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一作家言论，说“女革命家还是一定要匹配了婚姻不幸——本来唐群英的夫君是曾国藩的远房侄儿，也还过得，然1895—1897两年间，女儿与夫君双双亡故，二十出头的唐群英成了孤家寡人，似乎同样除了‘闹革命’之外已经无事可为”。此说实有些诛心，在一个腐朽、昏暗、看不到未来的世道里，很难说谁能独善其身。婚姻不幸与革命与否并无直接关系，最多只是一个诱因，在太平盛世里，就算你频繁离婚，也不可能导致你去上街闹革命。
革命这种东西，还是存在于个人骨子里的因子。生在1871年12月8日三湘大地的唐群英，天生有一种不怕辣、辣不怕的性格。
日后，她身上被赋予了很多称誉：中国同盟会的第一个女会员；女子北伐队首任队长；革命文学社团南社的第一个女诗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女报人、女教育家；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驱。
唐群英性烈，连秋瑾都称其为“唐姐”。孙中山誉唐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1904年，她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后，会员都称她为“唐大姐”。
虽身为女性，但唐群英一生都与这个“女”字做斗争。在她眼里，男和女只是一个性别问题，而不该有任何的区别对待，譬如革命，譬如政治，譬如观念。
她敢于与人争辩、争执，甚至不惜动手打起来。1912年8月25日，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参加会议者有近2000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张继等同盟会领袖都到会并坐在了主席台上。开会以后，有一项议程是宣布新党章，宣布一条，说明一条。当说到新党章中规定不吸收女党员时，坐在台下的唐群英冲上主席台，揪住主持改组工作的宋教仁，结结实实地打了宋一记耳光。当时，革命元老、参议院议员林森出来调停，据说也顺带着挨了唐群英一巴掌。真是令这帮爷们开了眼了。
据当时的媒体描述，那场景是“举手抓其额，扭其胡”，“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
要说这宋大秀才挨打还真有点冤枉，当时“南北和议”后，政权已经落入北洋集团首领袁世凯之手，当时同盟会开会，正商量与其他党派合并成立国民党事宜，目的是“夺取国会选举的胜利，使同盟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获得组阁的权利，以责任内阁制衡总统权力”。而唐群英只知道，国民党的党章草案中已没有原同盟会章程中“男女平权”这一条，便与一群女会员冲进会场，质问主持改组事宜的宋教仁：“何以擅将党纲中男女平权一条删除？”
以宋教仁学贯中西的辩才，岂能不敢应对几个女子的提问。但他没有回答，原因在于，其他党派并不同意“男女平权”，如果他擅自做主，势必造成党派分裂，大局不稳。当时民国刚成立不久，女人仍处于边缘化地位，宋教仁可能也低估了这批女会员的脾气。
眼看着有女会员大哭大骂，大骂宋教仁“太看女子不起，今日特为二万万女同胞出气”，一直致力于“男女平权”的唐群英怒气上升，便动手打了宋教仁。虽然最后由“和事老”张继婉言调停，但唐群英临走时还是扔下了话：此行为“实为蔑视女界，亦即丧失同盟会旧有之精神，因而要求向女界道歉，并于党纲中加入男女平权内容”。
从此，人们都记住了这个“彪悍”的女人。男女平权的呼声，也因她的一掴而升华，谁想排斥女性、贬低女性地位，首先要考虑考虑能否承受得住这个女革命人的巴掌。看着民国要人宋教仁捂着面颊退避，人们对这个女子的倔强又多了几分认知。
唐群英是个标准的湘妹子，辣味十足。今日在湖南衡山县新桥镇黄泥村还有其故居，故居有书屋“是吾家”。屋子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两进，面阔三间，两进间置天井；白墙，悬山顶，盖小青瓦，前置柱廊，门上匾额镌“是吾家”，门联云“是足下青云起处；吾家中紫气盈时”。小花园内种植唐群英生前喜欢的梅花、樱花、松柏等花木，中置唐群英半身铜像。
