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美是奥格威的杰作，他坚守了它26年。有三个原因让奥格威终于决定退位：
一、我们有了一个人选，约克·艾略特，我的同伴一致认为他会成为一位值得尊敬的继任者。他曾做过广告撰稿人，具有卓越的口才、判断力，作风稳健。
二、跳出日常工作、躲进象牙塔，使我规划出已经结出成果的远景，但同时，脱离日常的激烈竞争，使我变成了一个置身事外的领导者，这会妨碍企业的进步。
三、因为我不能坐飞机，所以无法视察我们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东南亚、印度、非洲，以及南美洲的分公司，因此在那些地方为奥美工作的人对我一无所知。这样不好。
奥格威觉得自己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说服他的合伙人把公司从纽约、伦敦和法兰克福，搬到像普林斯顿、剑桥或萨尔茨堡这样的郊区小城去。他坚持认为，既然梅约兄弟能够把明尼苏达州的小镇罗彻斯特变成世界各地病人的治疗圣地，奥美也可以那么做。而奥格威的合伙人以为他疯了。
走到这里，奥格威的生命已经被分成了在不同的空间中度过的几个阶段：在巴黎做厨师、在苏格兰卖炉具、为好莱坞做民意调查、服务于情报机构、在阿米什人中做农民，还有创办广告公司。现在，他认为自己该找个地方来度过余下的日子了。
他开始以一种有条不紊的方式着手做这项工作，以24项指标评价六个国家。哪个国家有最适合做园艺的气候？最富音乐性？最适合散步？最适合骑自行车旅行？有最好的美食？
他的美国朋友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他最后选择了法国。这个曾经令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玛丽·卡萨特、爱迪·华顿、欧内斯特·海明威感到心满意足的国家，已经失去了人们的欢心。调查显示，美国人认为法国人不道德，而且不喜欢法国菜——“都是些浓厚的调味汁”。
好几年来，奥格威和妻子骑着自行车考察法国。骑车比开车好得多。因为双脚不会退化，而且也不会让钢板和玻璃把自己和风景隔离开来，可以完全接触自然。可以看到更多，闻到更多。你会看到天空，而法国的天空是很值得一看的。你会闻到野蔷薇、野草蓓、金银花，还有狐狸的味道。把车推上小山时你会充满愉快的渴望，从坡的另一面骑车自由地冲下来，简直像先偷尝到天堂的滋味。一天下来，全身都浸透了新鲜的空气，会睡得像个孩子。
就这样，奥格威认识了连法国人都鲜知的法国：摩文山区——在18世纪，那儿的奶妈是最好的；法国的西南部，从拥有著名天然喷泉的拉康到贝蒙的路——全法国最美的一条路；道尔芬——在那儿还能吃到有面包味的面包；豪特一索威的索纳斯上面的道路——奥格威和父亲40年前一起走过的地方。还有大西洋边拉文迪的湿地。这些都是隐士般的地方，骑一整天都看不到一打以上的汽车。汽车是自行车旅行者最大的敌人，它们拼命地朝你按喇叭——叭、叭、叭。奥格威和妻子在路上从未见过外国的观光客。身为广告人，他曾参与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但是当希腊正教让所有的教坛都重复着下面的祈祷词时，奥格威却对它深表同情：
“耶稣基督我的主，上帝之子，请垂怜我们教区中正蒙受世俗的观光客带来的痛苦的城市、岛屿、村庄和神圣的修道院。请赐予我们解决这个戏剧性问题的答案，并保佑我们那些为现代西方入侵者的现代精神所强烈打动的兄弟。”
如果在每个夏天，都能在法国过三个星期的平静时光，那么为什么不整年待在这儿呢？正在这样反复思考的时候，奥格威听说多佛古堡要出让。屋主把奥格威当成他久违的子侄辈一样欢迎，并且邀请奥格威当晚住在那儿。晚餐时有五种葡萄酒。第二天一早，奥格威被一个马夫吹的小喇叭叫醒。早餐后，屋主带着奥格威参观马厩，里面养着19匹猎马。多佛堡共有13间卧室、12间盥洗室，其中三间运转良好。有一个小礼拜堂，挂着一张12世纪完成的耶稣受难像。有一个围起来的家庭菜园。一个葡萄园。
