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周边各乡镇众多炎帝庙碑刻的点滴记载，就能勾勒出一幅炎帝神农氏陵庙与皇城的兴衰史。这就是文化积淀、文化内涵，非千百年累积不能形成，以巨资打造也不可能形成。
高平以及延伸到整个上党地区遍布乡镇的炎帝神农祠庙，其各自展示的文化特色与内涵，非笼而统之能够概括。
炎帝神农陵庙西北二里之遥是故关，是战国时期进出长平的重要关隘，泽州、潞州之间的必经之路，又称谷关、古关、固关。仅此一说便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魏史》记载“谷关在羊头山下”，《魏书》记载“羊头山下有神农泉，北有谷关，即神农得嘉禾处”。《隋书》记载“上党之黍……阳地黍乃自高平界也”。北魏《风土记》记载羊头山下有“谷关”，即现今炎帝行宫所在的“故关村”、古“故关”由“谷关”演变而来。
故关村有一座黄花观，东院门上方嵌一块长石条，上有楷书“炎帝行宫”四个大字，是凸出的“阳刻”文字。石上刻字的方法有两种，一般是凿深刻出文字笔划的“阴刻”；另一种是这种“阳刻”，是凿平其余的部分，留下凸出的文字笔划，因此凿刻工作量极大，数十倍于阴刻，工艺水准要求也极高，一般碑刻极少采用，极为罕见。
这是炎帝行宫最宝贵的碑刻，每个字虽仅半尺见方，却非常醒目。它并不在曲径通幽、难以得见之处，却是赫然刻在门首条石之上，抬头可见。令人不解的是，这里原来是故关小学。朗朗乾坤，昭昭日月，每日过往者不计其数，出入都是读书识字之人，却不知为什么谁也“没看见”，多年来竟无一人过而问者，却突然被米东明手指着“发现”出来。
当时全场震惊，惊的不是四个字如何离奇，惊的是恼恨爹娘咋就没给自己生出那个眼神，由此无须解释什么叫“熟视无睹”。
1994年发现炎帝陵遗迹群以后，为了保护文化古迹，小学迁走。
行宫建筑外观是具上党特色的明清建筑，系后人历代修葺，已不可能是远古时期的建筑。房檐下有各种立体木雕，仔细观摩，有城池、田畴、高山等，特别是有羊，其意义尚需细细解读。
据热情的村民介绍，米书记初来考察时，这些木雕被一层砖砌在里面。米东明邀笔者再次拍摄《高平炎帝遗迹亟待保护开发》新闻报道时，介绍这里面相传有木雕。为便于拍摄，米东明当场指示村民登梯上墙，将护砖一一除去，木雕方展现真容，通过电视展现至国内外。
行宫正殿为坐北朝南，面阔五间，原来正殿中央高悬一块“炎帝行宫”金字匾，正殿墙上绘满壁画，记载炎帝神农氏族的历代领袖率上古先民创业的故事，可惜1958年被粉刷覆盖，不知有没有现代技术可以复原。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重修神农炎帝行宫碑记》之“壁画圣像，分名分氏”，佐证了村民的传说。
据最后一位担任过社首的庄里村村民介绍，炎帝行宫正殿原有一尊炎帝坐像，身体可以活动，是极为罕见的神像精品。
每年正月初一，庄里村社首带队来行宫，扶炎帝爷换上崭新的金装，金瓜钺斧朝天镫前后簇拥摆驾，经换马村正道到炎帝神农陵庙，庄里村全村人进庙拜见炎帝老爷，保佑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巡视一天接受朝拜后摆驾回行宫。
行宫正殿原是三面围墙、一面木结构大堂，1962年改为小学教室，才在正面廊柱之间砌了一道墙并安装正门。两块主碑因此被砌在墙内封闭，留下许多悬念。
村民告知，炎帝行宫是故关村主要古建筑，平日三太子长住行宫，炎帝神农氏“遍陟群山，备尝庶草”时，这里是出行休息之所。“陟”字右边是上下正反两个“止（脚）”合为“步”，左“阝”旁为“阜”字省写，意为山坡，“陟”即在山坡行走，炎帝神农氏是“遍陟群山”，今人常错写为“涉”，“涉”属水类归“氵”部，是走在水里，如涉水、涉足等。此错字致字意皆非。
