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汽车公司在1914年的惊人变化速度使它成了全美最有魅力、最被人关注的企业。但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团体精神却出现了一些裂痕。
福特汽车公司早期管理队伍十分优秀，但1914年之后，福特几乎每年都会看着一个人离开，而且每一个人在离开的时候都不露丝毫遗憾之色。其实这种变化实际上早已开始了，因为亨利·福特的性格在悄悄变化。1914年，亨利·福特已经51岁，尽管其他一些成就堪比福特的大亨在这个年龄开始考虑退休，但显然刚刚尝到权力的甜头的福特没有这种想法。相反，他把自己重新定位为高地公园的远见家和工业领域中的人民哲学家。T型车和日薪五美元的成功使他笼罩在炫目光环之下，这时，一种可怕的变化发生在福特身上，他变得自大而偏执，这位得到认可的将军不再想同伙伴们在一起，他想要摆脱他们。
首先被摆脱的是道奇兄弟。
福特公司与道奇公司之间的那种对双方都至关重要的关系是以长时间的信任和从未停止的争吵为共同基础的。作为个人契约股东，道奇兄弟从福特汽车公司那里得到了许多分红，但他们自己的公司也在同福特汽车做生意，而且并不拥有特殊地位。当双方的商务关系已经牢不可破的时候，考森斯反而下了更大的力气压低道奇兄弟公司的零部件供应价格，这仅仅是因为他们供应的零件太多所以单位价格的下降能给福特汽车公司省下许多钱。
在1908年帮助福特选定高地公园新厂址后不久，约翰·道奇在哈姆特拉米克的约瑟夫·坎佩欧大街（Joseph Campeau Street）为自己的公司建造一家510万平方英尺（473805.5平方米，1平方英尺≈0.09平方米，下同）的新工厂。如果说福特汽车公司的工厂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工厂，而道奇兄弟公司的新总部则被誉为全世界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工厂。布局巧妙而且也不像高地公园那样拥挤的哈姆特拉米克工厂设施齐备，足以完成向福特汽车公司大量提供T型车底盘及其他部件的任务。然而，这家新工厂看起来并非只是简简单单的汽车部件加工厂，它有全套设施，有齐全的机器，有充足的空间，足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从许多方面看，道奇兄弟工厂似乎是一家全副武装的汽车制造工厂。
福特汽车公司每一次扩展高地公园以期能自己生产更多的零部件从而减少对外部供应商的依赖，道奇兄弟都会扩展哈姆特拉米克工厂以期能最终结束它对最大客户的依赖。紧张的局势曾于1912年一度缓和，因为约翰和霍勒斯批准了一项与福特汽车公司进行谈判的提议，而这一提议对双方来讲都是最合逻辑的：把哈姆特拉米克工厂完全租给福特汽车公司。
然而到1913年8月，矛盾爆发了。大道奇成了第一个对亨利·福特那越来越严重的专横和傲慢失去耐心的人。作为正式程序，约翰·道奇给詹姆斯·考森斯写了一封公函，辞去了副总裁和董事这两个职务。在福特汽车租借哈姆特拉米克工厂一事还没形成一张法律文件就因矛盾升级而泡汤之时，约翰·道奇还告诉詹姆斯·考森斯，道奇兄弟公司与福特汽车公司目前的零部件供应合同将会是双方之间的最后一份合同。在那个时候，道奇兄弟仍然是福特汽车公司的股东，但他们与福特汽车的生产已经没有关系了。
1913年年末时，亨利·福特正忙着处理一个难题：T型车的订购量比公司的最大产量多出了十万辆，尽管当时的生产速度已经达到了差不多每三分钟一辆。由于市场的持续膨胀，亨利·福特加快了生产速度。很大程度上受T型车狂热的影响，到1914年汽车业已经是美国成长最快的行业。1913年时它是第七大行业，而15年前它只排在第150位。仅1912～1913年，全美的汽车总产量就上升了28%。然而与福特汽车公司的成就比起来，即便是这个数字也是小巫见大巫：同时期内，福特汽车公司的产量提高了整整100%。
