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移是有规律的人口流动行为，因此，必然地有个运行机制问题。我国学者李王鸣先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比较科学的观点，他的研究是从国际人口迁移机制、人口迁移的城乡差异、迁出地和迁入地等相关方面论述的。
（一）国际人口迁移机制
在西方国家的人口迁移机制的宏观理论中，主要有经济增长模型、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模型、人口压力模型、两个部门模型。其中刘易斯创立的两个部门的模型，被认为是解释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过程的“一般”理论。这些模型最重要的假设条件是劳动力剩余，主要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和现代部门的就业增长，两者均由现代部门的生产扩大造成，其速度由现代部门工业资本积累的速度所决定。托达罗对这一模型的发展是将两个部门理论单独应用于分析城市，认为在城市中同时并存一个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在刘易斯的模型中传统部门的劳动力直接进入现代部门的。托达罗认为，在现实中农村劳动力很少是直接进入现代部门的，实际上他们大量进入的是城镇传统部门。
西方宏观迁移动机理论，尤其是推力—拉力模型是以分析迁移的经济动因为主，而西方微观迁移动机理论则从行为学角度出发重视分析那些由于社会原因、特异性原因或多种原因迁移的人，只有将这两个层次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地解释迁移现象。1978年，塞尔和德·琼发表了《论迁移决策的动机理论》，动机理论中的四要素，即：可采用性、价值、预期和诱因。在迁移决策中这四个要素可以看成是一个梯级，前一个要素依次导出后一个要素。西方学者进一步研究德·琼所说的诱因，讨论是什么因素促使迁移者个人决定迁移还是不迁移，从静态分析主要有如下六种动机：经济动机、居住满意性动机、社会流动/社会地位变动动机、生活方式偏好动机、不迁移决策动机、家庭和朋友的影响。
中国人口流动迁移机制研究的主要观点。解放初至20世纪70年代末无论是国内或者国外关于社会主义中国人口迁移的研究很少，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对流动人口研究渐渐进入高潮，不少专家从城市地理、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研究了流动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动因。陈吉元等人认为城市收入高和农村失业率高分别形成同方向的拉力和推力促使农民进城，提出了复杂的农村—城镇人口迁移模式，但可简化为乡城推拉力模式。认为中国农村由于实行以均分土地为特点的联产承包制，农村推力较小，中国的人口迁移模式是拉力占主导地位的模式。近年来，宁越敏对90年代上海流动人口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看，两个原因导致流动人口产生，一是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成庞大的外来劳动力市场，二是城乡差异形成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巨大推力。虽然西方学者研究的思想方法与观点并不完全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发展中国家，但对我们认识中国流动人口的规律是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的。同时，中国学者从不同侧面研究了城乡人口流动机制问题，也为我们认识这一复杂现象提供了多元化的研究思路。
（二）改革开放与人口迁移
众所周知，世界各国普遍都有城市和乡村的区域存在以及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区分，但城乡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和迁移，城与乡、居民与农民之间不存在制度上的限制，只不过是居住地点和职业分工的不同。新中国建国之初，提倡工农联盟、城乡互助，城乡居民迁移（主要是农民进城）比较宽松，一般不受限制。但自1958年实行“户口登记条例”后，中国特有的城乡户口管理制度日益强化，加上粮油供应、劳动用工、社会福利以及人民公社等城乡分割制度与政策，逐步形成“非农业人口”与“农业人口”、居民与农民等非常独特的两种身份制和两种待遇，在城乡之间筑起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剩余劳动力大量涌现，同时国家陆续发布一系列的法规政策逐步疏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环节。例如，1982年9月国家工商局发布《关于全国统一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有关事项的规定》。1985年公安部颁布《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的暂行规定》，不仅使国家对进城市从事经营活动的农村个体工商户的户口管理条理化、规范化，而且也为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并在城市进行活动提供了相应的法规依据。并且随着城乡之间越来越频繁的商品流通、粮油票制度的取消、商品房制度的建立等等，给城乡流动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间。
人口迁移是与两个不同地区的收入、就业机会差别相关，这两个地区本身劳动力供求存在着差别。迁移可以看作是一个平衡机制，通过这个机制重新分配劳动力，以调整收入与失业率的地区差别。多年来，我国政府实行通过在不发达地区增建工业城市和基础设施来消除地区之间人民生活水准差别的发展政策，使得我国虽然存在着内陆省份部分地区的贫困，但沿海与内陆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别则是世界上最小国家之一，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差别在迅速地扩大。就拿浙江省来说，1991年杭州、宁波沿海地区人均GDP为浙江省最高地区，是最低地区丽水、衙州的1.9～3.1倍左右。5年后，1995年，这个差距扩大到2.4～3.3倍。在杭州地区内部，人均GDP，1989年杭州市区为淳安县的4.8倍，5年后，1994年，这个差距扩大到6.79倍。对于我国流动人口本身和他们家庭来说，经济状况的改善是最重要的城乡迁移动力。