人类社会是由渔猎采集——游牧采集——农耕畜牧的趋势发展，即使到了农耕畜牧阶段，也还有个“抛荒流动”的阶段。与此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住房也是由穴居——半定居——定居房屋趋势发展。
《韩非子》记载：“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号曰：有巢氏。”《太平御览》记载：“上古皆穴处，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今南方人巢居、北方人穴处，古之遗俗也。”近代考古学家在南方发现了干栏房即巢居的遗迹，即是证明。
20世纪70年代，山西考古学家在吕梁山区岔沟村附近，发现一处距今5000年以上的远古窑洞遗址，是利用自然形成的黄土壕沟断崖面上挖凿的窑洞。在黄土上开挖窑洞，不需要复杂的技术和其他建筑材料，只需要简单的掘土工具和劳动力即可，居住起来冬暖夏凉，十分舒适。窑洞居室在高平以至整个上党地区都很普遍，至今仍大量使用。
抗日战争时期，华东新四军派人来上党支援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来时有人说，上党是个好地方，特别是居室，冬天暖，夏天凉，下边能住人，上边能打场。听者百思不解，到上党方知此地高大笔直的土崖随处可见，当地人因地制宜，在崖下打窑居住。为防雨水下渗将窑浸塌，便将窑顶的土铺开、整平、夯实、压光，可当打谷场用。收获季节，麦、谷、黍、菽等连秸秆运到场上，籽粒打下堆在一起，用木掀铲上向空中一扬，糠皮顺风而去，留下金灿灿的籽粒，入库储藏。上党有句俗语：“修房盖屋费心劳，不如就地打土窑。”由于打窑比建房省力、省钱、省木料，人们便在有崖处打窑；无崖处就地取材，用石料和土坯券窑，后来又用砖券窑。
还有一种以晋南平陆县“地窖院”为代表的地下式窑洞。平地上挖一个大坑，四面整齐下切，四个方向各掘窑洞，远远望去什么也看不到，走到跟前，才能看到地面以下的院子和窑洞。另一种地穴式居室，一半挖陷于地面之下，上一半用木石搭建而成。
炎帝神农时代，人们普遍居住的只可能是这类居室，形制虽然原始，却有诸多优势。即使以今天生态眼光来看，冬季冰冻时节，窑洞有地气温暖而不寒冷。夏季暑热时节，又有地气降温而不炎热，充分利用了大自然的温度调节作用，属最经典的低碳节能型居室，正是人们今日追求的基本要素。
炎帝神农氏之前是渔猎时代，人类远距离追逐各种野兽，只能居无定所，寻找自然洞穴甚至露宿。到炎帝神农氏开始了农耕为主的时代，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人们必然在耕作的土地周围定居。居室才可能真正成为人们必需的生存条件，真正开始建窑建房。
由于当时农耕初创，炎帝神农氏获嘉禾之后，“八种才能成粟谷”，种植、实验、推广在进行中，仍需经常出行，炎帝行宫居羊头山与换马岭艺谷圃之间，能够说明这个问题。
村民相传，炎帝行宫的后墙外，间隔两座院落的一线，有东、西两边分别座落的东宫与西宫，遗址非常明确，只因年代久远失修衰落。明清之际，遗址上各有一家建造了高楼院落。西宫那一处因家里出了一个举人，两进院落的四周都是二层高楼，雕梁画栋煞是气派。东宫亦毫不逊色。东、西宫遗址虽为民居占据，但村民始终以东、西宫相称至今。可知炎帝行宫的建制，没有炎帝神农氏在此生活居住的历史背景，绝难凭空想象。
炎帝神农氏去世后在行宫享受祭祀，“易观其血食兹土，神降莫测”，即炎帝神农氏尝百草于群山，行踪不定。或在羊头山炎帝城居住，或行至此暂住，故建行宫，即“静则依祠，动则游宫”。因此这里的居民“春祈秋报者在此，转凶迪吉者在此”。行宫既为炎帝神农氏出行休息之所，也为居民祈求和报告农业生产收获情况，询问疾病雨雪胜败吉凶之场所。按此碑文记载，炎帝神农氏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巫师。