唐群英自幼在“是吾家”启蒙并度过青少年时代，夫亡大归后又在此博览群书，接受新潮思想，晚年在此继续倡导妇女解放，从事女子教育事业，并整理自己的诗稿文章。
唐群英出身将门，家族里不缺的就是骁勇善战者。其祖父唐安享，生有六子，个个都显赫一时。有的做了大将军，有的做了提督，也有的战死沙场，家族荣获“靖勇巴图鲁”称号也有好几个，唐群英的父亲就是一位，后被诰封振威将军。唐群英的母亲曹氏被诰封一品夫人。
俗话说英雄不问出身，但有出身又何妨碍英雄身份呢？
唐群英家族庞大，且家丁兴旺。按大房排，唐群英居第八，故被乡人称为八姑奶奶。按同胞兄妹排，她实居第四，所以也有人称她“四小姐”、“四姑奶奶”。
作为清振威将军唐少垣三女，唐群英自小受家学影响，聪明好学，十几岁时就遍读四书、五经。她最爱读后汉曹大家（读“姑”）的《女界》和范蔚宗的《列女传》诸书，对《木兰词》更是爱不释手。
“大家”，是汉代关中地区对年长女子的尊称。曹大家，汉史学家班彪之女，班固、班超之妹，实际上就是大名鼎鼎的班昭，昆曲大型历史剧目《班昭》说的就是她的传奇故事。哥哥班固死时，所《汉书》的“八表”及《天文志》遗稿未能完成。班昭奉命与马续共同续撰。《汉书》初出，读者多不通晓，她又教马融等诵读。汉和帝时，她常出入宫廷，担任皇后和妃嫔们的教师，颇受宫廷上下尊重，她聪颖、善辩，参与了多次政治事件，她的学说为儒家和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敬重，甚至将她抬到了“女圣人”的地位。因她从夫姓，始姓曹。班昭被誉为博学多才、品德俱优，是中国第一位女史学家，还是文学家和政治家。死后，皇太后亦素服举哀，派人监护丧事，以示优礼。
这位从封建社会压迫、歧视堆里爬出来并高高站起来的伟大女性身上，唐群英是否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若干年后，人们倒是从她身上看到了班昭的印记。
1907年12月，唐群英在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毕业。在毕业仪式上，唐群英撰文致词，慨然写道：“然女师女范，昭然于史册者，若班氏木兰伏女辈，当时轻视女学，犹能独往独来，卓绝古今，使有以提励之，则其造诣又当何如也？无如积聩不振，女权陵夷，学识幽闭，遂成斯世困屯之形。溯国运盛衰之际，又岂非我辈担负女教责任之时耶？”
历史，总是会惊人的相似。人也不例外。
唐群英吃辣不输别人，诗文更是人中佼佼者，15岁时曾写过“邻烟连雾起，山鸟放晴来”的佳句来，被塾师称为“女中奇才”。在四个姐妹中，唐群英最为父亲所钟爱。她也“尝以不能易髻而冠为恨”。
于是，叛逆的心遂起。自古以来，女性要想翻身，要想平等，唯一的做法就是叛逆──反叛以往的旧俗，逆战迎面而来的歧视。
唐群英出生的年代，仍在盛行三寸金莲，其在3岁多时小脚被缠。可是她发现哥哥的脚却没有裹。当时她认为是母亲偏心，就联络两个姐姐采取一致行动扯掉裹脚布。姐姐们害怕，她就自己扯掉了裹脚布。那又臭又长的裹脚布啊！
后来被母亲发现，又强行将她裹起来，几经缠缠扯扯，最后，在同胞姐妹中，唯有她不是“三寸金莲”，而是个半大脚。
唐少垣生性耿直，“只会打仗，不善做官”，于是早早辞官归家，乐善好施，施恩乡里，闲余时常给儿女们讲这些岳飞报国、木兰从军、杨家女将的故事。如此一来，唐群英启蒙教育就以巾帼开始了，从而在很早时候，就形成了唐群英的男子性格。课余之际，她将玩伴分成宋、辽两队人马，各执长竹短棍，冲冲杀杀，演习打仗，还自称“穆桂英”挂帅出征，抵御辽兵。后来看了《木兰词》、《列女传》，干脆学起了舞剑和骑马。
这为她以后的辛亥传奇留下了精彩的伏笔。
1890年，唐群英的父亲去世。痛失父亲的她挥笔写诗曰：
跃马挥戈苦战还，轻名淡利隐衡山。
扶危济困乡邻仰，习字攻书日月安。
慨叹吟诗如谢女，焉期舞剑胜木兰。
缘何益寿无灵草，父逝英年泪岂干。
第二年，唐群英从母命，嫁到湘乡荷叶（今双峰县），其夫是曾国藩的一位亲戚。可是没几年丈夫就病逝了。按照当时的封建传统和曾家的族规，她要在婆家守节，才不失为“名门闺秀”。但唐群英哪里受得了这个破规矩？