50年前，亨利·罗依斯爵士离开了在英国的劳斯莱斯汽车厂，跑到法国南部定居。在那儿，在没有任何骚扰的环境中，他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20年，用无数的信件、指示和图样轰炸他的工厂。这个高明的先例给了奥格威勇气，使他买下了多佛。
有些古堡天生阴沉冷峻，但多佛却是个微笑着欢迎世界的城堡。部分原因在于它的色彩——隆萨德称之为杏色。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没有矫饰的设计，因为它在矫饰这种东西被发明出来之前就建成了。多佛的内部在1898年被以当时流行的忧郁的文艺复兴时期风格重新装修过——深红色的天花板、棕色的墙、挂毡，还有不舒适的家具。奥格威把房间漆成白色，换上白色的地毯，并购置了舒适的沙发、座椅。冬天，圆木在巨大的壁炉里熊熊燃烧。房间里永远都插满鲜花。夏天的时候到处都是百合的香味。花园里出产各种鲜果，樱桃、草范、木葱、红醋栗、醋栗、无花果、苹果、梨子，还有柿子。但奥格威还是比不上他的祖先海克特·麦肯锡爵士，一次他邀一艘军舰上的全体军官到他在苏格兰西部海岸的家里吃饭，餐桌上有34种梨子。
多佛很奇怪地让人发胖。有人说是因为这儿的空气，有人则怪这儿的烹调方法。多佛的空气的确有催眠的效果，奥格威认为它里面含有笑气。多佛这个名字也很奇怪。奥格威第一次听到时，就觉得它听起来很像“托斯福斯”，在法文里，是“每个人都疯了”的意思。这个字很可能经过了一系列的演变：12世纪的“多佛尔”，古法文，指的是“山毛樟树的种植”；13世纪的索佛、多佛；14世纪的多特佛，然后变成今天的多佛。
多佛堡的塔楼是整栋建筑最古老的部分，建筑的时间比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诞生还早150年。法国还有过其他一些建于那个年代的城堡，但是大部分都在中世纪末就遭到破坏，变成了废墟。多佛堡有着迷人的经历。希特勒战争期间，城堡中有一座塔着了火，但是被驻扎在附近的一个德国中队扑灭了。英国皇家空军1944年试图轰炸多佛堡，但他们击中了德佛堡，离多佛10英里。
奥格威常常在里面写作的屋子，已经住过了36代主人。城堡的石墙厚达10英尺。圣吉恩塔、圣乔治塔、赫特利塔，以及拉夏普尔塔都是在14世纪加建的。小礼拜堂下面，有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牢，离教堂不远处，还有个以前的多佛主人用来处死敌人的行刑地。
奥格威第一次到多佛时，给他印象最鲜明的却是前主人尤金朗德·沃吉的个性。当时他已经70岁了，高大、和蔼，一辈子都花在娱乐朋友上。他养了一百只猎鹿犬，整个冬天，每个礼拜打两次猎，每次打猎结束时，多佛的总管都准备便餐。他的朋友不跟他一起去打猎的时候，就射杀他蓄养的雄鸡取乐，或参观他的赛马马厩，或者欣赏他在周末从巴黎请来的剧团的表演。在我认识他之前的几年，有一次他骑马在树林里飞奔，一根树枝插进了他的胸部，把他从马鞍上吊起来，他的马还在跑，而他的脚还钩在马楼里，他几乎被撕成两半。之后没多久，他的家族生意的经理人侵吞了他的财产，因此他不得不变卖余下的所有财产。奥格威实在无法狠下心让他搬出这个他住了一辈子的地方，所以就让他和他们住在一起，享受他原有的一切，直到他去世为止。
尤金朗德在干壕沟中豢养野猪。厨子把剩菜从窗子里丢出去喂它们。夏日炎热的傍晚，猪圈散发出令人难忘的臭味。有一头好脾气的母猪，总是被用车子运到附近的森林里放出去，然后被猎犬追逐。通常半个小时后，母猪就玩厌了这个游戏，自动回到卡车里，再被载回家。有一天它产下了一窝小猪，共有九头，并带着这些小宝贝们打开了壕沟与庭院间的活门，逃走了。
