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棠母亲的去世，在李公馆算不了什么大事，它的影响很快就消失了。但是，对尧棠他们兄妹们来说，影响却是永久的。
母亲房里的一切陈设都没有变，每次走进去，尧棠仍能感觉到母亲的气息，仿佛母亲就坐在窗前的阳光里，手里做着针线，慈祥地看着他，温和地说：“原来是这样一个淘气娃娃。”他撒娇地喊着“妈”，就要扑过去，母亲却没有了，只有一张放大了的母亲的半身像。物是人非的感觉，一次次潮湿了他的眼睛，让他接受一个铁定的事实：我是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了。看到堂兄弟们扑进母亲的怀里，听着堂兄弟们一声声亲切地喊着“妈”，他的悲哀是无法形容的。但他知道姐姐们，特别二姐因母亲的死受到的打击更大。
大姐4岁就死了，二姐实际上是母亲的长女。她的生活时时和母亲联系在一起，跟母亲读诗背词，跟母亲学做针线，像母亲那样去爱弟妹，照顾弟妹，12岁便代替杨嫂照顾尧林、尧棠。母亲是她生活的支柱，也是她自觉不自觉的偶像，她希望自己像母亲一样既懂诗书又精家务，需要时还能牺牲自己。她也最能体贴母亲作为长房媳妇生活在李公馆大家庭中的苦处。《烈女传》的故事，使她心里的压力格外大，整日沉默寡言，性情忧郁。她身体还一直不好，从广元回到成都后，每到秋凉季节，就不停地咳嗽，人逐渐消瘦，脸还出现潮红。据说是患了女儿痨（即现在的肺结核），当时的中医是治不了这病的。有一次病重，高烧昏迷，中医已经没有办法了，母亲去请了四圣祠医院的英国医生才抢救过来。但那时西医也不能根治，母亲按医嘱，精心地照料着，二姐才逐渐好起来。
为了感谢他们治好了二姐的病，尧棠的母亲开始和英国女教士来往。她特意买了刀叉做西餐请她们来吃饭，还领尧棠去她们那儿玩儿或看病。尧棠觉得她们很和气，她们也喜欢尧棠，送过他点心和几本书，其中有一本皮面精装的《新旧约全书》，尧棠很是喜欢。
母亲死了，过分悲痛的二姐因此病又重了起来，没有了母亲的安慰，没有了母亲的精心照料，更没有人像母亲那样为她请来能治好肺结核的西医。父亲也很爱他的孩子们，但他不相信西医，他怕洋鬼子，又瞧不起洋鬼子。二姐的病于是一天重似一天，父亲为她请了许多名中医，但都没有办法。尧棠暗暗向母亲祈求：“妈，你看二姐多可怜，你可要好好保佑她呀！”二姐却一天天瘦下去，衰弱下去，到了冬天，就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李公馆的日子，仍按照旧规矩、旧礼制一天天过着。11月28日是爷爷的生日，一家之主的生日，全家上上下下忙碌起来。礼物潮水似地接连涌来，李家组织了办事处接收贺礼，散发请帖。公馆里张灯结彩，装饰得富丽堂皇，布置了一个精致的戏台，把本城的各班名角请来唱了三天戏。
这三天，让尧林、尧棠看到了许多从前不曾看到的公馆的丑态。公馆变成了戏院，变成了市场。到处都是人，都是吵闹的声音，都是不自然的笑脸。戏在第一天下午开唱，除了几出应景的戏外，大部分是戏单上没有的，都是些被尊敬的客人认为“更动人、更有趣”的戏，而且表演得更细致。到了那些黄色低级的地方，便会响起听差的声音：“某某大人或某某老爷赏某某人（旦角）若干元。”得到赏钱的旦角便向施赏的人飞来媚眼，或者在演完后，穿着戏装来陪那施赏的大人或老爷喝酒。
