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24日，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宣布了中国共产党人当前要做的4件大事。其中之一就是：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坚决惩治腐败。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下定决心要割去这块已严重影响了自己肌体的“肿瘤”。一场反腐败的斗争再次在全国展开。
同年的百万民工大流动现象，使我们必须进行深深的思索，亿万农民的思变欲望是退不下去的。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要求我们明确：这列承载着亿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东方快车”将驶向哪里？
廉政，共和国别无选择
风波过后起风暴
人民共和国的改革又一次进入关键时刻。越来越多的人们带着越来越多的忧虑注视着改革的进程。
人们的面前从来没有纠集过如此众多扑朔迷离而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分配不公、贪得无厌的官倒，加之环境恶化，人口爆炸……
一切都是那样的沉甸甸。
十年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信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
这位中国十年改革的领路人以坚定的语气告诉自己的战友：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一定要取信于民。
在此之前，仅仅是今年上半年，全国纪律检查系统、监察系统、检察系统查出的违反党纪国法的案件就数以万计。
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贪污受贿案16000多件，比去年同期增加60%，其中大案要案3300多件，涉及县处级干部120多人，司局级干部11人，其中最大金额者180多万元。
四川纪委系统立案查处各类案件2893件，结案1716件，1521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354人被开除党籍，正在查处的案件中涉及地厅级干部达20人。
上海：118名违纪违法干部受到行政记过、降职、开除留用、开除公职的处分，另有40名触犯刑律的干部被绳之以法。
贵州省纪检部门已审结的党员严重违纪案件为1034起，处分违纪党员1023人。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举报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违纪建房，请客送礼，违反财经纪律、外事纪律和打击报复的地局级以上领导干部81人，县级以上干部384人。
内蒙古自治区有关部门立案查处违法违纪案件2810起，结案1688起，1424人分别受到党纪、政纪、法纪的惩处，其中厅局级干部4名，县处级干部42名。
江苏省的一批贪污受贿大案被侦破。5个月里，检察机关共受理2237件，立案侦查879件，其中，党员干部犯罪占多数。
浙江省立案的930件经济犯罪案件中，很大部分涉及党政机关干部，320多名国家干部因贪污、受贿受到法纪惩处。
北京市的党员违纪案件902件，其中科级干部55名，处级干部20名，114名党员被开除党籍。
广西壮族自治区在1年的时间里，党员所犯各类腐败案件1106件，涉及地厅级干部7人，县处级干部124人。
陕西省在半年的时间里，共处理党员和党员干部各类违纪违法案件1931件，处分党员和党员干部1816人。其中有县、处级干部16名，厅、局级干部2名。
随着一支支整肃贪官的行动大军的出动，一批批腐败分子的勾当被无情地揭露出来。
东北内蒙古煤炭工业联合公司基建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姚志武，自恃掌握油水很大的基建大权，先后两次收受基建工程承包单位“回扣”费两万元，事发后，还将赃款转移到儿子那里。这位4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因此而锒铛入狱。
同是40年代入党的两名大庆石化总厂原副厂长关文彬和李克祥，“靠山吃山”，在帮助他人购买紧俏石化产品时，“顺手牵羊”地分别收受贿赂达27000多元和12000多元，双双入狱。
内蒙古自治区农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郭继明堪称“糊涂官”，在他属下的农委土肥站的土肥公司被诈骗分子骗走化肥款1272万一案中，他因官僚主义严重，负有领导责任，只得挂冠而去。
也有“清醒”而精明的。1986年至1988年，身为执法部门的洛阳市公安局挪用治安处罚所收钱财，违纪购车，并生财有道地转手卖掉3辆，获利19.5万元。在检查组检查期间，身为洛阳市委委员、市公安局长的宋文学竟精明地开会统一口径，指使他人编造假材料，妄图一洗清白，其结果也落得个削职为民。
无独有偶。宋文学的“同宗兄弟”、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太义也在汽车上“栽了跟头”。在无购车资金、无国家计划、无控购手续和准运证的情况下，这位执法官同另外3位副院长一撮合，动用起标的款和基建款191万元，赴深圳购买走私小车。他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西安不久前“曝光”的一起诈骗大案则是“各行各业总动员”，一名叫仵何林的不法之徒，利用人们求购电视机的迫切心情，骗得钱款380多万元，而后大加挥霍。令人惊奇的是：在仵犯通过“倒卖”大肆诈骗时，竟有百余人追随其后，有原省厅局级干部子女两名，党员干部数十名，同时还有公安、法院、司法、税务、军队的干部为其护卫左右。省司法厅劳改局司机赵某私自驾驶该局警车为仵犯拉彩电，兰州空军干休所副所长杨建祥则是动用军车，解放军某部排长党某、吕某则是身着军装保镖押车。涉及此案的百余人中，目前已有9人被拘留审查，13人取保候审。
西藏自治区物价局局长徐玉贞可算是生财有道之辈，他在拉萨河坝林商店弄来两张盖有公章的空白发票，填上“购买办公用品”的字样，弄虚作假，到财务室报销，贪污公款3300元。他在请事假回河南永城老家时，先是领取了包干差旅费，回来后又向物价局财务室报销了176.60元的差旅费，后被撤职。
和徐玉贞同样下场的也是他的一个同行：吉林省白城地区物价局局长修竹阳。修竹阳和几个副手视吃拿卡要为常事。他们一拨儿去年3月为自己和家属精选了水晶眼镜、花镜和变色镜共17副，计1886.20元，全部拿到一个工厂报销。去年4月，他们一帮人又去宁波、上海等地“考察”，历时38天，吃喝花费3344.28元，也是找一厂家报销了事。他们还收受现金礼品8071元。
与他们生财有道相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厅厅长朱马·沙比提因则有新招：到国外“借”钱。他率领一个代表团东渡日本时，先是带头私分考察团领取的公杂费21万日元，到日本后，一个日商又“送”给他6万日元。日方以给考察团成员购买小礼品为名赠款2.5万日元，他也照收不误，他的结局可想而知了。
去年8、9月间，正是中共本溪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张春沛春风得意之时，他即将走马上任辽宁省总工会副主席。临别之际，他由专人陪同，乘坐一辆豪华轿车赴51个单位辞行，在一次宴席上他大言不惭地宣称：“我调省总工会工作，告别辞行了几十个单位，行程1000多公里，今天到你们这儿已经是吃了21顿饭了。”除了吃请，他还先后收受了毛毯、羊毛衫、金笔、台灯等13件礼物，折合人民币600余元。他的所作所为，人们自然无法忍受，先后9次向省委、省纪委反映。张春沛终于被摘掉“乌纱帽”。
在福建省漳州罐头厂，以原厂党委书记侯吉岭为首的一伙厂领导甚至走上了集体收受贿赂、投机倒把的犯罪道路。这个曾经两次获得巴黎国际博览会金奖、6次获得国家级金银铜奖的先进企业，在经济效益连年上升的情况下，厂领导却走向了腐败。他们在签约外销出口和批签内销罐头过程中，收受贿赂、投机倒把，牟取非法钱财达几十万元，他们还乞求港邀请赴港旅游。令人深思的是，侯吉岭有45年的党龄，在枪林弹雨中立过10次战功。如今竟落入了法网。