多佛的葡萄园每年可以生产出6000瓶葡萄酒。有一次奥格威把一杯葡萄酒给一位来自波尔多的品酒专家品赏，他闻了闻，浅尝了一口，含在嘴里研究了一下，再吞进肚子。“这根本就不是酒，简直就是汽油！”奥格威于是砍掉了所有的葡萄藤，改种小麦。尤金朗德把他酒窖里的藏酒也卖给了奥格威，那些都是来自波尔多和勃根地的良品，但是尤金朗德保存那些白葡萄酒的时间太长了，奥格威不得不忍痛扔掉了700瓶。
尤金朗德一直相信，多佛堡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主人在被送上断头台之前，把所有的财宝都埋在了地下。于是他雇了专门寻找水源的人来勘探宝藏的藏身之处。多佛堡的园丁们也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挖掘宝藏上。由于对水源探测者缺乏信任，奥格威写信去美国买来了一部金属探测器，结果它找到的唯一一件财宝是个煤油桶。奥格威的下一个大发现是一个土堆，当地两位考古学家认定它是铁器时代的古墓，他挖开了它，但只挖出来一些赤陶碎片，年代还不到400年。所谓铁器时代的古墓，闹了半天，原来是一个18世纪的捕兔陷阱。
奥格威买下多佛堡后不久，周遭田园式的宁静就受到了村长的威胁。一位巴黎大学的数学教授想出了一个把这个恬静安逸的山谷变成一座大型水库游乐区的主意，计划中还包括配套的停车场、野餐区以及运动场。一大群推土机将用四年的时间进行必要的挖掘工作，而多佛的生活也将变得像一场没完没了的坦克大战。村里的许多人在山谷里拥有土地，他们非常乐意把它们卖个好价钱。商店的店主们也认为这个计划将吸引来大批游客。连教区的牧师都赞成这个计划。当村长发现奥格威是唯一反对他这个梦想的人时，就特地来拜访他。“奥格威先生，您真是神通广大。我知道您已经把建设部部长叫到您在纽约的办公室去，要他反对我的计划。”奥格威的确见过那位部长，但那是为其他的事情。但这位村长接着威胁奥格威说：“我们地方政府有权让公路穿过您的土地。如果你继续阻挠我的计划，我会把您的土地规划成三线道的高速公路。”看到这样也吓不倒奥格威，他又改为利诱：“您的养子是位建筑系高材生。您想他会愿意帮我们设计运动场吗？”奥格威只能回答他：“我自认是多佛的护卫者，多佛堡是波亚图省重要的历史古迹，我有责任保卫它，让它免于受到肆意破坏。我们之间的争执持续了好几年，直到法国政府把这个山谷明定为历史古迹保护区，这个威胁才算解除。”
奥格威对多佛堡的保护义务，并不是说说笑笑就能承担起来的。当他发现多佛堡的地基建在沙地上，结果古堡正在慢慢往河里滑，墙上也出现了大裂缝。奥格威决定把地基往下扎，直到它落实在岩床上，这个采矿般的工作用了两年时间。接着张伯瑞·法兰克斯首相住过的房间的天花板上的16世纪壁画又开裂了，奥格威从佛罗伦萨找修复专家来拯救它们。
奥格威将花园分隔成一些隐秘的空间，分别用常青树树篱围起来，里面都用花盆种满了以香气闻名的植物——古式的灌木玫瑰、荚迷属植物、月挂、山梅花、冀香草、木兰、醉鱼草、西金斯夫人石竹、史宾赛前期甜豌豆、天芥菜、特维西恩黄水仙、百合、金银花、紫丁香、烟草花，以及古代开整串花的橘树。
来这儿的观光客对多佛建筑艺术的历史没有多少兴趣，但是他们对地车和那座很小的猎鹿博物馆却兴味盎然。他们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看一看这里的主人，但是从没有人认出那个正在修剪玫瑰花的衣衫褴褛的老头。
周围的邻居分成三种。农民，他们现在也有汽车、电视和洗衣机了，他们对人特别友善。每当奥格威散步的时候，他们会邀请他到他们家里，用自酿的烈性甜酒款待他。贵族，他们把一生都花在打雉鸡和猎鹿上——40只猎犬、30匹马、30个骑手、100个开着汽车的人，对付一头鹿。这些人从小到大都认为绅士不用工作。有些人对妻子的不忠简直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但是他们从不离婚。他们中极少数人进过大学，而他们几乎什么都不读——连报纸都不看。但是他们有非常讨人喜欢的个性，让人不可能不喜欢。他们非常像100年前英格兰偏僻地区的贵族。在这个层次严格的社会中，处于农民和贵族中间的是中产阶级——医生、律师、普瓦捷大学的教授、工业家、政客，以及商人，都是文明人。
