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黍定黄钟，必须提到明代杰出的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朱载堉。
朱载堉（1536—1611年），字伯勤，号句曲山人，明王朝宗室郑恭王朱厚烷之子，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他首创了新法密律即十二平均律，是明代杰出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史称“律圣”。墓落座在河南沁阳市九峰山前台地，冢前有百余名家碑刻题记。朱载堉早年随舅父何塘习天文、算术，因其父朱厚烷上书明世宗获罪削职下狱，朱载堉出宫独居19年，钻研数学、律学、历学。明穆宗即位大赦天下，朱厚烷恢复了王爵。
朱厚烷去世后，按明朝规定，朱载堉应当继承王爵之位，但朱载堉三次上书穆宗皇帝，谢绝继承父亲的爵位，穆宗准奏。
朱载堉深入研究乐律和历学，终于写出巨著《乐律全书》47卷，由15部著作汇编而成，包括《律学新说》、《乐学新说》、《算学新说》、《律吕精义》内外篇，以及乐谱、舞谱等。其中在《律吕精义》中，通过他精密计算与科学实验，创造新法密率，是音乐史上最早用等比级数平均划分音律，系统阐明十二平均律理论的声学论者第一人，在理论上解决了历代众说纷纭的旋宫问题，成为明代一位有建树的音乐理论家。
十六世纪，朱载堉在他的《律吕精义》一书中最终确立了十二平均律的基本理论时，西方才刚开始有人对此项研究给予注意。直到十七世纪，西方的这项理论探索才基本完成。至于把十二平均律用于音乐创作实践，更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事了。
《羊头山新记》是朱载堉《乐律全书》中的一篇散文，也是一个独具特色的重要篇章。其中详细阐述了羊头山的地理位置，炎帝神农氏的古迹分布、对人类的贡献及历史沿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详细考证羊头山炎帝遗迹的文章。
一个音乐学家，为什么对与其专业似乎相去甚远的华夏农耕始祖炎帝神农氏大感兴趣，抒发幽古之情呢？
音乐在中华文化之中地位的重要性，可说无与伦比。表达失去国土背井离乡之凄凉者莫过一曲《我的家在松花江上》。亿万国人奋起抗日，激励民众的就是一曲《义勇军进行曲》。今日最重要的场合，一定要奏国歌，还有比这更庄重的仪式吗？
这种能够打动人心的神奇要素，就是音乐。它源于中国古代的礼乐制度，礼乐制度的基础就是音乐。不明此，免谈中华文化。
谈音乐必然涉及音乐的规范，就必须了解“黍”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即“黍度为尺，以定黄钟”。
自西周开始，古老的中华民族就十分注重礼乐之制，视为国家法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六经中《乐经》的轶失，定乐之法难以搞清，加之历代战乱和改朝换代，礼崩乐坏。坏了就要恢复，其中乐的恢复就更为困难。尤其是基准音——黄钟音律的恢复与确定最为艰难。
羊头山自古出产嘉禾——秬黍，这是由远古的炎帝神农氏发现、栽培而延续下来的优良品种。其籽粒硕大、品质优良，自古就有以羊头山所产秬黍尺定黄钟的标准。汉《律历志》记载：“以上党羊头山黍度为尺，以定黄钟”。明嘉靖年间采之定律。
《汉志》记载：“本于黄钟之长，以羊头山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就是黍为黄钟之长。盖一黍约一分，就是黍九寸律也。此必上古以来有所传授，故历代因之，以定律尺之度。”
《汉书·律历志》记载：“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西汉末年数学家、天文学家、音律学家刘歆，总结出了用黍米来校核黄钟律管长度的方法。即把九十粒中等大小秬黍横排成行，其长度与黄钟管同长，一百粒则是一尺。这是立足于古尺确定了律管长度，反之以律管长度确定古尺度的方法，妙哉。
《隋书·律历志》记载：“上党之黍，有异它乡，其色至乌，其形圆重，用之为量，定不徒然。”晋朝因未用羊头山之黍定乐，竟招致严重后果，《晋书》记载：“今尺长于古尺几于半寸，乐府用之，律吕不合；史官用之，历像失占；医署用之，孔穴乖错。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征，皆丝圭阂（切合）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从古也。”