在吉林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洪模、省水利厅厅长李森和3名副厅级、9名处级干部，也先后分别受到党纪和政纪处分。他们有的行贿；有的贪污公款公物；有的无视国家政策规定，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有的动用公款买私房、高标准维修住房；有的为牟取小集团利益，违反政策经商办企业。
国家监察部查处了湖南省汨罗市生产销售假劣农药的案件，该市市长唐镇球因此案被撤销职务。这个古老的城市近年来因生产假农药而闻名全国。去年，他们生产的假劣农药达5700多吨，占全市农药总产量的80%以上。大量的假劣农药被销往17个省区、131个县，大批庄稼因此而颗粒无收。国家监察部对负有直接责任的唐镇球毫不留情地挥起了尚方宝剑。
1989年7月28日，中南海怀仁堂。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中国执政者明确提出了“从我做起”的廉政措施，下定决心要“坚决惩治腐败，带头廉洁奉公、艰苦奋斗”。
这充分说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下定决心，要卷起一场人民期待已久的“廉政风暴”。
并非风乍起
腐败恶习，历来为共产党人所憎恶，廉政之风也历来为无私的共产党人所倡行。
1949年，当人民共和国在一片欢呼声中成立时，中国共产党人以摧枯拉朽之势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腐败、丑恶的东西悉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一时间，古老的大地上，炎黄子孙喜逐颜开，共和国以无与伦比的清正廉明赢得五湖四海的掌声。
1952年，当贪污犯罪的刘青山、张子善的劣迹被披露后，整个共和国为之一震。党中央毫不迟疑地当机立断：对这两名败类处以极刑。
在随后的岁月中，虽然腐败与罪恶的现象也不时在一些地方出现，但共产党人对此从未有过“宽容”。
早在1962年，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就曾告诫我们党的各级干部：“进了城，执了政，做官的条件是具备的，这就最容易沾染官气。”“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就非坏事情不可。”
“预防针”在一定时期起到应有的作用。1978年，摆脱了十年浩劫的中国开始了一次改革开放的新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决心把多灾多难的中国人引向富裕之路，也就在这时，古老的中国向世界打开了大门。
不幸而难免的是，打开的窗户迎进了一阵阵清新风气的同时，也飞进了为数不少的“苍蝇”、“蚊子”，这些繁衍能力极强的“害虫”立即就把毒素叮进了共和国肌体和她的一批脆弱成员的身上，金钱诱惑着他们手中的权力，鼓噪着这些凡夫俗子心中深层隐匿的欲望。
1980年，邓小平同志告诫道：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
就在此时，胡耀邦在一次讲话中也指出：“执政以后，我们一些革命意志薄弱的同志很容易被糖衣炮弹击中，腐败下去。”“我们党内的不正之风，是个腐蚀剂，腐蚀我们党的肌体。”
同年，《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出台，这个准则也为党员干部划定了一定的禁区。
然而，这些谆谆之言和行为规范都被人们视为过眼云烟，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现象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相继暴露出来。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等严重犯罪活动有了明显的增加，在少数地区、少数人员中还相当猖獗，这些犯罪活动往往是由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内的少数人员同社会上的不法分子相勾结进行的，有时还打着国家或集体的幌子，有的甚至受到某些领导干部的支持。有些领导干部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谋取私利。
有鉴于腐败现象的滋长，1982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明确提出，决不允许降低共产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更不允许共产党员腐化变质。对那些抛弃共产主义理想，进行各种犯罪活动，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所谓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都必须分别按照党纪、政纪、军纪和国法给以应得的处分。对一切有严重犯罪行为，必须依法判刑的党员干部，不管党龄长短，地位高低，都应坚决撤销他们的职务，开除他们的党籍。
随着改革、开放措施的不断出台，共产党也不断加紧树立正气、打击歪风，并先后惩处了一些胆大妄为者。
王仲在当年可算是个人物，这位原广东省汕头地委政法委副主任、海丰县委前书记，贪污受贿、侵吞缉私物资价值达6000多元。他也许是改革开放以来，因经济犯罪而被绑赴刑场的地位最高者。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明确提出，争取五年内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1983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加强党员教育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党特别要懂得“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决定：用3年的时间，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整顿，整党的任务就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
然而，整党的步伐是那样的艰难，一些贪得无厌的腐败分子仍旧我行我素，“顶风而上”。
原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余铁民，在整党前，就曾与外商勾结，为外商非法谋私而大开绿灯，从中收受贿赂。到了1984年夏天，余铁民又与另一个港商“接上了头”，唯港商之命是从，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继续大量收受贿赂。几年“积攒”下来，他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从中收取价值3万多元的贿赂。
同样的职务，“经营”的手段竟然也是如此的如出一辙。湖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金辉从1984年到1986年，利用手中权力，先后为一些企业和个体户甚至诈骗分子联系购买汽车、钢材、水泥等紧俏物资，自然，“奖金”、“酬谢金”也是少不了。值得玩味的是：堂堂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竟视因诈骗曾被判过刑的社会渣滓为知音，并以叔侄相称，有求必应。在这种人的身上，金钱是比任何东西更珍贵的。
共产党开展的端正党风的运动，也并未使一些已经变质的干部回心转意，他们全心全意关心的仍是如何使自己更舒适。
1984年，一个从未有过的“新鲜事物”在中国引起众多的关注，一些由“官家”直接开办或由“官家人”出面开办的公司、中心，如雨后春笋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他们要钱有钱、要物有物、要批件有批件，“经济效益”之好前所未有。
这年年底，当官倒为千夫所指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中纪委也认为这是新形势下的新的不正之风，严重地干扰了经济秩序，应予严办。然而，没有“杀手锏”，就要让尝到甜头的人回头真是难上难。