听了道奇兄弟公司的独立宣言，福特连眼皮都没眨一下。他的最大愿望是每分钟生产一辆车——每小时60辆，每天1440辆。更令人吃惊的是，他还希望价格标签上的数字能降到300美元以下。怀着这样宏伟的目标，福特没时间理会道奇兄弟。尽管谈到对重型机械的理解，道奇兄弟是整个汽车行业中唯一比他要强的人。不过，这或许正是他对两人的离开并不感到遗憾的原因。对亨利·福特来说，没有吵闹的道奇兄弟在身边，关于他最热爱的东西以及他旗下企业的灵魂——机器，就没有比他更权威的声音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年。该年夏天，道奇兄弟公司第二次震惊了汽车制造行业。道奇兄弟宣布，他们将生产一种完整的汽车，一种他们自己设计的令人激动的新型汽车。两兄弟知道，他们不可能凭借像T型车那样的低价车同福特汽车公司正面交锋。即便在1914年，汽车市场实际上也已不存在激烈竞争，因为福特汽车公司的效率无人能敌。然而道奇兄弟也意识到，尽管T型车正在创造一个庞大的初次购车者阶层，它却没有给这些顾客购买更高价格的汽车提供多少选择。没多少天，那些已经厌倦了T型车或者手中有富余资金的人就发现，他们在福特汽车公司已经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在预测道奇车的前景时，约翰·道奇对自己的战略作出了可能最为精辟的解释，“考虑那些某一天又会渴望一辆汽车的福特车主！”新道奇汽车代表着同样基础上的又一个进步，它也是强力汽车，但它的35马力超过了T型车的20马力。除此之外，它的传动装置也更加平稳、噪音更小。所有的进步都体现在了更高的价格上，它售价780美元，高过了T型车的450美元。
第一款道奇汽车于1914年11月开始生产时，福特没有在意道奇两兄弟正在凭借他们的公司或他们的钱做些什么。唯一令他烦恼的是他们仍然能赚取福特汽车公司的分红——其实更恰当地说，他们不是在“赚取”这些分红。当约翰·道奇和霍勒斯·道奇兄弟不再对他的公司作出贡献，他也不再能容忍他们从福特汽车公司得到资金（1913年时超过了100万美元）。所以他一直在酝酿一个计划，确保在未来福特的分红只会帮助福特，而不是其他任何公司。
1914年夏末，亨利·福特分别与詹姆斯·考森斯、哈罗德·威尔斯以及查尔斯·索伦森和P。E。马丁就销售与采购、技术改进以及生产问题交换了意见。根据下属们所提供的情况，他决定在1914～1915年度生产30万辆T型车。在工厂以外的人看来，那个创纪录的目标代表着一个赌博。降价50美元后，这样多的汽车也许能够卖光，但如果价格下降后汽车还是不能全部卖出去，公司将损失数以百万计美元。
像往常一样，亨利·福特又宣布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把价格的下降直接与产量的上升联系在一起从而避免了失败风险。依靠自己对美国公众的号召力，他以个人身份给出了一个简明的报价：如果销量能达到30万，公司将向每一个T型车新买主返还50美元的购价。这一举动的公关价值惊人得大，就像日薪五美元推出后福特所做的所有事情一样。
随着订购量直线飙升到30万，福特汽车公司新雇用的三万名工人也快要把高地公园工厂挤爆了。虽然公司在高地公园工厂采用了严格管理，但在大多数时间里，员工们还是满意的（主要得感谢日薪五美元），因此工厂保持了高效率和高利润率。然而在亨利·福特眼中，有些事情还是不太对头。于是在1915年，他开始注意詹姆斯·考森斯的行为。根据他在这次调查中的记录，在1915年的头九个月内，财务主管仅出现在工作地点84次，还不到同时期工作日的一半。福特实际上没有多少理由不满——那一年他也经常不在工厂。但他是公司总裁，他是亨利·福特，因此他是与众不同的。