上古时代的巫师，在当时科技落后时代，承担预测猎获、天气阴晴，粮食收成、战争胜负等各种事务的责任，当时只有经验丰富的超群智者、作战统帅之氏族首领方能胜任。因此上古时期的氏族首领都是集统帅、巫师、医师、星象家、气候预测者于一身的智勇皆备者。因其体魄健壮、高大威猛、智慧不凡，方能统帅氏族，因此称“高人”。这个词汇沿用至今，还保留上古时代的字源本意。我们不能因今日科技发达就认定上古时代为愚昧落后。那个时代根据丰富的经验进行预测，比之前根本懵懂无知、无所适从，无疑属进步行为。从开始思考预测甚至刻划记录，比之以前听天由命，是一种文化进步。河南殷墟出土刻有文字的甲骨，刻写的基本都是占卜预测内容。主要由此原因，甲骨象形文字才得以保存至今。今日之先进恰是立足于往昔之先行者的不懈探索，否定往昔何有今日？最后一个馒头使我们吃饱，决不能因此否定第一个馒头的价值。
因此，炎帝神农氏“其精神威灵之显耀，赫然在人心目中，千万载犹一日”。为神出游建宫，春种秋收来此祈祷回报，炎帝神农氏在日之功，去日之思，犹念念不忘。言辞之恳切，非故里故人之情莫能如此，这与一般祠庙碑记煌煌若日月之高论迥然不同。
为上古神人建庙祭祀，是我民族的传统，而“宫庙之设，则未之闻”。炎帝行宫国内目前所知仅此一处，是所知“唯一”之上古遗制。
令人不解的是炎帝行宫为何仅此一所。
纵观其它各路神灵，太行山太岳山地区女娲遗迹称作“正宫”的仅有潞城、黎城、长治、阳泉四处娲皇宫（庙），其余各县已知的23处均自称“行宫”。或许因为渔猎时代居无定所，又逢天地灾变，无定居条件。而晋豫两省汤帝行宫已知遗留至今的不少于83所，是因为商汤时代皇权职能为主，交通亦有了需求与条件，特别是著名的“成汤祷雨”，即连续五年大旱之际，汤帝挺身而出，以身为牺牲祷于桑林（今阳城县），“亲自砍柴，堆成柴堆，坐于柴堆之上点火自焚”，以此感动上苍迎来大雨。有这样的灵验事迹，则各地均有不断的指导之需求，出行不断，行宫则遍及黄河两岸。
炎帝神农氏始创农耕之际，主要工作是八种选育、尝草分类、实验种植等，这都需要鞠躬尽瘁的扎实劳作。农耕初步成熟之后，农耕的本质导致了群体定居为主，出巡减少。但因还处于“烈山”刀耕火种阶段，隔几年就要休耕轮作，换一块土地，居住地也要转移，故有炎帝行宫。但休耕土地过几年又可耕种，返回原住地。炎帝神农氏是真实的农耕领袖，有具体的居住地点，并非泛泛的神灵，如土地爷那样无处不在。故行宫只有一座。
正殿门前竖立着两通石碑。明成化十一年《重修神农炎帝行宫碑记》记载：“神农炎帝行宫，磐基在故关里村前，肇建太古，无文考验”，行宫的历史究竟如何久远？寥寥几句，极为传神。“祠在换马村东南，见存坟冢，木栏绕护，然祠与宫其相去凡七百余步矣”，将行宫与换马岭的神农氏祠即炎帝神农氏陵庙的方位距离，并当时所见面貌精确记录，今人记事也难有此简约之笔。
记载固然精彩，最初却未发现年代如何久远的具体说明。却是炎帝行宫门边后来清除了抹墙石灰后，发现的一通碑记对此作了注脚。这就是《大石坡创鍊碑记》，其中“诗云：‘高岸为谷’，殆谓此欤”此句出自《诗经》，原文“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之今人，胡惨莫惩”，记录了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晋文侯姬仇元年，镐京发生大地震，“泾（水）渭（水）洛（水）三川无水而竭，岐山崩”。
