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即意味着失业，这是爱因斯坦所没有料想到的。什么“改变教育体制的呆板”呀，什么“做一个善于培养学生思考和智慧的教师”呀，一切的一切，都变成了泡影！他成了无工作、无收入、无国籍的“三无”流浪汉。
为了吃饭，为了生活，爱因斯坦不得不四处寻找工作，几乎走遍了整个苏黎世。
可是，寒酸的衣着、犹太人的血统、无国籍的身份，使他的求职举步维艰。
从毕业后到1900年底的半年之内，他仅在苏黎世的观象台找到了为期几天的计算工作，挣了几个铜板，才总算没有饿肚子。
尽管困难重重、前途无望，可爱因斯坦在逆境之中，仍然没有放弃他的研究工作。
1900年12月，他完成了关于分子之间相互作用力的第一篇科学论文，从苏黎世寄给柏林的《物理学年鉴》。次年，该文章在《物理学年鉴》刊出，题目为“毛细管现象研究”。
1901年2月21日，爱因斯坦花掉了多年来的全部积蓄，共计1000法郎，在回答了有关祖辈们健康和性格的问题并向有关当局保证不酗酒之后，终于取得了他盼望已久的瑞士国籍。
与此同时，在体检中爱因斯坦被发现有平足和静脉曲张的毛病，医生宣布他不适合服兵役。
从此，爱因斯坦取得了他一生之中始终称之为“我所知的世上最美之处”的瑞士的正式公民身份！可是，却是一个身无分文、工作无着的犹太失业公民！
有了瑞士国籍，爱因斯坦认为求职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事了。
他再次设法在大学求职，“我在米兰和父母亲住了三个月，想在那儿找个大学助教的职务。这种职务如果韦伯不搞鬼的话，我早就找到了”。
1901年3月，爱因斯坦把自己的第一篇论文复印本寄给了莱比锡的物理学家奥斯特瓦尔德，并附去一封信询问说：“一位精通绝对量度的数学物理学家对您也许有用。”
海尔曼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也以做父亲的身份给奥斯特瓦尔德去了一封信。
信中写道：
我的儿子对于目前的失业状态深为忧愁。他对于自己就业前途已被抛出正轨之忧虑正与日俱增……他心中明白，自己已经成为我们家的累赘。悟到这一点为他平添了一桩心事。
海尔曼还请求教授至少给他儿子的论文写几句鼓励的话。
当然，父子俩的所有希望都一块儿落空了。
大约10年后，在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发表后，奥斯特瓦尔德教授终于认识了这位经历坎坷却才华出众的青年，并深为10年前的事情而愧疚。为了弥补这一过失，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第一个提议爱因斯坦为诺贝尔奖获奖人。
寻找工作的不懈努力终于又有了结果：爱因斯坦当上了一所职业技术学校的临时教师。
关于这件事，爱因斯坦当时在写给那位在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曾经给予他帮助的温特勒教授的一封信中描述道：
我接到了一个建议：从5月15日到7月15日去温特图尔技术学校工作——负责教数学，因为常任教员要去服兵役。我今天得到了问题终于解决的通知书后，简直喜出望外。我不清楚哪位仁慈的人推荐我去那里的：因为我原先的教授中没有一个人会推荐给我这样的机会，同时我并没有申请就得到了这个职位。我还有希望以后得到瑞士联邦专利局的固定工作……应当补充一句：我是一只快活的小鸟，决不会沉湎于郁郁不乐之中，如果我没有肠胃失调或其他类似的病痛的话……最近我将沿着施普留根徒步而行，以便把接受令人高兴的职务和娱乐结合起来。
在他上任之后，写给温特勒教授的另一封信中，爱因斯坦充分显示出了对这份临时工作的满意：
上午教完5～6个小时的课以后，我依然神清气爽，下午或是去图书馆进一步自修，或是在家研究些有趣的问题……我已放弃去大学工作的野心，因为我认识到，在目前这种环境中，我还可以保存将来在科学上下工夫的精力和意愿。
