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演奇楼
因米东明发现炎帝陵，山西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日本NHK电视台接连报道，便有后来多次延伸报道与纪录片拍摄。
另一次面对摄像机镜头，米东明站在炎帝神农殿台阶下，手指远处戏台介绍：“台上演戏都是给炎帝神农老爷看的，碑文记载就有‘演奇楼’……”。此后笔者一直疑惑，就说炎帝神农老爷眼神好，演奇楼建造也不该隔了几十丈远，如此是否有些不敬啊？
后来再次说起此事，米东明断言“一定不是不敬”，为此留下心结。
搞清此事却颇费周折，断断续续历时二年，考察、走访、讨论数次，结果米还是米、程还是程，书都快写出来了，一段千年往事才渐渐“浮出水面”。
炎帝神农氏在上党地区尝百草、种五谷，高平各乡镇广布炎帝庙，至今仍保留四十多座。与国内其它地区相比，上党地区特别是羊头山周边区域，是炎帝神农祠庙高度密集的地区。羊头山上，则是最高规格的炎帝高庙。
宋代《太平寰宇记》记载“炎帝庙，在县北三十五里羊头山上。”
明代《重修炎帝庙记》记载：“炎帝之神古来旧矣，其真灵在泫氏之北，换马镇之南……”
明代《山西通志》记载：“神农庙……高平县有二：一在县北三十五里故关村羊头山上，元初徙建山下坟侧，至正十年修，国朝俱有司岁祀……”
综合三段文献记载，庄里村炎帝庙是于元代由羊头山高庙迁徙到炎帝陵墓“真灵”处，因此应该是比较特殊的建筑，历代为高平炎帝庙之首，戏楼就标志着它的规格，故称“上庙”，与羊头山神农城（炎帝城）高庙、中庙村皇帝敕封炎帝中庙、高平东关炎帝下庙、上党地区祠庙广布形成一个完整体系。
由于羊头山炎帝庙迁回了炎帝当年丧葬的地方，庄里村因此成为“圣地”。2010年6月，我们问到正坐在路边乘凉的换马村老人焦有发，得知他居然在抗战时给川军带过路，当时他带着川军路过庄里村西与换马村接壤的路口时，见立有一块“换马镇”碑，楷书“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八个大字，历代朝廷命官到此都要下轿下马，步行前往圣地——炎帝神农庙进香祭祀。川军长官个头不高，骑的马也个头不高，见碑随即下马，称“到了五谷山”，下令全军在碑前列队脱帽致敬。焦老汉记得为带路还得到两毛赏钱。
焦老汉回忆，这通碑直至1991年还立在那里，后来修建长晋公路期间断为两截，一截被村民修排水沟时埋在了沟底，另一截被村民盖房时用了石料。笔者这时想起1994年发现炎帝陵碑时，米东明领着拍摄过门墩石上残碑的汉字笔划。屋里西墙根床下，还见到“换马镇”三个字被埋了半截的残碑。因为残碑是倒着砌入墙脚，拍摄新闻片时，爬在床下将摄像机倒置，才把三个倒置的半截字正面摄入镜头。现在再找这些遗迹，却见原址早已盖起二层楼，“换马镇”三字残碑置于楼东棚内，残存大字笔划的两个石块放在西门口，笔划依旧清晰。
据《泽州府志》记载：“上古炎帝陵，相传在县西北四十里换马镇。帝尝五谷于此。”这段记载对“下马碑”的地名表述，印证了当地村民的回忆，却同时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各种文献记载从来没有使用过“庄里村”这个村名。记载历史从来都是读书人，不大可能在村名上出现疏忽。那么，“庄里村”难道不存在吗？
没有户籍的村庄
首次报道米东明发现炎帝陵时，拍摄过《续修炎帝后妃像增制煖宫记》残碑，碑文记载：“炎帝神农氏陵庙，历代相传，载在祀典，其形势嵯峨，林木深阻久矣，吾邑封内之胜迹……”此碑因大部分短缺，无法了解碑刻年代，但碑刻字迹之清晰，所在炎帝陵庙之位置，都说明应该是元代初期炎帝庙迁建之后的碑刻。碑文之“形势嵯峨，林木深阻”，描绘当时的周边地貌是地形高峻，林木成片，道路不通，非人民居住道路通达之所在。“林木深阻久矣”特别说明是人迹罕至而且长久封闭，这个信息非常意外。