如果碑文引用《诗经》出之有据，便是当时黄河以西震动天地、山崩水绝的特大地震波及到这里，使这里的地形也发生了明显变化。高岸陷落为深谷，这等重大事件在此留下记载，是极为珍贵的历史地质资料。由此可见，碑刻虽不可能是商周时代刻制，也应该是世代传承转载至今，这种几十个世纪的历史传承，必有一个传承的载体，行宫的设置与历代延续使这种传承得以实现。这个商周时期的信息传承就能暗示炎帝行宫的历史，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由此窥见一斑。
正殿门前另一通清光绪十年（1874）《改修炎帝行宫碑记》载，“常思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余村行宫由来久矣”。
这个“圣”字，碑文为繁体“聖”，古字形下半部是一个人站在土地上即“壬”，其任务即是上部的“耳”与“口”，即圣人只需听与说。圣人必须善于听取各种意见和言论，然后分析综合做出决策。古代议事总是下属各抒己见，最后首领拍板决策，不是首领拿不出意见，否则坐不到那个位置，而是兼听则明，此即为圣人。
关于“上栋下宇”，其本意今人已经不大熟悉，而分析中华古代文化却不能不了解。“栋”是搭建古建筑最高处最长最直的大型木材构件。因古建筑正房大多坐北朝南，最高处的一根大“栋”材就是东西朝向，而东为阳西为阴，一般以朝东朝阳为主方向，以“东”字表示。秦汉时以木材归为木类加木字旁为“栋”。“梁”为南北朝向架在“柱”之上的较大木材。古时河上架设独木为“桥”。有桥墩或立柱支撑的，衔接两边的木构件为“梁”。厅、堂等等大型建筑有立柱，以立柱多少确定为“几间房”，立柱上架设的大材就是“梁”，南北朝向。
因“栋”与“梁”为古代建房的主要大材，因此常合称“栋梁”，引申以“栋梁之才”比喻国家高级别人才。
“宇宙”一词，今人常常理解为世间最大的空间，其实不然。按照字理已有明确定义，“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即“宇”为空间，“宙”为时间。“宇宙”即为中华文化的“时空”概念，这是炎帝神农时代中华先民解决了吃饭问题以后，才可能考虑的哲学命题。
那么，“上栋下宇”就是上有栋梁等构成房屋，下有空间可供居住的居室，文字表达极为精辟。
行宫正殿对面是朝向正殿的戏楼。
碑文记载，正殿东厢为圣贤殿三间、东大门钟楼三间，东南耳楼两间，正南乐楼三间，西南为耳楼两间。以“春祈秋报，存祀典于不遂，演戏酬神”的记载，当年这里每年两次洋溢着乡民寄托之春种祈祷、秋收回报、演戏酬神的红火热闹。
院里的树墩，原来是一棵历经沧桑的桧柏。村民告知，以前满周岁的孩子都要来此抱一抱这棵古树，以求长生百岁。以神农食五谷而在位120年（一说140年）之高龄，为长寿之楷模，为乡民所向往并以此民俗而传承。
“行”字的甲骨文字形是一个接近十字形岔路口的象形字。这是因为有了房屋建筑以后，道路自然就形成十字路口。人在路上走就是“行（xing）”。说临终的人“不行了”，即表示不能再行走了。
古代的道路狭窄，人多自然就排成了“行（hang）”。路边百业排列经营自然成行，即为行业。“商行”是经商的行业，“银行”“镖行”等都是其中的行业。我们探讨古代事务，必须从造字的本义上来考查。“行”字在《殷墟书契考释》解释为“像四达之衢，人之所行也”。因此，“行宫”一词，字面之意应为“出行之宫”。这里或许就是那个时代创造房屋历代演变的遗存，因此才有炎帝神农氏死后葬于距此地东南方向仅七百余步的位置关系。
“宫”字很有讲究，按照字理是有前后院落的字形。那么，按照“宫”的规制，炎帝行宫应该有更大的规模，不该仅是一个独院。
行宫门外南边墙上的《大石坡创鍊碑记》的碑文记述了该地地处低洼处，“庙之前有深谿焉”，当时“…村村水均注于此村，以日深一日也，庙之谿渐为水所溃，将不利于庙况。神艺五谷，作《方书》有功祀者也，吾侪忍坐视乎？曷计田亩，出赀财以助之，愈曰善。遂鸠众炼石而固其壑焉……”落款为大清康熙癸卯年。记载的是为保护行宫不被水浸冲溃，村民申上高等人召集本村富户，集资对行宫和沟渠进行了修建，终于消除了水患对行宫的继续侵蚀。现在的行宫门前脚下，确实有一条以水泥板覆盖的水渠，引导雨天汇集的径流排泄。