于是，福特一边继续随心所欲地在自己位于迪尔伯恩的农场中设计他的廉价、轻质但强力的拖拉机，制订成立新公司生产这种拖拉机的计划，一边又开始对考森斯的旷工大发牢骚。不管他自己选择在什么地方工作，他总希望别人待在自己的办公桌、绘图桌或者机器旁边努力地工作为公司赚取利润，因为他们是拿工资的。于是，詹姆斯·考森斯开始对福特汽车公司失去兴趣，并且把自己的精力转移到了竞选密歇根州长上。
但考森斯对亨利·福特的怀疑远甚于福特对他的怀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两人之间的敌意上升了，而且远在美国于1917年参战之前。在这段时期内，亨利·福特扮演起了美国头号和平倡导者的角色。然而，在美国参战之前的那不平静的几年中，他的观点实际上带有一些理想化孤立主义的倾向。而且正是这些观点不可避免地破坏了他与考森斯之间的纽带。没有亨利·福特和詹姆斯·考森斯之中的任何一个，福特汽车公司都可能不会存在。但最终，两人还是分道扬镳了。
当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两年半内支离破碎的时候，有两种选择摆在美国面前。第一种是完全置身之外，毕竟战争是大洋彼岸的事；第二种是同英国、法国和它们的盟友站在一起。
亨利·福特是反战者，同时又有令人厌恶的毛病：偏执狂。在和平运动声势日高的1915年，福特通过一些小册子和报纸评论表达了他那古怪的观点。在几篇文章中他尖锐地批评了纽约的一些银行家，特别是J。P。摩根公司，认为他们附和美国人对英法的支持只是为了保护5000万美元的战争贷款。有时候，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陷得更深，甚至把“犹太佬”称作战争的罪魁祸首，尽管他没有解释他所说的“犹太佬”究竟是指哪些人以及他们是如何挑动43个国家的3800万人进入战场的。
1915年5月7日，从纽约开往英格兰的英国轮船路西塔尼亚号（Lusitania）在爱尔兰海岸附近被一艘德国潜艇击沉，丧生的1198人大多是平民，包括一些美国人。而亨利·福特对此事件作出了令人难以忍受的评论。在那艘船开往欧洲之前，德国政府曾经在纽约的一些报纸上发表声明警告中立国公民——比如说美国公民，协约国的所有船只都是战时的潜在攻击目标。正是这种似是而非的人道主义行为让福特在惨剧发生之后说出了这样的话：那些罹难者都是“非要上那艘船的傻瓜”。后来，同那场战争一样冷酷无情的福特还以更加过分的语言表达了他的和平主义观点——称美国常规军的士兵全都“又懒散又疯狂”。
本来，福特的这些蠢话同他那些还算清醒的反战评论一样并没引起太多注意，但当他宣称他将用自己的全部财产追求和平的时候，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那里抢走了头版头条的位置。福特承诺，他宁愿把自己的工厂烧成平地也不会让它转向军工生产。这话激怒了詹姆斯·考森斯。当美国还在斟酌是否参战的时候，考森斯却支持战备和武力干涉，他认为美国能够结束正在上演着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两人在参战问题上的分歧标志着多年合作中的第一次严重的意见不合。
但不合不止于此。作为财务主管，考森斯最大的才能也许在于理财，他成功创办了高地公园银行（Highland Park State Bank）并据此达到了优化公司支付状况的明确目的。像亨利·福特本人一样，数千福特汽车公司的员工也把他们的钱存进了这家银行。但在1914年8月，就要发生商业银行挤兑的流言开始盛传于美国各地。
流言来自这样一种说法：美国多家银行与各协约国政府间的复杂贷款协议已经濒于崩溃。亨利·福特相信这一说法，并且想把自己的钱从高地公园银行中撤出来，虽然詹姆斯·考森斯向他保证，他的钱在那里很安全，但亨利·福特不相信他的话。他突然指示把自己的账上资金转到一家储蓄银行，在当时的情况下，储蓄银行是安全的。他并没有劳神事先通知考森斯，而考森斯在看到撤资命令后，立刻给老板发了一封饱含火药味的电报。标注日期为1914年8月5日的这封电报部分内容如下：“在这种关键时期，人不可避免地会展现出自己的本性。我们正在安排转走你的钱。”考森斯感到自己被彻底背叛了，但除了服从命令，他别无选择。那时候他仍然留在福特汽车公司，但他与亨利·福特多年的深厚友谊已经永远结束了。