自隋代开始，朝廷定乐改以上党羊头山黍，并依《汉书·律历志》度之。北宋朝廷在改制大乐时，曾一度取京县种植的秬黍累尺成律，铸钟审之，其声尤高。后来，朝廷采纳了集贤校理李昭的建议，别诏潞州取羊头山秬黍送于宫中，照乃自为律管之法。
《明史·乐志》中，多处发现强调确定朝廷音律之事的迫切性，如“盖黄钟之君，至尊五百；黄钟之宫，皆十一律皆从而受制，臣民事物莫敢凌犯焉”，但偏偏“古人立乐之方已失”，且音律久废，太常诸官循习宫尺字谱，不复之有黄钟等调。明代王庭相《律尺说》记载：“古代制尺以调律，累粟以定尺，随代变易讫无定准”。为此，明嘉靖十八年，皇帝终于接受了太常卿的建议，下诏派人赴“山西长子县羊头山黍，大中小三等各五斗，以备候气定律，即定黄钟之律。但这次无结果。40年后万历皇帝时，朱载堉将他的《律吕精义》和《律学新说》等敬献朝廷。”
关于用羊头山秬黍来定黄钟律管之长度，朱载堉曾专门写过一篇《秬黍说》，他对西汉和西晋当时的选黍之地很不以为然，认为上党羊头山之秬黍才是标准之黍。但上党羊头山的黍粒也有大小不等的现象，何况西汉都长安、西晋都洛阳，其黍必不如羊头山明矣。为此，朱载堉力主选用羊头山的秬黍来为皇室定音律。
既然羊头山的秬黍也有大小不等的现象，那么到底该怎样选黍来定音律呢？
朱载堉认为，应选“中者”。关于秬黍“中者”的标准，选取的方法是以纵累八十一粒或横累百粒，依排尺上，若过八寸，名为大黍；不满八寸为小黍，恰好八寸为中黍。又特别说明：“古所谓中者，此之谓也”。为了给朝廷定音律筛选合格的秬黍，朱载堉曾连续三年，三上羊头山考察。从此，黄钟定音律的尺度，成为历代尤其是明代以后的标准尺度。
有了黍尺的标准尺度，先民们在丈量田地时即制定了田亩标准。《司马法》：“六尺为步，步百为亩”。古人将宽6尺，长600尺为一标准亩；比亩大的尺度为井，二十亩为一井，因为井内常要进行市场交易，故有“市井”之说。
各个朝代的尺度均有所不同，到清代为止，各种尺度标准有一千二百多种。例如《说文解字注》：段玉裁在“丈”下注：“十尺也。周制八寸为尺，人长八尺，故曰丈夫”。《独断》卷上记载：“夏十寸为尺，殷九寸为尺”。《玉海》记载：“通鉴外纪》：夏禹十寸为尺，成汤十二寸为尺，武王八寸为尺”。1958年，湖北武昌何家垅唐墓出土了龙纹铜尺，长29.71，宽2.3，厚0.2厘米，正面等分两段，一段刻五寸，未刻分；另一段刻龙纹，一端有孔。据《唐六典》卷三记载：“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一尺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凡积秬黍为度量权衡，调钟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冠冕之制用之。内外官私，悉用大者”。唐尺沿用隋制，有大小尺之分，此尺长度与隋大尺接近，当是唐之大尺。
为什么历朝历代会有这样大的变化呢？这主要和当时社会的经济流通方式有关。唐代以前，国家、地主主要以征收地租和粮税为主，常常有私自扩大量器而达到多收税租目的者。结果这样做的人多了，自然约定俗成，国家不得不重新颁布新的标准量器，致使量器的容量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是衡重和度量的相应增大。
唐朝以后，量器的扩大增长速度在一般公开情况下则显著降低。这是因为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市场交易扩大了，实物有征入也有售出。特别是售出增多了，货币的流通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量器的增长和扩大则不再具有大的经济价值，就逐渐稳定下来。因此，宋朝至清朝，度量衡制变化就微乎其微了。可见，虽然社会、民间逐渐演变，尺度每个朝代都有变化，但作为音乐基准，最初却必然有一个确定的标准规范，不能随社会尺度标准的变化而改变。
那么，最初的音乐标准怎样确定呢？这就必须探索最初音乐的起源与音调的标准。
《路史》记载“神农继而王天下，于是始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以合天地之和”。
《说文解字》记载“琴，禁也。神农所做。洞越练朱五弦，周加二弦”。
