了，有了免疫力，尽管心乱如麻，倒还能够稳住。人在无可奈何之时，也就“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又等了三四个星期，依然没有动静。为招惹点什么以欺骗自己，消磨岁月，便把电影剧本拿给黄宗江看，请他提提意见。黄看了，带着满脸怜悯，说：“写得不错，提不出意见。”因见我十分狐疑，又补充说：“真的，不骗你，可以说在水平线之上。”其实即使是“真的”，我也没有心思去丈量他含意的轻重了。
不断去转转琉璃厂，打算让齐白石徐悲鸿们帮我打发那无尽的岁月。《将军向我们走来》已收进抽屉，喊杀连天的腾腾烈火，早告熄灭，谁知日后还有机会“拾”起它来吗？——唉，在此后的年月里，我还真有两次机会重新写它：一次是在1963年，好不容易请了半年假，刚写了两万字，保定发了特大洪水，过后，被市委书记点名调出，命令写“抗洪救灾”的大型剧本。这一写，就写到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一来，一切“砸烂”。第二次是1973年，“造反”进入武斗高潮，我无资格参与武斗，刚刚趁“逍遥”时期再次动笔，谁知“红色政权”诞生了，又命令我去写“本市的革命样板戏”，大块时间又被剥夺。在进入新时期的前二年，也是个机会，但文坛上“新潮”涌起，花样翻新，令人眼花缭乱。某出版社编辑当面对我说：“写战争？现在谁看那个！”心下犹疑，蹉跎两年，忽地当起官来，于是加速度地跌入老年，只剩下徒唤奈何的力气了。命运啊命运，你是多么的无情与暴虐！
等到1958年的9月25日，“结果”终于来了。支部书记杜烽和支委周洁夫，进了我的屋子，很严肃，有点想笑，也有点惶恐，没有寒暄，代表组织出示两份文件，说：“你的问题，党委已经作了决定，都在文件上。你要同意呢，就在上头签个字；不同意呢，也可以提出上告。”我拿起第一份文件，是总政机关党委的“决定”，文曰：“由于徐光耀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剥夺军衔，降职降薪（降为行政十七级），转地方另行分配工作。”干净利落，无其他说明。第二份文件是军事法庭的军法“判决书”，除没有“开除党籍”一句外，其余完全相同。
心上“嘣嘣嘣”一阵乱跳，只觉大地忽然开裂，我像块石头一样往下沉坠，听得见“刷刷”的声音。还没有沉到底，忽有了第一个反应：啊，“判决书”！在六年锄奸工作中，我写过不少“判决书”，那都是给别人定罪的，想不到当兵入党20年，自己也上了“判决书”了……
我还是向杜、周提了一个问题：“文件上只说‘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没有具体事实（我过去写‘判决书’是要把全部犯罪事实都写上去的），定我右派，到底是根据什么呢？”回答是意外的巧妙，一句话就把我堵死了：“就是根据你的‘自我检查’啊。”是的，千真万确，是我自己写上了“反党”的，是自己把脖子伸进了绳套，白纸黑字，还有何说？他二位见我愣在茫然中，又补充一句：“主要的，是你给丁玲翻案，是那封信——”幸亏有这个补充，使我知道了犯罪由头。
后来在保定，大街上碰到一位已经很熟的业余工人作者，劈头问：“老徐，听说你是自个儿花了八百块钱买了顶右派帽子戴，是真的么？”我笑笑，想纠正他“八百”是七百之误，又一想不对，忙说：“恐怕是瞎传。我戴‘帽子’，是因为给丁玲翻案。”这个回答，就是根据于官方的解释。他二人又重复提醒：“你不同意，可以上告。”我立即坚决回答：“不，我不上告，我同意。”党章不顾，宪法不顾，事实不顾，根本不讲道理，我上告，找着再抹我三级么？
两眼一阵发黑，我拉过文件，往上签名。又听到一个朦朦胧胧的声音，像是劝告：“你不要抱幻想，这次运动有规定：一律不准搞复查、甄别，定了就是定了，不许动！这是真的。”即使在朦胧中，我也认为这不可能。我当共产党20年，向来“有错必纠”，怎么会兴出这么反常情的规定呢？于是根本不予理睬。
然而，这竟是铁的事实。22年确乎无人敢动，便是见证。也可见他二人的话是有文件根据的。事情既已开头，有其一必有其二，刚刚翻过年来，这一招就又用在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身上。后来的刘少奇，是“永远开除出党”的。我当年多么天真啊！