人们都在热闹，二姐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一阵阵叫人肉麻的喊声、笑声不断传进来，令二姐更加痛苦。尧棠悄悄跑进去，看到二姐不停地咳嗽，似乎连气都喘不匀了。晚上客人散去了大半，安静些了。父亲叫人扶了二姐出来远远地坐在一把藤椅上看戏。二姐软软地靠在椅子上，似乎一动也动不了。脸颊凹进去，嘴唇似乎都枯了，眼睛茫然地望着戏台。尧棠伴在姐姐身边，关切、怜悯得心痛，但他不知怎样才能帮助这病弱的姐姐。一会儿，二姐头略略偏了偏，费力地吐出“我要进去”几个字，脸上显出不能忍耐的表情。女佣扶她进去了，她再也没能走出那间房子。三天后，16岁的二姐就静悄悄地离去了。
那也是黎明前那最寒冷的时候，尧棠还在他奇怪的梦里：他到了一个坟场，一个很宽敞长满了草的地方，中间是一座陌生人的坟，坟后有几棵参天的柏树。应该是春天，阳光明亮而温暖地照在树梢，坟前开满了野花，红的、黄的、蓝的、白的。蝴蝶在花间飞舞，小鸟在树枝上鸣唱。坟前墓碑上的字已经模糊了，他正在辨认，微风送来了花香，也送来了哭声。
哭声惊醒了尧棠，他躺在床上静听，那哭声仍响在耳边，是三姐的哭声。母亲死去不到4个月，他们又失去了亲爱的二姐。
母亲和二姐的相继去世，使李公馆的长房，空荡了许多，寂寞了许多，也混乱了许多。父亲忙着掌管李公馆，长子尧枚忙着中学毕业考试，梦想着毕业后去考大学读化学系。丫头、老妈子里外忙着，但群龙无首。于是，很快尧棠他们有了继母，一位年轻的江西籍姑娘邓景蘧。继母也善良能干，对尧棠他们很好，家里的一切恢复了旧秩序。但母亲是不能替代的，继母再好，也医治不了尧棠幼年丧母的创痛。
不过，他还有父亲。李道河是个和蔼的人，对孩子们很关心。时常带着尧林、尧棠去戏院看川戏和京戏，有时也让仆人姜福陪着他们去。他们家是那家戏院的股东，有许多免费的戏票，座位在固定的包厢里，很方便。尧棠喜欢看武戏，学着戏里人物翻筋斗、翻杠杆。
那时候，唱戏是很让人看不起的职业，唱戏的被称为戏子，没有女的，剧中的女角（称旦角）也由男人扮演。演旦角的戏子，便常常成为人们玩弄的对象。尧棠的三叔、五叔都玩过戏子，甚至他道貌岸然的爷爷也喜欢过戏子。
尧棠的父亲却把戏子当朋友，他喜欢京戏，常常把京班名角请到家里吃饭，然后在客厅里清唱。由于他对戏子很客气，得到他们信任，尧棠了解到许多戏子的悲惨身世。三叔和爷爷喜欢的小旦李凤卿，原本是小康人家的子弟，十三四岁时被仇人抢去，家里不肯出钱赎回，就被卖到戏班演旦角。不演戏时，他穿男人的衣服，但言行举止都像女人，人很和气，写一手娟秀的小字。他不久就病死了，留下一个妻子，却连葬埋的费用都没有。
尧棠还认识一对唱青衣（女角）的小哥俩，哥哥唱坏了嗓子，便照顾弟弟，靠弟弟生活。弟弟只有十四五岁，还完全是个孩子，但在台上却扮演种种薄命的女人。有一次，尧棠跟着父亲去他们住的地方，看见他穿着一身短打服，拿着把木头的关刀寂寞地舞着，于是很同情他，跟他玩了一会儿。
由于对戏子的同情，尧棠很讨厌那些玩戏子的人。但他喜欢看戏，也喜欢演戏。他们曾经组织了一个剧团，自己编剧本，排演之后，便在桂堂后面的竹林里演出。用复写纸印了戏票，哄骗姐姐、堂姐、表姐们来看，不看完不许走，当然他们演的是新剧。尧棠的父亲也被拉来看戏，坐在那里饶有兴趣地看完他们表演，还给他们编了一个剧本——《知事现形记》，由二哥和三哥扮演戏里的两个主角，演得有声有色，父亲看得哈哈大笑。
虽然有父亲，有许多小伙伴，但母亲和二姐死后，尧棠对环境逐渐产生了一种孤独感。他从小就讨厌繁琐的礼节，在广元的时候，爷爷过生日，他父亲在广元敬神，大家轮流对着爷爷的座位磕头，尧棠却怎么也不肯磕，他的母亲用鞭子威胁他，没有用，只好用鞭子抽了他一顿，母子大哭了一场，但尧棠到底没有磕一个头。现在尧棠对礼节的讨厌更厉害了。
