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模式的传统工业化道路都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以及自然条件下形成的，我国在改革开放前也遵循了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虽取得过一定成就，但也暴露出明显的弊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实现我国工业化的一个新思路，目的就是利用当今国际国内有利的环境条件，改变对传统工业化的路径依赖，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结合，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一、传统工业化道路与我国工业化实践
（一）传统工业化发展历程
一般认为，工业化是指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发展过程。工业化的核心内容就是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和社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农业的比重不断下降。
1.发达国家的工业化。1760年，以蒸汽机的使用为标志，英国开始了工业化。到现在为止，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经历了200多年的历史，从其工业结构演变的历史进程看，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1）以轻纺工业发展为主的时期。在工业化初期，轻工业特别是纺织业首先获得迅速发展，成为工业的主导行业，这个时期也称为劳动密集型工业发展时期。（2）以重化工业发展为主导的时期。这个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煤炭、电力、冶金、化学等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也称资金密集型工业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以电子、机械等加工组装工业为主的发展阶段，也称为技术密集型工业发展阶段。（3）以高技术发展为主的时期。目前，一些工业化发达国家或地区正在步入这一时期，即所谓“后工业化社会”。微电子、激光、机器人、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核能技术、新型材料等新兴的高技术工业获得迅速发展，极大地改变着传统工业的面貌，逐步取得主导地位。这一阶段是知识密集型工业的发展阶段。
2.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第三世界工业化的进程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施工业化存在几个有利条件。一是发展取代了战争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世界范围存在发展的有利环境。二是具有发展工业及服务业的广阔的国内市场空间。三是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四是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向发达国家输送原材料换回工业制成品）。
在上述有利条件支持下，第三世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也大体被分为四个阶段：（1）20世纪50—60年代中期为起步阶段，GDP平均增长率为年均5%左右；（2）20世纪60—70年代中期为高速发展阶段，GDP年均增长率为6.5%；（3）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为停滞和衰退阶段，1976—1980年GDP年均增长率下降为4.5%，1981—1990年下降到2.6%，1990—1994年出现负增长，为-0.11%；（4）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直到21世纪开始的这几年，发展中国家在恢复增长后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这次增长主要是因为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增长势头良好带动的。世界银行预测，虽然可能受高油价和通货膨胀压力的制约，2006、2007年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长仍将达到5.5%左右世界银行：《2006年全球经济展望》，2005年12月。
（二）传统工业化的发展模式
从世界范围看，传统工业化道路归纳起来有四种发展模式，即依靠市场力量自发推动实现工业化的英美模式，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实现工业化的德日模式，以中央计划为手段、通过国家行政力量实现工业化的计划经济模式，以政府为主导力量、通过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实现工业化的拉美东亚新兴工业化模式。
1.英美模式。英美是工业化起步最早的英国和美国所采用的模式。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其工业革命是自发产生和进行的，并且是在相当发达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随后的美国工业化也是基本上属于这种模式。它的特点主要是：（1）在私有制基础上，运用市场机制，依靠个人力量自发地发展起来。（2）工业化发展的直接目的是追逐利润，政府很少干预资源配置。政府不仅对资源配置活动干预极少，而且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促使本国工业化的顺利进行。（3）工业化所需的资本来自对国内外的掠夺。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主要是通过“圈地运动”和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掠夺实现的，美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则主要是通过黑人奴隶贸易、掠夺和剥削印第安人实现的。（4）投资的方向和规模受利润的引导和制约。工业化进程由棉纺织业→轻工业→重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其他产业部门的演进，就是围绕利润进行的。