那么，集资修渠之前，必然是雨水长年径流汇集侵蚀行宫，而且已经到了即将危及炎帝行宫院落的程度，“庙之谿渐为水所溃”。“谿”字是小溪流淌形成的类似山谷的河道，它的“为水所溃”必然已经波及紧靠水渠的炎帝行宫，因此“遂鸠众炼石而固其壑焉，一则固庙貌之根底，一则便行人之往来”。
因有长年的汇流溪水冲刷，那么“为水所溃”的情况就可能历史地经常发生，就可能有多次波及行宫。因此，按“宫”的规制，炎帝行宫应该至少有两进以上院落，有可能因水流侵蚀逐渐演变为今日的一进院落。再者，行宫坐北朝南，以“宫”的规制，大门应该在正殿中轴线向南的延伸线上。现在进出是朝东的旁门左道，或许就是南部正门损毁，改而自后院朝东开门，不合规制便有不合规制的原由。
因此，炎帝行宫早年应该是一座规模可观的大型祠宫。
目前，能够说明年代的最早实物，当属已经收存的三块墓志铭碑刻，年代最早的是“唐天佑七年”，即公元910年。地名记载为“泽州高平县神农乡团池村”，说明唐代这里就是神农乡，那么，神农乡里的炎帝行宫一定早于这个年代无疑。
炎帝行宫，碑刻尚且记载“肇建太古，无文考验”，是年代久远的古迹，为何县志却始终没有记载呢？
炎帝神农氏陵庙的中华民国三十年之《重修炎帝庙名神殿禅房并补修桥梁扩大舞楼新绘已竣及细说款项来源》记载：“查炎帝庙吾高共有四处，羊头山顶为高庙……换马岭炎帝庙为上庙……下台以城东是为下庙……”以高平至今还遍布乡镇的诸多炎帝庙而论，几乎没有一座建造于民国三十年之后，当时也不可能忽视其余村落的炎帝神农庙这种普遍的客观存在。那么，碑文“查炎帝庙吾高共有四处”之“查”字，显然表示“查阅”了县志等方志文献，有所根据。那么能够记载入方志的，均为历代官方纳入祀典者，是为祭祀而记录。“行宫”非祭祀类处所，或许这就是炎帝行宫未能在县志查到的原因。
无论怎样“肇建太古，无文考验”，行宫最初都不可能凭想象来建造。中华文化的一个特征是“事事有来历”，中国读书人思考问题常常“引经据典”，诗词歌赋“字字有出处”，诗词的凝练简洁就在于寥寥三五个字，一点就通，人人明白，最简洁最通俗常常就最有品味。“羌笛何须怨杨柳”，“疑是银河落九天”，“寂寞嫦娥舒广袖”这些能够长久流传的诗词绝品，没有中华文化背景，无论如何也无法解读。这既有中华文化背景作底衬，又有张光鉴之“相似论”由相似而联想的人类共同的思维规律作基础。没有炎帝神农氏在此世系流传的故有之事，就不可能建造并延续“行宫”这样“肇建太古，无文考验”的祠宫，不可能有高平至今还遗存46座、上党地区遗存一百多座炎帝神农祠庙的现实。这就如同村村有关帝庙，是一定有历史源头的。
按《山西通志》记载，“炎帝庙……县北三十五里故关村羊头山上”，因此羊头山行政隶属炎帝行宫所在之故关村。炎帝神农氏虽然“遍陟群山、备尝庶草”，但因获得嘉禾发明了农业，始创农业耕作，耕作离不开土地，后期应该主要从事种植实践。再看故关村所属范围，羊头山上有神农城居住地，有神农泉神农井，有种植实验的五谷畦，村东南方向几百米就是炎帝陵庙，陵庙之上就是种植实践推广耕作技术的艺谷圃，临终前经过的几个村都在几百米以内。以这样的地理关系，日常活动范围、居住地、墓地都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二位夫人都娶自附近，几个儿女都在附近留有记录。那么，本世纪初团池乡开始打出“炎帝神农故里”的路标，便是有典故、有依据、有道理的。
因此，2001年5月，根据原团池乡书记米东明的既定发展规划，继任党委书记梁晋高经笔者牵线搭桥，取得山西省民政厅有关领导白春明、石小荣的特别支持，于同年6月28日，将团池乡正式更名为“神农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