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下海”，刘晓庆“下海”，蒋学模“下海”，张海迪“下海”……
富不可怕。中国富人在全人口中比例甚小，同时与世界富人的富裕程度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中国现在是患贫，而不是患富。
可怕的是富而没有现代文化素质，物质与精神脱节。只有现代文化的制约，才能使富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社会名人纷纷“下海”
90 年代，中国人都很忙碌，而社会名人们忙于“下海”从商，则构成了一片独特的“风景线”。
猴年岁末的上海滩，一条火辣辣的新闻震动了知识界：复旦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先生“下海”创办“复兰德经济顾问行”。
蒋学模教授，今年74 岁，他的一册《政治经济学》教材风行一时，是一位国内颇有名望的经济理论权威。对于他的此番“下海”，知识界人士自然议论纷纷。有人嘉言称赞，有人深受鼓舞，跃跃欲试，当然也有人不以为然，认为教授办公司这是不伦不类。
一叶能知秋。“蒋学模现象”自然也使人们联想到近期涌起的名人“下海”潮。那么，这是一片什么样的“海”呢？
众“星”捧“商”的台前幕后
往事并非遥远。提起社会名人的“下海”，不少人会记起前几次商潮时一批文艺界名人“下海”的事。当时，黄宗英南下珠海，朱逢博开办“逢博酒家”，诸如此类的新闻轰动一时。但是，不少都以失败而告终。有人甚至由此而断言，艺人“下海”经商十有八九不会成功。
实现当前，也的确不容我们争论。因为，今天的中国文艺界又有众多的“明星”耐不住商海的诱惑，“扑通扑通跳下水”，重读起这一段故事。
大导演谢晋早在前两年就领衔创办过巨星影业公司，今年，他又重整旗鼓，挂帅“谢晋影视公司”。
刘晓庆的“下海”在众多明星中可谓得风气之先，只不过，前几年，她东奔西颠，到处演出，下的是文艺市场这一片“海”。今年，她的“海”看来又有扩大，从房地产到百货，刘氏公司红火得很。
周洁卸下《杨贵妃》的浓妆，又粉墨登场在另一片“舞台”上。她在上海浦东长大，自然也不忘记投身浦东开发这一热潮。由她的名字命名的“周洁精品屋”已隆重推出。
文艺界明星“下海”都对自己的知名度抱着一种希望。不少人“下海”都不会忽略这一笔财富，于是，在公司之前冠上自己名字是一法，以自己的成名作命名又是一法。
近来，上海有3位青年角先后“下海”，他们是沪剧演员茅善玉、孙徐春和越剧演员赵志刚。耐人寻味的是茅善玉的公司取名“金丝鸟贸易公司”，源于她的一则著名的唱段，“金丝鸟在哪里”；孙徐春的酒馆名为“昨夜情酒楼”，则是因为他的成名作是《昨夜情》；赵志刚的酒家叫做“王子酒家”，是受了他的剧作《沙漠王子》的启发。
文艺界还有一则有趣的“下海”现象，是两位“林妹妹”走出《红楼梦》，投身商潮。第一位“林妹妹”是著名的越剧演员王文娟，如今她已坐镇上海久久文化艺术公司浦东经营部。谁也不会想到这位看上去体弱多病的“林妹妹”，在退休之后，也会到商场上搏一回。有人说这一切离不开她的夫君的撑腰。的确，公司开张之际，她的丈夫、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泼墨挥毫，题了4个大字“志宏、财会”，除了题字勉励之外，想必这位“非常大总统”在幕后也会鼎力相助的。
第二位“林妹妹”是影视演员陈晓旭。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使陈晓旭一举走红，但是这之后她失踪了。而现在她又回来了，不过，不是回到影视界，而是加盟长城国际影视广告有限公司，担任了公司的制作总部经理。有意思的是，当年的“林妹妹”，如今再也不会多愁善感，而是成了商场上一位指挥众多人马的“陈经理”。