我又问：“需要上缴什么东西？”我预计会没收校官礼服和“独立自由”及“解放”两枚勋章。那礼服的领口袖口，都绣有华丽的金边。灿然耀眼，“右派”是绝不可以上身的。然而只收了肩章领章和武装带，其他给留下了。至于去向，他们说，我会被“分配”去保定，这使我很感安慰，不去北大荒或团泊洼，却发往保定，我妻子、岳母、大女儿，都在那里，可以互为依傍。对一个“发配”的人来说，很算得上是优厚的了。
但是，接着又一个晴天霹雳：叫我国庆节前，把家整个儿搬到保定去。原因是上级有指示：“凡戴了‘帽子’的，一律不准在北京过国庆”！我的天！距国庆只有5天了，我一个“双开除”的“右派”，两手空空，保定还不知情，这样一个倒霉透了的散乱摊子，我怎么“飞”得动呢？只好要命有一条了！
杜、周也很为难。踌躇再三，也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吧，他二人提议：我自己先去保定报到，抓紧把家事也安排一下，待过了国庆，再向组织说明情况，请假回京搬家。
不错，这是走得通的，得救了。向二人表示了感谢。
隔了一天，即1958年9月27日，正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我由一名大尉监护着，上了南下的火车。大尉谨慎而温和，使我感到是“监护”而非“监押”，更打消了“董超薛霸”的影子。开车不久，播放了一首儿歌，动听而嘹亮：“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我向来喜欢这首歌，今日听了，却差点掉下泪来。可是，渐暗的天色，又使我想到中秋圆月，心想，人虽已从北京“起”出来，今晚却可以同妻子过个团圆节了。谁知车到保定，大尉很神速地从忙于过节的市人委那里开个条子出来：“直送保定农场”。我一愣，忙问，“‘决定’上说的是‘转地方另行分配工作’，怎么送农场？”回答是：“市人委同志说了，你们都是先送农场。”
格外大格外圆的中秋月跳上屋顶时，我已进入保定农场。这儿拥有四百个“右派”劳动大军，我立即被编入一连一排。副连长指着一份锄、镐、锨、钯说：“这是你的。”
故事告了一个段落，可并没有结束。这时我33岁，到1979年“改正”还有22年。中间经过“劳动改造”，“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四清”以至“文化大革命”，还有一长串“故事”。“改正”时，我已54岁，如今又过20年，垂垂老矣，天知道还能写得出来吗？
仍有些小疑惑在心头逗留不去。其一是，虽说我写过一本书，但农村小学四年，自幼当兵打仗，实在说不上是知识分子。何苦必欲“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而后快呢？就说秦始皇坑了四百六十个儒，还不过瘾，非要再“坑”个样儿出来不可，也应分分敌我友吧？到1979年，胡可才告诉我：本来1958年6月就定了给我戴“帽”的（所以才发生了《人民日报》的广告和扣工资的事），因支部大多数人不同意，打报告上顶，顶了三次，还是得戴。为什么对自己人下此狠手？让中国人普遍的聪明一点不好吗？凭什么断定“知识越多越反动”，为什么非要跟“知识”势不两立呢？
其二，戴了“帽子”是“右派”，1959年保定农场给我摘了“帽子”，又称为“摘帽右派”，因此一条，“文革”中把我归入“黑五类”，“遣返回乡”，打回老家务农去了。1979年“改正”（不是平反）后，却又有“改正右派”一说：保定有位安姓文化局长，打报告申请住房，一位贾姓宣传部长批道：“安伟，14级，副局长，改正右派。请帮助解决住房困难。”据说这并非个别例子。此项“名目”一立，人们就会把不管什么脏事烂事，都往我们身上乱贴，因为已是轻车熟路，成了“惯性”。冤了这么多年，所扣工资不补，株连妻儿活该，不准重新参军，没收信件不还，犹有说也，难道这“右派”阴魂，必要追随我们直到入土吗？
当然，这只算是个人琐事，非常渺小，说起来也很没有意思。但若回顾整个“反右派”运动，可就不能采取这种轻薄态度了。众多冤案，还在其次，看看它的效能和后果，才是最为值得的。