炎帝陵碑砌在五谷庙东厢房东墙内，这说明陵墓是坐东朝西，这个方位并非人居首选方位，作为阴宅当然没有问题，但阴宅又不该与阳宅同在一处，因此这里早年似乎不可能有乡民居住。也就是说，早年可能根本没有这个“庄里村”。
由此看来，早年这里曾经是一处人迹罕至、地形高峻的五谷山，炎帝陵庙就在林木幽深处。因此近代县志都没有记载炎帝陵的位置，以致1994年才被米东明发现。
但是，现在的庄里村却分明坐落在那里。如此庄严的帝王陵庙，乡民何以胆敢纷纷迁来居住呢？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那样的情况应该是不可能。但是，“炎帝神农氏陵庙，历代相传，载在祀典”，如此重要的国家级祭祀建筑，也应该有守护人等。记得曾寻访晋南夏县司马光陵庙，就有特别为陵庙配属的土地作为庙产，以庙产地租作为维护陵庙的费用，并有专职寺僧管理此项工作，因此司马光陵庙能够不断得到修缮、千年不衰。陕西韩城始建于宋代的司马迁祠堂，也是由于配属了二亩庙产土地，地租维持了千年祠堂经久不衰。高平炎帝陵庙是否也有这样的情况呢？
为此，2008年8月的一天，下着毛毛雨，笔者趴在五谷庙正殿前收集回来的《重修炎帝庙名神殿禅房并补修桥梁扩大舞楼新绘已竣及细说款项来源》碑上，记录了“在（高平县治东关）下庙未创建前，县官朔望行香春秋祭祀大典，必须亲诣换马岭五谷庙炎帝陵□□□□不敢废弛”。虽然同样没有庄里村名，却表明地位极为重要，每年有春秋两次祭祀大典。因此，即使炎帝陵庙周边无人居住，也一定有守陵户看管维护。这样看来，现在的庄里村会不会就有当年的守陵户后裔？现在的周边土地所属，会不会就是陵区庙产呢？
这个猜想，或许只有当时的守陵户自己知晓。考虑至此，已是半夜时分，明知无法带着疑问入睡，就没有顾及对方感受，一个电话打了过去。果然，庄里村张文秀接电话时，声调懒洋洋的，但问题一经提出，对方的声音听着就精神了。他说，本村的历史不过400多年，以前没有居民，只有村东紧邻的汤家河村有人居住，现在仅留村名地名，早已成为遗址。至于庄里村原来是否有守陵户，或许应该有，但年代久远，历经明、清、民国等几个历史阶段，已隔十几代人，这类具体的村庄演变与人员职业变化的事一般不记入家谱，无法调查。但他爷爷是五谷庙住持却有碑刻为证，应是当年的守陵户后裔无疑。
这个电话太过及时，它几乎完全证实了这个猜想，这里原来确实是炎帝神农陵庙区域，并非民居村落，早先这里根本没有“庄里村”。
发现皇城记录
既然山西高平神农镇（历代直至宋朝均为神农乡）庄里村炎帝陵庙“历代相传，载在祀典”，属国家级别的祭祀场所，为什么村民却称这里为“五谷庙”，而且仅有如此狭小的院落规模呢？
2008年8月，趁长治办事之机，再赴五谷庙寻访。此时守庙老人张根昌夫妇已经去世，谁还可能知道更多的炎帝陵故事呢？只能先找比较熟悉的张文秀，不料细问方知，张根昌的老伴张龙凤便是张文秀的亲姑姑，张根昌便是他姑父，这样的近亲，应该是目前最了解情况者。
此行的目的，是专程了解那个疑问，即五谷庙前的戏楼为何建筑如此之远，远在大几十米以外，远远大于一般学校的操场。而我国传统戏台的功能又一定是为了酬神。五谷庙碑刻记载戏台为“演奇楼”，即演绎人间奇闻轶事之所。那么“演奇楼”与五谷庙院落显然过于疏远，戏楼是否为了给另外哪路庙观神灵建造，根本与炎帝神农殿无关呢？按张文秀的看法，炎帝神农氏是我民族农耕始祖，没有哪个庙观神主有资格坐在炎帝神农殿之前，因此从来没有什么其他祠庙。
如果“演奇楼”确是为炎帝神农殿建造，二者之间如此远的距离作何解释呢？至此笔者已隐约感到，炎帝神农陵庙或许远不止我们见到的一座正殿、几间厢房这么简单。
这时，毕生研究汉字的太原师范大学汉字研究所所长白双法先生的研究成果“双法字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对“殿”字的字源解释，完全展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字源本意。“殿”字左半边是“展”字的省写。上为“尸”，代表人的身体；下边的古字形是四个共，表示相同、共同；“殿”字右半边是“股”的一半，就是屁股之意。因此，“殿”字表示人体服装皱褶最少、最平展一致的部位即臀部——“殿”。