你下海，他下海，一段时间里，文艺界众“星”捧“商”，不亦乐乎。上海某演员剧团，总共才20 来人，但是，有一阵子，据说有15 人筹划着办公司做“老板”，占2/3 强。后来，果然又冒出了10 多位“经理”，还有3位是“总经理”。团长有时想招呼人，连个影子都捉不到。
众多明星的“下海”，自然会使人关心起他们“下海”的动机。
王文娟说：“过去，一提到生意，自己心里总不是滋味，去年因年龄关系，退下舞台，想休整一下，作点艺术总结，搞点舞台纪录，结果呢？没有钱，不行，为拍摄个人艺术集锦，东奔西跑，求爷爷告奶奶，筹集资金；何况，现在再排一出新戏，也要资金。后来一想，舞台上不能舒展手脚，不妨在生意场上闯一闯，从商也是对艺术的支持嘛！”
赵志刚则这样认为：作为一个演员，我不可能上得再高了，越剧在滑坡、停滞，需要其他因素支撑，把酒店办好后，我想投资其他方面，再上一个新台阶。我热爱越剧，但现在只能另起炉灶，在艺术气氛越来越淡的情况下，我想在心灵上有所填补。
刘晓庆在道出自己的“下海”初衷时倒也快人快语。她说，这两年跑来跑去，不少方面获得了成功，但后来顿悟了，现在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实实存在的，譬如说我经营的房子，还有其他东西。
“林妹妹”陈晓旭也有自己的“下海观”。她说：“下海”经商，从我的角度看，有很多优势，以知名度而言，这个优势体现在能迅速缩短我和用户的距离。搞广告靠的是信任，客户认识我，不相信感就消失了。看来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自信，这位东北姑娘才会淡出影视圈子，而一个猛子扎入商海。
商风商雨，扑朔迷离。这股劲吹的艺人“下海”风也引出了舆论的众说纷纭，人们褒贬抑扬，莫衷一是。
上海。新闻传媒都把它当作新闻热点，专门讨论。有人认为：商界亦需“精英”投入，艺人“下海”，可能使文艺舞台上少了一颗“星”，但是商场则多了一员骁将，我们的市场体制还很不成熟，需要优秀人才涉足其中，这样也可改善“生意人”的结构，同时，艺人们通过经商致富了，也不会再埋怨什么“手术刀不如剃头刀”、“脑体倒挂”。持这种意见的人还举出国外和香港台湾艺人的例子，言下之意显然是他们能够做得，我们何妨也去做做。
当然也有人认为，文艺需繁荣，需要文艺明星众志成城地推动发展，现在不少人都去经商，势必荒了这“一亩三分自留地”，长此以往，艺术气氛越来越淡，文艺会大滑坡。
到底谁对谁错，这场“笔墨官司”在一段时间里看来胜负难判。
教授“下海”：潇洒走一回
“逢8即发”。1992 年，中国的商界不知怎么回事，大家不约而同对“8”产生了兴趣，于是乎，凡逢8的日子，中华大地，不知多少商家择吉开张。
择吉开张的众商家中，有一彪人马相当醒目：那就是一批先后“下海”的教授学者，不少人称为“儒商”。
以上海为例，时至今日，据统计，那些由名教授领衔创办的“电脑公司”抑或实业公司不下100 家。在一些著名的综合性大学，这类公司的“出生率”尤其惊人，有些大学已发展到“遍系开花”的程度。
上海邯郸路上坐落着全国闻名的复旦大学。前几年，校园高耸的围墙挡住了城市的喧嚣，创造了一种潜心学问的氛围，但如今，一股经商热也在这里悄悄萌动。这当中，先是有中文系著名的明清文学专家章培恒教授“经营”房地产和印刷厂，后来又有电工系著名的电光源专家蔡祖泉独创“蔡氏照明公司”……直至近日，又有本文开篇提到的蒋学模先生“下海”。
蒋学模先生“七十学吹打”，还有这样一段“幕后新闻”。原来，去年7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研究中心的几位青年教师眼看着周围不少同行利用智力优势创办“电脑公司”，生意还挺兴旺，于是，自己也跃跃欲试。但是办“电脑公司”最好有人“撑台面”，他们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应该聘请早已息影园林的蒋先生“出山”。