就在打击不正之风、整肃腐败的运动一个接一个时，腐败和罪恶却具有讽刺意味地越来越往上层发展。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此深恶痛绝。他们要求中央的同志坚决查处这些现象，“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不能手软”。“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越要抓紧查处，抓住典型”。
1986年1月，中央召开8000人的中央机关干部大会向全党发出了抓大案要案的号召。随后，一些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被亮相。
就在这一年，高干子女叶之枫因泄露国家重要经济机密，接受巨额贿赂而被判刑。
到这一年的夏天，最高人民法院掌握了几十件大案要案，在涉及的370多名被告中国家干部就占120名，其中贪污最多的达193万元，受贿最多的73万元，诈骗到手最多的竟达4030多万元。
1987年3月，原江西省省长倪献策因徇私舞弊被押上被告席。
1987年7月，因在大兴安岭特大火灾一事中犯有严重官僚主义的林业部长杨钟被撤职。
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要增强“透明度”，要使我们党的各级干部真正受到有效的监督。这一年还新成立了专门监督政府官员的国家监察部。
1988年，举国上下又纷纷开展了廉政建设，一时间，举报中心、举报电话、举报信箱遍地开花。
不能说我们没有刮起过廉政风暴；不能说我们的决心不大，心意不诚；不能说我们没有动过真格的，碰过硬的。我们做过无数的决定、规定，下过无数的通知，我们还通过了为数不少的法律，对惩治贪官污吏的条款修改得一严再严。
80年代初，陈云就说过，“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存死亡的问题。”到了1988年，我们的多位领导都呼吁过：腐败不除，改革难成。
然而，我们的一切努力换来的并没有太多的成功，我们犹如进入了一个难以言状的怪圈：腐败现象在一次被打击而稍微有所收敛之后，又以10倍的疯狂在恶性膨胀。请看——
腐败的陈渣泛起
横行的官倒
张广武是一位入党已40多年的厅级干部，他领导的是原煤炭工业部西南物资管理处。管理处顾名思义只是管理，工商局从未核准其从事经营活动。不过生财从来不愁无道，何况手中掌握的都是“干货”。1986年，300吨国家分配的计划内电解钢被管理处“二次分配”给了与煤炭无缘的一家公司，于是管理处“名正言顺”得到了每吨260元的“服务费”。此后，这个管理处又几次“二次分配”了几批紧俏物资，“额外收入”达168万多元。
辽宁省辽兴实业公司、益民实业开发公司是两家典型的官倒，一家由辽宁省委办公厅开办，一家由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开办，其负责人有离休老干部，也有在职的政府官员。前者是坐地转手倒钢材，后者除了倒钢材，还倒聚丙烯。真可谓：背靠大树好乘凉。
海南省的宁汉公司则是倒卖进口批文。万宁县的这家公司为了进口白糖2万吨，由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黄文雅亲自统帅，找到黄的儿子、省政府办公厅秘书黄好富，千方百计终于弄到了批文，随后，他们“顺理成章”地把批文以每吨55元价格倒给另一家公司，白手起家，获得110万元，功不可没，他们这一干人“收入”2万元到18万多元不等。
官倒，这几年在中国可谓是天之骄子。从农用物资到工业产品，从吃穿住用到汽车、轮船、军火，无所不为。从文倒到武倒，从暗倒到明倒，人们痛恨地说，官倒与私倒唯一的区别只有不敢倒卖人口。在数不清的官倒行列中，一些干部子弟更是如鱼得水。在一段时间里，人们说：中国出现了“第五次浪潮”。即指干部子弟继参军、上大学、从政、出国几潮之后掀起的“经商”热潮。
狂吃滥喝
中国人善吃，从来不用担心自己的胃口出毛病。这几年，吃在中国大为发展，成千成万的“公仆”在餐桌上创造出的奇迹令人眼花缭乱。
“吃喝专员”魏明生和“吃喝书记”路森令演出的闹剧竟是如此的相映成趣。
去年10月，陕西安康地区行署专员魏明生将走马上任省经委副主任。临行前，他携带妻子、秘书先后主动到60多个单位，与75个单位的负责人“辞行”，吃请19次，共34桌；受礼37件；参加座谈会、茶话会32次。共耗公款5336元。
同是去年10月，四川省泸州市委书记路森令调任省人事局局长。临行前，他分赴5县1区辞行，吃请52桌，耗公款7000余元。同时还收受名烟、名酒、石英钟、毛料等礼品价值2000余元。
在一些腐败分子心中，吃喝是小节，因为他们从来都不用从自己腰包里掏一分钱。湖南省税务局在评审中级技术职称中，由副局长杨保秋、李立带队，到13个地市“现场办公”，一行16人，一路挥霍公款8.4万元。他们住高级宾馆，住宿费最高的一人竟达300元一晚，甚至在长沙也住宾馆，每天住宿费高达180元。几乎天天接受宴请，有时喝上百元一瓶的茅台酒，抽70多元一条的进口香烟，伙食费和招待费就花了4万多元，还接受了各地价值近万元的礼品。
据一批专家保守的统计，全国每年吃喝所挥霍掉的公款高达800亿人民币。其中仅党政干部、党政机关吃喝就花去近百亿人民币。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吃喝的花样不断翻新，先是由下吃到上，后是由上吃到下，以各种检查组、考察组、验收团、鉴定会的名义吃。吃喝标准水涨船高，八大菜系，山珍海味吃腻了，还有日式、德式、法式、俄式西餐。“四菜一汤”可以理解为“四盆一缸”，不让上易拉罐，就上塑料大罐。人们为视吃喝为“本职工作”的干部画了一幅肖像：上级来了一个解馋（检查）团，开了一个肠胃（常委）会议，培养了一大批酒精（久经）考验的油袖（优秀）干部。在一些落后、贫穷的地方，温饱尚未解决的老百姓目睹的是各级干部天天进行的吃喝比赛。
轿车王国
在中国，“坐骑”的优劣标志着一个人的尊卑贵贱。在中国，上上下下各级党政干部今天乘坐的小汽车90%以上都是进口货。
在50年代、60年代，中国的小轿车寥寥无几，而且大部分都用于外事活动，各级干部都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许多县市，领导干部大多是自行车代步。
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股争相乘坐进口小轿车的奢侈之风吹遍全国，而且更新换代的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接。在中央机关，50、60年代的吉姆、吉斯、伏尔加、红旗牌小轿车被纷纷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丰田、尼桑、雪佛莱、奔驰，又从奔驰200、奔驰230到奔驰250、奔驰280，直到奔驰600.在各地，更新换代也紧随其后：县委的上海换成了伏尔加、蓝鸟；地委的伏尔加换成了皇冠、丰田；省委的丰田换成了奔驰。一浪高过一浪，国产车被抛到一边，中外合资的国内组装车也受冷落。近似疯狂的人流对豪华的洋轿车视为“尤物”，趋之若骛。自然，在这之中独占花魁的肯定是我们的各级“公仆”。职务的大小与轿车质量的高低成正比。
在河南省召开的一次贫穷地区会议会场上，停放着的车辆大都是“县太爷”们豪华的进口“坐骑”，而此时，他们的臣民大部分还处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境地，当地的财政也都是用红笔书写。
从80年代初到1988年，一项相当保守的统计结果是：全国进口小轿车的数目近百万辆，耗费外汇金额达数十亿美元。这尚不包括通过各种渠道“闯关”的小轿车。尽管早在1986年陈云同志就对中央领导同志的轿车越坐越好的现象提出过严厉批评，尽管早在198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曾做出过停止进口小汽车的规定，但“红灯亮时绕着走”者不乏其人。仅今年上半年进口的小轿车，就达2.1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1.4倍。
遍地的私宅
在广东省的遂溪县，有一条被老百姓称为“高级楼房一条街”的特殊街道。这里街道两旁矗立的都是4至6层独门的小洋楼，平均每户占地面积106平方米，建筑面积500平方米。这里的主人都是月薪在200元以下的县科局以上干部。县公安局何局长本人已建了一栋私人楼房，其女何志荣（遂城派出所指导员）又建有两栋相连的高级楼房，一栋4层，一栋3层。装修为大理石门面，拱形侧门，全部是铝合金茶色玻璃窗，马赛克墙裙，琉璃瓦房檐，顶层建有琉璃瓦凉亭和葡萄架，栋与栋之间还有天桥飞桥。行家估计，造价不少于二三十万。县商业局副局长李兰珍所建私宅耗资18万元，尚未竣工。县建筑公司副经理王溪建的5层半楼房，耗资20万元，仅装修就花去8万元之巨。