1915年秋天，双方的不满都开始迅速上升。其中一个原因是，福特于10月初命令《福特时代》开始刊登他的和平主义评论，但这份公司杂志此前一直只是销售和推广工具，而且一直是在考森斯的控制下的。
考森斯虽然认为美国应该参战，但他绝不是战争鹰派，他曾经签给和平促进联盟（League to Enforce Peace）一张5000美元的支票，希望外交斡旋能够平息欧洲的混乱。他只是不能容忍亨利·福特用公司刊物发表他那古怪、讨厌的个人观点。考森斯认为，福特汽车公司不能成为总裁政治观点的喉舌，尤其是当某些观点可能侵犯到顾客或其他人的时候。后来，当亨利·福特对犹太人越来越无理的攻击把福特汽车公司也卷了进来，考森斯的高姿态可能是公司没有遭受更大麻烦的主要原因。当然，亨利·福特不会认识到这些。
一年以前，约翰·道奇已经因厌倦了自大偏执的福特脱离了福特汽车公司。现在，詹姆斯·考森斯也有了同样的感受，他于1915年10月12日离开了福特汽车公司。几个月内，他当上了底特律警察局局长，后来当了市长，此后，他又当选为美国参议员，成为一个特别专注于帮助失业者和贫困者的自由主义共和党人。
《福特时代》仅用两行宣布了詹姆斯·考森斯的离开，而且丝毫没有提到考森斯对公司发展的贡献。文章所附的照片上仅有亨利·福特和哈罗德·威尔斯，照片说明是“两个开发出福特汽车的人”。从来就不愿承认办公室工作有多大价值的亨利·福特似乎想在考森斯刚刚离开就抹杀他的功绩。福特汽车公司想让它的投资者、顾客、经销商和员工们知道，没有考森斯，公司也会一样成功。弗兰克·L。克林跟史密斯立即接替考森斯担任起了财务主管，他的助手仍然是考森斯从前的副手诺弗尔·霍金斯，而霍金斯在销售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更加重要了。在一段时间内，福特汽车公司的各业务办公室运转起来同以前并无太多不同，会计、融资、采购等一切如故。但可以说，考森斯带给公司业务部门的那种活跃和效率，福特在此后的岁月中再也没有看到过。
后来，人们把被福特汽车公司放逐的那些顶尖人物合称“福特男校友联盟”（Ford Alumni Association），该联盟迎来头三名成员是福特汽车最重大的损失。在1914～1915年那个时候，约翰·道奇、霍勒斯·道奇和詹姆斯·考森斯都是汽车行业中最出色的人之一。凭借专家技能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这三个人简直可以用一袋脏乎乎的纸巾创造一家汽车公司。在他们离开之后，福特汽车公司里连接近与福特平起平坐的人都不剩一个了。于是，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公司成了由老板的行为、认识、偏好和欲望决定一切的“一言堂”。
考森斯离开仅一个月，亨利·福特的“工业家兼哲学家”处子秀就突然上演了。他的伟大计划是同一些和平代表乘坐一艘和平船前往欧洲进行和平斡旋，他认为他的和平船是让战争早点结束的最佳机会。但福特在和平船上的时光仅到它第一次停靠在挪威克里斯蒂安尼亚（现在的奥斯陆）的时候就结束了。在一位医生马马虎虎地证明亨利·福特健康状况恶化之后，这位工业家订了自己的返程船票，把和平船的使命抛在了身后。
和平船代表团试图在赞助者离去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目标，先后在瑞典和瑞士成立了协商委员会，但一年过后，他们的努力明显在每一个方面都失败了，整个事情成了一个蹩脚的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