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契诃夫
19世纪初期的俄罗斯，古老的农奴制度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而俄国资本主义也在农奴制度之下缓慢发展，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农奴制度的基础开始动摇了。
1801年弑父继位的亚历山大一世，在对内政策方面标榜“自由主义”，想通过对已经出现的资产阶级作某些让步，以微小的改革来巩固农奴制度，防止革命发生。为此，他成立了“国家改革草案机密委员会”，于1801年草拟法令，允许小市民和国有农民购买无人定居的土地；1903年颁布关于“自由耕种者”的法令，允许地主在农奴付出巨额赎金的前提下将其自由释放。然而，在连续取得对瑞典和土耳其战争的胜利，尤其是在反对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胜利以后，他便揭去了“自由主义”的假面具，开始了更加反动的统治。他全面推行军屯制度，使屯兵全家终日过着苦役般的生活，这种古代斯巴达式的军事奴隶制度，给广大农奴带来了更深重的灾难，也更加暴露了农奴制度的腐朽与黑暗。
在资本主义因素增长、封建农奴制度危机加深的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也产生了反响，从而爆发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在镇压“十二月党人”起义中登上皇位的尼古拉一世，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手段来挽救现存制度，他加强了政治警察活动，在沙皇办公厅下设第三厅，权力凌驾于一切国家机关之上。为防止革命思想传播，1826年颁布了严格的书刊检查条例；1828年颁布新的学校条例；不久又制定了反动的教育纲领，将农奴制度称为稳定正常的制度，奉为俄国社会的国民精神；而军屯制度的扩大，则使全国变成了一个农奴制的大兵营。尼古拉一世的反动统治，并没有能够制止群众运动的发展，被“十二月党人”唤醒了的俄国人民，要求废除农奴制度的斗争情绪日益高涨，从而在19世纪上半期产生了反对农奴制度的杰出革命思想家赫尔岑、别林斯基以及19世纪中期的革命民主派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
1853年至1856年的古里米亚战争沉重打击了沙俄的国际威信。战争的失败，更充分地说明了农奴制度下俄国政府的腐败无能，加速了革命形势的成熟。一切社会矛盾都空前尖锐化、表面化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积极展开活动，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了解到农奴制度已摇摇欲坠，必须在革命未爆发之前作适当的改变，“自由主义者”也趁机活动。尼古拉一世死后，1855年2月，亚历山大二世即位。他素来反动、保守，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也为群众的革命斗争所震慑，认识到“必须尽快用自上而下的改革来阻止自下而上的革命。”“从上面解放比等待从下面推翻要好些。”
1861年3月3日（俄历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正式签署了改革法令和关于废除农奴制度的特别宣言。这是一次具有资产阶级改革性质的行动，成为俄国历史上从封建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折点。它扩大了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基础，建立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但由于改革的不彻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而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和大量封建残余的错综交织，就成为19世纪下半期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征。