到了秦汉时期，汉字字量突然增加，是因秦宰相李斯增加偏旁部首使汉字分类。“殿”字属人体部分，下边就增加一个“肉月”，进一步强调是人体部位而成为“臀”。臀部是人体最大最重的部位，端坐时是稳定的中心。而原先的“殿”字则主要用于建筑，表示建筑群里最大最重要的中心建筑稳定地坐在哪里。因此大型建筑常称“坐落”，有时因其是有顶的建筑写为“座落”。所以使用原本表示臀部的“殿”字，是因为臀部在人身体的后边，而殿一般也都在建筑群靠后坐镇的位置。军队撤退时后边掩护的军队称为“殿后”，与“腚后”音近意连，是极其巧妙的比喻和造字命名。
以人体比喻建筑的情况很普遍，如称呼正殿两边紧靠而较小的建筑时，是将正殿比作人脸，两边的小型建筑像耳朵，故称耳殿、朵殿。台阶两边的土壤称两腋，因被石阶横穿而过，称气脉不连等。如此称呼即使无建筑知识也一说便知，这就印证了张光鉴老先生曾给我们讲述的，“相似论”之思维“相似性”联想规律。
这里既然是一座“炎帝神农殿”，“殿”有建筑群中高大、庄重、中心、靠后座落的主建筑之意，那么前面就一定有许多其它建筑。戏楼的远距离存在，说明有诸多附属配套建筑，至少延伸到戏楼的范围。那么，这座陵庙曾有的附属建筑、占地面积与规模完全可能出乎意料。
为此，来之前已专门通过电话，请张文秀跨步测量了陵庙院落与戏楼的距离数据。正殿到戏楼50步，东西厢房之间12步。“步”字上半部是一个“止”字，甲骨文字形是一只脚；下半部是一个倒过来的“止”字。那么，字理表示的“步”就是左右脚都要跨步。古时左右脚向前各跨一脚为一“步”，长5尺。那么正殿到戏楼50步就是83米，院宽12步即20米。这样算来，这中间的面积约1660平方米，近二亩半，比原来认为的范围要大的多，完全是一个开阔的陵庙区域。
五谷庙正殿到戏楼之间距离83米，其间的建筑年久无存之后，就遗留一个场地，因商业发展形成一个巨大的商业市场、热闹非凡的年度庙会，“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因此就有“走扬州、下汉口，不如五谷庙里当社首”的民谣。
细访张文秀得知，他儿童时代即二十世纪中期所见，沿正殿与演奇楼的中轴线，还分为上下两院。从前至后分别排列演奇楼、山门、钟鼓楼、甬道、献台、三门牌楼、正殿等。因此演奇楼到陵庙正殿之间，确属陵庙范围。而目前演奇楼向北甬道两旁的三排民居院落，都是1991年村民建房占用的炎帝神农陵庙所属土地，此前正是一个宽阔的广场，一个属于帝王级别的宽广天地。千百年前有何建筑目前难以考证，因其宽广而成为每年一度炎帝庙会场所。
假如这里仅是一座五谷庙，就不可能拥有如此宽广的巨大广场。演奇楼应该更向正殿靠近建造。如果按中华第一大帝、炎帝神农陵庙应有的规格来布局，其间就一定还有其他建筑。只是由于沧桑演变，痕迹都已经消逝，仅留散落周围不少雕刻精美的雕花石条。
但是，当年迁来建造的炎帝庙究竟有着怎样的格局与规模呢？
在仔细查阅各祠庙的碑文过程中，笔者的视线落到了长子县熨斗台的炎帝庙建造格局。清顺治十八年《重修炎帝神农庙碑记》记载：“…增修正殿五间、寝宫五间，东西殿三间。周围蔽以长廊。围以砖槛。台之前香亭三间，东西钟鼓楼各一间。前增台，各三丈，长五尺；两旁砌石为梯各三重。台下增修入蜡殿三间，香亭三间；东西各楼二间，廊三间；前为舞楼三间。楼之南，重修公主殿三间，香亭一座，观音殿三间，子孙殿五间，山门三间。东阁建角殿一间……”
这几乎描绘了一幅熨斗台炎帝庙的建筑平面草图，粗看大格局，就已经是正殿前、正殿到舞楼、舞楼到公主殿、公主殿到三门之间的三、四进院落，另外还有中轴线上三进院里的三处香亭、增加的台及入蜡殿等，不仅占据空间，各建筑之间必然还相互保留着空间间隔。因此，碑文虽然没有整体尺度数据，但中轴线总长度却极为可观。