近10年来，日子开始红火起来的人民开始“大兴土木”。一些党政干部眼热起来，公家房子虽便宜，但毕竟不如自己建“别墅”来得舒美。于是，他们后来居上，也大建起安乐窝来。
一时间，走遍大小城镇，拔地而起的私宅别墅大都是各地大小官员们的私人财产。建房需要的钱自然不在话下，要么是一切优惠，要么有多少年的“积蓄”，要么还可以“借”。自然而然地，他们的房子质量也应比老百姓考究一些才是。
住公房者也有各自的招法。国家监察部查处的中国工商银行3名副行级干部违纪公款装修住房就是一例。他们的住房面积在北京可算是首屈一指了，然而就是新房也还要花他几万元装修才舒服。
出洋漫游
80年代中期出国作为一种颇具魅力的诱惑开始吸引中国人。先是大批的歌星、舞星、影星、体育明星，有才的走才路，有钱的走线路，有关系的攀关系，有姿色的靠姿色。他们中为数不少的人带着走出“泥潭”的心情“挥手从兹去”。
随后，一大批我们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加入了出国潮。一个个名称“别具一格”的考察团、访问团、交流团应运而生，它们中的团长、副团长大都是我们的各级部长、副部长、省长、副省长、局长、副局长，一些领导干部带领的出国访问团与自己分管的业务毫无关系，当然，出国访问归来时收获总是不小。除去书面总结的一、二、三外，尚有免税家电若干、精美用品食品若干、他乡留影若干、结识的外国友人若干等等，不一而足。
更有甚者，少数热衷于探索新鲜事物的官员还忙里偷闲访访红灯区、登登青楼、体验体验异国异性的风月之情，结果自然是“说不出的美妙”。原内蒙古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副经理吴荣林的兴趣尤其广泛，他既是黄色电影、录像的忠实观众，还独闯大西洋赌城，下赌海一试身手，以至于输得向外商要钱。云南省赴香港订购机器设备的考察团考察的则是风光市容、海洋公园、怡乐酒家等去处，到最后每人少不了弄上一些洋货回家，至于为国家引进的设备竟然是出口的国产货，那也满不在乎。
当自己大过出国瘾的时候，也忘不了自己的亲属、子女、三亲六故、七姑八爷之类。这几年，人们常谈起某某领导的儿子在西方留学，某某干部的女儿在他国就读，某某官员的公子甚至把生意做到了国外等等。这之中，以讹传讹固然不少，但属于事实的终究是事实。
被污染的灵魂
当洋货冲垮人们的物质防线时，西方世界花花绿绿的各式玩意儿使一些人的精神也被污染，步入腐化堕落的深渊。
原人民银行昆明市西山区支行行长王正富，利用手中掌握的审批贷款的权力，采用明借暗要的手段，索要并收受贿赂，尤为严重的是，王竟要借贷单位提供女人供其淫乱嫖宿。而昆明市房管局服务公司的李奉云竟雇用暗娼供王正富淫乐。
在福建，“只要能赚钱，什么事都可以干”的几名共产党员，在同外商谈判业务时，为了迎合外商要女人陪宿的要求，竟不辞劳苦，深夜出动，四处奔波，为外商找来一个暗娼和一个外流妇女。
一些党员干部带头观看黄色淫秽录像，又带头找妓女淫乐；一些人则对一些地方兴办的桑拿浴室、按摩院、“孤村野店”特别感兴趣；一些人甚至明目张胆地收房纳妾。当一些党员干部因此类事件而锒铛入狱时，出面说情者竟络绎不绝。
现年38岁的河南省商丘县人大代表、县人民银行行长陈进超从去年8月起，就经常将一名16岁的少女诱骗到自己的值班室玩弄、奸污。今年4月20日晚上，陈进超带领县行办公室主任等人，驱车10余里，专程到商丘市一职工家看淫秽录像。当晚返回后，他兽性大发，又将女孩叫到自己的值班住室，奸污、玩弄达一个多小时。事发后，某些领导干部无视社会舆论和党纪国法，故意将陈的严重流氓犯罪行为大事化小，以陈奸污少女构不成强奸罪为由，只对他作了拘留15天、罚款500元的治安处罚。
不守法的执法者
执法者应先守法，这恐怕是最简单的常识，然而，实际生活中违背这一常识者不乏其人。
福建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处干部房一强管理着出入境的签证工作，官不大权却不小，但对他来说，为他人服务远不如为自己服务实在。于是他拉开抽屉，堂而皇之地“拿”出空白的出境登记卡122张，“代”领导签上名，再盖上公章，然后再为他人“谋福利”。他先后9次非法出卖114张登记卡，致使57人非法出境。房从中获利10余万元。
河北省丰润县法院院长刘德普肯定该是最知法者之一了。然而，当他的儿子刘小生伙同其他罪犯轮奸了一名16岁少女后，他首先做的却是找到一个派出所副所长，求其出具刘小生自首的假证明。随后又托人找被害人家长，送去重礼，并许诺给被害人找工作，让被害人按他事先编造好的诺言推翻了原供。
曾几何时，税务所、工商所、派出所等七所八所是老百姓议论的焦点，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诚实勤恳地为人民服务时，其中的败类则走上了欺压百姓、弄权勒索、贪污受贿的犯罪道路。
当我国法治之路在艰难中延伸时，这些害群之马却在腐蚀着共和国的支柱，在他们的手里，法律变得不那么尊严、不那么神圣、不那么公允。其身不正，何以正人？
飞来横财
中国干部的工资收入之低是公认的，但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人却没有想到先富起的人群中竟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的人民“公仆”。当一些人在勤劳致富时，这些“公仆”却坚信：坐在家中一定会有飞来横财。
原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户政科长宋梅英，可谓是执法5年，家财万贯。她家中除现金、存款15万元外，尚有电冰箱3台、彩电3台、录像机2台、收录机6台，空调机1台、高档组合家具4套，以及贵州茅台、法国白兰地等中外名酒2900余瓶和其他海货、工艺品。这一切靠她那微薄的工资收入肯定是买不起的。唯一能解释的是，她头上的那片云彩就是会下雨。
山西省孝柳铁路工程总指挥孙孟喜头上的那片云彩也不含糊。当他家发生特大凶杀案，妻子、儿子、女儿均被犯罪分子杀害时，公安人员前来清理现场，然而意外地发现了孙的巨额财产：存款15.1万元、银元409枚、金戒指4枚、银元宝一枚重50两，此外还有录像机、名酒、名烟、鹿茸、男宝、女宝、毛毯等等。
目前，到底有多少干部家中的财产与收入相符无法统计，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凡是家有飞来横财者，大多是不义之财。
谋财害命者
自古以来，人们对谋财害命者大都杀无赦。而在今天，一些谋财害命之徒不但逍遥法外，有的甚至成为功臣。
1987年，大兴安岭一把火燃起时，国内外都以关切的目光注视着那里的许多无家可归的灾民和死伤的百姓，纷纷将钱、物、药品捐献给灾区人民。但是人们没有想到半途会杀出来“拦路抢劫”者。黑龙江省红十字会，这个以人道主义为天职的机构竟然截留捐款和救灾款近百万元挪为他用，一批衣物和1万多公斤粮票也被截留。甚至不能吃、不能喝的进口药品也不放过。
近几年，国家为了使一些温饱尚未解决的地方脱贫致富和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抗灾救灾，拨出了大量专款。但我们的一些“公仆”无视眼巴巴等着钱救命的“主人”，大量挪用、贪污、私分这些“救命”钱。属于全国重点贫困县的内蒙古托克托县，4年里先后得到上级拨给的支农和扶贫款1300多万元，但是这些钱中的十分之一却被一些单位和干部挪用、挥霍。他们盖房买车、吃喝招待、发放奖金、私分私拿。
谋财害命的另一招是以假乱真。假农药、假酒、假烟、假药品、假饮料……这之中，大多是谋财害命的东西。当渴望丰收的农民给庄稼洒农药时，花出的血汗钱换来的是颗粒无收；当祈求健康的病人服下假药后结果却是病情加重。更有甚者，一些以造假出名的“凶手”因为给当地赢得巨额钱财而受到当地政府的奖励。
昙花一现的明星们
企业家，一个相当有吸引力的称谓，这是十年改革的产物之一，他们曾因为改革做出过贡献而受人尊敬和羡慕。然而，当成绩和鲜花扑面而来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却走向了深渊。曾获得全国纺织系统、辽宁省劳动模范、省五一劳动奖章等多种荣誉称号的熊家庆，领导的是一家拥有7000多名职工的大型国有企业，就在功成名就之时，他开始放纵自己。他把妻子安排在经营处主管棉纱、布匹的销售计划工作。夫妇二人借棉纱、布匹紧俏，价格上调之机，将大量棉纱、布匹卖给一些个体户和急需原料的企业，大肆索贿受贿。他还财迷心窍，竟在给本厂处室人员批奖金时也索要“回扣”，如不给下次他就不批奖金。
