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久远的遗存
现代庄里村最有名的古树名木，当属五谷庙院内正殿门前于1964年砍伐的两株古树，看庙老人曾告知为桧柏。
千百年来，两株桧柏一直枝繁叶茂。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于历代久远，树干上渐渐形成一个大裂缝，村民在里面养了一大窝蜜蜂。孩子们嘴馋，常到这儿用蚊香熏走蜜蜂，然后用勺刮蜂蜜吃。五谷庙正南有一个戏台，每年庙会时要唱戏。1964年为了修缮戏台，村民将古老的桧柏砍伐，卖钱充作修缮经费。
为什么陵墓前有树木呢？
原始先民认为，人虽死去，但阴间灵魂依然保佑阳间的世人。特别是始祖，是本氏族的保护神，这就是祖先崇拜。祭祀祖先的由来，可以在较多保留古代遗俗的少数民族那里考察。蒙古人早先首领去世掩埋，为防止先人受到侵扰，都要铲平墓地并派武士驻守，直至草木生长起来杳无踪迹方才离去。为便于祭祀能够找到墓址，埋葬时要当着一头母骆驼的面杀死它的小骆驼。再来祭祀时由这头母骆驼领路，就能找到墓址。但是时间久了，这种方式也有诸多不便，最终不能长久。后来就逐渐发展为墓地植树，以便识别，象征生生不息。
祖先崇拜逐渐产生，祖先祭祀也随之出现。《白虎通》明确记载了王侯封土的高度和植树的种类：“天子坟高三仞（周一仞为八尺；西汉为七尺；东汉为五尺六寸），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庄里村神农冢种植两株桧柏，桧柏的树种就代表了它的规格。
桧柏是一种长寿而且生长缓慢的树种，生长几千年犹枝叶繁茂。桧柏树像松树，叶却如同柏树，会合了两种树的特点，所以得名“会”，归类加木字旁为“桧”，称桧柏，非常独特，现在已少见，“桧”字因此很少使用，却被陷害岳飞的秦桧用过，以后更无人愿意以它作姓名。曾有人与秦桧的一位后人到岳飞墓前，纷纷题诗，秦桧的后人羞愧之余，题诗“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
现在来看，院内正殿门前砖铺的甬道两边，还各留一个桧柏的大树根，露出地面的部分跨度约两三米，树的周长应该有好几米，未砍伐时得几人合抱，完全可以与太原晋祠圣母殿旁3000年的周柏相媲美。按照正殿门前古树名木左右对称的格局来判断，几千年的古树就应该能见证几千年前的祭祀建筑，这就是炎帝陵墓活的见证。尽管它40年前毁于斧钺，遗留的错节盘根依旧能够见证它的久远历史。相比宋太祖赵匡胤遍访天下帝王陵墓时，仅因一个梦就指认湖南茶陵县建炎帝陵，1995年中央电视台报道高平炎帝陵后，同年5月湖南省迅速改茶陵县划分生来的酃县为炎陵县，这些应急举措都可以投资打造，却很难具备这种久远历史活的物证。
与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相比，山西省高平市庄里村炎帝陵文物保存稍差。神农炎帝早于轩辕黄帝五百多年，炎帝陵祠庙文化意义不在陕西黄陵之下。
炎帝？神农？
中国文化传统，祭祀建筑都依据主体建筑与附属建筑形成的中轴线排列。明代记载“石栏、石柱存焉，盖金元物也”，证明元代迁庙确有其事。现在还遗留的正殿与戏台之间形成的中轴线，古桧柏、钟鼓楼分列中轴线两侧。元代迁徙而来的炎帝庙正是沿用了原有的祭祀建筑原址。
《泽州府志》记载：“上古炎帝陵，相传在县西北四十里换马镇。帝尝五谷于此，后人思之，乃作陵。陵后有庙，春秋供祀。”何为“陵后有庙”？这显然是因为自羊头山迁来的炎帝庙，坐落在原有东西方向的炎帝陵墓中轴线以北。中国古代的方位坐标系统与今日不同，是前为南、后为北，北即“背”，陵墓中轴线以北即为后，《泽州府志》故此以“陵后有庙”记载。
中庙村炎帝中庙碑刻记载“羊头山故有神农氏祠”；北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立《宝云寺碑记》，碑文有“西接尝五谷之神祠，道北靠龙山炎帝之庙貌”。宝云寺在长治县内王村，“西接”即指羊头山神农祠。长治县师庄乡近年发现的羊头山神农庙元代《后歌碑》记载“神农遗迹在羊山，祠宇重修构此间”；均记载羊头山上炎帝神农遗迹为“祠”，而且是元代之“重修”。
《山西通志》记载“神农庙……故关村羊头山上，元初徙建山下坟侧”，记载又为“庙”。我国古代祠与庙的功能相近，常常祠庙合称。因此，元代以前羊头山上应是有祠有庙或祠庙合一。