（三）农村迁出地的人口推动力
多年以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增长促使人地矛盾日益尖锐。根据199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人口自增率为1.47%，按此自然增长率全国每年增加人口超过1500万。又按我国劳动力年龄组的划分推算，近几年来每年约有1000万人口进入劳动力年龄组。
在农村劳动力不断上升的同时耕地迅速下降。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经济改革的实施、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以及城市化和农民住房建设的失控导致耕地加速减少。根据有关统计资料，从1957-1990年期间，一方面总人口以1.4%～2.0%的速度增加，另一方面，人均耕地从2.59亩减至1.26亩，相应地每个农村劳动力负担的耕地从6.60亩减至3.42亩，到了2009年，我国的全部耕地面积大约有18亿亩，人均1.4亩，如果不包括农村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农民，农村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大约不到3亩。
在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平均每个农户承包约4～60亩耕地，一个农村劳动力借助于资金和技术完全可以自己承担这些土地的劳作，因此每个农村家庭至少有一个劳动力是多余的。改革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成为独立的生产者，有效地发挥了蕴藏在农民身上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劳动力生产率，并使过去计划经济时大量劳动力隐形过剩表面化了。这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必然要向非农经济领域寻找出路，形成了推动力。
乡镇企业对剩余劳动力吸收能力有限。乡镇企业是我国农民冲破城乡壁垒和传统产业分工格局的一种创举，它在解决农业剩余劳力出路、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多年来政府部门一直鼓励在广大农村、小城镇广泛发展乡镇企业。强调建设与发展乡镇企业是我国农村产业转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模式。然而最近的一系列研究表明，我国沿海省份其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劳动力已达到顶峰，并且认为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的“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起始模式并非是终极的、科学的最佳模式。“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乡镇企业起步模式是农民在对国家尚未彻底取消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的各种政策和制度的限制条件下而作出的现实抉择，因此其建设受到行政区划、人口户籍等的约束，只能在各自的行政区域内就地办厂，形成分散化、细小化的工业格局。近年来，这种不合理的布局带来的问题愈来愈多。总之，乡镇企业的“乡土经济”的格局是与现代工业发展规律相悖的，付出的社会成本也愈来愈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沿海经济逐渐出现产业结构高级化、企业发展规模化、经济循环国际化的加速趋势和内在要求，相应地原有乡镇企业经济格局将出现弱化。鉴于农业部门的成本—效益因素的影响，许多农村劳动力愿意放弃他们长期承包的农田，而加入流动人口行列是不足为奇的。
（四）城镇迁入地的人口吸引力
资本增长刺激劳动力迁移。为了促进经济技术发展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沿海地区设立了5个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1988年以来，基于发展外向型、高技术工业需要，我国在选定的城市中建设了52个科技工业园区，其中有30个是建设在东部沿海省份。对外开放与开发，使得国家资金和海外资金流向沿海城市，紧接着形成了满足手工操作劳动、基础设施建设和许多服务业需求的外来劳动力巨大市场，城市劳动力市场急剧扩大。
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劳动力结构老化。城市产业结构从传统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经济转变是吸引外来人口的基本因素之一，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城市青年利用自身的知识与技能等优势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择业需求趋向脑力劳动为主的产业。与此同时，传统产业中一批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老工人退休，城市中以“脏、累、苦、险”为特征的行业便存在着一个稳定的岗位需求，这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第二产业和低层次第三产业转移形成了拉力，城市劳动力结构的老化也使得城市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增大。
企业用工制度和利益导向。由于所有制不同，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私营和个体企业用工制度比较灵活，加上这些企业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而雇佣流动人口一般付出的薪水低，企业承担的医疗、教育、住房、退休、失业的生活保障费用少，因此当这些企业集聚在城市时便产生了一个低薪劳动力市场。
城市生活方式的诱导。在我国，由于户口制度实施的结果，城乡差异不仅仅反映在收入方面，也反映在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设施的水平和退休或失业的生活保障以及就业安排、住房分配等方面，还反映在观念、文化等方面。因此，除了城乡收入差异是农民流入城市的主要原因外，城乡多方面的差异是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