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的张翰原籍吴郡（苏州），在洛阳任官。秋风一起，不禁想起故乡的莼菜羹及鲈鱼脍，起意辞官，返乡寻找熟悉的乡味。这个典故一向作为知识分子处世旷达的例证，也显示古代的食物制作受到地理条件与保存技术限制，无法大量流通，未能广泛交流。我心里老想：张翰经过了京城里的养尊处优，尝到莼菜羹、鲈鱼脍时，是否还会有未仕前的心情，一样的感动？
以张翰的情况看，公元四世纪时的洛阳就是吃不上一口鲈鱼脍。但记录显示，到了宋代，开封城中已经出现南食店，专门贩卖南方饮食，诸如桐皮熟脍面、煎鱼饭，甚至有鱼市场及南方食材的专售处。也许食材不同，味道未必纯正，但顾客依然捧场，多半是为了一解乡愁。
一九四九年以后，各省各地的居民渡海来台，兵荒马乱之际，食无求饱，果腹是唯一真理。生活稍安定后，各安本业，思乡之情渐生，但因海峡阻隔，弄些家乡味成了解决乡愁的唯一可能。一时之间，许多大陆的老店纷纷在台北重新开张，上海的“老大房”、开封的“致美斋”、北京的“信远斋”都在台“复业”。当然其中也有些侵害商标的问题，不过当时是没有人抗议的。倒是因为受限于食材，虽然都号称“北京烤鸭”或“武昌鱼”，但比起原汁原味，也只能做到形似。
一些不受限于食材的乡土美食，无论烧饼、油条或臭豆腐，都像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不仅抚慰许多人的乡愁，也将内地的生活习俗在台湾重现。许多人干脆就以此为生，南北小吃成了台湾饮食的特色。甚至有人将不同的食物放在一起，成了“新台湾美食”，这两年，还能回销内地各城，当年从大陆到台湾的食品，摇身一变，反成了台湾风味小吃，永和豆浆便是一例。
台湾本不产小麦，面食不多，日本人据台时，引进日本的面食，并未受到本地饕客的青睐。一九四九年以后，面食逐渐普及，现在隐隐有了凌驾米饭之势，甚至出现了台湾风味的“牛肉面”，这又得话说从头。
抗战期间，空军基地位于四川，四川人也成了空军主力。到了台湾后，军人、军眷眼见台湾南部日照充足，又盛产辣椒及蚕豆，开始在冈山腌制豆瓣酱，营销各地；更有人以之与牛肉同煮，成就了牛肉面一味。台湾习俗原本体恤牛只辛劳，很多人不太吃牛肉，因为牛肉面香传十里，许多人也纷纷破禅，不无佛也跳墙的豪气。盛名远播之后，各地都有“祖传四川牛肉面”、“原味山东牛肉面”，一时间，牛肉面有了各种远亲，有谁知道原产于台湾。近年来，牛肉面也出现在北京、上海，冠上“台湾牛肉面”之名，算是验明正身了。
除了面条以外，饺子也是一例。华北各地都吃水饺，过去的升斗小民却难得吃上水饺，所以有“好吃不过饺子”的说法，西安的饺子宴还成了当地的风味特餐。台湾饺子馆却多冠以“山东”之名，似乎认定只有山东才有饺子，各地乡亲，为了谋生，也只有冒籍，全都自称“山东水饺大王”。实际上，包饺子者为了迎合南北口味，尽量避免极端，不免逐渐变得缺乏特色，成为“台式水饺”。如有人到华北旅游，吃了瓠子馅或茴香馅的饺子，还会觉得奇怪，认定这些食物不是饺子。
台湾饺子还有一绝：不再讲究“原汤化原食”，吃饺子时，还一定得就酸辣汤，哪儿在乎酸辣汤与饺子有不同的祖籍。文化讲究多元融合，如果学者需要例证，台湾的饮食，肯定可以提供最丰富的论证数据。
台湾调和各地美食后，成就了台湾风味，但该辣的不够辣，该甜的不够甜，暂解乡愁可以，但如以原乡的标准来看，可就成了橘之逾淮，只能称谓枳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