可是，两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幸福”又一次离开了爱因斯坦。这只“快活的小鸟”，再次陷入失业的困境之中。
秋天，爱因斯坦来到了莱茵河畔的沙富豪森小镇。
由于经常一块儿在瑞士联邦工业大学拉小提琴而结识的朋友哈比希特的家就在这里。
通过哈比希特的力荐，爱因斯坦进了一家私立的中学生寄宿学校当补习教师。
从爱因斯坦执教数学课以来，他一直努力使课堂生动活泼和兴趣盎然。他总也忘不了少年时代的卢伊波尔德中学以及乌尔姆的国民学校给他带来的身心苦痛！
今天，既然由他执教了，他决心不能再让自己的学生受如此祸害！
爱因斯坦真诚地喜欢孩子们。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看到爱因斯坦与孩子们谈话，任何人都会为他能很快理解孩子的能力而感到惊讶。他与孩子只需彼此相视即可成为朋友。
对他来说，孩子的天真和好奇，以及强烈的求知欲望，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他喜欢孩子们不受任何传统束缚影响的率直性急的提问、一副打破沙锅璺到底的气概以及丝毫不会因为暴露出知识缺欠而感到窘迫的率真。
对待孩子们，他可以不厌其烦地耐心解答他们提出的任何问题，哪怕是那些极为琐碎和浅显的问题。
在孩子们的眼里，这位爱因斯坦老师，不但是教给他们知识的师长，更是一位他们喜爱和尊敬的大朋友！
但是，爱因斯坦违反常规的做法，不但引起了其他教师的不满，也使得学校的老板十分恼怒。
爱因斯坦再次被解雇了。
在沙富豪森这座以瀑布闻名的小城近一年的生活中，爱因斯坦不但与他终生的朋友哈比希特再次重温了小提琴二重奏，而且在理论物理学方面，继续从事着极其艰苦而又勤奋的研究工作。
1901年12月，爱因斯坦在一封信中写道：
从1901年9月15日起，我成了沙富豪森一家私立学校的教师。在这所学校的教学活动的头两个月中，我撰写了一篇以气体动力理论方面的博士学位论文。一个月以前，我已经将这篇论文呈交给苏黎世大学了。
这篇论文的题目是“热平衡的运动和热力学第二定律”，他没有把这篇文章寄给瑞士联邦工业大学，而是寄给了苏黎世大学。可是苏黎世大学也没有能够充分认识这位伟大的天才，论文被拒绝了。
再度失业，使爱因斯坦陷入了更加困窘的境地。
后来，爱因斯坦自己曾经回忆道：
“那年我非常困难，我贫困已极，使我整整一年无法思考一个抽象问题。”
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米列娃来到沙富豪森看望他。
望着爱因斯坦瘦削的脸颊和身体，米列娃心中十分焦虑。她力劝爱因斯坦不要为了满足一种“虚荣心”，非要充当一个独立自主的“男子汉”而损害自己的身体。
她几乎强迫爱因斯坦回到意大利的米兰，和他的父母亲团聚，同时，也争取在米兰寻找一份工作。
爱因斯坦不得不告别他居住了一年之久的阁楼小屋，告别了沙富豪森美丽的瀑布，回到父母亲的身边。
可是，在米兰寻找工作的愿望再度落空。爱因斯坦不得不向远在瑞士的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任助教的同学和好朋友马尔赛·格罗斯曼写信求援。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爱因斯坦于1902年4月写给格罗斯曼的一封信。
亲爱的马尔赛：
昨天收到了你的信，使我万分感动，因为你的忠诚和仁爱使你没有忘记不走运的老朋友。要想找到比你和埃拉特更好的朋友是不容易的。甚至用不着说，我若能得到这样的工作环境，是多么幸福，我一定要尽一切努力光荣地证实这次对我的推荐。我已在父母这里住了三个星期，为了在这儿寻找一个大学助教的工作。如果不是韦伯反对我，我早就可以找到工作了。但不管这个，我决不放过任何一种可能性，并且也没有失去幽默感……上帝创造了驴子，并且给了它一张厚皮。