凡敢提意见、讲真话的，一律头朝下了；说假话之风，随着“大跃进”的兴起，满天飞舞，横扫了一切。各色“卫星”纷纷上天：小麦亩产5500斤，红薯亩产60万斤，稻穗上站着人的照片发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小土群”胜过大洋炉，“钢铁元帅升帐”，到处“热火朝天，形势大好”。可是，老百姓砍了一人高的玉米栽红薯，砸了饭锅“炼钢铁”，拆了民居建食堂，抽出柁檩去烧火……这些疯狂的胡作非为，非只一时一地，都是大小干部带头、或逼人干出来的。为什么？难道都失去理性、丧尽天良了吗？我的故乡，在一些非常好的干部中流传这么个口号：“要命不要脸，要脸不要命！把良心夹在胳肢窝里，往缺德里干吧！”彭德怀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他实在看不下去了，在庐山会议上提了个很温和的意见，立即被定性“反党”，使他也很快懂得了必须“要什么，给什么”。自此之后，“一人之下”的所有高干嘴巴也一律被封。于是，除了培养出林彪这个“马屁精”之外，各种形式的“鸣放”就彻底根绝了。
所以，才来了“三年自然灾害”，才吃了“四大两”，才有“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才使数千万冤魂梦断旷野……报应来得多么神速啊！
物质的损失，较易补回。至于高尚道德沦丧，精神长城不存，人人成了“违心”的行家，最吃香的是溜须拍马，这诸种大弊，则是极难救治的。一般群众也养成逆来顺受，奴颜媚骨，“阿Q精神”变作安慰剂，“顺时听天”成了保命符，如此等等的“窝囊废”现象，不是比毫无筋骨的“葱叶”更可怕么？在这种情况下，连旧社会都有的“文死谏，武死战”，怎能再现？灵魂大幅度扭曲，信仰危机大面积扩散，还怎么挡得住霉变和腐败？！封建主义可以凭借“绝对权威”随意“计白当黑”、“指鹿为马”，而吃苦受罪、水火遭殃的，却是亿万人民。损失如此巨大，性质如此恶劣，在全世界面前大丢其脸，整个民族大滑坡！千古教训，核心只在“说假话”之一端啊！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我们还“有暇自哀”的时候，应赶快把事情办好，以免“为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就是，对封建主义流毒再也不能容忍了，奴化教育，愚民政策，必须废止。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是最为紧迫的任务。封建主义扫清之日，才是中华民族大放光芒之时！鄙人写此一文的目的，仅仅在此，岂有他哉！
1999年7月11日。今之凌晨，中国女足与美国队争夺世界冠军，偶尔失利，大痛于心，草草结束。
1999年8月7日，改一遍
1999年9月11日，改讫于石家庄市
白桦简历
白桦，原名陈佑华。1930年出生于河南信阳市，属于生于忧患的一代。因战乱辍学，在信阳师范艺术科肄业。1947年参军，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二野、昆明军区、西南军区及总政治部从事宣传、文化、教育和文学创作工作。1958年被划为右派，搁笔多年。1964年重新入伍，在武汉军区任创作员。文革后，中断多年的创作活动得以继续。但作品多有争议，以1981年全国性批评电影剧本《苦恋》为最。1985年转业到上海。1988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并在美国哈佛、哥伦比亚、明尼苏达、加利福尼亚等二十余所大学做巡回演讲。1986年以后应邀出访过美、苏、法、德、日、澳、韩等十几个国家。诗歌、小说、电影、戏剧、散文、演讲等均曾多次结集出版，另有《白桦文集》（四卷）问世。有些作品曾以英、法、德、日等国文字在国外发表和出版。现在上海从事专业著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