李公馆里有许多繁文缛节的日子，以除夕最甚。全家聚集在堂屋里，男的在左边，女的在右边，各站一大排，神龛下放着长方形大供桌，供桌上放着一对大烛台和一个大香炉，一家之主的爷爷最后出现，他一出来就放鞭炮。然后女人们出去，男人则从爷爷开始背对供桌向外叩头，敬天地，然后是李道河兄弟，再后是尧枚兄弟。敬完天地，女人们进来，再由爷爷开始给祖宗叩头，这次女人也按长幼排进去。完了，大家再按次序给爷爷叩头，小辈们再分别给自己的父母叩头，仆人们还要向主子拜贺……
有个除夕，敬天祭祖的时候，大人们怎么也找不到四少爷尧棠，角角落落去喊。尧棠却躲在阴暗潮湿的马房里，静静地听老周讲外面社会的各种新闻和旧事。老周是李公馆里的轿夫，被巴金称为“第二个先生”。
从八九岁开始，尧棠为自己找到了另一个世界——“下人”的世界。他经常去门房、马房、厨房，和仆人、轿夫们玩，问他们各种各样的事，也帮助他们做一些小事，往柴灶里添点柴禾，递递东西，有时候他们赌博，尧棠便帮那个每赌必输的老唐。时间长了，他成了下人们信任的小朋友，他们会把自己的痛苦倾诉给他，也会坦白地在他面前品评主人们的好坏。当然尧棠有什么要他们帮忙的，他们必然尽力而为。
生活在富裕环境中的尧棠，了解到仆人、轿夫们的悲惨境遇，他们的正义和信仰，他们的欢乐和痛苦。60岁的老书童赵升病死在门房里；抽大烟的仆人周贵偷了爷爷的字画被赶出去，做了乞丐，在街头因冻饿而死；一个离开李家的轿夫，在附近公馆当看门人，被诬偷东西，含恨吊死在大门上……这一个个悲惨的故事，一声声绝望的叹息，还有那些被生活沉重负担压得直不起腰的背影，让尧棠一次次流泪，一次次愤怒，他发誓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的人。
轿夫在李公馆里，属于生活在最底层的下人。他们有的原来是马夫，现在主人不骑马了，他们就成了轿夫。原来的马房就成了他们的卧室，这些马房坐落在公馆前面最西边的角落，是几间用篱笆隔成的小屋，没有窗子，狭窄阴暗。每间房只能放一张床，篱笆上有一段缝隙，可以透进一点阳光。奔波了一天的轿夫，晚上回来常常在破席上摆起烟盘，把身子缩成一堆，挨着鬼火似的灯光慢慢烧烟泡。
老周就是这些轿夫里的一个，他，黑瘦的脸，陷落的眼睛，瘦得见骨的身体，总是一身破烂看不出颜色的衣服。他走过许多地方，见过各种各样的人。他有着一段极悲痛的经历，老婆跟一个朋友跑了，儿子当兵死在战场上，如今他孤零零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做着最下等的轿夫，痛苦地捱日子。惟一的享受就是躺在床上吸一口烟，吸烟对他来说是奢侈的，他常常把已烧过两次的烟灰用力掏出来去拌新的烟膏。尧棠常常到马房里，躺在他的烟灯旁，听他讲种种故事，讲社会的黑暗面，讲穷人的种种不幸，讲自己的悲惨境遇。他虽然受到社会不公平的待遇，但他却坚持着自己正义的信仰，他这样告诉尧棠：“要好好地做人，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自己不要骗人，不要亏待人，不要占别人的便宜……”轿夫的厨房在马房对面，跨过天井便是，也是一间又暗又湿的小房。轿夫们做饭的时候，尧棠常常跑去烧火，开始不会烧，老周便来教他，用火钳在灶孔里拨弄几下，火就旺了起来，然后老周说：“记住，火要空心，人要忠心。”他所说的忠心意思是忠实地依照自己的信仰活下去。
这“第二个先生”，让尧棠略略地了解了李公馆以外的社会，更重要的是教会他一个正确的生活态度——忠实地生活。