2.德日模式。德日模式是工业化起步较晚的德国和日本所采用的一种模式。它是一种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工业化模式，其显著特点是：（1）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作用大大增强。一方面，扶持和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另一方面，集中国内有限资源，建立国营企业，使其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同时，对众多中小企业进行宏观调控，指导其发展。（2）由于市场经济不发达，导致市场机制不完善，使得市场对投资规模的调节作用受到制约。（3）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主要是由政府无偿征收税赋（尤其是农业税）的形式来实现。不断增加的税收收入为创办国营企业提供了保证，推动了工业化进程。（4）政府直接投资为重工业，私营企业则采取棉纺织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发展顺序。
3.苏联计划经济模式。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是以前苏联为代表、东欧和我国改革开放前所采用的工业化模式，以高度集中、行政直接指导经济以及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本质特征。其基本特点是：（1）采取单一公有制形式。中央计划工业化模式是典型的政府推动式工业化模式。完全依靠政府投资建立单一的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2）以重工业为主。依据重工业优先发展理论，工业化的发展次序是重工业为主，重工业的发展超过了轻工业。（3）轻工业和农业落后。由于轻工业和农业得不到相应的重视，造成消费工业品生产严重不足，消费品供给短缺，工资和物价被冻结，用配给制强行地使供求达到平衡。（4）存在严重的隐蔽性失业。同优先发展重工业相适应，中央计划工业化模式单方面考虑了工业自身的发展，忽略了工业对农业的带动，把农业排除在工业化之外，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无处转移。（5）以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础。这种模式通过扩大工业规模，增加工业产业从业人员的数量来实现工业化。这种典型的数量扩张型工业化模式造成了工业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调和经济效益低下。（6）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该模式为了在短期内奠定工业化基础，忽视了成本收益核算，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政策引导下，以高投入、高消耗来获得经济的增长，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来推进工业化。
4.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化模式。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化模式是以巴西、韩国为代表的拉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所采用的模式。其主要特点是：（1）实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韩国根据自己的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自然资源和资本缺乏、技术水平低、国内市场狭小等劣势，优先发展轻纺工业，扩大出口，完成积累。（2）采取政府主导型开发战略。政府以制定开发战略为主，在计划实现、资金分配、基础产业的建设等方面广泛介入，特别是对战略性产业进行培育和保护，提供生产补助金。（3）采取积极引入外资的政策。多数国家通过外资引进法，支持外资引进。但韩国外资引进主要是公共借款和商业借款，对直接投资通过外资引进法进行彻底的统制。（4）采取非均衡增长战略。韩国的轻工业和重工业并不是齐头并进地均衡式成长，而是非均衡式成长。成长的主导产业一直是重化工业，它保持着比轻工业更高的增长率。政府坚持出口导向型政策，又通过金融政策对战略性重化工业部门进行集中投资。
通过对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四种模式及其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工业化模式的形成同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乃至自然资源等条件相联系，不同的条件导致不同的工业化模式。一是先行国家工业化起步正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自由竞争时期，工业化过程主要是由一个充满冒险精神和追逐利润的中产阶级发动和推进的，是自发的。后起国家的工业化，由于市场经济不发达并缺乏有创新的中产阶级，政府不得不在协调经济行动、合理配置资源方面发挥较大作用，甚至直接经营企业。二是先行工业化国家对新技术的发明、创造及与工业化相适应的组织形式、管理方式无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只能靠自己长期探索，故工业化时间较长。而后起工业化国家可以发挥自己的后发优势，通过模仿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先进国家的经验，改进组织形式、管理方式，缩短工业化所需时间。三是先行工业化国家都是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迈进。而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一开始就具有发展资本工业的倾向，把战略重点放在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上，这样虽然缩短了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技术差距，但普遍出现二元经济结构。
（三）中国工业化存在的问题
工业化在人类历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传统工业化的发展也存在许多弊端，给人类可持续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中国工业化之路历经曲折，在创造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和弊端。对此应该结合特定的历史条件认真分析，总结经验教训，以史为鉴，从国情出发，积极探索未来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
中国工业化进程真正的起始期应该从新中国建立开始算起。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始于1953年开始执行的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基本战略。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为了解决严重的结构矛盾，中国放弃了单纯发展重工业的思路，转而采取消费导向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注重市场需求导向，优先发展轻工业。但1993年之后中国逐渐开始进入传统发达国家所经历的重工业化阶段，重工业再次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工业增长明显转向以重工业为主导的格局。