再看炎帝庙的整体宽度，不仅正殿面阔五间，左右还各有一个面阔三间的东、西殿，周围又有长廊，相互之间还要留出间隔，院落总宽度同样极为可观。
如此宏伟壮阔的一座炎帝庙，虽然是清顺治十八年“增修”，“栋宇规模，视古昔所做，稍宏敞而曼硕焉”，基本上是“易旧址而重构之”，规模与原来相比，稍有扩展。那么原来又是何时建造呢？
碑文有一句重要的记载“金天德四年，邑人建庙于熨斗台上”，这一点非常重要，它说明长子县熨斗台炎帝庙的建造，早于元初羊头山炎帝庙向换马岭炎帝陵迁建的时间。
元朝初期大型炎帝庙宇迁建，必然属于国家级别的工程。因此，迁徙并随后设计构建的祠庙，一定会对周边已有的祠庙进行参照，就一定不会逊色于“邑人建庙”的附近长子县熨斗台炎帝庙。那么换马镇炎帝神农陵庙正殿到演奇楼之间50步即83米的巨大间隔空间，说明那里一定容纳着被历史消磨去的无比辉煌，2.5亩空间一定会被早期建筑设计全部占用，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止陵庙范围仅到达演奇楼为止、根本就不止仅2.5亩的范围界限，因为这座陵庙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早年的“正门”。
在灭亡的金朝废墟上新生的元朝，最初的国家级工程的规模、规格和品位，应该不会低于左近旧政权设计建造的祠庙之下。庄里村炎帝神农殿一定是一个别有天地的更大造作。
五谷庙周围散落的雕刻精美的神台基石、御碑残片等，证实了这个猜测。最初策划写书之际，就讨论过最初发现炎帝陵时的旧事，说到当时看庙老人说过的“皇城”。
“有皇坟就应该有皇城”，米东明说：“当年我找皇坟，就是先从羊头山神农城开始。炎帝庙迁建庄里村，炎帝城应该一起搬了下来。”
记起1994年采访，看庙老人介绍：“儿时每天在此玩耍，大殿东西墙上原来都绘有陵庙及周围皇城的彩色壁画，可惜1953年墙皮被铲掉，现在年轻人都没有见过这些壁画。”既然当时已经看不到壁画，关于“皇城”就认为只是一说而已，没有特别留意。
这时忽然想起，当时正殿门前墙上镶嵌着一块约一尺长半尺宽的石碑，碑文里有一个“城”字，立即找出当时新闻报道的录像磁带查看，果然。随即电话联系张文秀帮忙抄写，被告知因是一块修水渠记事碑，修缮时已经从墙上取下，不知能否找到。刚燃起的希望又蒙阴影。
所幸，因是炎帝陵物品，乡镇有过保护的规定，老张当时就留过心，总算在物料堆中翻了出来。第二天发回传真，是一块《挑穵水渠碑记》。这个“穵”字琢磨了半天，后来一拍脑门，加个“扌”不就是“挖”吗？因此白双法先生最初出版的四本书，其中一本就是《一猜就对》，这套学说果然了得。
细看碑文传真，“本城东门有水渠一所……及观水渠低城濠数尺，挑穵无用……道光三年十月廿日”，真是若有神助。如果说看庙老人已经去世，难以对证，此碑文上一个“本城”、一个“东门”却是铁证，而且城墙有护卫城濠，“濠”字用的是偏旁“氵”之“濠”字，与“土”旁之“壕”不同。那么此“城濠”必然有水即为护城河，有护城河就必然有桥。有桥与城就必有城门，国家级陵庙皇城城门既不能常开，又不能永远闭锁，祠庙山门又有中门与边门不同的等级进出要求，就必有开门关门之管理，必有住持人员守护，百姓就不能随时任意出入，朝廷人员前来祭祀必有人员接待呼应。这样一座明代尚留“垣址”之城墙周环、护城河护绕，住持人员守卫维护的陵庙，如何不是规格一流，等级之最，如同一座都市城池一般？那般壮观景象仿佛就在眼前。
帝王陵庙有明确的规格，元初如此重大的搬迁重建之举不可能降低、而只会保持甚至提高规格，“皇城”只会建造的更壮观。“城”字就是“土”与“成”组合，陵庙土木建筑落成，就一定如羊头山“神农城”一样建“城”。未料打开皇城的钥匙，居然是这块挖水沟的碑记。
如果元代初期羊头山炎帝庙搬迁，那么明代音律学家、皇亲朱载堉所写的《羊头山新记》该有记载。忙找出原文，其中“今之长治县，即旧上党县也！山之东南八里，曰故关村。村之东二里，曰换马镇。镇东南一里许，有古冢，垣址东西广六十步，南北袤百步，松柘茂密，相传为炎帝陵。有石栏、石柱存焉，盖金元物也……今此坟侧，有神农庙，有司岁时致祭焉”，果然记载清楚。