时间又流过一年，尧棠的大哥尧枚中学毕业了，他中学四年课程修满毕业时名列第一。他对化学很感兴趣，打算以后去上海或北京有名的大学继续学习，他听说德国的科学和工业在全世界最发达，就想着以后还要到德国去留学。带着毕业文凭，也带着满脑子美丽的幻想，尧枚回到了李公馆。姐姐们聚在大哥的房里，为他光辉的前程庆祝。然而他们欢乐的聚会刚结束，尧枚的幻想就被打破了。
被叫到父亲房里的尧枚，听着父亲对他的安排：“你中学毕业了，也到了成家的年龄，你爷爷希望四世同堂，我也希望早抱孙子。我身体不大好，家里也需要你照料，你也少不了个内助。我已经给你看了门亲事，下个月就定，今年年内结婚。”
这一切太突然了，尧枚每句话都懂了，他又好像什么都不懂，默默地点着头，他的理想破灭了，然而他一句反抗的话也没有，只是回到自己的房间用被子蒙着头大哭了一场。
尧棠知道大哥的哭还包含有另外的痛苦，在和大哥一起玩的姐姐们中，有一个漂亮的表姐，从小就和大哥很亲近，他们互相了解，也能互相安慰，大哥肯定做过娶这位表姐的梦。他们的母亲在世时，曾向这位表姐的母亲提过亲，但表姐的母亲却说：“自己已经受够了亲上加亲的苦，不愿女儿再来一次。”
现在母亲死了，父亲不了解尧枚的心，继母更不了解。父亲为大哥选择妻子的情形，是尧棠亲眼看见的。当时给大哥做媒的有好几个，父亲认为可以考虑的有两家，他无法决定要哪一个，就把两家的姓写在同样的小红纸片上，揉成纸团捏在手里，到祖宗的神位前诚心地祷告了一番，然后随意拈起一个。就这样大哥中意的姑娘被淘汰了，选定的是一个张姓姑娘，出身云南名门，官宦家的后代。
关在房里，蒙着被子痛哭了一场的大哥，像个傀儡似的，订了婚。从此把自己喜欢的化学连同那些书籍一起锁进了书橱。开始在公馆里无目的地游玩、打牌、看戏、喝酒，他也按照父亲的吩咐，去做一些结婚的准备，但他的思想麻木着。不到半年，李家的长房长孙娶媳妇了。这是个隆重热闹的婚礼，李家搭了戏台，唱了三天戏，大哥仍旧像个傀儡似的，做着各种事。
然后，爷爷有了孙媳，父亲有了儿媳。大哥也在父亲为他改装的左厢房里开始了新的生活。新婚的妻子温柔漂亮，读过书，会作诗，会画画，虽然从前是陌生人，但对他那么依恋，那么体贴。住在大哥隔壁的尧棠，天天看到大哥与新嫂嫂读书绘画，也总是看见大哥脸上抑制不住的笑意。确实，尧枚满意自己的新婚妻子，一时间把过去的美妙幻梦忘却了，陶醉在新婚的快乐中。
这样快乐的日子，他过了两三个月，新的打击又来了。又是在父亲的房里，尧枚听着父亲的安排：“你现在结了亲，房里增出许多用钱的地方，可是我这两年入不敷出，没有多余的钱给你们。李家虽然有钱，我自己管账不能送你去读书，况且你爷爷也一定不同意。在商业场股份有限公司我给你找了个职位，你自己去挣点零花钱吧。”父亲了解大哥读书的愿望，但他是李家的长子，大哥则是长房长孙，他没有办法，对大哥的这番话，他是含着泪说的。
从来不知道反抗的大哥，又一次唯唯诺诺地服从了，照样回到自己的房间大哭一场后，按照父亲的安排去上班了。为了李公馆并不缺的24块银元的薪水，大哥的理想彻底破灭了。第一天去上班他感到被抛在了一个陌生的荒岛上，惶恐而孤独。第一次领薪水，他欢喜而悲哀，这24块银元是自己挣来的，另一方面也是他卖掉前程的代价。但以后他就没有欢喜，也没有悲哀了。但有父亲在，他的生活还是平静而安稳的。