在中国工业化的第一阶段，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这一战略的贯彻和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重工业快速增长。需要指出的是，在新中国第一次的工业化进程中，虽然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跨越式发展，但也付出了产业结构扭曲、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沉重代价。这些代价直到现在仍然在困扰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中国工业化的第二阶段，通过市场化改革和重点推进农村工业化以及对城市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逐步完善了工业化的运行体制。一方面，国家逐步对经济体制实行市场化改革，资源配置的方式逐渐由市场替代计划，逐步形成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的增长机制和结构纠偏的机制；另一方面，由“重积累、轻消费”转变到释放消费能力和鼓励消费，实行需求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逐步形成由消费以及消费结构的升级带动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新格局。在这个阶段，国民经济结构失衡的状况在不断纠正的过程中趋于均衡，资源配置方式由单纯的计划手段转向计划手段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由封闭经济开始走向开放经济，工业化的总体进程也由工业化初级阶段向工业化中期过渡。
我国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还存在如下问题：
1.政府主导工业化，缺乏应有活力。新中国建立后，推进工业化的制度前提发生了根本改变，但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工业化仍是通过政府的介入和投资、建立大量的国有企业来推进。这种模式在工业化初期具有资源动员力量大的优点，有利于工业化的快速起步，也有利于国家巩固国防的需要；同时，大量国营企业的存在又增强了政府调控国民经济的力量，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但是，由于政府更多地从政治利益而不是社会经济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建立大量的国有企业，压制甚至窒息了私营企业的发展，使工业化只能在有限范围内进行，失去迅速扩展的活力，且效率低下。这种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最终导致工业化远离普通大众，弱化了发展的动力。
2.工业技术装备落后，工业经济粗放型增长。具体表现在：首先，单位产值耗能高，是发达国家的3—4倍，主要工业产品能量单耗比国外平均水平还高40%，比如吨钢的综合能耗比日本要高40%，而对能源的利用率却只有30%左右。我国半数产品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只在60%以下。其次，产业集中在能耗高、污染严重的低端行业，我国工业总体装备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20—30年，对资源投入的加工程度过低，甚至有限的加工能力都还只集中在产品的粗加工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的趋势，一是盲目引进外资，自愿充当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末端者，使用发达国家的淘汰技术；二是西部的一些省份为了改造既有的国有企业，不计成本地引进沿海地区的资金。三是第三产业比重非常低，服务业不发达，主要集中在商业和餐饮业，在外贸、金融等领域就业的很少，这也是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慢的原因之一。
3.工业经济结构不合理，产需矛盾突出。目前我国工业产品中80%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低水平竞争十分激烈。更为严重的是，市场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还出现逆向淘汰趋势。不少行业、企业为了降低价格，采取使用劣质原材料、逃避税收、减少环境治理开支、仿冒名牌、压低工人工资等非正常手段来达到降价目的。这样做的结果是进一步强化了技术的低水平化加剧了低级竞争，甚至给“中国制造”蒙上了粗制滥造和以次充好的恶名。另一方面，我国高附加值的产品又非常短缺。例如我国大量进口热轧薄板和石油专用管等产品，从信息化产业来说，我国80%以上的计算机芯片依靠进口。从总量上看，我国可以说已经成为世界的制造业大国，但我国工业的总体装备水平却比发达国家落后20—30年。产需矛盾表明中国工业结构性矛盾仍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4.区域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屡禁不止。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强调社会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原则。但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区域间工业项目重复建设非常普遍，规模不经济现象较为突出。如我国的宝钢加上鞍钢，产值、效益还不如韩国的一个津浦钢铁厂；全国120家汽车生产厂家的年产量之和，只相当于日本、法国的一个中等汽车厂。在我国年销售收入超过500万元的机械企业中，生产集中度能够达到40%的不到10家。一些因为重复建设而上马的项目，一投产就亏损、甚至未投产就亏损，造成巨大浪费。
5.工农业发展失调，城乡发展失衡。我国工业化初期，为了保证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国家实行了对农副产品和农业生产的原料实行“一平二调”的统购统销制度，换句话说，就是以牺牲农民和农村的利益来保证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比如，对森林资源的采伐，就是为了保证各地工业和城市建设所需的原料。经过近30年的破坏性采伐，中国森林资源几乎丧失。现在很多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农村，已经成为人类生存条件较差甚至完全丧失了人类生存条件的地区。原因之一就是森林资源破坏以后，环境变劣，水资源减少，自然灾害增加，甚至人畜饮水都困难。然而更重要的是这种对农民和农村剥夺的政策仍然没有改变，甚至直到现在，在教育费用、医疗费用、交通费用等方面，农民负担还很重。