蒋先生一听几位后生的规划也很为心动。这几年，作为一位老经济学家，他一直感奋于眼前日新月异的改革现实，为了更好地把握时代脉搏，老先生经常走南闯北考察研究，而创办一家经济顾问行正合他接触实际的心愿。他认为，在经济学中，理论经济和商品经济实践相差甚远。从事理论经济学科研和教学的人，如果创办这样一家公司，就能够找到其中的结合点，也可为实践提供理论咨询。
蒋先生的这番“下海”观，他称之为“立足本职下海”。他说：“我如果脱离我的老本行，从事根本不熟悉、不擅长的商业活动，那么我的‘下海’，说不定也会引起是与非的争论呢！”
毕竟是刚刚跨出第一步，对大多数教授学者来说，他们的“下海”几乎都有蒋先生那样的初衷。在他们的头脑里，虽然下了这一片“海”，但是，经营的天地仍应在自己的专业范围之内，否则，什么生意都做，就是层次不高，或者说有辱斯文。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教授学者“下海”都持这种观念。著名学者、美籍华人赵浩生教授，去年“下海”创办北京大光明电器有限公司，曾在国内引起不小的震动。他的“下海”在有些人看来就完全是“不务正业”了。
年届72 高龄的赵浩生先生是美国耶鲁大学的退休教授，他一生笔耕，当过记者、政论家，享誉四海，但从没经过商。这几年，他穿梭大陆，留在人们头脑里的完全是一位斯文学者的形象。
那么，赵先生何以要“半路出家”呢？他说：“中国经济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最大变数，有识之士都在向中国投资，全世界的钱都在向中国流动，我投这点钱，是想当作一把种子播种起来。”
人们还不理解的是他这次投资的合作伙伴是一家200 来人的乡镇企业。他解释，乡镇企业在中国最具代表性，属“草本植物”，有顽强的生命力。他到过国内许多地方，见过不少办得很好的乡镇企业，因此，他也想办一个，过过瘾。他说，我是当记者出身的，要通过办公司积累创作素材，如果企业成功了，就写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如果失败，就写一本《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将失败的教训告诉世人。
通过办企业来证实“钢铁冶炼”的原理，赵浩先生生古稀之年潇洒一回，比起其他教授学者来说，看来是更彻底了。
文坛：揭“笔”而起
这似乎早已是一个公开的话题：文坛失去了轰动效应。文坛冷清了，那么，作家在忙些什么？一种信息表明：又有众多的作家不甘寂寞，投身商潮。
曾被誉为“中国的保尔”的山东青年张海迪在出版了她的又一部长篇《轮椅上的梦》之后，出任山东东岳实业总公司董事长。这是一家有进出口权的集团公司，专门经营机械、工艺品、服装等二三类产品。
她对自己的经商，有这样的认识：“应该为经济发展尽自己的努力，我不是凑热闹，是想试一试我这个人到底有多少潜力。我以为，真正的作家永远不会放下手中的笔，但决不能作火热生活的旁观者。”
上海工人作家胡万春自从电视剧《蛙女》问世后，这几年很少他的音信。但是，近来传出的信息是他也“下海”了。而且，一跑就跑到越南，据说是以香港一家公司的名义在那里经营业务，而且作为先遣者，他对自己此番的“开拓”还挺满意。
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理由近期在文坛上少见踪影，不过，文坛上少了一员骁将，商场上则多了一位“老板”。去年，上海淮海路改造中，他也以某公司的名义前来洽谈批租事宜。