记得在家里时，唐群英有两个堂兄，仗着家里有钱，都娶有两三个妻子，稍有不顺，就拳脚相加。她很看不惯，常为嫂子们打抱不平。有一次，一个嫂子因为生的皆是女孩挨揍挨骂，她去劝止，却被斥为：“不关你的闲事，这些不生崽，只生女的赔钱货，打死活该！”
唐群英怎么也想不通：不生儿子是女人的过错吗？难道女人天生就该受气挨打吗？
这一次，她毅然“大归”，定居于书房“是吾家”。当时正是戊戌变法之际，唐群英加速吸收新思想，其《书怀》一诗中写道：“斗室自温酒，钧天维换风。”
她要以实际行动证明女子与男子并无差距。她要身体力行的去实现男女平权的主张。以她的性格和追求看，当时之所以对宋教仁出手，完全是一腔热血，对事不对人，私下里，其实两人还是好友。
在唐群英的好友中，秋瑾也该算是一位比较铁的。以秋瑾的地位，实在应该排在抗清巾帼女子第一位，她为推翻清廷以身殉国，让众多男性汗颜乃至钦佩。唐群英夫家与秋瑾是亲戚。唐很早就结识了秋瑾。两人相谈甚欢，话题中涉及更多的就是革命，其次是女权主义。这在晚清已经很超前了，都属于“了不得”的话题。
1904年春，秋瑾赴日本寻求救国之道。唐群英立即追随而去。到日本后，她先自费进入青山实践女校，成为秋瑾的同学。两年后，她又转入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因成绩优异，由湖南当局改为官费生。
在东京求学期间，唐群英结识了众多革命党人。1905年5月，她加入黄兴等人发起的华兴会，后又经黄兴介绍会见了孙中山。从此，唐群英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各种革命活动，担任过“留日女学生会”的书记，后被选为会长。1905年8月20日，兴中会与华兴会等革命团体合并，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唐群英作为华兴会唯一的女会员转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中第一个女会员。由于唐群英比相继加入同盟会的何香凝大3岁，比秋瑾大6岁，所以，同盟会的会员都尊称她为“唐大姐”──这并非仅仅是因为年龄，还因她的才学和仗义。
1901年是光绪二十七年，当政的实际上还是慈禧老太后。经历了八国联军、义和团事件后，老太后曾下诏变法，要“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但步履蹒跚，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
初秋之际，唐群英应秋瑾之邀相会在湘乡荷叶塘，两人谈及时局，惆怅不堪，遂对诗言志。最喜唐其中一首和秋瑾诗：
浓抹淡妆玉镜台，红霞万朵水中栽。
如痴若梦珠光闪，含笑凌波蓓蕾开。
不羡长堤千树柳，偏崇峻岭一枝梅。
各领风骚时各异，心灵相系送香来。
唐群英的诗，有一种清冽感，细腻不失豪气，壮美之中又有温软，既有蕴含家国事业的寓意，也有单纯唯美的绝景，底气十足，韵味流长。当年同盟会领袖孙中山也是因着她的诗，对她印象深刻。
1906年，中国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危急时刻，随时都有被分拆以及内祸的危险。唐群英已经成熟了，她看得很清楚。那一年，她愤然在黄兴和宁调元在日本主办的《洞庭波》上发表诗作：“霾云瘴雾苦经年，侠气豪情鼓大千。欲展平均新世界，安排先自把躯捐。”革命党人传诵一时，孙中山为之赞赏，并对她另外一首“熟煮黄粱梦未醒，九重恩重许朝廷。愿身化作丰城剑，斩尽奴根死也瞑”也给予称赞。
1907年底，唐群英毕业。次年春，她由日本回国。孙中山委以重托，与长沙的陈癫联系，密商革命工作。在这之前，孙中山被日本当局驱逐出境前还曾约见唐群英，并以诗相赠曰：“此去浪滔天，应知身在船。若返潇湘日，为我问陈癫。”
陈癫即陈树人，为早期同盟会员。唐群英充当孙中山的使者，受命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奔走于长江中下游，联络革命党人，宣传同盟会宗旨，并共同策划领导了花石起义。这期间，她还参加了柳亚子、陈去病等人在江苏成立的革命组织南社。