这个段落中的“冢”字，上部“冖”是覆盖之顶，下边是“豕”字加一点，应该是捆绑了腿的猪。“冢”字在此何意呢？
商周时代以后，祭祀的祭品有“太牢”“少牢”的等级区别。以牛、羊、豕（猪）三牲祭祀为“太牢”，是古代最隆重的祭品，后来太牢专指以牛祭祀。“牢”字就是上有遮蔽之顶、专门圈牛的场所。后世将关押罪犯的地方也称作“牢房”，是因相似而延伸引用。以大牲畜来祭祀，说明祭祀的规格。“太牢”规格最高，“少牢”仅以羊或猪祭祀，规格略低。
庄里村传说在清末民国初期，五谷庙祭祀炎帝神农氏除了用黍、稷、麦、菽、麻五谷以外，还用蒸面猪，即是古代曾以猪祭祀的民俗遗存。因此，“冢”就是坟墓，而且常常是高规格的高坟。
前述所引《羊头山新记》段落里的“袤”字，是“衣”字中间加一个“矛”。过去穿的是长袍，衣即表示长；“矛”是长兵器，撑开“衣”字，特别强调其长，因此“袤”字泛指“长”。“东西曰广，南北曰袤”，写文章常有“广袤的土地”，正是此意。有此了解，这段文字就清楚了。
“垣”字，右半边“亘”为天地之间日月之运行恒久不变。加“忄”为“恒”，持之以恒。加“土”为“垣”，恒久不变的土建为“垣”，就是墙。房舍可以倒塌、重建。墙也能损坏，但墙垣标志的土地界限和范围却永远不会改变。
这说明，炎帝神农陵庙是有围墙的。“垣址”即根据围墙的位置步测到的范围。垣址占地东西60步合100米，南北100步合167米，面积则为16700平方米，占地约25亩。原来认为二亩半的正殿院落延伸至戏楼之间的面积，不过是陵庙范围的十分之一而已。米东明这时冒出一句方言“摊气大了”。
我们决心寻找“城”的遗迹。在张文秀的引领下，来到演奇楼后墙的东西延长线，果然隐约可见。虽然早已平整为庄稼地，但田埂高低界限，是依旧分明的城墙遗迹。
既然演奇楼后墙紧靠皇城城墙，就不可能有炎帝陵庙中轴线正对的南正门，那么皇城门在何处？共有几个城门呢？张文秀告知，本城共有两个城门，一个是东门，与碑刻记载一致。另一个是西南门，正对长畛村。
因炎帝陵坐落于五谷山，俗称的东门，实际测量偏向东南方向，陵墓面向则为西北方向。皇城除陵庙区面积外，大部分面积都在陵庙西北方向，就是西马场的方向。显然，这种布局是炎帝庙自元初由羊头山迁建而来之前的格局，现在已是大片的庄稼地。张文秀告知，这片庄稼地历来由陵庙住持张文秀祖上一家耕作，收获的一部分归社里所有，这个“社”不是指后来的人民公社，而是指原始之“社会”，即每年的庙会领袖“社首”之“社”。
陵庙残碑上记载有“…奇楼之处亦尽木朽……”，演奇楼就是戏楼，演戏就是“演奇”。不可能让炎帝神农始祖隔墙看戏，戏楼当然属于陵庙范围之内。
再联想明代《泽州府志》记载“羊头山东南炎帝陵……石甃尚存”，便是烧制陶片或砖石铺设的陵庙内硬化地面，在古代这就是最高规格。因此，远年的炎帝陵庙和所在的皇城建筑，是煌煌的规格，宽广的占地、恢宏的气势，远非我们今日所见五谷庙的狭小院落。而明代《羊头山新记》记载“相传为炎帝陵……石甃尚存”，作者的记载是依据“相传”，看到的是“尚存”的残留。以此证明，到明朝建国二百年之际，炎帝陵庙与皇城已经倾颓，当时建造陵庙已经三百多年，人迹罕至，“林木深阻久矣”。
尽管到明代炎帝神农陵庙与皇城早已倾颓，但直至清道光三年，仍然能够记载“本城东门……”。而“垣址”之“垣”似乎应为城垣。若是墙垣，则城更为广大。
至此，一座规模巨大的陵庙皇城，已经确凿无疑。
大型炎帝神农陵庙皇城遗址
据张文秀回忆儿时所见，钟、鼓楼间有“山门”，门南为广场，正南是“演奇楼”，楼东是“魁星楼”，再东有文昌阁，乾隆十一年文昌阁改药王殿至今尚存。
“演奇楼”西为“应声庙”。问及何为“应声庙”，张文秀告知，陵庙西南二里是长畛村，是炎帝神农氏第二位夫人的娘家，娘家有事呼唤，炎帝神农氏要答应并帮助办事，“应声庙”就是便于与长畛村相互呼应，娘家来人可以在此居住，为此便利而建。真是应了一句古话，“事事有源头，字字有出处”。