6.工业内部结构畸形，导向偏离国情。这种畸形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受发展经济学中出口替代战略的影响，为了扩大对外贸易和国家外汇储备，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事实上开始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把对外出口产品的生产多为工业化的重点，结果在获得巨大收益的同时，也形成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就是证明。我国2004年外贸依存度达到70%，而美国、日本这两个分别排名第一、第二的经济强国，它们的外贸依存度一直低于20%，可见由此带来的风险。二是由于要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必须提高技术，提高档次。这样高技术和自动化排斥了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更重要地是使工业产品的结构向高档化、奢侈化方向发展，远离普通大众的生活。三是由于过分强调出口加工型企业的发展，导致内需产业的萎缩，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现在农村市场上假货充斥的原因之一。因为没有正规企业生产“低档工业品”，就给非正规作坊提供了非法生产的空间。
7.社会分化较为严重，宏观调控乏力。社会分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农村发展严重滞后、农民仍较贫困。我国农民已经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现实中未能享有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平等权利，农民的经营自主权、土地财产权、自由迁徙权和民主政治权都还不同程度地受到限制。第二，过去十多年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他们通过企业改制、重组和私人资本进入等方式快速而又“有理有据”的分化瓦解着国有资产。“在某些地方，出现了出售国有资产的高潮。”“国有资产流失很大，企业未来没有保证，内部职工不满情绪增长。”王东京主编：《中国经济观察》，2004年卷第1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第三，出现了城市贫民阶层。国有企业改革出现大量低工资和下岗的情况，再加上新的就业不充分，城市中客观地出现了低收入阶层。他们面临一系列生活压力，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根源。
存在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是特定历史条件。所谓特定的历史条件就是中国在建国之初在外交上“一边倒”，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战争和国防的需要，加上学习苏联的工业化经验，所以走了一条优先发展国防工业、重工业的道路。同时，新中国刚成立时，百废待兴，工业化的资金就只能通过牺牲农村和农民利益来积累和获得，并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导致了农村长期落后的局面。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对自然资源又是一次严重破坏。当然，在看到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由于决策失误的“人祸”所起的消极作用。
二是传统发展的“精英道路”。建国后试图短期内“超英赶美”的不切实际的目标，使得计划体制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的内生选择。而改革开放以后，在改革国有企业为主的工业化模式的同时，由于体制转轨过程中存在漏洞，对过度实行股份制和私有化，部分资本、政治和智力精英侵吞国有资产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使得少部分人受益较多，导致社会分化加重。而赶超性质的发展战略，在通过集中资源造就强势部门的同时，也使弱势部门和群体遭受更严重的淘汰。最终的结果是，二元结构固化，两极分化趋于严重，经济增长与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脱轨。
三是政府失灵。在我国，这种失灵表现为政府的越位和缺位。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微观方面，主要是制定并维护公平的市场规则，在宏观方面通过间接手段进行调控以使总供求基本平衡，同时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遗憾的是，在这方面看不到政府的有效表现，这可以说是典型的政府缺位。至于政府越位，则表现在过多的行政审批、政府参与资源配置等方面，这样，在挤占市场和社会职能的同时，还导致了腐败。政府越位不是政府不知道怎么做，而是政府作为“经济人”的角色使然，谁都不愿意放弃权力和寻租的机会，由此形成工业化“精英”道路也就不难理解了。
四是市场失灵。现代市场经济有三个支柱，其一是清晰的产权，其二是开放的市场以及自由交易的权利，其三是对某些部门的行政权力要有制衡。不难看出，我们在这三个方面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所有权方面，我们常常是关系倒置，领导意图决定政策，政策影响法律，关于产权的规章制度和立法也常常是形同虚设。在市场的开放方面，情况也很难乐观，公平竞争的原则和理念还需要更多的努力来贯彻。而对于政府部门的制衡与监督则还有更长的路要走，比如监管部门的权威性、独立性。做不到这些，市场就难免失灵。市场失灵的直接威胁就是工业化过程中对公共资源的破坏，因为其产权的公共性得不到保障。
五是不合理的官员政绩考核标准。政府“缺位”与“越位”的原因之一是上面提到的部分官员的寻租自利行为，另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的干部晋升与考核标准存在缺陷。干部要出政绩，要有轰轰烈烈的行动，GDP增长要超额完成任务。在这种导向之下，政府官员当然要找关系、跑项目，积极引进外资，甚至单纯把外资的增加作为目的。另外，官员的晋升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上级手里，自然导致两个结果，一是两眼向上，工作以上级的喜好为中心；二是对下不尊重基层和人民群众的权利。这样，工业化的进程就难以避免官办色彩和领导意图。
六是对发展的片面认识。虽然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但中国直至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初期，在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依然面临着与发达国家进一步拉大的差距。在继续追赶发达国家的使命和压力下，我国对过去工业发展的做法和思路进行了部分调整，但以“工业产值增长——GDP增长”为主题的工业化战略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其间有不少人已经意识到这种发展模式存在问题，但从上到下，更多的人还是把“发展才是硬道理”理解为“增长才是硬道理”，工业化被具体化为一些经济指标的增加，GDP至上的思想主导着工业化发展。直到20世纪后期我国政府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后，工业化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才真正为人们所认识和关注。