这个史无前例、纷繁复杂的历史大前提，造就了19世纪俄罗斯进步文学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艺术家”——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这个独特的时代与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独特的个性相结合，构筑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不断探索的一生以及优秀的品格和辉煌的文学成就。
1860年1月17日，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降生在塔干罗格市波利采依斯基大街格努托夫的住宅，即一个小杂货铺的业主巴维尔·叶戈罗维奇·契诃夫的家里，取名叫“安东尼”。这是一个“血管里流着农民的血”的家庭。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祖父名叫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契诃夫。他早年是俄罗斯沃罗涅日省的农民，在当地地主契尔科特夫家里当农奴。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是一个性格十分顽强而且充满着智慧和俄罗斯人所特有的卓越天赋的人。他具有超凡的组织工作和管理工作的才能，同时，他也是一位脾气乖戾、性情专横的人，发起脾气的时候，又常常会毫无理智。在他艰辛的农奴生活中，从他很年轻的时候起，便抱定了坚定的生活目标和理想，这就是要使自己和他的孩子们都能够获得人身自由，为此，他埋头苦干，进行了长时期的奋斗。
他是个生逢其时的幸运者，最早的机遇是在1903年沙皇政府颁布的“自由耕种者”法令以后。法令中允许地主在农民付出巨额赎金的条件下，可以将其自由释放。然而，法令被农村的地主们所利用，当时所释放的农奴数量实在是太少了，而且，作为一个农奴，自己又到哪里去凑齐那天文数字般的赎金呢？但这毕竟给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契诃夫带来了巨大的希望。他所工作的庄园地主契尔特科夫，有一个儿子是当时著名的托尔斯泰主义者，这种泛劳动主义的主张和信念在他的地主家庭里也不断地产生着影响。契尔特科夫面对骚动起来的农奴，也面临着如何维护好自己庄园的大问题。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契诃夫的精明强干与出色的才能终于引起了他的注意，利用好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的能量，不仅会使他本人忠心尽职，更可以收到笼络人心、安抚农奴的目的，更何况任何人的人身自由也都是要以巨额赎金为代价的呢！但契尔特科夫还是没有释放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他安排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在庄园中做了一名专职的管理人员，这个受人尊敬的职位使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很满足，也使契尔特科夫仍能照常地控制着他的一切。
地位上升以后的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也有了更多的积攒自己家产的机会，他的精干使其工作受到欣赏，他还抓住时机，去做了几次批发家畜的生意。多年以后，他省吃俭用，苦心积蓄，终于使财产的数目急剧地增长起来了。就在1841年，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终于以3500卢布的巨大数目，从地主契尔科特夫手里赎买出了他自身以及他的妻子和3个儿子。这笔赎身费花尽了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的全部积蓄，他再也拿不出一笔赎买出自己女儿的费用。或许是地主契尔科特夫的恻隐之心起到了作用；或许是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大半生的忠诚劳作感动了地主；或许为了无法阻止的趋势而收买人心，总之地主契尔科特夫将他的女儿也一并释放了。长时期的艰苦奋斗，终于获得了渴望中的人身自由，实现了拯救全家的生活目标和理想。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十分兴奋，他欢呼、跳跃，他要为家庭的兴旺开始新的奋斗。
获得人身自由以后，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把一家人搬迁到了顿河流域普拉托夫伯爵的庄园，在这里，他以自由之身和出色的才能，担任了一名管事的工作。