在多佛的生活跟天堂差不多。马夫在黎明时用热闹的小喇叭曲叫人起床。十分钟后，佣人送来一个奶油蛋卷、一只牛角面包、蜂蜜——从自己种植的五南花丛采来的蜜，以及一壶咖啡。早上的时间奥格威通常会用来整理花园，骑着马在林中晃荡，骑自行车，在游泳池中浮游，或者赏鸟。午餐就在花园中享用，就在一棵种于17世纪、树干周长达57英寸的冬青树的树荫下。下午可以在河上泛舟、玩玩糙球，或者游游泳。然后是晚餐，有时由一位从巴黎大饭店退休的大厨烹调。
晚餐过后，大家就围坐着讲故事。其中最会讲故事的是路易斯·斯皮尔，这个荣誉他一直保持到去世。斯皮尔曾在英国军队中做过57年将军。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使巴黎的军事代表团的团长，他曾经陪同法国内阁官员访问伦敦。“火车停在阿米安斯，递过来一个纸条，一位部长看了，他说，出了一桩祸事，800名士兵在一次火车意外中丧生。另外一位部长说比祸事还糟，简直就是个灾难。克莱蒙梭就问这两位部长：‘祸事和灾难有什么不同？我告诉你们吧，如果威尔逊总统掉进井里，就是祸事，但是如果有人又把他从井里救起来，那就是个灾难。’”
1916年凡尔登战役期间，法军决定要牺牲一营的兵力去阻击德军，试图缓和德军的攻势。战斗开始前的下午，克莱蒙梭来检阅他们。斯皮尔看到一群明知这将是自己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天的法国兵，走上前去，把一束野花献给克莱蒙梭。即使“老虎”（克莱蒙梭的绰号）那样的人，也无法对此无动于衷，他一言不发地接过花，转过身去哭了。12年后，克莱蒙梭去世时，人们在他的卧室中发现了一束早已干了的野花，旁边有张字条，上面嘱咐将这束野花放在他的棺木中，陪着他下葬。
1940年，丘吉尔把斯皮尔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派到法国。6月16号下午，丘吉尔打电话给当时正在波尔多的雷纳德，建议法国与英国本应该不再是两个国家，应该合并成为法一英联盟。这个构想源于让·莫奈，他希望这就能让雷纳德和他的同僚有勇气飞到北非去。但是贝当却说这会是与“尸体”联合，还是向希特勒投降了。丘吉尔本人对这个想法也并不热衷，他传达它只是因为内阁喜欢它。数年后，他对斯皮尔评论道：“那真是一次幸运的逃脱。”
执掌西尔斯·罗伯克百货商店期间赚进了大笔财富的朱利斯·罗森沃德曾说过：“我从来都不能理解，为什么大家都相信一个人会赚很多钱，他就一定很有头脑。有些白手起家成为富翁的人，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愚蠢的人。有钱人不会因为有钱就聪明，他们也并非因为聪明才赚到了钱。永远不要把财富与头脑混为一谈。”
1999年，88岁的广告人大卫·奥格威在法国的私人古堡中去世，为这个世界留下了四部书和一间长盛不衰的广告公司——奥美。1973年退隐山林前的数十年，奥格威的人生变换过很多角色——厨师大卫、推销员大卫、情报专家大卫、农夫大卫和广告人大卫。最后，在广告生涯中，大卫·奥格威达到了自我实现的顶峰。
在世的时候，奥格威就得到了人们崇高的评价，包括“当今广告业最抢手的广告奇才”（《时代》）、“现代广告最具创造力的推动者”（《纽约时报》）、“奥格威以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对传统观念的抨击照亮了整个广告行业，令任何广告人都无法企及”（《广告周刊》）、工业革命以来最有贡献的人士之一、“现代广告的教皇”（法国《扩张》）杂志）。虽然斯人已去，相信这种尊崇将在未来的岁月中仍将延续，因为他所创作的杰出广告、他所创造的奥美、他留给全世界广告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一个广告人的自白》、《奥格威谈广告》、《大卫·奥格威自传》和《广告大师奥格威——未公之于世的选集》，都将继续产生影响。