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推进我国工业化进程
（一）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涵、特征及路径选择
1.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涵。十六大报告指出：“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在这里，报告提出了这样几个不同含义的概念，即“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工业化”。工业化是指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其主要标志是机械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推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作为“新工业化”，其主要标志是信息化。机械化是一种以分工分业、规模经济、批量生产、实体关联等为特征的迂回生产形式，信息化则是一种以产业融合、网络经济、柔性生产、虚拟关联等为特征的直接生产形式。与传统工业化生产形式不同，按照信息化生产形式，生产和消费规模的扩张不一定非要由高物耗来支撑，完全可以建立在低成本基础之上。
2.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特征。显然，十六大报告在关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论述中，涉及的决不仅仅是信息科技、信息产业和信息化手段，而是一系列的高新科技和产业，还应包括生物科技、纳米科技、新能源科技、新材料科技、生态科技、太空科技等等。新型工业化道路也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新工业化”，还包含着传统工业化的合理的积极的因素。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在要求或特征：一是生产要素和工业产品的科技含量高，更多地依靠高新技术和人力资本，尽量增加技术密集型产业（包括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技术密集型产业），从传统工业品提升到科技含量高的工业产品。二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实现低投入高产出，做到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其综合表现就是提高以技术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和资本利润率。三是外部负效应最小化，做到生态破坏小、环境污染少，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四是在可以替代的范围内生产要素的组合要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出发，在注重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兼顾劳动密集型产业，尽量把技术密集和劳动密集结合起来，使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所以，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十六大提出的一个新思路。其新意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指明了新的方向。就是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优先发展信息产业，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坚持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2）突出了新的重点。即把工业作为整个国民经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协调发展的重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产业的投资和产出增长实证分析表明，工业的边际资本效率比第三产业要高得多。从1990年到2001年，工业年平均的资本边际效率为2.73；同期第三产业年平均的资本边际效率只有0.44.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来看，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都得靠发展工业才能解决。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对第三产业各种服务的需求进而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紧紧把握工业化这个中心环节，用工业化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第一产业的升级，应该说是我们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最佳路径选择。（3）提出了一个新高度。即把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关系提高到工业化道路的高度，将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进程重合起来，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在继续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同时，必须推进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实现工业和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工业的技术装备落后，产业层次较低。因此，抛弃工业化来实现信息化是不可能的，继续完成工业化仍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艰巨的历史性任务。（4）找到了新的战略结合点。即把实施两大根本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紧密结合起来。经济发展不能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和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而是要努力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资源永续利用、环境不断改善和生态良性循环的协调统一。在加快工业化进程中，必须尽快淘汰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重的企业，推进建设节约型社会。