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亲身经历了长期的被奴役、受压迫之苦，他将自己农民的血、农民的本性传给了孩子们。在他以后的一生当中，他也始终是做着受人差遣、为他人作嫁的差事，他对于自己的每一件工作都是十分投入的，对于自己身上的各个方面的要求也都是严格节制的。但是，历史是奇妙的，这个受惯了奴役的人，竟然“在信仰方面是一个热烈拥护农奴制度的人”（1903年2月11日契诃夫致克尼碧尔一契诃娃的信），他所遭受的苦难，并没有能够使他认识到农奴制度的本质与罪恶，蓬勃发展的国内农民的反抗斗争，也难以影响性格倔犟、只认死理的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别人长期施加到他头上的一切，更被看成了金科玉律，理所当然。因此，在他担任管事工作的时候，他对于自己所管理的农民也是非常严厉、苛刻的。在家里他更是表现为专横、任性和暴虐，全家人的人身自由，仿佛又都完全掌握在了他的手里。
在他乖戾的性格之中，还隐藏着一种耽于幻想的怪癖，从而构成了他家族的又一特色。他的儿子巴维尔·叶戈罗维奇（安东·巴甫洛维奇的父亲）在专制和横暴方面本来比他自己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却能够在儿子的身上看到一种别人没有察觉出来、也不可能察觉出来的隐蔽的、安静的、耽于幻想的性格，而把他这个根本不是什么“安静的”人称之为“亲爱的安静的巴维尔·叶戈罗维奇”。耽于幻想这一点，成为自祖辈起至三代人身上都具有的一种和艺术秉赋有关的显著特点。
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是一个十分严厉的人，可他在给儿子的信里，却时常会取笑自己。他显然不仅读到过《圣经》，而且也还的确看过几本小说，因而他使人想象不到这个昔日的农奴竟还会使用“文学”笔调。“我在忙着收割庄稼，烈日把庄稼都烤干了、晒焦了。契诃夫老头流着汗水，忍受着幸福的阳光的沐浴和烘烤，但是夜里睡得很香。”在这里，他使用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这突然的改变使人惊奇不已。他还喜欢派头十足的措词“兹因事体繁忙，时间不敷，不能与吾之爱子爱女游戏，借此沉闷之信纸，聊诉衷曲。”很有几分象中国的传统老人从唱本上学来几句文言的味道。
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在劳碌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以他顽强的奋斗精神，实现了自己及家人的自由梦想，更为他的几个儿子都找到了自由人的工作，并使他们脱离了农民生涯。米哈伊尔在卡鲁格地方当上了一名称职的装订工人，米特罗方则做了一名店铺的伙计，后来也成为塔干罗格市的一名独立的“商业家”。“安静的”巴维尔·叶戈罗维奇则在塔干罗格市一个大商人的店铺里当上一名“小伙计”，后来被提拔为账房的管事。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也把他自己严厉的性格、倔犟的脾气、耽于幻想的特征等一切的优点、缺点，都一并地遗传给了他的子女们，而在他的“爱子爱女”之中，巴维尔·叶戈罗维奇更多地继承并发展了他那耽于幻想的特征，并把它变成了一种明显的艺术才华。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父亲巴维尔·叶戈罗维奇·契诃夫，在解脱了农奴身份以后的第三年，即1844年，就独自离开了父亲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工作的普拉托夫伯的庄园，来到了塔干罗格市里闯生活。这年他才19岁，他在塔干罗格市议长——当时很有名望的当地商人柯贝林家里，找到了一份账房管事的差事，依靠自己辛勤的劳动来换取微薄的薪金。他必须卑躬屈膝地从早到晚伺候所有的人，甚至当别人无故打了他耳光的时候，他也只能是强作笑颜。在10多年的卑微工作中，他也像自己的父亲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一样，确立了自己坚定的生活目标，那就是一定要摆脱这种不是奴隶而又胜似奴隶的卑微状况，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自由人。他也是一个喜欢气派的人，他甚至一心想着将来要开设一家自己的“商号”，成为一名像样的商业家而不是一个小店铺的小老板，甚至要超过现在的东家柯贝林。他拥有着十分顽强的性格，他的奋斗终究要达到目的。