三哥尧林后来也进了中学，但尧棠还留在家塾里，老师上课的办法很简单，就是让学生多读书，多背书。尧棠印象最深的是一本散文选集《古文观止》，里面有的篇章如《桃花源记》、《赤壁赋》、《报刘一丈书》等，他很喜欢。有些并不明白，但是也照样背，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于是慢慢领会了这些文章的动人之处，也就是所谓的“书读百遍，其意自见”吧。有时候，老师也出题目，让大家写作文，这样的时候，尧棠感到很为难，老师就来讲，文章应当怎样写，第一段写什么，第二段写什么……最后怎样结束。一次老师出了个作文题《读书乐》，那时的尧棠对很多古文都读不懂，根本体会不到“读书的乐趣”，可是不写说不定要挨打。于是他便按老师的意思写，先写人需要读书，再写读书的乐趣，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不同的乐趣，最后简单作结。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围炉可以御寒，《汉书》可以下酒。”老师的评语是“水静沙明，一清到底”。其实十多岁的尧棠根本不会喝酒，整篇文章不过是典故的大拼凑罢了。
但不久，尧棠就真正体会到了读书的乐趣。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了一卷《说岳全传》，不过残缺不全，他一看就被吸引住了。然后想方设法借来了《说岳全传》全本，看得废寝忘食，岳母、岳飞、牛皋等有性格的人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尧棠有了新的消遣——读小说，《水浒传》、《施公案》、《彭公案》等都强烈地吸引过他。
在李公馆，六叔、二哥、香表哥三人曾合作办了一种小说杂志《十日》，十天出一本，他们用复写纸抄五六份发行。大哥是李家第一个写小说的人，《十日》第一期就发表了大哥的最得意的一篇哀情小说。《十日》发表的小说都是这一类才子佳人的哀情小说。创作的人都是摊开好几本书在抄袭，所以景物都是四六旬，结局都是情死，还有一封情人的绝命书。尧棠是这份杂志的第一个订户，但他对那些公式似的文章并不感兴趣，却佩服办杂志人抄录、装订、绘图的种种苦心。
1917年4月，成都发生了川军与滇军、黔军的巷战。成都街头到处是战壕，枪声日夜不断，子弹不断从李公馆墙头穿过。老百姓生活在一片混乱中，而且疫病流行。李公馆二叔家的两个儿子，经常和尧棠一起玩的二哥、五弟突然得了白喉病。这是一种可怕的病，开始剧烈的喉痛，最后便出现昏迷现象。战乱断绝交通，他们请不到医生，眼看着二哥、五弟病情一天天加重。最后，实在无奈，二叔叫上两个轿夫，各背一个孩子，冒着生命危险跨过战壕，进了医院，但是太晚了，二哥和五弟都死在了医院。
巷战刚刚停止，尧棠和三哥也得了白喉病，请了医生来诊治，尧棠、尧林有所好转。但是父亲和小妹又得上了，小妹年小体弱，很快就死掉了。父亲的病也一天天加重，形容枯槁地躺在床上，尧棠是他最喜欢的小儿子，听说尧棠的病好多了，很欣慰，便叫人陪着尧棠到他的房间。经历了母亲的死，尧棠敏感多了，来到父亲床前，跪在踏脚凳上，望着憔悴衰弱的父亲，只叫了一声“爹”，就被泪水哽住了。母亲、二姐、二哥、五弟、小妹，他看到了太多的死亡，小小的心灵承受不了这许多的悲痛。失去了母爱的他，父亲是他的依赖，是他感情的依托，他不能再失去父亲。但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泪水朦胧地看着病弱的父亲。
“你好了？”父亲伸出已经无力的手，抚摸着爱子的头。也许是看到心爱的小儿子真好了吧，他脸上有了笑意，可是眼睛马上又潮湿了：“以后自己要多当心。”半晌又说，“你要乖乖的，不要老是拼命叫‘罗嫂，罗嫂！’你要常来看我啊！”然后嘱咐尧棠回去好好休息。