上海大学文学院文学创作研究室主任张德江去年6月23 万字的长篇小说《海王》杀青，他自己也“下海”了。与故乡人联合，他担任了上海海泰经济贸易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尚未正式成立，已做成了第一笔生意。这次生意的赢利为前不久病逝的老作家哈华出版了自传体长篇小说。张德江说自己做生意不抢“跑道”，专拣清仓物资，看来作家的智商在生意场上已找到了用武之地。
中国作协副主席陆文夫这几年苦心经营他的《苏州杂志》，目的是为了弘扬苏州文化，让世界更多地了解苏州。但是，时下纯文化杂志亏本，《苏州杂志》也难免此运。为了拯救杂志，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也被“逼上梁山”，当上了“老苏州弘文有限公司”董事长，走上了经营之道。“陆苏州”似乎也很坦然：“国外作家‘下海’并非新鲜事，新加坡的作家几乎人人做生意，梁凤仪写书很多，生意照做不误。我‘下海’可是深思熟虑过的。”
陆文夫的“弘文公司”在苏州河西新区开了一家“江南茶馆”。所谓“茶馆”，这里也经营菜肴、茶点、评弹、小吃等，俨然是“一业为主，多种经营”。不过，他认为取名“茶馆”，更能突出弘扬苏州文化，可见这位老苏州做生意也没忘文化人的职责。
“又是一次新的‘下海’运动！”北京一位中年作家掰着手指头，清点着自己圈内“下海”的作家人数，生出无限感慨。
的确，文坛今番重起经商热，令人回忆起前几年的那次“骚动”。1988 年，当中国大地商风初起的时候，也曾有那么一批作家或醉心于都市黄金地段的“贩虾梦”，或热心于钢材生资市场的牵线搭桥，不少人甚至断言：以后的作家就是应该走这样的道路。但是，当热潮过去之后，大多数的作家还是回到了清静的书斋，继续他的文字生涯。
这是一段过去的历史，历史如此，一场关于现实的争论也就在所难免。
两年前，文坛上曾经有过一次“雪米莉官司”。那是几位四川的青年作家，他们以香港作家的名义创作了“雪米莉”系列小说。这种纯商业性的行为由于在当初还不登大雅之堂，因此，他们只能舶来一个外国名字。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雪米莉”们终于露了原形，与此同时，舆论的利箭也一齐对向了他们。
相比于“雪米莉”，今天的作家“下海”，“铜臭味”似乎更显浓厚，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
著名作家张贤亮身为宁夏作协主席，也下了“海”。他认为，作为作协领导，他“下海”抓经济是责无旁贷，但是经商“下海”，也不是要每个作家都去，只要一部分人就行了，切忌一窝蜂，另外，作家是名人，不少还有官衔，经商办事不要凭这些东西。
陆文夫则认为：文人“下海”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道路。但我们绝不能走西方经济发展了而文学衰退的老路。
王蒙看来是属于冷静派的。他说，一个真正的作家在再大的困难面前不会动摇，金钱的诱惑不会动摇他，如果个别人真的因此改行，也没有什么遗憾。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样一片“海”，不同的人看到的是不同的内容。文坛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地震”。
商海滚滚，无边无际。名人“下海”，又为这片“海”丰富了内容。面对改革开放后的第三次商潮，当代文化人正承受着心灵的激荡。这片“海”向何处去，人们在凝视着。
唯任
挥金如土的人们
——当代“大款”畸形消费实录
显阔