1857年，他的目的开始实现了。他在塔干罗格开设了自己的小杂货铺。出售茶叶、砂糖、肥皂、香肠等小商品，也兼营服饰用品等等。他像自己的父亲一样，非常严格地对待自己的“商业”事业，严格管理并努力形成自己的经营秩序，以发家致富。然而，他又不完全像自己的父亲那样，在自己的奋斗目标上勇往直前，义无反顾而又完全彻底，他虽然常常自诩为“商业家”，但他的气质更多地继承了父亲的另一面，具有艺术家的特色，而他这种“艺术家”的灵魂，则时时干扰着他经营事业。
巴维尔·叶戈罗维奇发扬光大了父亲的幻想特征，成为一名多才多艺的人。他竟然通过自修的方式学会了拉小提琴，而且从此迷入此途；他还酷爱绘画，画过彩画，并且对肖像画很有些研究。他把自己对音乐、绘画的爱好都遗传给了自己的子女，“我们的才能来自父亲”，这是安东·巴甫洛维奇肯定的说法。他甚至能够使生活也像音乐那样严整和谐乃至于庄严、壮丽。每天傍晚，他总是要和他的次子尼古拉表演上几段小提琴二重奏。他还尤其喜欢宗教歌曲那种庄严肃穆的色彩，也正因此，他开始了一个十分古怪的行动，就是组织了一个教堂的唱诗班，他竟以他的全部才干，努力想使他的唱诗班成为全城镇里最好的一个。他从铁匠当中网罗人才，并强迫他的几个儿子全都参加了唱诗班的高音部和中音部。他是一个为人十分热情的人，也能够把他自己整个的心灵都完全献给他所喜爱的事业；他还喜欢发号施令，自尊心很强，是一个生来就要做出一番事业的人。然而，由于他没有受到过任何正规的教育，加上古怪的个性，他却只能把他的才华和精力浪费在一些古怪的举动上。这个教堂的唱诗班，牺牲了他许多做生意的时间，也正是这个唱诗班，而不是他当初热衷的经商，才是他一生中真正的兴趣所在。他的兴趣给他的孩子们带来了天赋，也带来了痛苦的根源。
凡是与宗教礼拜有关的事情，巴维尔·叶戈罗维奇都是一丝不苟、严格而又是苛刻的，只要他喜欢，别人也就都要去做，他同样继承了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的专横与暴虐。
每逢大的节日，在需要做早弥撒的时候，巴维尔·叶戈罗维奇总是在深夜两三点钟就把孩子们叫起来，也从来不管外面是什么样的天气，必定要带着孩子们去教堂唱诗。他把让孩子们去教堂里唱圣诗，认为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所以，他从来不会听信别人的任何劝说。他是一个宗教歌曲的狂热爱好者，并不是出自于何等程度的宗教热诚，但离开了宗教歌曲他简直就不能活命。这种狂热，使得他对于美和严整的正当追求，反而变成了某种直接违反美和美感的可恶的东西，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真正的苦刑。
巴维尔·叶戈罗维奇的专横暴虐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他那从来也没有能够再发展的小杂货铺，每天从清晨5点钟就要开门营业，一直要连续工作到深夜11点钟。而这个铺子里尽管有着漫长而又繁重的劳动，但巴维尔·叶戈罗维奇除了拥有“学徒”以外，从来也没有花钱雇用过任何一位正式的店员，他时常把小杂货铺子里的一切事情，完全地交给自己的几个孩子去干，而他自己则热衷于自己的宗教唱诗班。此外，他还要花费许多的大好时光，用在公众所推选的所谓“社会工作”上。他总是想给日常的事物涂抹上“意味深长”的色彩，从而使最平淡的事情也显露出一种特别的气派，时刻不忘他这种灵魂深处的追求，到处制造出各种喜剧效果。当他的商人弟弟米特罗方·叶戈罗维奇去莫斯科、彼得堡等地办货的时候，他也会这样写信：“您在莫斯科。我们十分荣幸和愉快地祝您来到帝都莫斯科，并且希望您在大吉大利地胜利办完您的事情之后，驾临我们帝王之行都——大名鼎鼎的彼得堡。”而弟弟真的“驾临”彼得堡以后，他又写了一封洋洋洒洒达万言之多、而且慷慨激昂的信，信中以各种崇高的理由，向他的弟弟大谈了一番圣彼得堡建都的意义和俄罗斯领土的广大无边、巍峨壮观以及外国人对大俄罗斯的畏惧。至于纯商业事务性的关键问题，他却只说了一句“办货要大胆而气派”的话。这两兄弟是彼此心领神会的，是可获得相同评价的一对“社会人士”，“弟兄们，他是个圣人，可也是个活人。他本应该……成为一个事业家的，可是他却钻进神父堆里去了，而且这也不是出于他的本心。但在这个行业里，他却干出了那样许多闻所未闻的事情，真可以配得上‘事业家’的称号，不过同时他也感觉到，他跟这些神父祭司们是搞不到一起去的。他感觉到，如果上帝让他知道点什么的话，他会把这群笨鹅全给宰了的。可是这点什么，上帝没有让他知道……他是一个毫不外露的足智多谋之士（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又实际，又精明），但同时他也是个心地纯洁的人”。然而，他们给日常事物加上无上的“气派”的外貌，为以金钱为转移的、本来就既可耻又可悲的现实社会加上美妙而崇高的装点，这一切所表现的小市民的世界观和小市民的美学，这种以粉饰可怜的现实来同现实妥协的小市民趋向，恰恰毁坏了巴维尔及其兄弟身上纯洁的本质，把好的东西变成了丑恶。巴维尔·叶戈罗维奇所热爱的、本来无可挑剔的劳动中和生活中的严格、和谐的秩序和纪律也是如此，也大大改变了他们本来的面目，而成为对孩子们的折磨了。