1910年2月，黄兴策动新军起义失败，秋瑾、刘道一先后被害。唐群英再次东渡日本，并于次年4月创办《留日本女学生会杂志》，宣传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唐群英回国，首先回家探望了生病的母亲，随后受同盟会委派，联络各地革命者发动武装起义。
辛亥爆发后不久，唐群英向宋教仁报到，她要把女子力量组织起来，为革命所用。她在上海发起并领导了多个女子团体，与张汉英创建的“女子后援会”，募集了不少粮饷军资送往前线。而以青壮女子为主的“北伐军救济队”，则直接奔赴战场，参加战事。
那年的战事在武昌燃起后，各路联军纷纷打过长江去，但南京成为一根硬骨头。晚清的南京，是清王朝在江南防守的要地，两江总督张人骏和江宁将军铁良都善治军，2万多旗兵和江防军，还驻有新军第九镇。虽然当时有新军发动了起义，但大部分江防军仍具有很大的攻击力，镇江的义军就被击退了。上海起义军还派出了炸弹队增援，后来浙江、苏北以及苏南的义军连续增援，志在打通上海联系武昌的战线，南京是个重要中枢。
此前，徐绍桢统领新军第九镇发动的起义，但由于行动仓促和弹药不济，接连受挫。此后各路援军赶来，徐绍桢任江浙联军总司令部总司令，誓言：“洗二百年来之奇辱，会看赤日之再起，拯大千世界之沉疴，快捣黄龙而痛饮。”
此时，唐群英也来到了南京，她找到江浙联军领导人之一李燮和（一说为“援鄂联军总司令”），请求将女子北伐队编入联军。她们要参战！获得批准后，这批女子立即投入集训，虽说有点临时抱佛脚，但气势并不输人。据说李燮和还将自己组建的女子敢死队队员，合并进女子北伐队，统一由唐群英队长领导。
对于唐群英及女子敢死队的英勇，曾有传奇描写：“当南京城久攻不下时，某日，几个女子作难民打扮，暗藏短刀、短枪，偷偷混入南京城，伺机杀死了守城清兵。之后，唐群英亲自挎着双枪带领女兵随大军攻城，两江总督仓皇出逃，南京光复。此役耗时近一月，既是革命军对清廷的致命一击，更堪称辛亥革命成功的奠基之战。”
至此，“女子北伐队”及“双枪女将唐群英”声名大振。各路新军在徐绍桢带领下，效仿武昌起义，经过七昼夜苦战，于1911年12月2日光复南京。惨烈的战争后，关于女子北伐队的事迹，鲜有报道。
后来提及女子北伐队，似乎总是在后方提供支援，在后方煮煮饭、敷敷药、洗洗衣服什么的。但看看当初她们留下来的历史老照片，武昌起义时的女子北伐队，身背武器和药箱，统一服装，个个英姿飒爽，站在了接近炮火的最前线，要知道，子弹炮弹哪里会长眼睛。
有人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其实，战争时，又哪里分得了男人、女人呢？
唐群英以实际行动证明了，战争，没有必要让女人走开。女人参战的历史，应该从这个时期好好写起来。
后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唐群英作为女界协赞会的代表，受到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接见，被孙中山誉为“巾帼英雄”，并荣获二等嘉禾勋章。
如今，人们忆起民国时期的女子，无非就是旧时月份牌上广告美人，抑或者上海大舞台里轻歌曼舞的风情女郎，或者是醉心风花雪月浪漫情怀的佳人。
唐群英这一豪放型的面孔，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更让人耳目一新的不单单是那一记打在宋教仁脸上的耳光，还有之前踢向民国议会的一脚。
1912年2月20日，民国江山打下来后，女子开始大踏步向政界跻身。可是辛亥革命以后，同盟会内一些人为了迎合封建势力的需要，取消了同盟会政纲中“男女平权”的内容，不让女子参政。由此，导致了一场全国性的论争。
唐群英“慨以女权运动领袖为己任”，积极领导了争取“男女平权”的活动。1912年2月20日她联络湖南的“女国民会”、上海的“女子参政同志会”等团体，在南京开会，决议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她被选为会长。这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女子参政联合体的出现，将民国初年的女子参政运动推向新阶段。在此期间，唐群英等先后五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书，请求于“宪法正文之内订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这些提案竟未被临时参议院接受。