3.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路径。中国提出了“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战略，赋予其“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特定内涵，这就完全突破了“就工业化本身论工业化道路”的狭隘视界，为我国工业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跨越式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不能简单理解为信息技术带动工业化发展，而是一种经济性、社会性、体制性的全面带动。具体说来，新型工业化应选择的路径：一是发展加工贸易。这不仅因为加工贸易是发展中国家接受跨国产业转移的重要方式，而且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一方面，我国工业化必须突破供给（资金、技术和能源）和需求（市场）两个方面的约束；另一方面，加工贸易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二是构筑世界制造中心，这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关键措施。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发展加工制造业，也要加快增强装备制造业的实力，实现我国装备制造业的跨越式发展。三是营造产业集群。产业集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是现阶段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集中体现。营造地方产业集群，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国家竞争力，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重要载体。
（二）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工业化的内容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只有产业结构达到一定高度才能说实现了工业化。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说明产业结构高级化、不断提升工业比重的过程中，信息化要起关键作用。而信息化本身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容，发达国家就是在完成工业化后进入信息社会，也即所谓“后工业社会”的。新型工业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我们在推进工业化、不断提升产业结构层次的同时，需要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来带动，用信息化来改造传统工业，而信息化也需要工业产业的发展为基础和推进力量。因此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信息化是新型工业化的灵魂。
信息化可以带动工业化。从国内外产业发展经验来看，信息化的确能有效促进工业化的进程，工业化与信息化在协同互动中不断走向融合发展，互动关系呈正反馈增强。其作用机制体现在：一是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化的发展为工业化创造了更好的发展环境，促进了经济增长。据估计，我国在电信方面每投入1元，就会给其他行业带来18元的经济效益。二是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工业化，即“信息产业化”。2002年，全国信息产业占GDP的比重由1997年2.3%提高到5.7%，年均增长25.2%，居国内各工业部门首位。信息产业对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在10%以上。三是信息技术对传统工业的改造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即“产业信息化”。据统计，一台运算速度为10万亿次/秒的计算机每秒的工作量相当于一个人连续工作25年的工作量。四是信息化是当代最先进的生产力。它能增强企业竞争能力、赢利能力和发展能力，使企业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市场中处于有利地位，这种优势反映到宏观层面势必提高一国的工业化水平。
工业化能够促进信息化。首先，工业化是信息化的基础，是信息化的物质载体。这种基础作用体现在工业化奠定信息化物质基础、积累信息化发展资金、对信息化的需求拉动、为信息化提供合格人才以及为信息化创造咨询服务等外部条件。其次，工业化条件下的产业关联、生产系统、产业集群等传统组织方式必然会以新的方式影响信息产业的生产经营。
尽管我国信息化发展很快，但就总体水平而言仍处于初期阶段。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尚未掌握信息技术领域的核心技术，关键设备还依赖进口，处于信息产业链低端；另一方面在于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较信息化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信息化工程建设如政府上网、电子商务等尚处于试验推广阶段，电话、手机等电信工具普及率还不够高。同时，信息化对工业化的带动作用有待增强，公众信息化意识、信息知识水平有待提高。为提高我国的信息化水平，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是为信息化促进工业化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推进信息化，离不开有利于信息化的宏观环境，比如公众的信息化意识和水平、信息技术水平、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公共管理等，都需要得到提高和强化。二是加大对信息技术研发的资金投入，加快信息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核心信息装备、核心技术标准的发展，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创造技术基础。三是建立培养和吸引信息化人才的机制，积累新型工业化的人力资源。四是用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处理好信息化和工业化的关系。应该充分发挥我国在工业制造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和业已形成的在世界制造业中的地位，继续在质和量两方面发展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加快用信息技术改造它们。五是提高工业对信息化与信息技术的吸收与应用水平，增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效应。形成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良性互动，达到促进原有工业部门在技术层面的升级，用自身的信息需求动力推动信息部门的产业化成长。