操一口豫东腔的“大款”王，几年前，被当地农民称为不务正业的“二流子”，靠贩青度日。时来运转，人们不知道他使用什么魔法，先后贷了近千万元款，办起了皮革厂、服装厂、食品厂，发了！他在农村老家给父母兄弟盖了一幢4层楼，周围圈以4米高的院墙。在县城为自己建了一幢乳白色的西班牙别墅，在市里建了一幢深灰色的美国式别墅，一幢青绿色的俄罗斯式别墅。每幢别墅的装饰、摆设之豪华令人咋舌。一根看不见焊缝的镀银楼梯扶手从一楼直通四楼。一楼、四楼分别用作会客室、厨房、餐厅和卡拉OK 歌舞厅，地板全是用光洁照人的紫红色大理石镶嵌而成。二楼、三楼分别用作卧室和学习室，地板上铺着大红色纯羊毛地毯。每层楼都安放着一部程控电话，一台74 厘米日本东芝平面直角彩电。记者问他，你一人盖这么多别墅，并且每幢都安几部电话、几台电视机，不是浪费吗？他不以为然地说：什么浪费？这对我来说是九牛一毛。过去，我们家穷得连窝窝头都吃不饱，被人瞧不起，现在我富了，要给祖宗争个光，也让那些以前不正眼瞧我的人，在我面前点头哈腰。
住得豪华，坐得当然要气派。资料表明，建国30 年来，国内私人轿车屈指可数。就是在北京，也只有艺术大师梅兰芳、马连良等少数社会名流拥有。到1982 年，北京私人轿车也只发展到60 辆。但到1992 年已达6800 辆。目前，全国私人轿车拥有量已超过5万辆，且私人轿车的档次也在不断提高。大款尹1989 年买了一辆“桑塔纳”，用了两年，他觉得“桑塔纳”丢身份，1993 年春节前夕又买了一辆“奥迪”。
花几十万、几百万元盖别墅、买轿车尚且如此，花几万元买服饰、宠物更是小菜一碟。在郑州亚细亚商场，记者亲眼看到一位女士指着一件标价1.8 万元的裘皮大衣，对售货员说：把这件大衣给我包好。看看她身上的装饰，立时自惭形秽。耳朵上挂着两个环形金耳环，脖颈上套着一条足有24K 的金项链，手指戴着两只镶宝石的金戒指。在豫中平原的一个县城，记者遇见一位中学生，10 个手指戴着6个用百元一张的人民币叠的戒指。记者问他为什么用钱叠戒指，为什么戴这么多？他说：我爸有钱，我也有钱。我这样做能证明我有钱，同学都爱跟我玩，下馆子很方便，取下一个戒指就行了。
为适应“大款”们的消费需求，这两年，在北京、广州等一些大城市，宠物市场、宠物医院应运而生，且发展前景看好。一只狗、一只猫最多可卖三四十万元。一些“大款”只要看上中意的宠物，从不讨价，付完钱牵着或抱着就走。在街头巷尾，人们不难看到一些大款牵着哈巴狗，抱着波斯猫悠闲散步时的神气样子。一旦宠物有个“头疼脑热”，“大款”不远千里开着专车到北京、哈尔滨等地的宠物医院为宠物治病。仅检查一项就得100 多元，有的“大款”说：“就花这一点钱，能检查出来毛病吗？”
斗富
“你也富，我也富，究竟是谁富，咱们斗一斗。”这是流行在群众中的一句顺口溜。
1992 年（农历）的最后一天中午，全国上下都沉浸在辞旧迎新的节日气氛中，然而在丁集镇却上演了一场令人心疼的闹剧。在这个镇上有两家远近闻名的富户，一户姓田，另一户姓张。吃年饭放炮时，田家的炮比张家的炮响，放的时间长，张家不服气，又买十几挂鞭炮燃放；田家哪肯善罢甘休，买回几十挂，又把张家“盖”了。你来我往，结果，两家人从中午比放到夜里，买完放完了全镇门市部的鞭炮，还觉得斗得不过瘾，又都从家里搬一箱子人民币，开始烧币比赛。他们的行为吸引了数以千计的看热闹的群众。好心的街坊邻居劝他们：为斗气，把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付之一炬，划得来吗？没想到田家和张家的回答竟如出一辙：只要斗败他，就划得来！后来，镇派出所闻讯赶来，才制止了这场闹剧。
无独有偶。去年的一天，在杭州小商品市场，两位“大款”为争购一件衣服发生口角，双方为不在各自的情人面前掉价，在众目睽睽之下拿出厚厚一叠人民币“争先恐后”地烧掉。幸亏其中一位的情人为这一“壮举”晕倒，两个“大款”的烧币比赛才收场。