大哥尧枚又被父亲叫去，对长子父亲是寄予了厚望的，他说：“你妈临终，把你们交给了我，现在小妹却死了，我怎么见你母亲啊。”叹了口气又说：“现在我把你继母和弟妹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照顾他们啊。”尧枚哭着接受了父亲的嘱托。
又过了三天，父亲的病更重了，大哥、三姐、三哥、尧棠，还有继母、嫂嫂都围在他的身边。当他第一次昏过去的时候，“爹！”“爹！”一声声带着哭腔的呼唤，又唤回了他。父亲真的醒过来了，他们只庆幸了一刻钟，就看见父亲更痛苦地一下一下喘着气，渐喘渐弱，他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父亲一秒钟一秒钟地死过去。接着是满屋子的痛哭。
晚上，尧棠和三哥坐在房间里，对着黯淡的清油灯落泪，大哥忽然走进来，搂着他们俩抽泣着说：“三弟，四弟，我们……如今……没有……父亲了……”说着三兄弟抱头痛哭。
父亲被埋在他自己挖好的母亲墓旁的空穴里。尧棠是父亲最喜欢的孩子，在母亲死后，父亲常带着孤独的尧棠出去玩，或者去街上散步。父亲死后，尧棠常常不由自主地去走父亲和他常走的路，仿佛仍是依依地跟着父亲的脚步走，直到被拥挤的行人撞醒，才发现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孤独、空虚的感觉顿时让眼泪淌了满脸。
然而，父亲的死承受打击最大的是大哥，李家长房的一切都要他来处理了。还只有20岁的大哥，勉强学着上了年纪的人那样来处理一切。开始还比较容易，过了一段时间，许多有形的或无形的箭开始射向他。他看见了这个绅士家庭的另一面目——在和平、友爱表面下的仇恨和斗争，他也成了人们攻击的对象。他心里燃烧着的青春的火，让他愤怒，让他奋斗，但奋斗的结果只是招来更多的攻击。于是他疲倦了，开始尽力避免冲突，尽力讨好他们。
从大哥身上，尧棠也看清了这个富裕大家庭的真面目，这是一个专制的大王国。尧棠那颗年轻的渴望自由的心，被沉重地压迫着，结实地捆绑着。父亲死后，爷爷对尧棠关心起来。尧棠身体不好，特别是父亲去世后，他十几天就要病倒一次，一天天瘦下去，整个冬天一直在吃药。爷爷听说牛奶很养人，就给尧棠订了一份。有时还把尧棠叫到他的房里，亲切地对他谈一些做人处世的道理。但他却不同意尧棠进中学，父亲死了，没有人替尧棠说话了，尧棠就始终没能进中学读书。他开始在家里跟一个在外专学习的香表哥学习英语。
后来，爷爷听说学好英文，可以进邮局工作，而邮局的工作薪水高，还会逐年增加，并且不会因政变或其他人事变动而失业，便允许尧棠进了青年会的英文补习学校。但由于生病只上了一个月，又不得不在家养病了。爷爷吩咐正式请香表哥为尧棠补习英文，每月付薪水给香表哥。
香表哥是尧棠姑母的儿子，叫濮季云，家境不好，从小死了父亲，但为人真挚，勤奋好学，也乐于助人。尧棠始终很尊敬香表哥，跟香表哥不但学习了英文，还学到了其他一些知识。并且通过香表哥第一次接触到外国文学，他们一起读英文本的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史蒂文森的《金银岛》。
从小一直害怕爷爷，甚至憎恨爷爷的尧棠，在父亲死后，和爷爷渐渐有了感情，但爷爷的身体也马上垮下去了。父亲的死，对他就是个很大的打击。接着他又发现了他的五儿子的不可告人的秘密。爷爷与第二个夫人濮氏只留下五儿子一个独生子，五儿子又长得漂亮，头脑聪明，很得他的宠爱。但这个五儿子却偷偷在外面建立了个小公馆，娶了个暗娼，先是骗自己老婆的私房钱，然后便以爷爷的名义借了大量的私债。这一切暴露后，爷爷受到的打击是致命的。