是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未将“男女平权”当回事，3月20日临时参议院正开会，唐群英、张汉英率领一群女豪杰涌入议事厅，要求参政权。
在场的须眉议员们哪见过这个阵势，西方《圣经》都说了，女人只是男人一根肋骨，治理江山从来都是雄性担当，女子，说到底，最多做做文秘什么的。
愤愤然，熊熊烈火，可以想象当时这一批从战场上打出来的女子该是怎样的气势和表情。革命时一起冲锋陷阵，都是提溜着脑袋革命，为何参政时将我们一脚踢开了？
据说第一次的据理以争被中间派劝退了。
第二天下午，唐群英等诸女士又往参议院，该院禁不令入，唐女士等遂将玻璃窗击破，手皆溢血，警兵往阻，女士等足踢之仆地。这一脚看似踹的是卫兵，实际上是对不平的制度和历史积怨的发泄和抗议。
一场闹腾未果后，草草收兵。
“不甘雌伏守红楼，冲破囚笼雄赳赳。”当上书请愿等诸多努力一次次失败之后，唐群英仍然不屈不挠，“一次争不到手，二次再争，二次争不到手，三次四次，以至无量次，不达目的，是万万不能止的”。她决心已定：“身可杀，此心不可死；头可断，此权不可亡。”
资料显示，唐群英等先后五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书，请求恢复“男女平权”，但均未被临时参议院接受。最终人们记住的似乎也只是她们的“壮举”：砸碎参议院玻璃窗，脚踹警卫兵，大闹参议院，还有与男议员的激辩。
男议员：“女子无国家思想，无政治能力，与此政事，会误国机。”
沈佩贞：“你们这些议员大人，晚上打麻将，白天开会打瞌睡，发言打官腔，又有什么治国安邦的高见？”
会场上，拍桌打椅，声声震耳，唾星横飞，乱作一团。
不妨看看唐群英的女子施政纲领。那年的4月，她们在南京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会上通过了唐群英等起草的11条政纲：实行男女权力平等；实行普及女子教育；改良家庭习惯；禁止买卖奴婢；实行一夫一妇制度；禁止无故离婚；提倡女子实业；实行慈善；实行强迫放脚；改良女子装饰；禁止强迫卖娼。唐群英还亲自设计了女子参政同盟会会员徽章。此章铜质，直径2.7厘米。唐群英的抚子唐遂九家中，据说现在还珍藏着一枚唐群英佩戴过的会员徽章。
到了第三天，唐群英仍是不屈不挠，继续“战斗”。但此时的参议院已派卫兵驻守，强不令入。唐群英率队去总统府见孙中山总统，投诉参政遇阻之事，并力邀孙总统出席议院，提议此事。孙中山允代向该议院斡旋，当即令女公子前往。
可是这一拖就拖到了袁世凯时代。
纵观唐群英的一生，命运多变，其人一直与旧时代的东西割裂，从三湘乡村走出去后，进大城，出外国，尤其是东渡日本，接触和见识真正的新思想。她性情使然，决心“愿身化作丰城剑，斩尽奴根死也瞑”。她以为，女人身上的女权失去了太久太久了，或许从来就没有拥有过，当然天下也不会凭空掉下来。唯一的路径就是争取，身体力行地去争取，这争取不是无理取闹，不是凭空索取，而是将自己原有的女权，重复伊身。这不单单是女性文明的开始，也是雄性文明的佐证。
有人说，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以及民初民主、民权推行的效果差，缘于普通民众的参与缺位，只是一帮精英在那里忙死忙活的，到头来都给袁世凯打工了。其实女权也一样，在秋瑾之前已经有不少人为之倡议和努力了，到了秋瑾则是一个小高潮，辛亥革命后则是掀起一轮大高潮。只是如唐群英之女中豪杰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吁和身体力行，最终没能唤起大部分民间妇女的参与，而她们没有参与的原因很大程度上缘于没有经济上的独立，继而在思想上长期受到束缚和屏蔽。
西蒙·波伏娃说过：“女人始终没有真正作为封闭、独立的社会而存在，她们是人类社会无法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群体由男人支配，在社会中位于附属地位。”