在1978年写给董事会的一张便条中，奥格威说：“我发明了一个新的比喻。著名的医院会做两件事。一为照顾病人，二为教导资浅医生。奥美也在做两件事：一为照顾客户，二为教导年轻的广告人。在广告的领域里，奥美就好比一所教学医院，也因此，我们比其他代理商赢得更多外界的尊敬。”奥美仍旧是广告界的教学医院，而奥格威自己，就是一所学校。通过他的四部著作，他对广告丰富深邃的见解影响和教育着全球的广告人和商界人士。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一样，给广告业留下这么多真知灼见。
写于1963年的《一个广告人的自白》是奥格威最重要的著作，也是中国内地20世纪90年代入行的绝大多数年轻广告人的第一本广告“教科书”。后来中文版脱销数年，让无缘拥有一册的读者颇为魂牵梦萦。虽然奥格威毫不讳言写作这本书的商业目的——“我为什么要写它？首先，给我的广告公司揽新客户。其次，检验我们的股份公开上市时候的市场条件。最后，提高我在生意圈子里的知名度。它做到了一箭三雕。”他原以为能卖掉4000册就不错了，但它成了真正的经典，而且在全球的畅销势头如脱缰之马。此书面世之后到1988年在全球的销量就突破了100万本。
奥格威坚持认为自己是一位广告文案撰稿人，但是作为广告专业人员，他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创作出那些仍被奉为经典的杰出广告，比如劳斯莱斯广告和波多黎各旅游广告，他建立了自己的广告哲学，充实了广告人观念和广告专业最核心的部分，设定了现代广告很多最基本的原则和标准，而这些，都完整呈现在《一个广告人的自白》中——怎样创作高水平的广告、怎样写有效力的文案、怎样使用插图和编排文案、怎样制作上乘的电视广告、怎样为食品、旅游地和专利药品制作优良广告。“我们做广告是为了销售，否则就不是做广告”，好广告应该“不引公众注意它自身就销售出产品”等等堪称广告基本原则的思想就在奥格威对自己成功经验毫不保留的表述中跳动。
此外，《一个广告人的自白》也是广告公司经营管理者和广告主的课堂。奥格威在38岁时以6000美元创办奥美广告公司，如何从只有两名员工、没有客户，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国际集团、全球最大的传播服务公司之一？奥格威以“怎样经营广告公司”、“怎样争取客户”、“怎样维系客户”做了全面的解说，而“怎样当一个好客户”则直截了当地向广告主提出忠告。广告主不会做广告主，一方面令许多广告公司敢怒不敢言，另一方面也常常为自己惹来麻烦。奥格威的忠告可能并不那么好听，但是诚实的金玉良言。
《奥格威谈广告》写于1983年，可以看作《一个广告人的自白》的姊妹篇。在这本书中，奥格威继续公开他的创作“神灯”和经营哲学——如何为企业做广告、商务广告的制胜法宝、公益广告、直邮：我的初恋和绝招、广告调查的18个奇迹、如何经营广告公司、如何赢得客户……对于这两本相隔20年的著作，奥格威在《奥格威谈广告》的序文中说：“我在1963年出版的《一个广告人的自白》一书中讲述了奥美公司诞生的故事，并阐述了公司早期成功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当年不过是纽约一家贩卖创意的小店铺，之后成长为在全球40个国家拥有140个办事处的世界四大广告代理公司之一。我们提出的原则看来奏效了。今天，我已经老了，法国一家杂志甚至把我作为唯一的生者列入对工业革命贡献巨大的名人录……难道步入晚年是我丧失了在这个时代撰写广告的资格，或者，站在这种角度可能有助于一个人从广告历经的各种时髦和狂热中提炼出广告永恒的真谛？”奥格威相信后一种可能性。所以我们会在《奥格威谈广告》中读到和《一个广告人的自白》一脉相承、而且在今天依然奏效的广告原则和方法。