按照《改修炎帝行宫碑记》记载，“陵之上即艺谷圃也”，据笔者精确测量，炎帝神农殿坐东北向西南的走向，一般说的东厢房即炎帝神农氏陵墓为座东南向西北。“经》云：奎壁角轸，天地之门户也”。即二十八星宿之奎、壁二宿在西北，角、轸二宿在东南。“伏羲六十四卦之图，以乾居西北，坤居东南，正合天门地户之义”。炎帝神农氏陵墓中轴线因此面天门而背地户，与太原纪念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的晋祠的中轴线方位完全一致。位列三皇的炎帝神农氏是“通天”的，方位选择当然极为讲究。
那么，这“陵之上”的“艺谷圃”，即陵墓背后的高处，现在仍在耕种的田地，称种谷为“艺”，就是农艺。后来有了园艺、文艺、演艺直至工艺，不论多么高雅，“艺”还是“艹”字头，繁体字是“藝”，下边是“执”与“云”，“云”代表雨水，“执云”就是手持器物浇水，都是始于农耕的造字。而最初的艺术还是炎帝神农氏在此的农艺，艺谷圃就是最初的五谷种植实验园圃。
除了陵庙本身范围之外，正殿之后地名为“神岭”，再后是“换马岭”，换马岭北面有永惠桥，唐代修建时名“大桥”，证明那里曾是一条大河。
演奇楼南为“神西河”，再南是“龙王道”、“马场”，河东为“赛场”，西面是“神操”等等，都是与一般民居村落无关、而与陵庙之“神主”有关的地名，这一带过去无疑是大片的炎帝神农氏陵庙区域所属。碑刻记载与知情者回忆，再现了这一带旧时的神圣风貌。
炎帝神农氏陵墓周边有着众多的地名，常常长宽数米至数十米的地方都有地名，这不仅在今日难以想象，其他地方亦罕有所闻，构成高平羊头山地区一种极为罕见的原始地名文化现象。如庄里村的“卧龙湾”不过十几平方米，一辆轿车都难以掉头，却有古地名。由此可以窥见，古时取名不仅仅是一个村镇，一个区域“需要”有个称呼，而是它具体“有”什么事迹、“有”什么功能就直接呼之。一个村落周边有十数个地名说明什么，非“因需要而取名”，而是“本身就有故事而因此称呼”。那是历史流传，是口传历史数千年传承，不是我们简单想象“需要不需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简单地用西方思维的“符号论”难以解释，而以强调文化内涵的“文化论”则用之皆准。
例如山西太原自古至今有大夏、夏墟、平阳、并州、晋阳、大卤、大原、太原八个名称。如用符号论则认为只是个记忆符号，称呼什么不重要。非也，否则用一个即可，何用八个？其实每个名称都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依据。
庄里村周边的地名，也同样都包含着世代传承的文化信息，绝非为了有个称呼便于什么户籍邮递等而为。
访谈了解村民建房时掌握的地质特征，陵庙区域靠东与东南面的土壤是坚实的硬土，靠西与西北面则夹杂残砖碎瓦，即为后垫的松土。由此可知目前庄里村的地面，是陵庙建造时为了平衡原来陵庙东高西低的地形，取土垫平形成的平坦地形。近年修缮五谷庙正殿时发现，正殿五间的几根立柱柱础下边，都各埋有一米高的方形石柱，比地面上的立柱粗一些，抹棱，底部另有柱础。按其风格似为北魏至北齐时期的建筑材料。因此应该是元初迁建炎帝神农庙时，为取平地面而垫高。新垫的土壤松软，因此新建筑的承重立柱就选择了原来祭祀建筑的地基和下半截立柱，统一凿齐至一米处作为新建筑地平线，在每根半截的立柱上设置新柱础和新立柱，支撑了后建的炎帝神农殿。
新柱础是“鼓”形，却比现在所有古建筑的鼓形柱础高出许多，而且鼓还坐于莲花座上，显然是更为古老的特殊形制，是高平炎帝神农氏陵庙久远历史传统的一个重要印记。
由此可见，元初迁建神农庙之前，这里就已经有更早年代的祭祀建筑。这也是炎帝神农氏陵庙一个历代沿革标志的重大发现。
由此可知，元初羊头山迁来炎帝庙之前，是东偏南高、西偏北低的自然地形。根据垫起的范围与方位测量推断，原始自然地形是背向东南、面向西北的典型“罗圈掌”地形，又有北面“大桥”下的大河，东、南神河，背山傍水，是炎帝神农氏陵墓最初选择之典型的好风水地貌。