如果说烧币斗富是凤毛麟角，那么办事斗富则是家常便饭。去年，某市发生了一件“歌曲”与“鲜花”相斗的故事。一个“大款”立即声明，买下全市当天所有鲜花。“你不让我点歌，我不让你献花。”不久，在北京又冒出一个“北款”与“广东”餐桌斗富的事。一位北京“大款”为讨好广东的一位客户，在一家豪华饭店，花两万元包了一桌宴席，没有想到竟遭到广东“大款”的奚落，刚吃完饭，广东“大款”就用6万元一桌的宴席回请北京“大款”。北京“大款”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打开随身带的密码箱，甩出35 万元，说：“这桌就照这个数！”
阳春三月，沈阳。一个“大款”结婚时雇了20 辆“皇冠”，包了60 桌宴席，花了1 万元大酬宾，被人们传为“佳话”。事隔不久，这一“吉尼斯”纪录就被另一位“大款”打破。这位“大款”结婚那天，15 辆紫红色本田250 辆摩托车鸣锣开道，30 辆“皇冠”、10 辆“中巴”紧跟其后。新郎、新娘立于敞篷轿车上，向围观群众频频招手，俨然一副将军检阅部队的神情。88桌酒席高朋满座，百元钞票折成的飞机轮番轰击“幸运嘉宾”，两万元的“炸弹”把来宾轰得乱了方阵，狂呼乱叫。
发泄
人们常有这样的感觉，某某以前属“下三流”阶层，这几年七捣八捣成了“人上人”。报载，在当今中国新生“大款”中，早年出身低微的占70%。其中一些人一旦拥有了大量的金钱，便会把过去受到的埋藏在心底的歧视、讥讽和侮辱化为仇恨，如火山爆发般地倾泻出来。
大刘庄的刘蛋以前是村里有名的混子，常遭到村长的欺辱。他暴富后，时时不忘羞辱村长。1993 年春节，他对村长的小儿子说：“来运，你喊我一声爷，再给我磕一个头，我给你两块钱压岁钱。”年仅7岁的来运倒很“聪明”，叫来一个小伙伴为他查数，连喊500 声爷，磕了500 个头。刘蛋哈哈大笑，扔下1000 元钱。事后，刘蛋对人炫耀：“以前，老子没钱，村长不拿我当人看，现在老子有的是钱，扔下几张，来运就乖乖喊我爷，我就是村长的爹！”
1992 年的一天，广州一家精品时装店。一位衣衫破旧的青年男子站在柜台前，指着一件标价14000 元的裘皮大衣，对女营业员说：“把这件衣服拿过来。”连说3声，女营业员无动于衷。他吼道：“我叫你拿过来！”女营业员轻蔑地回敬他：“看清楚标价，不是14 块，是1万4.”男青年“嚓”的一声拉开牛皮包，掏出4叠子人民币砸在柜台上，骂道：“小婊子，够买你了吧？”于是，俩人唇枪舌剑。顾客向着顾客，纷纷指责女营业员。女营业员忍着屈辱把裘皮大衣递给男青年，男青年从包里取出一把剪刀，咔嚓咔嚓剪了个粉碎，扔下14000 元，大笑而去。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4年前，我没钱，到这个店买衣服，就是她羞辱了我，现在，我有了钱，要把这口恶气出出来。今天，我是故意穿上这身旧衣服来的。”
近几年，出钱雇打手的事在各地时有发生，有的“大款”也采用这种形式发泄。易发成为大款后，每当想起自己待业时，心爱的女朋友被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小白脸”“挖”走的事，就气得茶饭不香，觉睡不着。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一个出气办法。他让一个“黑道”朋友介绍了两个打手。他对打手说：“如果两位兄弟帮了我的忙，这4000块钱算是感谢费，事成后，再加一桌酒席，我做东。”拿人钱财，帮人解气。两位打手摸清“小白脸”的活动规律后，在一天夜里，趁“小白脸”进公厕之际，扑进去，不由分说，拳脚相加，临走时，用刀子在“小白脸”脸上做了个记号。
如果说上述“大款”的发泄都有一定目的的话，那么下面“大款”的行为令人费解。1992 年春节，夏边镇一个“大款”为敬“财神”，用800 元卷了4个炮，随着四声炮响，细碎的纸屑纷纷落地，“大款”大声吼叫、狂呼。也是在这个镇，初一那天，另一位“大款”为开门见红，竟用2000元人民币卷成一挂鞭燃放，声声炮响，震得他流出行行热泪。
纵欲