现在我们这里正是最美妙的春天，整个世界带着如此幸福的微笑在瞧着你，使你不得不抛弃任何忧郁。此外，音乐的美妙也使我免于闷闷不乐。在科学方面……考虑了几个美妙的思想，但是还需要好好琢磨……
格罗斯曼的父亲是伯尔尼专利局局长哈勒的老朋友。
格罗斯曼为了帮助他最要好的朋友爱因斯坦，去哀求爸爸去找他当局长的老朋友。
哈勒局长很给面子，答应帮忙，可是也详细地询问了爱因斯坦的情况。
老格罗斯曼完全用儿子的话，回答了老朋友的提问。
“他聪明吗？”
“我认为他就是用做天才的那种材料造就的！”
“他是学什么专业的？”
“学物理的，在理论物理方面很有研究能力。”
“他有什么怪癖吗？”
“据我所知，他最大的怪癖是有时会半夜起来拉奏小提琴。不过，这丝毫也不会影响他在专利局的工作。”
“那好吧，让他来见我吧！”
一个月后，爱因斯坦应约来到伯尔尼，在一幢破旧的小房子里租了一间小屋住下来。
第二天，爱因斯坦兴冲冲地奔向伯尔尼专利局。他来到局长室，面对哈勒局长那藏在厚厚的眼镜片后面的目光，爱因斯坦的心怦怦直跳，有些紧张。
因为他知道，他需要这份工作：父母亲希望他能有个安定的生活环境；米列娃期待他能有个固定的工作，好实现他们的未来计划；他自己也希望结束流浪汉的生活，有一个能够安心从事科学研究的客观条件……
哈勒局长礼貌地让爱因斯坦坐下，拿出几份专利申请书，要他当场提出意见。
爱因斯坦不懂工程技术，更不懂工艺知识，可是，他绝不缺少机智，不缺少对新事物的敏锐反应和逻辑思维的能力。所有这一切，都给哈勒局长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局长收起专利申请书，随便和爱因斯坦谈起物理学。很快，老局长就认定他的老朋友没有欺骗他，这个青年人确确实实是个天才。
他当即决定，录用爱因斯坦为“三级专家”（实际上就是审查员），年薪3500法郎。可是，却要等到专利局出现空额以后。在等待期间，专利局当然不会负责爱因斯坦的吃饭问题。
于是，爱因斯坦又不得不琢磨如何解决这段时间里自己的温饱问题。
几天以后，一种色彩鲜艳、内容奇特的广告出现在伯尔尼的大街小巷：
“联邦工业大学毕业生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讲授物理，每小时3法郎，愿者请接洽。”
一周的时间过去了。
只有一个“愿者”上门，他是索洛文，一个罗马尼亚人。他到瑞士来读大学，主修哲学专业。他希望能向爱因斯坦请教物理学方面的知识，尤其是了解大自然的基本规律，这对于学习哲学是大有好处的。
于是，他按着广告上写的地址一路找来。
爱因斯坦见到有学生来听讲，连忙放下手里的书本，热情地请来者坐下。
听了索洛文的一番自我介绍，爱因斯坦更加高兴，满面春风地说道：“你学哲学，爱好物理，我学物理，爱好哲学。这真是太好了！”
不知是如何开始的，老师和学生立即进入了忘我的科学世界。
他们对物理学和哲学的许多问题都有着惊人的一致见解，话题越谈越多，兴致越来越高，以致忘却了时间，忘却了尘世，忘却了一切！
不知是谁，忽然发现时间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索洛文急忙起身告辞，让老师休息。
两人下楼走出门外，在已是寒意微露的秋风中，硬是又边走边谈了一个半小时，好像一对难舍难分的情侣。
第二天晚上，按约定的时间，两人又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爱因斯坦把广告、教课和挣钱糊口的事情一股脑全忘掉了。他对索洛文说：
“坦白地说，你不用听物理课了，讨论问题更带劲。你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来，我喜欢和你讨论问题！”
一天，米列娃来看望她十分惦念的“怪人”爱因斯坦。
一上楼，差点儿没被阵阵飘来的浓烟熏窒息。打开房门一看，满屋子的烟，浓得好像是发生了火灾一样。