与前两本书相比，《广告大师奥格威——未公之于世的选集》的成书方式和内容都有点特别。它并不出自奥格威本人之手，而是奥美工作伙伴送给奥格威75岁生日的礼物，“一个惊喜”。它的内容也不是由奥格威系统撰写，而是汇集了奥格威写给工作伙伴的便条、备忘录、清单、私人书信和内部外部演讲的演讲稿。对于这本书，奥格威说，“有生以来，我从未感到那么惊喜过”，“当我逐页阅读时，内心惊恐万分，生怕会突然出现轻率不逊的言辞”。好在作为领导者，他并不是严酷苛刻的人，所以书中的言辞虽然常常出人意料，却只有坦诚、智慧和善意的幽默。奥格威“在咬文嚼字的时代保持真诚清晰的谈吐”的本色，在这本书中充分体现为简约、务实的风格，而且关于广告和广告公司经营管理的精辟观点就包含在这些简短的文字中，使这本书成为理解奥格威风格和奥美文化的最好的读本。
奥格威写于1978年，又在85岁时重新修订的《大卫·奥格威自传》，有一个相当生动而个性化的书名——《生血、大脑和啤酒》（中文译本名为《大卫·奥格威自传》），它来自奥格威那位古典学者父亲“培养贵族的试验”：“我的父亲……竭尽全力想让我变得像他自己一样强壮、睿智。我6岁的时候，他要求我每天喝一杯生血。这个办法没有奏效，他就又让我喝啤酒。为了强健我的心智，他命令我每周必须吃三次小牛脑。”这个来自贫困的苏格兰家庭的孩子在经历从英国到法国再到美国的职业生涯和冒险经历之后，在纽约攀上了广告业的顶峰，并且成为无数广告人的精神导师。严格说来，这本自传并不是一本“专业”著作，但它所记录的人生和事业传奇仍旧充满着能够给今天的广告人和所有希望在商业上有所成就的年轻人以启发和教益的内含。
75岁时奥格威被问到有什么是他想要但没有得到的，他回答：“骑士勋章和有十个孩子的大家庭。”（他只有一个名叫大卫·菲尔德·奥格威的孩子）他得到了其他一切，包括他可能未曾预想的后世的敬仰，他也留下了一切，包括仍旧欢迎奥美全球董事们去开会的古堡以及由他的广告哲学和经营思想支撑的无形的“广告大学”。
奥格威喜欢随手记下些感想，作为备忘录提醒自己以及身边的人，奥美人把这些便条上的话称作“红语录”。这些风趣的甚至出言不逊的“红语录”事无巨细，真实而坦率地表达了奥格威的性情和观点。他有时可爱得像个“爸爸式”的家长，一个小小的回形针，也能引起他一顿唠叨：
回形针是个非常危险的小东西。当你用回形针夹好一叠资料时，经常会遗漏其中重要的一页，同时也经常会夹起另外一张不相关的资料……请尽量少用回形针，不妨改用订书机。万一文件太厚，那就用装订夹取而代之吧！
奥格威75岁生日那天，收到了一份令他惊喜万分的礼物——奥美在世界各分公司的同仁把数十年来奥格威的唠叨、责骂、忠告、警语汇集起来，由撰文高手拉斐尔森主编，将“红语录”编辑成书——《奥格威——未公之于世的选集》——送给他们尊敬的（奥美员工对奥格威的昵称）。
奥格威看不懂资产负债表，不会用电脑，他害怕坐飞机，因而无法及时出现在遍布世界各地的奥美分公司。1973年，奥格威从奥美集团董事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移居法国。但他对广告的热爱丝毫未减，1983年之前，他还一直担任奥美全球创意总监。
奥格威曾经担任纽约爱乐交响乐团的董事、林肯中心公众参与委员会主席等职。1975年起，他出任全球野生动物国际基金托管人。1967年，奥格威获得大英帝国颁发的指挥官勋章；1977年他入选美国广告名人堂；1990年获得法国艺术与文学勋章。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奥格威和妻子在法国的多佛古堡，享受着小镇的迷人景色。黎明时，马夫的小喇叭声把大家叫醒；吃过早饭，一上午的时间都用来侍弄花园，那里种满了香气馥郁的花草和鲜艳的水果，爬墙鸟在多佛杏色的城堡上爬上爬下；晚上和朋友们聚在花园里，一边享用美食，一边讲故事……奥格威赞赏济慈对天堂的理解——“给我书、水果、法国酒以及好天气”，他说，“在多佛的生活跟天堂差不多。”
1999年7月21日，大卫·奥格威在法国多佛的家中安然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