“温饱思淫欲”。“大款”们在显阔、斗富、发泄之后，便把目光瞄准了女人。“天天作皇帝，夜夜当新郎”成了他们的新追求。“包女人”就是他们常用的一个手段，即把年轻貌美的女人包下来，安排在星级宾馆，每月除吃喝住以外，付给可观的“劳务费”或“梳头钱”。起初，这股风始于南方，渐渐地南风北移，北方的“大款”们效仿起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豫北平原有一位叫福贵的中年男子，这几年靠做皮革生意摇身成为“大款”，他像“南新”那样，金屋藏娇，在市里包了两个女人。被包的女人十有八九是水性杨花，她们与福贵玩，并非看中福贵那老气横秋的脸、便便的大腹，而是看中了他衣袋里诱人的钞票。不久，她们便拿着卖青春的钱买他人青春，金屋养汉。这一丑闻把福贵气得像头被激怒的公牛，福贵的一位“高参”劝他：不必大动肝火，其实这类事情古时就有。《二刻拍案惊奇》中有这样一段话，男女大欲，彼此一样，一人精力要周旋几个女子，便已不得相当，况富贵之人，必是中年上下，娶的姬妾必是花枝一般的后生，枕席之事，三分四路，怎能够满得她们意，尽得她们的兴？所以满闺中不是怨气，便是丑声。为了避免此类丑事再发生，你最好改变包的形式，即明日实包。这样，既显示出你对她真心、忠诚，又不违犯婚姻法，等你觉得乏味了再pass。福贵言听计从，花言巧语与结发妻子办了假离婚手续，与县城一位姑娘结为夫妻，并生下一个儿子。两年后，他玩腻了，采取同样手段离了婚，又与市里一位时装模特结为夫妻。就这样，他先后结了5次婚，离了4次婚。每次离婚前都与女方讲好离婚不离家，就有“梳头钱”。女方不愿放弃到手的荣华富贵，满口答应，并且随时恭候他光临自己的温室。有人告他重婚罪，执法人员拿他没办法，因为他有离婚证、结婚证，其行为不违法。
“男人有钱可以包女人，女人有钱也照样可以包男人。”吴女士到了不惑之年，在物质上得到了她想要的一切，但精神上总觉得缺少点什么。在一次舞会上，她结识了一位研究所工作的“奶油小生”，春心萌发，主动邀小生到她的别墅洽谈兼职她公司工作的待遇问题。小生去了，二人谈得很投机，小生得到了比端“铁饭碗”丰厚得多的东西，月薪2000 元，配给本田125 摩托车一辆，大哥大一部。吴女士得到了小生的青春，可谓各得其所。
“大款”畸形消费的现象，从表面看来，自己花自己挣来的钱，无可厚非，但实质上，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大款”畸形消费投下的阴影正笼罩着尚未富起来的国人，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正侵蚀着越来越多的人。“人生在世，吃喝二字”成了一些人的口头禅。在这些人眼里，显阔、斗富、纵欲是潇洒人生；“大款”、“大亨”、“大腕”是崇拜偶像；别墅、轿车、宠物是辉煌人生的标志。“大款”畸形消费已不是怎么花钱的问题，而是涉及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问题。艰苦朴素，艰苦奋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革命事业的传家宝，让金钱充斥于人际关系、思想道德领域，铜臭的光环就会吞噬美丽的精神世界，人类的文明将是残缺的！5月8日《中国青年报·生活特刊》，报道了6名少女突然集体离家出走的消息，看后为之一惊，尽管少女集体出走的原因很多，但从她们留给父母的信看，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外出赚钱，幼小的心灵已被铜臭腐蚀了！
我们期盼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一同走进中国社会主义的新天地！
杨书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