曾有一位老红军焦根红，回忆起曾有一位四川籍战友，听说其是高平人，就问起高平炎帝陵所在是否是一座五谷山。显然，元初陵庙迁建至此，为建庙而取平了地形，形成现在适于村民居住的地面环境。那么五谷山之名，必然渊源久远，一定在元初之前无疑。
为此取指北针测量，正殿是与正北方位夹角30°的北偏东北、面向南偏西南，非民居常选的朝阳方向。而庄里村现在的民居方位都是以此方向为正方向，与炎帝神农殿平行一致，显然是后来所建民居皆依形就势，依傍陵庙方位而建。村民俗传这里是“皇坟”就是一个重要佐证。由此看来，庄里村最初的居民应主要是守陵户后裔无疑。
古代曾有护陵监的机构，职责是专门保护和管理陵园。历代帝王都把保护祖宗的陵墓作为一种特别重大的事情来办，第一是相信祖宗有灵，还在保佑他们的江山社稷，永远统治着他们的天下。第二是对祖宗的感恩报德，因此不惜付出很大的代价，花费很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来保护。担任护陵任务一般都是具有很高威望的亲王大臣。
护陵护墓的传统建筑同样很早就有，只是很简单。相传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们就曾分别到他的墓地守墓，居住就是搭一个简单的房子。一般的坟墓不一定专门看管，也不一定常住，而帝王陵墓几千年来盛行“厚葬”制度，殉葬品极多，就必须要设立一个护陵的机构，以防盗掘和破坏。护陵监的外面也有城墙，里面有“衙门”、“街市”、住宅等，设置了陵令、属官、寝庙令、门吏等专职管理人员。西汉武帝的茂陵采取了将文武大臣，豪绅富户迁居陵区的做法，以加强保护，并把原来的茂乡升格为县，当时迁到茂陵的官宦富商很多，人口达27万，使当时的茂陵县有富甲长安之称。有了这样多的护陵人员，就得有更多的为他们服务和供应的人员，据记载，当时茂陵仅在陵区负责浇水，打扫的人员就5千多人。这样，处在荒郊僻野的一个陵区很快就繁荣发展起来了。西汉长安的汉高祖长陵，惠帝的安陵，景帝的阳陵，武帝的茂陵，昭帝的平陵就先后分设了5个陵县，使这里都成了富庶之地。河北遵化的清东陵，除设置了护陵监外，还专门修了一座“新城”作为护陵之用。
看来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今日庄里村村址，正是一个建成近千年，现在却鲜为人知的，占地25亩以上、城墙周环、护城河围护、专职守陵人住持、载入国家祀典保持祭祀的，国家级大型炎帝神农氏陵庙皇城遗址。至此，一座国内唯一的“大型炎帝神农氏陵庙皇城遗址”终于被发现，终于被考证出来，这是继米东明发现炎帝陵事迹并通过山西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日本NHK电视台报道以来，最重大的探索与发现的成果。
这个发现的意义，或不亚于最初发现炎帝陵碑。遗址的规格与规模，因其炎帝神农氏的“炎黄”始祖身份，无疑在建造时属国内之最。如此上古帝王陵庙大型国家级工程，不可能建造的比附近普通庙宇逊色，假如那样就完全失去了迁移建造的重大意义，失去了展示尊崇炎帝神农精神的目的，失去了劝农重农、鼓励耕织、增强国力的垂范表率作用。而这一点，在元朝是不可能被忽略的。
民以食为天，元世祖忽必烈懂得这个道理。他深为蒙古民族多年来东征西战，军队和百姓饱尝风餐露宿之苦所困扰，也为统一中原后增强国力、笼络民心，维护统治而思考。因此大局一定，他就高度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即位不久就成立劝农司，重用汉人有识之士姚枢为大司农。以陈邃、崔斌等8人为劝农使，分赴各地考察农业生产情况，招集流亡之民回乡生产，还组织编写了适合当时农业生产的书籍《农桑辑要》。为了稳定政治，尤其是安抚汉民族知识官僚阶层的情绪，蒙古统治者引经据典，在考证了历代耕祭神农的情况之后，于至元九年（1273年）始祭神农，“命祭先农如祭社之仪”，后在大都东郊选地千亩作为裸田；至大三年（1311年），建先农坛，“从大司农请，建农、蚕二坛”（《元史》卷76）。