天津自行车二厂的李祺祖曾有过一大串头衔：四次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天津市总工会副主席。这位曾经为工厂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企业家没有能善始善终。他与妻子狼狈为奸，丈夫批条子，妻子索贿，先后索贿受贿，非法所得7万多元。
这些昙花一现的明星们抛物线似的发迹史留给人们深深的困惑。
这一切，仅仅是腐败现象中的一部分，人们听到的、看到的、经历过的尚有很多。
腐败带来社会风气的急剧恶化，不正之风愈演愈烈，从党内蔓延到党外，从社会上刮到党政机关，从地方卷到军队，从见不得人的角落发展到大庭广众之中。炒买炒卖、偷税漏税、聚众赌博、卖淫嫖娼成风……
一切都已到了不能再继续下去的地步。
也就在这时，执政的共产党人再一次刮起了廉政风暴。也许——
这才是希望
是什么原因使得腐败这株毒苗在中国得以重新滋生？又是什么使得腐败分子们如此有恃无恐呢？
我们不是没有举起过“手术刀”，我们不是没有指天盟誓要杀一儆百。我们曾经处分过腐败变质的党员干部，我们也曾将一些贪官污吏送入牢狱，我们还曾有过轰动一时的“杀鸡”表演。我们还下过无数的通知，做出无数的决定，也许下无数的诺言。我们的人大代表批评过，我们的政协委员斥责过，我们的舆论工具揭露过。
然而，我们总是事倍功半。
于是，人们在感叹：我们的法律还不完善，我们的制度漏洞太多；有人在抱怨：我们虽有一些法律，但却执法不严，法律被某些特殊公民视为儿戏；有人在指责：还是官官相护，还是王子犯法不能与庶民同罪；有人在思虑：我们从来是该宽的一定宽不了，该严的往往严不起来。
有几点肯定是关键：我们过去的许多措施缺乏明确细致的条款规定，比如，没有像《刑法》那样明细的廉政立法，用以规范官员方方面面非常具体的行为，而一些泛泛的规定虽严词有加，执行起来却易疏漏。还有，我们缺乏法律化制度化的持久普遍的认真严格行动，尽管时不时地杀个把“鸡”，抓一批要案，运动式地一阵风地狠抓一下，却总是杀一不能儆百。另外，我们有的领导者，尤其是某些高层领导者从我做起的准则往往好说不好做，要求别人易，要求自己难。更有甚者：一些领导竟有意无意地对腐败分子包庇放纵。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个问题过去一直搞不通，可能是因为我们党的高级干部或他的家庭陷进去的比较多。这个问题讲了好几年，为什么成效不大，原因可能在党内，在高层。
明白了这一切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同时明白了：背水一战，舍此我们别无选择！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中国共产党人拿出的措施的确令人耳目一新。
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政治局成员、书记处成员、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一律乘坐国产车；家属、子女一律不得经商。两个“一律”没有任何可以通融的余地。
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对市监察局下达的指令明确而具体：“眼睛牢牢盯住”506个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发现有违反廉政规定的立即查处。
海南省委的决定是：凡是党政干部消费明显超过自己的收入水平而又说不清楚、拿不出收入来源证据的，都一律按非法收入查处；凡说不清建私房的资金来源，或所提供情况查无实据者，均以贪污论处，所建房屋收缴归公，并按有关规定处理当事人。
太原市做出规定：取消市长专车，市长们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步行上班。
7月中央7条廉政措施公布以后，全国许多省市都迅速相应提出了明确的规定。
有严明的办事制度、执法规章，腐败分子们的黑手在光天化日之下伸出时，人民可以齐声喊打。
在用公款吃喝成风的这些年，贫穷的江西省每年约有1亿元作党政机关的招待费流入酒囊饭袋。可到了今年6月5日，肆行无忌的吃喝风却在全省戛然而止。究其原因，是省委、省政府《关于坚决刹住吃喝风的试行规定》条款明细，一时间，全省上下招待所、宾馆、饭店、酒家的生意顿时由兴旺转为萧条、门庭冷落、营业额锐减，宁都县今年6月与去年6月相比，全县招待费下降了75.6%；县副食品公司啤酒批发量下降68.8%。人们据此自信地推断：全省的招待费照此下去，可下降80%，一年就是8000万，这可不是一个小数额。
一个试行规定如此灵验，人们不妨要看一下这是何等严明的规章。它分为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规定的是用餐制度。它规定所有干部在公务往来、参观学习时一律分餐制，一盘菜一碗汤，盘中的菜不超过3个品种，至少有一个素菜，不准加小碟冷荤，不准上名贵菜肴、烟、酒、饮料、水果。第二部分的处罚最严者可以撤职，这大概是以往所有类似吃喝规定中最严厉的。
有人说，杀鸡用牛刀才能干净利落。
诚然，人们还有太多的疑惑和观望，还有太多的担心和焦虑。因为我们曾经有过太多的食言，太多的唱功好而做功差。
今天，惩治腐败的利剑已经高悬，整肃贪官的大军正在行动。
人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对于腐败分子，天网恢恢，必将疏而不漏，共和国蔚蓝色的天空必将再次纯净。
人民也深深地期待着，我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拿出如虹的气势和魄力，拿出切切实实、斩钉截铁的行动，“挥泪斩马谡”！
盛夏，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奔赴湖北考察洪水灾情。他来到了气温高达60℃的武钢高炉前慰问工人。一路上，他坐面包车，吃份饭，连汽水也不肯喝一口。
要使中国大地廉政之风长行不衰，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也许，时光的流逝将会把人们的希望变为现实。
张宿堂
百万民工大流动
“东方快车”
广州告急：自正月初五开始，短短15天内，已有150万外省民工涌进广州。仅2月13日中午，聚集广州车站的外地民工达3.7万人。2月19、20日，广东省委连续两次紧急会议，商讨解决盲流问题。
海口告急：新年刚过，数万民工的大潮通过琼州海峡，每天从新港进岛人数达1.1万。岛上涌动着20多万外省民工，严重影响着大特区的政治、经济秩序。
武汉告急：湖北及川、豫、赣、皖等临近省区的数十万民工停留武昌站，由此转车南下或北上。从武昌发出的火车严重超载，车簧压死，不能正点开出。
北京告急：过了正月十五，北京站每天的客流量仍高达23万人，超常一倍多，其中70%是外省民工。中转旅客创纪录：4.2万。
春节刚过，一股前所未有的民工外出热潮骤然形成，迅速波及大半个中国。来自四川、湖北、湖南、广西、江西、河南、山东等省份的数百万农民走出农村，涌向城市。一方面，这猝不及防的人口流入给城市交通、饮食、卫生、治安等正常秩序造成冲击；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大量进城民工根本找不到工作，只得滞留于车站码头、工棚工地。他们衣食无着，苦不堪言，处境十分凄惨。
面对突如其来的农民大规模流动，从中央到地方，全国多家新闻单位给予极大的关注。
从2月16日至3月初，《广州日报》接连登载十多篇消息通讯，对南下广州的外省民工连续报道。
《羊城晚报》组织系列文章：《南下民工势头未减》、《盲目的洪流》、《失控的民工》、《众多的难题》……疾呼：“不要轻信！”、“广州并非遍地黄金！”
2月26日晚的《新闻联播》里，中央电视台首次播放了关于盲流的电视新闻。
3月2日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指出：百万盲流南下，正制造着一堆堆“措手不及的社会问题”。
随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对此也纷纷予以报道。
3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严格控制民工外出，组织力量做好劝阻、疏运和动员返乡工作。
然而，与此同时，每天仍有数万民工沿着京广、京哈、湘桂、宝成等几条中国岌岌可危的细细血脉向城市渗透。
盲流，还在继续……
2月底的一天，笔者来到华中铁路枢纽站——武汉铁路分局武昌站。