爷爷本希望这个备受宠爱的儿子“光宗耀祖”，却不料成了这么一个败坏家风的浪荡子。他大发雷霆，骂了一通，又打了一顿，他感觉希望破灭了，由愤怒转为悲哀，又由悲哀变为消沉。
尧棠感觉爷爷一下子老了，往日的精神一下子没了。然而尧棠的叔叔婶婶们并没有一个来真心照顾他。在最后的半年，尧棠开始慢慢了解、同情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了。
爷爷很能干，创造了一个大的家庭和一份大的家业，用独断的手腕来处置和指挥一切，满心指望这个家一天天兴盛发达下去。可是他不知道财富并不能“长宜子孙”，相反会毁灭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气质。爷爷的儿子们便是因爷爷的财富而变得好吃懒做，明争暗斗。
爷爷的精神彻底垮了，他日夜追求的“五世同堂”、“长宜子孙”的幻梦破灭了，开始变得精神恍惚。尧棠亲眼看见爷爷精神病发作，让人用轿子抬着在天井里转圈儿。爷爷临死前一天，尧棠去看望他，发现爷爷不再威严可怕，而是衰弱可怜。他头枕在高高的枕头上，原本瘦削的脸更瘦削了，高高的颧骨上嵌着一双时开时闭的凹陷的大眼睛，嘴微微张开。发觉尧棠进来微微笑了，然而眼里却满是泪水。
1920年的除夕，爷爷在孤独寂寞中死去了。在人们欢欢喜喜过新年的时候，李公馆却传出一阵阵悲哀的哭声。爷爷的葬礼很隆重，但真正悲哀的并没有几个。爷爷死后不到十天，叔叔们便开会处置了他的家产，并且不时传出“不公平！”“什么遗命，假的！”等等的争吵声。听着这些争吵，尧棠心里一阵阵悲凉，也暗自庆幸，爷爷听不到了，要不那自以为高明的老人会作何感想呢。
爷爷死后，由二叔来主持家政，但他根本无能力统治这个家。李公馆更混乱了，大哥尧枚处于长孙地位受到了更多的攻击，他到处打躬作揖，叩头求拜，然而并没取得叔叔婶婶们的谅解。尧林、尧棠却不像哥哥，他们只要碰到不合理的便反抗，不想做的便躲出去，这当然得罪了叔叔婶婶们。但他们对这两个不承认权威的侄儿没有办法，便去欺侮软弱的大哥。一次，尧棠得罪了一个婶婶，她自己盛怒之下打肿了自己儿子的脸，却诬是尧棠打的，到继母这儿来讲理。大哥要求尧棠去道歉，可是尧棠不肯，因为那不是他做的，大哥只好代他去道歉。这样的事儿很多，尧棠对大哥又爱又恨，但他不肯屈服。
更大的麻烦来了，爷爷的灵柩要在家里停一段时间，而嫂嫂即将生下第二个孩子。爷爷的姨太首先发难，提出“血光之灾”来。这是当时的一种迷信说法，认为长辈的灵柩停在家里，如果有人生产，那么产妇的血光就会冲犯到死者身上，死者身上会冒出许多血来。惟一的办法是将产妇送出城门外，还要过一座桥。黄姨太提出要将嫂嫂送出城外去生产，留过学的二叔竟然同意这个毫无道理的说法。大哥当然不信，但他不敢得罪那些以爷爷来压人的长辈，尧林、尧棠劝大哥反抗，大哥心里也想反抗，但却默默地同意了。
善良的大嫂却体谅大哥的难处，听了这个消息，流着眼泪答应了。大哥马上去城外乡下租了一间房子，把自己临产的妻子安顿在那里，幸好母子平安。
爷爷死后，李公馆更黑暗了，更多的争斗和倾轧造成了更多的悲剧。但尧棠却感觉到了自由，家里再没有人能够支配他的行动。五四运动的浪潮也冲击到了李公馆，已经读了很多新书的尧棠勇敢地向大哥发出了宣言：让他们也来做一次牺牲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