炎帝神农氏祠庙迁至炎帝神农氏陵墓旁边以后，又分别记载为“神农庙”（《高平县志》）、“神农氏祠”（《大明嘉靖丙戌年重修神农氏祠》）、“炎帝神农陵庙”（《续修炎帝后妃像增制煖宫记》）。村民也各自不同地称呼为“炎帝陵庙”、“炎帝祠堂”、“祠堂庙”。可见羊头山上的祠、庙，后来都一同出现在庄里村，即是一同迁徙而来，而《山西通志》“神农庙……元初徙建山下坟侧”记载为“庙”，显然是祠与庙的统称。“炎帝神农氏陵庙”（《续修炎帝后妃像增制煖宫记》）则是祠、庙、陵墓合一后的统称。
古籍文献的称呼常单称“炎帝”，或单称“神农氏”，又有合称“炎帝神农氏”或“神农炎帝”。班固在《汉书》中解释：“炮羲氏没，神农氏作……以火承木，故为炎帝，教民耕种，故天下号曰神农氏。”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强盛朝代之汉朝学者群体的认定，当为基本认识。
这一处陵庙既有陵碑之“炎帝”名称，又有正殿顶上“大明嘉靖六年”琉璃宝刹“炎帝神农殿”之“炎帝神农”名称。因此，我们在称呼这位始祖时，似应在论“尝百草”“种五谷”时沿用“神农氏”或“炎帝神农氏”称呼。论三皇五帝先祖领袖时称呼“炎帝”或“神农炎帝”。此处炎帝神农氏遗址名称，有“炎帝神农殿”宝刹与碑刻依据，应该以此为准。碑刻记载之“炎帝神农氏陵庙”名称亦可为依据。
古籍记载既有单称炎帝，又有单称神农氏，最后又有合称“炎帝神农氏”，这不同的称呼到底是不是一回事？人们对此常有讨论。仅以两千年以来有限的后世文字记载，来做这种文字表面的判断，才会有这样的讨论。我们可以从其内涵来分析。
“神农氏”是说发明农耕者，“炎帝”是善于用火烧荒者，为什么要烧荒呢？
上古时期，人类掌握了第一种自然力即火的使用，人类在自然界逐渐成为最强大的主宰。神农氏因始创农耕，逐渐开始扩大规模以火烧荒，烧去草莽林木，开垦出耕地种植五谷。又因当时洪水危害和狩猎便利，神农氏族常以居住平原之高处即丘陵山地为主。放火烧荒时，山上山下火焰冲天，产生了上下都是火的“炎”字。至今，长治地区说烧火还称“炎火”；而“帝”字的古字又有“四面八方”的字形和“地”的含义，控制一方土地善于用火以助耕作的神农氏族首领，因此获得“炎帝”的称呼。
假设烧荒为了狩猎，那是准备“吃了这顿不管下顿”的做法，是竭泽而渔的做法，以中华古人的生存智慧也断然不会采用。神农氏在猎获物开始减少、人口开始增加时就敏锐地发现这种趋势，以“尝百草”来寻找新的食物来源，就足以说明那时我民族先人的生存智慧远非“吃光等死”的水准。现在太平洋一些岛屿上的土著居民，他们在沙滩的海龟产卵处拾取海龟卵时，一直奉行每一窝仅拾取三分之一的比例、绝不全部取走的古老原则。《荀子》记载，我国古人对自然生态的做法是：“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这是人类能够生存至今的基本法则，没有这种智慧，只能灭亡。或者说，能够生存至今的民族，其古人已属此类智慧民族。
因此，“炎帝”烧荒只能是为了耕作需要。而且出现农耕就必须学会烧荒，二者内涵是相通的。“炎帝”与“神农”的不同称呼，一个是称烧荒者，一个是称农耕者，二者相辅相成。称烧荒者为“神农炎帝”，言农耕者为“炎帝神农”。如同言蜂则“蜜蜂”，言蜜则“蜂蜜”。
后世人的称呼亦有“姓”“名”“字”“号”之分，如复姓“诸葛”、单名“亮”、字“孔明”、号“卧龙先生”，均指三国蜀丞相也。
许多人提出的“炎帝”与“神农氏”是否一个人的问题，似应以此形成一个基本认识。至于春秋秦汉才出现炎帝称呼并列入三皇五帝，那是后世的追认，如同周文王周武王为后世之称呼一样。
由于炎帝神农氏在高平尝百草、种五谷，几千年历史传承，高平各乡镇广布炎帝庙，即明代《羊头山新记》记载“夫神农庙宇在处犹多，兹不足纪。盖皆乡民积年私建，谓之行祠云”。“私建”说明非官府出面建造，是乡民发自内心的愿望与行动。中国古代圣贤数不胜数，高平却唯独建造炎帝神农氏祠庙，与其他省份其他地区形成鲜明对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与文化传承，它透露着原始源头的重要信息。
直至现在，高平仍旧保留46座、上党地区保留一百多座炎帝神农庙。而庄里村炎帝陵庙因其自羊头山高庙迁徙而来，是比较特殊的建筑群，为高平炎帝庙之首，故称上庙，与羊头山神农城（炎帝城）高庙、下台村皇帝敕封炎帝中庙、高平东关炎帝下庙、上党地区祠庙广布形成完整体系。这与我国其他省份巨资打造现代化辉煌宏伟的炎帝神农纪念景观相比，或许更具文化内涵、更多文化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