国家级大型炎帝神农氏陵庙皇城的迁移建造，标志和展示着元初统治者以农兴国的基本国策。由“至元九年（1273年）始祭神农”，“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亦尝遣祭”可知，“遣祭”即派员祭祀的时间是成吉思汗1206年建国开始计算的百年之际（1305年），是元朝百年国庆大典。那么此前应该已经做好了祭祀的所有准备工作。而32年前的“至元九年（1273年）始祭神农”，那时能够“开始祭祀”，应该正是完成羊头山炎帝神农氏陵庙皇城迁建的时间。而且曾“至正十年修”，那么迁建68年后需要维修的可能性大于36年就维修，1273年迁建无疑。此说更正了“元初迁建”之说，是一个重大发现。
由于元代统治者的励精图治，元代初期的农业、科学技术、商业和文学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较之辽、金和南宋时期，可谓繁荣昌盛，因此蒙古民族才能在中原维持12代王朝的统治。
虽然目前尚未考古发掘，但仅以元代国家级大型炎帝神农陵庙皇城遗址说来，它也完全应该具备申报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格。
高平炎帝陵最初发现、报道之际，每天来此参观、焚香祭祀者络绎不绝，尤其以长治、晋城居多。外省来人最早的，当数湖南、湖北两省，河南、陕西、黑龙江、山东、内蒙等也连连光顾；北京市人大领导是开小车来的。长治郊区一位老农专程来这里，捐献了一块精心制作的黄布幔，悬挂在炎帝陵碑上方，以表一片虔诚之心。中央电视台的大型制作，当属《寻找炎帝遗迹》，成为迄今为止最深入挖掘炎帝神农氏文化内涵的电视代表作。
《泽州府志》记载：高平每年四月八日祭赛炎帝大会十日，九月十三日祭赛关帝于炎帝庙。诸货骈罗，远近士女云集。
1995年农历四月初八，借着高平炎帝陵等文物古迹在电视上频频报道的东风，米东明周密策划，高平市文化局与团池乡联合举办了解放以来最隆重的“中华民族祖先炎帝祭祀大会”，木框架制作带有彩色图标的大型旅游图版，将团池乡炎帝遗迹景点一一标出。
当时因本省和中央电视台刚刚播出发现庄里村炎帝陵碑的新闻不久，慕名而来赶庙会的人流猛增、熙熙攘攘，成为近几十年最盛大的一次炎帝神农庙会，半个世纪以来，庄里村没这么热闹过。米东明最初为羊头山公园设计的极具特色的门票，已经成为收藏者的热门品种。自首次大型祭祀活动创建开始，现在已经发展为每两年一次山西省最大型的祭典活动。当时米东明以一乡领导之力“重在参与”的指导思想，十五年来，已经连续不断放射出璀璨的光辉。一个小村庄里的一个并非旗鼓张扬的发现，却开创了中华农耕文明弘扬光大的崭新篇章。万里长征跨不出第一步，就永远不会名扬天下。
2008年5月8日，马来西亚旅行团专程来五谷庙焚香祭祀，随后用食品袋装满院内的泥土和香灰。他们告诉五谷庙管理人员，在马来西亚他们居住的地方也有五谷庙，他们也是炎黄子孙，与我们是同一个老祖宗，此行就是特意前来认祖归宗。而2009年5月22日举办炎帝神农氏祭典时，笔者结识的台湾“大中华炎帝文化研究会筹备处”召集人姜兆佳先生告知，台湾也有五谷庙一百多所，祭祀的是“神农氏”，而且在1949年蒋氏政权进入台湾之前，早已形成传统。
这就展示了炎帝神农文化的重大意义，展示了炎帝神农文化在中华民族海内外华人之中的巨大凝聚力和感召力，展示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独特价值。虽然远年的辉煌今天只能依稀想象，但在未来世界人类文明史的久远价值，未来历史文化发展的广阔前景却无可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