巴维尔·叶戈罗维奇对孩子们的主要态度，就是严格的苛求和不折不扣的棍棒纪律。他给孩子们所分配的时间表是：小铺——学校——小铺，此外就是连续不断的练歌和唱诗班的排练，数也数不清楚的教堂祈祷和家庭祈祷。他要求每一个孩子都要学习好一套手艺，安托沙要学习好做一名裁缝，并且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要在铺子里熟悉如何算账，熟悉做生意的各种“艺术”，包括如何徕招待各样的顾客；如何来做假秤、假斗和其他各种做生意的小骗术，又如何因人施用。
同时，巴维尔·叶戈罗维奇也总是努力要使自己的“爱子爱女”们能够从小养成吃苦耐劳的好习惯和尽义务、负责任、守纪律的良好精神，成为真正有教养的人，能够比自己获得更多的幸福，将来可以为人们做更多重要的、有益的事情。他含辛茹苦也要送孩子们进中学读书，还给他们聘请音乐教师，使他们能够很早地就学习好外国语，以致他的几个儿子不仅多才多艺，上了大学，而且在十几岁时就已经可以说一口流利、地道的法语了。
然而，这一切好的做法，都因为家庭的生活制度本身不大符合儿童生活的特点，而使孩子们产生了类似于囚犯的感觉；也由于他本身摆脱不了的小市民习气、怪癖、顽固和暴虐的作风，他所赋予家庭的沉重负担将本来还算不错的生活给破坏了。
1876年4月，巴维尔·叶戈罗维奇的小杂货铺终于因为经营不善而宣告破产了，巴维尔·叶戈罗维奇“商业家”的梦想也随之逝去。为了躲避债主的催逼，他悄悄地从塔干罗格市出走莫斯科，去投靠他在莫斯科大学数理系读书的大儿子亚历山大和在莫斯科绘画雕刻建筑学校读书的二儿子尼古拉。在莫斯科这个“帝都”，他们全家人住到了娼妓居住的黑暗区域里，这里靠近德拉切夫卡河畔，在特鲁巴广场的旁边，位于莫纳斯蒂尔斯克大街和维尔玛罗奇纳胡同的拐角上，一家人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缺衣少食的贫困生活。
然而，巴维尔·叶戈罗维奇却依然要保持住过去的生活制度，他制定了一张“定居莫斯科的巴维尔·契诃夫家族在家务管理的各种事务和各项家庭职务方面的工作时间表”（这冗长的措词依然保持着他特有的气派），并把它悬挂在了墙上。
其中规定：20岁的尼古拉5～7时起床负责照料和管理内部事务。
17岁的伊凡负责总务。
11岁半的米哈依尔和14岁的玛丽雅每逢节日，晚7时至教堂参加彻夜祈祷式；6时半参加早弥撒，9时半参加晚弥撒，按时前往，不得迟误。
规定：此表由家长巴维尔·契诃夫批准执行，未执行者先受警告处分，同时不得喊叫。
当17岁的伊凡出了一点毛病以后，巴维尔·叶戈罗维奇竟然对已近成年的孩子大打出手。对于契诃夫家族而言，十分凶狠的毒打事件已是家常便饭，司空见惯。可惜的是，在他灌输孩子们良好品质、遵守纪律的时候，他的手段却使孩子们更加厌恶纪律。父子之间的隔阂在日渐加深，而逐渐树立起来的则是巴维尔·叶戈罗维奇可敬、可爱、又可怕的父亲形象。
在1889年，已经成名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在给哥哥亚历山大的信中，仍然在说：“我请你回忆一下，专制和谎言怎样毁掉了你母亲的青春吧！专制和谎言毁掉了我们的童年，使我们现在回想起来都感到恶心和可怕。你还可以回忆一下父亲在饭桌上由于汤做咸了而大发雷霆，骂母亲是笨货的时候我们所感到的恐惧和厌恶……专制是万恶的东西。”正由于巴维尔·叶戈罗维奇的遗传和亚历山大成年后矫枉过正的反抗，使我们从契诃夫家族三代人身上，都可以看到专横、任性和强迫别人服从自己的暴虐作风。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母亲叫叶甫盖尼亚·雅科甫列夫娜，她是一位娇小、温柔、善良的女人和慈爱的母亲。她疼爱自己的孩子们，受尽了乖戾性格丈夫的打骂，内心充满着旧式妇女的哀伤。为了减轻孩子们童年所遭受的不该遭受的痛苦，她也会鼓起勇气，去责骂丈夫那种不通人性的做法，指责他用教会的虚伪礼仪过分地来折磨本当无忧无虑的几个孩子们。但她也无力动摇、更无力去改变巴维尔·叶戈罗维奇的那种顽固性格，始终在丈夫的横暴面前充满着畏惧之情。
母亲的慈爱深深影响着孩子们的成长。安东·巴甫洛维奇说：“我们的心灵来自母亲。”
特殊的时代，特殊的家庭，安东·巴甫洛维奇就是在这特殊的背景之下来到了人间，开始了他“没有童年的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