《世本》记载“神农氏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宫商角徵羽。文王增二弦，曰少宫、少商”。
《广雅》记载“洞越练朱五弦，周加二弦”（洞越是说琴瑟底部两孔相通）。
《新论》记载“昔神农氏继宓羲而王天下，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于是始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神农氏为琴七弦，足以通万物而考理乱也”。《新说》记载“神农氏为七弦琴，是以通万物而考理乱也”。
两种记载都指出乐器起源于神农，只是有五弦与七弦两种记载的区别。由于炎帝神农时代还没有成形的文字，使我们今天难以考证到底是哪一种乐器，但音乐最初始于五音，音乐必有音准的校正方法。以致至今说音调不准还常说“五音不正”。
炎帝神农氏造琴制乐的目的，是以乐匡正天下，协和人心，以正淫乱僻。《淮南子》记载“神农之初作琴以归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世本》记载“昔神农造琴以定神，禁淫僻，去邪欲，反正天真”。
尧舜时代已经出现了七弦琴，但五弦琴仍是重要的古乐器。舜的《韶乐》和《南风》曲，都是以五弦琴来演奏。到了周文王时代，已经出现了七弦琴演奏的《歧山》操、《文王》操等著名古琴曲，发展了炎帝神农氏以来的音乐成果。
我国由“宫商角徵羽”五音完善为七个音阶，到周朝已经达到了一个成熟的高度，形成了完整的礼乐制度。以至对此有任何违反都被斥为“礼崩乐坏”。
2008年召开的华夏文明起源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上，萧兴华教授播放了贾湖遗址出土骨笛的测音结果，和用不同阶段贾湖骨笛演奏《小白菜》等民间音乐的效果，用以说明距今9000—7500年间中国七声音阶的产生、发展过程及音乐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日本至今还在使用五音，即按简谱为1、3、4、6、7，没有2、5.如我们常在电影里听到日本曲调“拉—西—到—西—拉—西拉—发，米—到—米—扫—米—到—西”，电影《地道战》里“鬼子进庄”的配乐则按此曲调抽掉几个音符，就剩下“拉—西拉—发—米”，一听就知道鬼子来了。
炎帝神农氏创作的著名古曲名《扶持》，又名《下谋》。也有认为是扶犁之乐，因古代扶犁、扶耒、扶来（来麦）语音相似。而天为上，地为下，下谋与土地生万物有关。所以这首扶持之乐，与当时首要的农耕生产直接相关。
应该说也必然如此。农业耕作在当时就是氏族的生存之道，其绩效在当时就意味着氏族的生死存亡，万事莫如此为大。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词开篇就写道“天下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那扶犁耕作的欢快节奏、亲手作务的希望田野、人与自然结合的美好生存环境，收获在望的衣食之源，舍此还有什么需要首先歌颂呢？乐器制作采用什么规范，还有什么能够与耕作的结晶相提并论呢？
音乐诞生必须有确定的音律标准，那么，神农氏制作琴与瑟，就完全应该按所居住之羊头山秬黍“累黍为尺”来“黍定黄钟”，确定音律。几千年前的炎帝氏远祖一定早已掌握了黍尺定律的奥秘，甚至不可能有其他选择，否则就是别的什么地方别的什么定律方法了。中华文化累黍为尺、黍定黄钟历史地产生于发现、试验、种植黍的时代，难道还有其他可能吗？
历代甚至至今校正古乐器，都必须以羊头山秬黍为准，它始终不受历代尺度标准变化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祖先的大智慧，否则古今乐器、乐曲就真的难以统一演奏了。
因此，历代音律学家特重羊头山之黍，朱载堉三上羊头山考察选择黍就事出有因了。他从千里之遥的京城一步步来到交通不便的羊头山，不辞千辛万苦，那是非亲自来此地而不可。所验证之“累黍为尺”，一定是来神农氏耕种过黍的五谷畦，因为羊头山巅几乎没有第二块可以大面积种植农作物的土地。
既然我国的尺度标准以“累黍为尺”作标准，西方文化传入我国后，度量衡标准渐以“米、千克、秒”公制与国际接轨。长度标准因与我国的“尺”不同，就须另起名称，既要不同，又要有内在联系，遂定为“米”。累“黍”为市尺，累“米”就为公尺，基准都是五谷粮食类。似乎可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