远远望去，这幢已有数十年历史的朴素建筑在近来江城连日的阴雨中显得有些衰落和破败。还没走进候车室，就见大楼前约3000平方米的广场上一堆一圈挤满了人。到处是笨重的被褥行装，到处横卧竖躺着由武昌中转去外省做工的农民。
“这次盲流的规模实在出乎我们意料。”南站办公室黄主任深叹一口气，“高峰期长，流量大，来势猛，流向不均。从农历初三开始到二月底，每天经我站南下广州的客流1.1万人以上。候车大厅加上广场，平日最多只能容纳5000人，可这些天陡然翻了几倍，以至发生多起挤伤、踩伤旅客事情。”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车太少，我们尽力调节。初五开始，每天向北增开到太原的294次列车，向南增开四趟‘临客’，组织长途旅客乘短途车，又把武昌至韶关的终点延至广州，可——”黄主任无可奈何地笑了笑：“每天在站滞留过夜的旅客还有8000多。”
从办公室出来，穿行在拥挤不堪的候车厅。空气很闷浊，遍地都是铺盖卷和满面尘垢的民工。在大厅的入口处，有个民工竟靠着检票栏睡着了。我忽左忽右，择地而行。走离了车站很远，仍被车站的混乱和嘈杂憋得发慌。
“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世代受穷的中国农民做梦都想换种光亮些的活法。于是，成千上万的泥瓦工、手艺人、小保姆纷纷结伴南下。
如潮汹涌的百万民工让铁路呻吟，政府不安，整个南方手忙脚乱。舆论界一片惊呼声中抛出顶“盲流”的帽子，于是关于“盲流”如何如何的报道喧嚣一时……
然而——
百万民工同时走南闯北仅仅是由于“轻信”？
他们不辞劳累，一路艰辛只是为了“淘金”？
劝阻，疏运，动员就能使百万农民回到家乡，安居乐业？
这是一个不可不划上的问号。
流失
首先有一个简单的道理需要明确：劳动力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但仅有劳动力是无法构成生产力的。它只有与一定条件的生产资料结合，处于一种相应的生产关系之中，才能实现其价值。
那么，百万农村劳动力从黄土地上流失，是否意味着劳动力在农村的危机状态呢？
难题之一：人口与土地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我国这样承受着如此巨大的人口压力。尤其在农村，近8亿的人口正以每年1000万的速度递增——这是一个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的严重趋势。同时，这占世界22%的人口却由占世界耕地2%的土地供养着。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长，而工业、交通、水利、住房及耕地沙化等，又致使耕地以每年5%的比例急剧减少，问题就更严重了。资料表明：解放40年来，农村劳力的平均播种面积由解放初期的6.2亩，减少到目前的1.4亩。这个数字居世界倒数第三。
土地与人口的逆向发展，使农村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受到根本上的制约，这是盲流的重要成因。
在武昌南站一个小商亭边，我碰到一位来自河南西峡县蝴桃乡的青年农民。他当过兵，下过煤矿。3年前复员，29岁了，还未成家。
我问他去处。
“如今种田怎么个活法呵。”他开口便嚷：“我家老父老母，再加上两个弟弟，连我一共5口人，可只分得农田3亩，每人刚刚6分。去年干旱，只收了600多公斤，公粮交去200公斤，剩下的吃都不够喽，你叫我怎么个活法呵。”
这个年轻汉子很激动，脸涨得通红。我不知这些话在他肚里憋了多久。
胡祥龙，35岁，来自四川广安。“噢，邓小平的家乡呵。”我打趣地说。
“那又有啥子嘛。”他头向前一伸，右手伸出4个指头：“我家6口人，才有4亩地，一年到头，落不到几个钱。”
“不过没关系，我有技术。”过了一会，他又像安慰我似的说：“我要去广东，油油漆。”
告别乐观的四川人，我又走访了几位，其中除来自湖北浠水的陈某家人均拥有耕地2.5亩外，其余都没有超过1.5亩。
然而，对土地的侵吞还在继续。3月14日《中国青年报》头条发表记者述评：《盖房修坟建窑，三只饿虎大嚼良田》，文章最后质问：没有土地，难道我们靠空气活着？！这话问得有理。
另外，还应当提及的是，1988年我国发生大面积严重自然灾害，其中两湖、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农村受灾尤其严重。黄淮、长江中下游粮食主要产区农作物受灾面积2000多万公顷，歉收150万公顷，这给当地农民带来巨大灾难。在这次盲流大潮中，就有为数不少的灾区农民。
农村人口的激增超过了土地的负荷，仅有的土地又频频受灾，这对数千年来命系于斯的中国农民意味着什么？没有足供耕种的土地，这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力该怎么办？
难题之二：城乡之间
有限的土地，正把数百万剩余劳力挤出农村。然而在农村，有了土地，收获黄澄澄的稻谷又谈何容易。
2月26日下午4时左右，在“161武昌——湛江”的站牌后，早已排上四五百人。队伍中，在一个坡似的行李堆外围坐着一圈形神疲惫的民工。我凑过去，瞅准一位年纪稍大的人攀谈起来。
“师傅，您这儿人不少，去哪儿？”
“去海南，砌砖头去。”听口气，心里不顺。
我又说；“看您这一大帮壮劳力，在家种田不好么？”
“种田？田哪好种？如今这田你种得起么？”
连问三声后，他又说：“记者同志，您瞧瞧，咱先不说别的，种田少不了农药化肥吧。可农村现在邪了，尿素以前8块一袋，现在翻来翻去，70多块！这哪说起呢？”
“还有，”旁边插进一年轻小伙子：“现在有根的都往上跑。以前大队干部只有6个人，可现在改为村委，一下变成14个人，他们的收入都要摊派到农民身上，我们受得了吗？”
又有一位嘴一撅：“更莫提‘提留’了。当官的巧立名目，一亩地要收五六十块呢。”
“你们怎么不向上反映呢？”我问。
“反映？”那壮实的青年人说：“谁敢啦，你告他1两，他反诬你10斤。”他指着一位闷坐在行李那边的人说：“他不就是这样被赶出来的？”
叹了口气，他又说：“现在呵，就这个理。分地他亲戚可以分到好的，农药他可买到平价的，连儿子姑娘他也能生得多多的。你有啥子办法呐？再这样下去，人都要气死，不如出来吐吐气，凭本事吃饭。”
服务员在前面招呼，要进站了。可这几位伙计气还没消。采访中我发现：上面几位农民的遭遇是个普遍性的问题。看来，种田确实不容易。农民辛辛苦苦地干一年，饱经风霜雨雪，还要承受化肥昂贵、农药奇缺之苦。到头来收入增加不多，当然气不顺。这怎能不影响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呢？
另外，除却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外，1988年乡镇企业萎缩，也是造成今春盲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去年下半年开始全国性的治理整顿以后，农村乡镇企业便面临着电力不足、原材料缺乏、资金紧张等问题，生产规模有所压缩。来自江西家丰县八家乡的6名小伙子中，就有3名是被一家铝制品厂解聘的。
同时在城市，由于经济紧缩，压缩基建规模，停建了大批项目，导致建筑队伍过剩。《人民日报》（海外版）3月14日刊登消息：《十一万建筑民工将告别京城》。这种情况各地都有。这离城返乡的数十万民工也是今春盲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这百万人都统称之为“盲流”，“盲目地流”，“像瞎子一样不辨方向地流”，显然是失之偏颇的。
生存诱惑
如果说，流失是出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的激化，出于一种无奈的话，那么，在百万盲流南下的背后，是否还存在着某种召唤和应合，存在着某种无法遏制的心灵之约呢？
穿行在人头攒动的车站，我希望能破译出什么。
心理切片之一：一个永恒的话题
“捞钱呗。”
在回答关于为什么外出的问题时，众多外流民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这个意思。
安徽临泉射桥乡农民李际联，此刻正靠在一个角落里小憩。他歪着脑袋对我说：“抛家弃口的，出来图个啥？不就是想赚点？家里那点地，两三个劳力就行了。”“是呵，”旁边又凑过来一个脑袋：“这年月，没钱的要活命，有钱的要赚个饱。种田，提留，婚丧嫁娶，电玩意一套一套，哪个不要钱？”
“这不，我祖辈要钱，我老子要钱，我要钱，将来我儿子也要钱。现在呵，政策好，允许农民到处跑，咱在家里也闲得慌，干吗不出来挣挣钱？说大城市好赚钱，咱不就来了？”