直到民国中期，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女作家中的佼佼者张爱玲还在呼吁：女人的独立，首先是经济的独立，而女人的独立，还是在于思想的独立。她的名著《金锁记》最后是这样结尾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了，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是的，时至今日，这故事还没有完，君不见妇联常常接到家暴的悲惨案例，虽然科技发展到了尖端，法律之网已细如蛛丝，但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社会现象，尚显孱弱。为何？试想，女子心智独立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
如果今天再出几个唐群英，会不会不一样？
由此要提起唐群英的一个同盟者──沈佩贞。
鲁迅先生曾说：“辛亥革命后，为了参政权，有名的沈佩贞女士曾经一脚踢倒过议院门口的守卫。不过我很疑心那是他自己跌倒的，假使我们男人去踢罢，他一定会还踢你几脚。这是做女子便宜的地方。”沈佩贞被誉为民国初年的“政治宝贝”，辛亥革命前就参加了革命活动，早年曾经留学日本，也属于豪放型女子。辛亥革命时，她组织了杭州女子敢死队，一度名声震天。当时沪军都督陈其美在《申报》曾载文称赞她们：“女子之身，有慷慨兴师之志。军歌齐唱，居然巾帼从戎；敌忾同仇，足使裙钗生色。”
沈佩贞是民国一个奇女子。迄今关于她的出生地就有好几个，黄陂、项城、香山，皆是民国要人的出生地。据说她常拿着名片“大总统门生沈佩贞”到处招摇，颇受袁世凯赏识。
此女子早期热心革命和女权运动。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总统职位，袁世凯上位后，把临时政府、参议院迁到了北京，在这个清末遗臣门下，女子参政谈何容易？于是唐群英和沈佩贞不顾袁氏一党的阻挠，坚决北上进京请愿，要求国会在制定选举法时，明确女子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且声明：如果参议院不赞成这个提议，将以武力方式解决问题。
进京以后，沈佩贞和唐群英充分展示了拳脚功夫。当时有警卫上前劝阻，沈佩贞飞起一脚就把他踢倒在地。鲁迅先生说疑心那是警卫自己跌倒的，但唐群英和沈佩贞下手未必留情，至于有没有真功夫尚待考证。
总之，沈佩贞追随唐群英对民国议会动粗，并对国民党三元首之一、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起草人宋教仁动手，注定要被写进历史。事情搁浅于1912年8月25日的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唐群英又专门谒见了孙中山，未果。
当时唐群英立即召开女界联合会，号召大家“切勿动摇”，意在稳定军心，继续备战。据说沈佩贞倒很激动，雷声宣称：如不能达到参政之目的，就要以极端手段对待男子。譬如“未结婚者，停止十年不与男子结婚；已结婚者，亦十年不与男子交言”。实在不行就拼了，反正都会玩炸弹和手枪。
当然，唐群英等人并未一味激进下去，这据说得益于孙中山的诚恳态度。1912年9月2日，孙中山致函唐群英等原同盟会女同志指出：“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可能挽回。君等专一、二理事人为难，无益也。文之意，今日女界宜专由女子发起女子之团体，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得胜也。未知诸君以为然否。”
态度决定一切。应该说孙中山的诚恳，对唐群英的启发很大。从此，她改变了原来的“激烈的手段”，转而致力于女子教育。
1912年10月22日，唐群英在北京发起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本部，各地设分部。唐群英被推举为本部总理。