烟雾之中，爱因斯坦和索洛文两人正面对面地争论着什么问题。同时，两人又不断地从各自的烟斗中喷出浓烟……
爱因斯坦坐在地上的一只破沙发垫子上，而索洛文则歪斜着坐在一把瘸腿椅子上，两人谁也没有发现米列娃的到来。
看着爱因斯坦穿着又脏又破的衬衣和裤子，光脚穿着一双破拖鞋，米列娃心里又气又急。
上次见面，米列娃就批评爱因斯坦，告诫他不要“不务正业”，要注意身体，学会自己爱护和照顾自己。爱因斯坦满口答应，可实际上却完全是另一码事。
反过来，爱因斯坦还安慰米列娃，让她放心，他绝不会挨饿的：
“实在不行的话，我还可以用我的小提琴，挨家挨户去演奏，挣几个饭钱还是不成问题的！”
可是实际上，爱因斯坦在大学毕业后的近两年时间里，为了不依赖亲戚的施舍，为了不给父母造成经济和精神上的负担，为了实现真正的独立生活，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他常常处于挨饿的境地，一天能吃上三顿饱饭，这就是他最高的奢望了。
他丝毫也不注意自己的外表，更不能讲究生活的舒适。简陋的屋子、破旧的服装，这些并不能影响他的情绪和健康。可食品的匮乏，经常挨饿，却损害了他的健康，使他染上了让他终身受苦的肝炎。
后来，每当爱因斯坦出现虚弱和精疲力竭的情况时，米列娃（此时已是爱因斯坦夫人）就抱怨说：
“这就是他极其贫困时所受煎熬的结果。”
生活困难，经济拮据，丝毫也不能影响爱因斯坦对科学的追求。这种强烈的追求，使他在任何困难面前，都能保持乐观、镇定的精神，笑面人生。
幸好，爱因斯坦在伯尔尼并没有等待太久，专利局终于有了个空额。
1902年6月16日，爱因斯坦得到了伯尔尼联邦专利局的正式任命书。他终于有了一份固定的工作，不必再为生活而操心，又可以在工作之余，专心致志地研究他心爱的理论物理学，这就足够了。
后来，当格罗斯曼不幸逝世时，爱因斯坦在悼念他的朋友的信中，几次提到了当他大学毕业时，“突然被一切人遗弃，一筹莫展地面临着人生，他帮助了我，通过他和他的父亲，我后来才到了哈勒那里，进了专利局。这有点像救命之恩”。
每天上午，爱因斯坦步行上班。在专利局大楼4楼的一间狭窄的办公室里，他要专心工作8个小时。
当时专利局里使用的是一种长腿坐椅。那些掌握审查专利大权的工程师和专家，就坐在这种椅子上，向后一仰，双脚搭到桌子上，这样既舒服又有派头。
可是，爱因斯坦却觉得这样的坐法很不合适。他不习惯这种“居高临下”与人交谈的方式，况且，坐得这样高，也妨碍他在工作之余的“副业”。
于是，爱因斯坦从家里找来一把锯子，不声不响地把椅子腿锯掉了一截。这样，他就可以和每位来访者平起平坐，平等交谈了。
每天的工作内容是审查众多的专利申请。他必须要像局长所要求的那样严格，提出准确客观的评价和判断，并且写出详细的鉴定书。
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发明浪潮，似乎还没过劲儿，许多专业的、业余的发明家，每天都送来大量的专利申请。
爱因斯坦凭借自己的智慧，很快就掌握了在这如山的申请中，如何分辨出哪些是有价值的、哪些是“永动机”一类的无聊玩意儿，然后认真地进行清理、归档，分别写出鉴定书。一天的工作量，他半天就可以做完。
剩下的时间，就供爱因斯坦搞“副业”了。一本本物理学书籍和有关资料，仿佛从天而降，摆在了桌子上。
可是，专利局有明文规定，工作时间严禁做私事。爱因斯坦不得不眼睛盯在书本上，耳朵还得注意听着门外的脚步声，一有情况，就得赶紧把“副业”藏到抽屉里去。
很快，爱因斯坦以他爽朗幽默的性格、勤奋严谨的工作态度、从不计较小事的为人方式，赢得了大家的喜爱。
一次，一位新来的年轻的工作人员向爱因斯坦真诚地请教如何才能做一个像他那样的公务员。爱因斯坦毫不迟疑地回答道：
A=x y z
其中，A代表成功，x代表工作，y代表休息，z代表谦虚谨慎。
这是爱因斯坦在他21岁的时候，以他自己的人生经验，总结出的一道人生公式。这是一道值得人人遵守的永恒公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