也许提到钱，大家都兴奋了，周围又围了几个上来。我转过头，问身边一位约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你呢？为娶媳妇？”他憨憨一笑：“俺没什么负担，只想挣点钱，出来玩玩就得了。”
在车站售票处，我碰到一对木匠师徒。他们来自湖北浠水，准备去天津。
两位气色不错，我便提醒：“别太高兴了，北方也吃紧了呵。”
“可北方钱多，”师傅笑答：“我们在天津已干了3年。”我一听也来了劲，两天来，我第一次碰到钱已装进荷包的人。
“那么，收成如何呢？”
“现在种田已经不赚钱了。你看，我家5口人8亩地，家里4个劳力侍弄足够了。一年到头公粮一交肥一买只落得千把块钱，可我一个人在外地，干木活就可赚两千多块。你看看，现在呀，干什么都比种田强！”
这位师傅的后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
在南站，我还碰到4个穿着入时的姑娘。她们在佛山从事缝纫业，准备转车回四1989年春，“民工潮”出现。从此，一年一度如同潮汐一样的候鸟式大迁徙不断轮回川。我问她们春节怎么没在家过？几个姑娘莞尔一笑，其中一个挺认真地说：“顾不上啰，春节加班津贴高。再说，节前回家，节后得闲上好长一段时间，没得钱赚，不划算呐。”我忙点头称是，又问：“春耕以后还来吗？”“咋不来，我们还要带几个来呢。”
民工中多是在农村干得不如意，不富裕的农民，改变自身命运的愿望清晰坚定，就像许许多多闯海南、奔特区的城市人一样。报载，在海南，一位四川青年农民曾反问同乡记者：“你也是从老家跑来的，总是活得不好才走的。要说我是‘盲流’，那你也是。”
心理切片之二：外面的世界
改革10年，农村最深刻的变化是什么？是惊人的增长指标？是产业结构的多方变革？是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欣欣勃起？……
89年春天，当我站在车站月台上，目送数以万计的农民浩浩南下或北上时，才深深体会到：农村最深刻的变化来自农民自身。
花花绿绿的行李上斜靠着这样两个兄弟。父母因工伤去世。在家里，除了分得的田外，还有救济金，日子还过得去。听说他们准备去北京，我便关切道：“北京民工已经饱和了，工作很难找的。”当哥哥的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多少也听说过，还是去碰碰吧，要不不甘心的。”弟弟瞪着眼插话：“我们在哪儿都活得下去。”
我有些意外地瞄着这个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的农村小男孩，没想到他对离开了土地的生活还这般有信心。
曾几何时，一夜春风吹去了覆盖在身上的厚厚尘土。他们抛开“离乡不离土”的古训，睁开眼，迈着大步纷纷涌向外面的世界。
改革开放也可说是一种文化撞击，它磁化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准则。文化的变迁在这些农村青年身上也留下了斑驳的投影。
他叫陈平儿，四川达县人，今年才21岁。为了跟我谈话，他把刚买到的盒饭放到一边。我再三劝他边吃边谈，他却一本正经地说：“那咋行嘛，太不尊重。”我笑了笑，他还很讲究的。
他告诉我，他是17岁那年出来的。长江以南的位置他基本跑到了。先在昆明干木活，后来又去贵阳架电线，去年3月才到东莞做皮件。不到半年，老板就看重他，让他当一个有40多人的车间的小头。今年初，老板还提携他去厦门做了两笔生意呢。
“不简单。”我夸道。他也有些得意。我又说：“今后好好跟老板干，会有前途的。”
“嗐！”没想到他潇洒地挥挥手：“那有啥子意思。我呀，再见识见识，最多再干半年，就准备回达县开一个小厂。”停了停，他又说：“至于以后嘛，那就很难说了。”说完，还颇有意味地睨我一眼。
这一眼很让人振奋。保守，狭隘，容易满足的小农意识与这种眼神是格格不入的。
连日来，我混迹于盲流队伍中，与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各地民工交谈。我发现，他们对职业的选择很随机：跑买卖，搞建筑，开小店，当雇工……啥都干。他们之中，绝大多数并没有“轻信谁”，也没“被骗”。只是抱定“打工赚钱，看看世界”的目的，就义无反顾地走出了生息繁衍的家园。
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之中许多人没出过门，文化程度也不高。但一谈到南方，都如痴如醉，倾心向往。
确实，改革10年来，南方沿海城市一直走在前列。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现代文明也逐步渗透。正是这片春风荡漾的热土，吸引了长年蛰居在相对闭塞的农村的广大农民，他们生命的活力开始得到展现，他们从千百年的沉睡中渐渐觉醒。这种吸引力，一方面给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又使农民自身得到现代商业文明的熏陶，从而为今后走向工业社会准备了更多的条件。从舞厅到酒家，从录像室到体育馆，从文化中心到艺术角……他们在这块热土上生活着，工作着，开阔了眼界，增长了才干。我想，若干年后，一旦他们回到家乡，一定会凝聚起新的社会生产力，而城市的现代文明，也将给封建意识颇浓的农村形成强大的冲击。
纵观世界发展史，农业人口大量流向城市似乎是工业化国家的必经之路，周期性地爆发，由此而不断调整着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那么，今日中国百万民工大潮掀起的波澜，给予人们的当然不仅仅是忧患了。
备忘三题
3月6日中午，武昌站。
据了解，这两天从武昌南下的民工已经不多了，倒是每天都有数千从各个地方返回。每天滞留南站过夜者，仍有千余人。
下午4时，突然下起小雨。早春的雨飘飘忽忽，陈旧的候车大楼更显得忧郁和疲惫。候车厅里挤满了人，部分民工只得待在广场上。他们五个一群，十个一伙，用大塑料布罩住行李，自己则几个一堆地挤在一把把旧雨伞下。
我默默站在一家商亭的屋檐下，蒙蒙的细雨似乎滤去了一切嘈杂，南站已经安静多了。望着这些形容倦怠的民工，我突然有些感伤。想到土地对他们的驱逐，想到城市对他们的拒绝，我觉得，真正应该做的事，也许才刚刚开始。
备忘之一：盲流流向哪里
劳动力流动一开始就是一个经济的社会的现象。一般都是流向生活资料相对丰富、就业机会大、收入比较高的地区。
这次百万民工大流动说明：既然城市有着比农村更良好的生活环境，既然已经取消了对农民活动区域的限制，给农民以择业的自由，那么农村人口（尤其是剩余劳动力）的城镇化将是一股难以遏制的洪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正是近几年经济搞活，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然而，更现实的问题是什么呢？
土地的拮据，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将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剧增。
据世界银行调查统计：我国农村现有剩余劳力1亿7000万，并且，在今后10年内，这个数字将以每年1000万的速度递增。结构性、潜在性、流动性无业人员大量存在。
有人分析，这次突如其来的盲流事件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崩堤”。
且不管人们对此如何评说，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何方转移？
劳动力的转移无非依据两条途径：一是在不同地区空间上的转移；二是在不同产业、行业上的转移。
就第一条而言，农村剩余劳力的转移与城市建设是分不开的。我国现行城市化的基本方针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解放40年来，我国部分大城市曾容纳了一定数量的农村劳力。仅近10年来，南方主要省城就安置了60多万进城农民。
可是，就我国目前城市发展水平而言，对农村剩余劳力的吸收是极其有限的。这次春节后百万盲流进城所造成的冲击，就是一个警告。事实证明，受经济发展和各项制度制约，城市在粮食、医疗、交通、治安等方面都暂时无法容纳大量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再看第二条路，即通过发展以乡镇工业为基础的集镇，来尽可能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自进入农业社会以来，劳动力流向的总趋势就是种植业—养殖业—工副业—服务业。近10年来，在这条路上我们已取得了一些成绩。截至去年，全国已有乡镇1500多万家。包括农工、建筑、运输等数十个行业，吸收了农村1/5——近8000万劳力。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土地对人的约束减弱，大批农民投入第二、第三产业，裁剪、缝纫、修理、工艺一派兴旺，为国家创造了大笔财富。