（三）积极加快技术进步，增强新型工业化的内在动力
新型工业化要走的是一条集约型的发展道路，是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道路，需要充分发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技术进步对新型工业化进程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1）技术进步改善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效率，为走新型工业化提供基础条件。（2）技术进步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通过节约稀缺资源和提供可替代资源为实现新型工业化突破资源瓶颈。（3）技术进步可以形成新兴产业，也可以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从而促进新兴工业化进程。（4）技术进步可以降低产品成本，扩大市场规模，既提高企业竞争力，又增加社会总福利。（5）技术进步可以改善国际分工和生产资源配置过程，促进总体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需要充分发挥技术进步的原动力作用，使技术进步在工业化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改善经济的质量和效益。第一，要提高对技术进步作用的认识，强化其对新型工业化的积极作用。这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制度建设，更重要的是加强对相关制度、法律的实施，解决政策执行过程中落实不利、配套措施缺乏的问题。第二，完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改革落后的科研行政管理体制，为新型工业化构建创新基础。一个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对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必不可少的。要把企业作为科技进步的主体，政府要为企业技术进步提供服务，保证技术进步的利益传导机制畅通。同时，也应改革和完善科研管理体制，使其高效、有活力，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研发体系，强化合作，发挥各自优势。第三，加大国家对研发的投入，增强技术进步对新型工业化的推动力。重奖原创性新理论、新技术的发现和发明，重点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和配套技术，战略性资源开发的技术，节能降耗、能源替代、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技术的发展。当然，科技投资也要加强效益核算，严格资金的使用和管理。第四，在自主创新、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同时，结合技术引进，尽快提高我国整体技术水平，保障技术进步稳定持续地发挥对新型工业化的推动作用。第五，建立新型的多元化、社会化的投融资体系，为技术进步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充分的金融支持和服务。第六，进一步搞好科技园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建设，促进高技术产业化，充分发挥高新技术对新型工业化的带动作用。
（四）努力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强化新型工业化的支撑力量
人力资源在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我国新型工业化中其作用同样不可或缺。首先，人力资源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决定因素，也是新型工业化的源泉和决定因素。根据李京文等人的研究结果，1952—1990年人力资本增加对我国经济产出的贡献率为22%，人力资本数量增长引起的生产率增长从1969年起约占整个生产率增长的2/3.李京文等：《中国经济增长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其次，新型工业化中我国可以借助丰富的人力资源突破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人力资源通过对于物质、能量和信息的结构增效、替代增效、转化增效和产出增效，有效地克服传统生产力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有效地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从而推动工业化。再次，合理的人力资源结构有助于新型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升级。人力资源结构应该主动随产业结构的发展，通过教育、培训、人才流动做出相应的调整，以满足产业结构升级对人力资源的要求，从而促进产业发展。最后，人力资源投资还有助于解决新型工业化道路上的不平衡发展问题。
但我国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还没有形成相应的人力资本进而转化成经济发展的动力，我国的人力资源和教育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问题不少，如国民受教育的平均年限较低，对教育的投入不足，教育尤其是优质教育供给缺乏，教育体制和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信息化、全球化和新型工业化的要求，人力资源结构和配置机制不合理，人才激励机制不健全等等。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在2003年提出把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当前和今后十分重要的任务，摆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具体说来，要加强人力资源的管理，整合和提升管理机构；要加大人力资源的投资力度，提高投资效率；要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和新型工业化要求的人力资源和教育体制、机制以及人力资源市场配置机制；要建立合理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要特别注意加强农村教育和大量农村热力资源的转化工作；要利用好海外留学人才资源；要适应信息革命的要求，建立学习型社会。总之，要使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走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