过人的胆气，感人的真情，打耳光、哭鼻子、砸议会，可是由于缺乏权利，面对强势蛮横的异性，女人，只有忍让，只有想着法子变通。最终女子参政还是彻底从党政文件中删除了，袁氏政府还于1913年11月强令解散女子参政同盟会。民国女子参政运动的标志性组织就此消散，中国妇女史上首次具有独立意义的参政运动以失败告终。
就此，有的流亡海外，有的陷入了悲观，有的愤而自杀，有的抑郁而死，有的遁入空门，甚至还有的沦落烟花之地。最令人瞠目的是沈佩贞，她竟然摇身一变成为“总统门生”和“洪宪女臣”，在北京城里闹出了不小的动静。
唐群英则是踏踏实实地走着下面的路。她相继创办《女子白话旬报》、《亚东丛报》，主持复刊《神州女报》。1913年创办湖南第一张妇女报《女权日报》，先后开办多家女校，为湖南女界办报办学的先声。
1925年，唐群英在衡山“岳北女子实业学校”担任校长。“五卅”惨案发生后，她和全校师生投入了这场反帝爱国浪潮。白天，带领学生下乡演讲；晚上，组织学生搞提灯会，向民众宣传“五卅”惨案真相，激励乡民加入反帝爱国行列。
宋教仁后来被杀后，唐群英仍然动情送别：“维我宋公，天生英杰。衡山巍巍，历著奇节，江汉滔滔，益表高洁。当满季世，腥膻莫涤，志在澄清，拔帜易色。航海而东，学如不及，气迈风云，心存邦国。……”
早期袁世凯政府禁止《女权日报》在京发行，唐群英遭到通缉。在危急关头，她几经躲匿，后得以返回湖南，但仍继续办报斥责袁氏。
唐群英与湖南同乡张惠风友好，曾一起加入南社，并共商讨袁事宜。张惠风也曾留日，归国办女校，热心救国事业，不幸英年病逝。唐群英闻讣讯后，悲痛不已，立即写信给诗人、南社发起者柳亚子，请他为之作传，“以光彤史”。她也含泪写了一篇《祭张惠风文》。
可以总结出，唐群英争取女权，对事不对人。她争取女权，更是为人，而非为己。
或许，当时那场女权运动注定要失败。但唐群英却赢了，她做了前人从未敢做的猛事，她把自己心里设想的程序结结实实地走了一遍，走得慷慨万分，走得风生水起，走得义无反顾，而后，她表现出政治家的素养，回家乡办女报，兴女学。难道说，不是已经赢得了个人的女权战争吗？
那些后来受益的人们，又有何理由不对她肃然起敬，不对她抱拳钦佩呢？
在创办女学的过程中，唐群英负债累累，以致其晚年的生活非常困难。她晚年居家，挂个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和“国策顾问”的头衔，领薄薪自奉，生活清苦。然其时以琴棋诗画自娱，编有《吟香阁主诗草》4卷，未及付梓即散佚，仅存其中12首。1937年4月25日，唐群英病故于“是吾家”旧居，终年66岁，葬衡山新桥唐族墓地。
今日，“是吾家”建有吟香园碑林和咏梅阁两个景区。碑林中央竖有唐群英半身铜像，像座刻有康克清题写的“唐群英一代女魂”。碑林除选刻“群英诗选”23首外，还刻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张继、唐绍仪、仇鳌、秋瑾等民国伟人名流的赞词。咏梅阁刻有孙中山在唐群英领导女权斗争处于艰难时刻，给同盟会女会员的亲笔信。展厅进处，首先看到的是“天下兴亡，人皆有责”八个鲜红大字，由“匹夫有责”到“人皆有责”，两字之改，便可见唐群英一生之念。
1979年12月，在中国妇运工作史上第一次编纂工作会议上，邓颖超特别提到她，说她“很知名”，希望后人永远记住她。
1997年为纪念唐群英逝世60周年，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自台湾寄赠条幅“女权斗士”。
《中国妇女报》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唐群英等人为首的女界精英们所表现出来的觉醒了的女性，向封建男权挑战的威猛气概，足以使具有历史眼光的人，赞叹为“五千年来女权之曙光”，“中国妇女运动的第一声！”如果有一天，中国要刻一块“女权主义纪念碑”的话，第一个要刻的名字可能就是唐群英。
只是听说，唐群英后被族人以“八公公/八先生（其排行老八）”的称谓破格载入族谱。真是讽刺。为男女平等费了这么大力气，最后光荣载入族谱，还是要冒男子之名才可以。
曾昭燏（1909─1964）娟娟素影满江天
高才短命人谁惜，白壁青蝇事可嗟。
──陈寅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