大量农村剩余劳力从土地上分离出来，转向非农业；集体企业、私人企业、个体户大量涌现，使小城镇迅速发展起来。小城镇的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吸收剩余劳力——我们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保证城乡结构持续平衡发展的良性机制。
然而，比较于我国农村发展工业的潜力，我们乡镇企业的发展还很不够，这次采访，在我直接间接接触到的近百个民工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乡镇企业干过事，很多人都是在家乡的工业中找不到出路才不得已外出的。原有产业结构不破，商品经济得不到发展，这样就会白白走失大量劳力。
从我国农村这几年走过的道路看，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繁荣农村集镇，倒不失为促进农村人口城镇化，把剩余劳力从有限的土地上解救出来的良策。
备忘之二：另一种流失
这是许多人重复了一次又一次的话题，可当我看到这个脸上还挂满稚气的小男孩时，还是很受震动。
“读书？”这位自称14岁，来自江西湖口的小男孩对我不解地笑了笑：“读书？谁养我？”
“你们家不是还有其他劳力吗？”
“可读书不能给家里钱，还不是受气？再说，我们那儿偏，上学得走20多里呢。”小家伙晃晃脑袋，翻翻白眼，利索地对我说。
有多余的劳力，面对读书和外出做工挣钱，就我国尚且贫困的农村家庭来说，选择后者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在候车大厅，我碰到一群围坐在一起的姑娘、小伙子。一问，方知他们都来自河南民权县双塔乡。共14个，其中有9人都是第一次出门。原来，他们村去年有10来个人去珠江三角洲打工，每月多少向家里汇几十块钱。很快，那些有孩子在外地做工的家庭都成了别人效仿的榜样。据一个穿花格衬衣的小伙子说，年后他们村共出来50多个，分成3批，走南闯北都有。他在家里是老大，只读到初二就出来了。还有一个刚念完小学的弟弟，现在也在这支队伍里。
还是学生年龄的小民工横竖躺在行李卷上。离开学校在他们是快乐的，可谁应该对他们的将来负责呢？
教育的落后在我国普遍存在，农村尤其如此。据统计，在目前农村人口中，有近70%为小学以下文化程度。每万名农业人口中，受过中专以上教育的仅1.5名。可正是在这样步履艰难、万分窘迫的情况下，每年仍有数以万计的学龄青少年从学校流失。
去年3月，广西玉林地委致函中央办公厅称：春节以后，广东、深圳、东莞等地向该地区各县市中小学大批招收廉价童工，造成北流县2345名中小学生中途辍学。
一篇报告文学这样写道：在深圳丽华印花厂，下班铃响了，成群结队的孩子们拖着疲惫的步子，有气无力地从我们眼前走过。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里的学龄童工占50%，那可还是一群孩子呵。
在武昌南站，我碰到来自河南襄城县范湖乡某中学的4名学生。我问：你们出来，老师知道吗？其中一个回答：咋不知道？我们这个年级就出来了七八个。
望着这些过早离开学校的孩子，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是的，穷，就需要钱。但他们不知道，以丧失教育为代价的财富，将附带上比贫困更为可怕的灾难——这是一个具有东方特色的亚细亚怪圈。
说到底，经济的贫困源于文化的贫困。这很难说仅仅只是孩子们的错。
在十三届三中全会上，被邓小平称为“第一生产力”的教育，对农业生产力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前不久美国专家麦克奥森指出：在23年内，中国从事农业的人口将由现在的80%降到30%，这一转化的关键是科学知识和文化教育，特别是对农村青年的教育。
从劳动力的供给状况来看，现代教育能使劳动力掌握新技术，适应新的产业需要，为劳动力的全面流动和更新提供更多的可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程度取决于劳动力质量，随着城乡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劳动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向生产力水平较高的领域转移时，就要求劳动力在素质、智力上具备更多的优势。
如果说这次民工大潮是因其突然、措手不及引起了全国震惊的话，那么，盲流队伍中的另一支大军——学校流失生明显增，倒确实应该唤起我们“神圣的忧思”了。
备忘之三：粮食！粮食！！
1989年1月16日，农业部长何康在北京透露：1988年农村经济出现某种逆转。除糖料、烤烟外，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都未能完成国家计划。
蛇年初三，李鹏总理在北京昌平县马池口村给农民拜年。谈到粮食问题时，李鹏语重心长地说：我国是10亿人口的大国，粮食问题马虎不得。
《人民日报》3月13日发表长篇文章：《谈谈我国粮食问题》。文章一再重申：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
资料表明：继1979年至1984年农村经济快速增长后，粮、棉、油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主要农产品已连续4年在低谷徘徊，给改革和国民经济带来巨大影响。
发生在这一背景下的百万民工大批外流，是否应引起人们更深层的思考呢？
1984年，在粮食生产登上一个高峰后，一股强劲的“农转非”风刮遍整个农村。国家极力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的乡镇企业、建筑、运输、服务等行业转移。于是，“无工不活，无商不富”的声音压倒了“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声音。一方面，国家忽视了对农业经济的宏观调控，对农业的投入逐年减少，恶化了农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在制定政策时又忽视了农民的利益，农民从改革中得到的好处逐步丧失，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结果，就像湖北浠水那位木匠师傅说的：如今干什么都比种田强。
我国农村地少人多，发展粮食生产的客观条件本来就不好。如果不在政策上给农民以安抚、优惠，不在种子、农药农肥等生产资料上给予切实的保证，却又片面地鼓励农民弃农从商，怎能稳住必要的农业劳动力呢？
历史，曾给过我们深刻的教训。
本次“列车”终点
至3月中旬，全国大范围的百万民工大流动已流过了它的高峰，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随着民政部门的行政干预和民工因找不到工作的失望情绪，这股浪潮会逐渐减弱。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对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对百万盲流进行必要的果断的控制、劝归、疏导之后，我们还应当重新回到事物本身，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理智的思考。譬如：
究竟如何从现代社会的意义上认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多向流动？黄土地的流失给我们以什么样的历史性昭示？
大规模劳动力流动有什么规律？应如何按照商品经济规律有秩序地开发劳动力资源？
如何看待现行各种体制和格局对劳动力正常流动的阻碍？滞后的政策法规如何跟上已形成的劳动力市场？……
中国是古老的农业大国，有8亿农民。农心思动了，整个国家都要为之震撼。如何组织、转化、利用8亿农民的能量，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重大课题。
王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