（五）加快城市化进程，为新型工业化提供拉动力
从各国发展的历史看，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密切联系的，工业化引致了城市化，城市化又为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促进工业化进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需要校正我国传统工业化模式下的城市化战略，以城市化促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工业化支撑城市化。“工业化是城市化的经济内涵，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表现形式。”叶裕民：《中国城市化之路》，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8页。
一般认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已经严重影响了工业化的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要推进城市化，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是畸形的、没有后劲的。没有城市化就没有现代化。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是促进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和城乡发展的强大动力。城市化可以拉动经济增长，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城市化有助于扩大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城市化能产生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更有效利用资源，实施可持续发展；城市化可以促进第三产业发展。所有这些，都可以推进工业化的进程，因而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需。
城市化与工业化必须协调均衡发展，城市化既不能过度滞后也不能过度超前工业化。我国已经遭受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危害；而城市化过度超前工业化，也会带来很多问题，拉美的阿根廷、巴西即深受其害。因此，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必须遵循以城市化促进新型工业化的原则，这就要做到：一是要遵循城市化发展规律，以市场为导向、以市场化为动力，避免行政驱动的、不计成本的城市化。二是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与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相适应。三是要坚持效益原则，无论是城市的布局、改造建设还是运营管理，都要坚持效益优先。总之，要利用好城市化带来的机遇，把城市化作为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拉动力量，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以尽快实现我国的现代化。
（六）融入全球化浪潮，用好新型工业化的外部推力
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我国的新型工业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推进的，这为我国充分利用世界资本、市场、自然资源、信息、人力资源等要素，加速新型工业化提供了机遇。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加入WTO，我国日渐融入世界市场体系，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适应、借助、利用全球化趋势，实施“走出去、引进来”的战略，充分运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1.发展对外贸易，促进新型工业化。对外贸易对于促进工业化有着积极作用，出口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进口可以为新型工业化提供所需的各种资源。具体来说，对外贸易可以增加生产要素的供给，有利于扩大规模经济，可以充分利用剩余资源，增加社会财富，也可以利用国外的所谓技术“外溢效应”，这些都从不同侧面对新型工业化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要发挥对外贸易对新型工业化的积极作用，必须完善对外贸易战略。第一，改善外贸结构。工业化发展在外贸结构方面的主要表现是出口结构：一是由初级产品出口为主转向制成品出口为主；二是出口额中服务业出口逐渐增加。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应改善外贸结构，我国本土企业应该在制成品出口中占更大比例，同时提高服务业出口额及其比重。第二，进一步推进外贸市场的多元化，扩大、稳定出口市场，保障进口来源，关注外贸依存度过高的问题，保证外贸稳定地推进新型工业化。第三，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建立完善适应WTO和新型工业化要求的外贸管理机构和体制。这包括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外贸主体多元化，深化外贸中介组织改革等多方面的内容。第四，对外贸易中，既要提高商品贸易量，更要注意利用技术贸易，通过外贸实现有利于我国新型工业化的技术扩散。
2.有效利用外资，加速新型工业化。利用外资有对外借款、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国际证券投资三种主要方式。外资对我国工业化的贡献表现在：增加了资本要素；增加了工业总产值与增加值和出口；外汇储备增长；税收超常增长。外资还通过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贸易结构，间接促进了我国工业化的健康发展。要有效利用外资，需要制定和实施市场化的符合WTO要求的外资政策，需要拓宽外商投资渠道，调整外商投资的区域结构，需要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和相关的法律法规，研究和制定符合开放型市场经济和WTO要求的产业扶持和保护政策。
3.实施“走出去”战略，促进新型工业化。“走出去”是指国内企业到国外投资、开办企业、获取国外资源、就地生产和销售产品的跨国商务活动。“走出去”可以获取新型工业化所需的自然资源，占领国际市场，更好地利用国外科技资源和人力资源，创建世界名牌，为企业提供新的融资渠道。这一方面要求完善相关立法，建立专门的海外投资管理机构；另一方面，国家应该配合企业提高其竞争力，增强其海外适应能力和抵御较大风险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