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梭罗与爱默生的关系，我更愿意相信他们在心灵上、思想上存在一种先天的契合和呼应。爱默生在他的讲演录《美国学者》中阐述过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即在分裂的或者说是在社会的现状下，人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完整性，所谓“人”只是部分地存在于所有的个人之中，各人站在社会派给他的岗位上，每一个人都像是从身上锯下来的一段肢体一一个手指、一个颈项、一个胃，但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栽种植物的人很少感觉到他的职务的真正尊严，他只看见他量谷子的箩筐与大车，此外一无所视，于是就降为一个农民（而不是“人”在农场上〕；商人从不认为他的生意也有一种理想的价值，灵魂只为金钱所奴役；律师成了一本法典；机师成了一架机器；水手成了一根绳子……爱默生的关于“人”的理想是，每个人若要完整地掌握自己，就必须时时从他自己的“岗位”回来，拥抱一切。梭罗则说：“人类已经成为他们的工具的工具了，饥饿了就采果实吃的人已变成一个农夫，树荫下歇力的人已变成一个管家。最杰出的艺术作品都表现着人类怎样从这种情形中挣扎出来，解放自己。”从梭罗回答哈佛大学的问卷中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梭罗的一生便是有意体现这一“人”的理想、“解放自己”的一生（爱默生在日记里曾诙谐地写道：“梭罗的个性中缺少点雄心壮志……他不当美国工程师的领袖而去当采黑果队的队长。”梭罗这种“不争第一”的人生姿态与那个时代业已开始的以竞争为机制和本质的现代社会显然背道而驰，而我确信这一机制和本质正是“人类在大地上生存失败”的根本原因〕。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曾这样说明自己：“我在我内心发现，我有一种追求更高的生活，或者说探索精神生活的本能，但我另外还有一种追求原始的行列和野性生活的本能。”梭罗的这种源于生命的非实用主义或反物质文明倾向，以及他的审美地看待世界的目光、诗意的生活态度，早在哈佛大学的毕业论文中就有所表露：“我们居住的这个充满新奇的世界与其说是与人便利，不如说是令人叹绝，它的动人之处远多于它的实用之处；人们应当欣赏它，赞美它，而不是去使用它。”梭罗上述自我表白和说法，可以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他的“否定了一切正常的谋生之道，趋向于在文明人中过一种不为生计做任何有规则的努力的印第安人式生活”（霍桑语）的非凡一生（为梭罗这种人生提供保障的，是他自己宣称的“我最大的本领是需要很少”。我想如果梭罗与现代环境保护主义有关，也主要在于他这种自觉降低消费的生活态度〕。自一八三九年二十二岁的梭罗与其胞兄约翰乘自造的“马斯克特奎德号”船在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上航行一周起，旅行便几乎成了他生活的核心。而瓦尔登湖，由于梭罗在湖畔的居住及他的以之命名的不朽著作，则已是梭罗的象征。一八六二年五月六日，梭罗因肺结核在康科德不幸病逝，时年四十五岁。在梭罗的葬礼上，痛致悼词的爱默生满怀深情地说道：“这个国家还不知道，或者仅有极个别人知道，她已失去了一个多么伟大的儿子。”
梭罗是难以谈尽的。自一八七三年梭罗的生前好友钱宁率先为其写传以来，关于梭罗的传记和著述已数不胜数。这两年由于《瓦尔登湖》在国内的频繁出版，谈论梭罗的文章（或颂扬或贬损）亦不时出现。对此，我在前面提到的那封信中曾表述了这样的看法：“……人们谈论梭罗的时候，大多简单地把他归为只是个倡导（并自己试行了两年，且被讥为并不彻底）返归自然的作家，其实这并未准确或全面地把握梭罗。梭罗的本质主要的还不在其对‘返归自然’的倡导，而在其对‘人的完整性’的崇尚。梭罗到瓦尔登湖去，并非想去做永久‘返归自然’的隐士，而仅是他崇尚‘人的完整性’的表现之一。对‘人的完整性’的崇尚，也非机械地不囿于某一岗位和职业，本质还在一个人对待外界的态度：是否为了一个‘目的’或‘目标’，而漠视和牺牲其他（这是我喜欢梭罗一而不是陶渊明一的最大原因〕。”当我们了解了梭罗在他的“漫游与著述”生涯中，并没有无视美国当时的奴隶制，并与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多次撰文；为此拒绝纳税而不惜坐牢；在家中收容逃亡的奴隶，帮助他们逃往加拿大；组织营救被捕的废奴主义领袖约翰，布朗；以及同情并帮助印第安人）等事后，我们便会认同当年他接管过的康科德学院学生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富有爱心的人”。
一九九八年五月
土地道德
《沙乡的沉思》是美国伟大的生态学家、环境保护主义的先驱、“土地道德”首倡者、可敬的奥尔多利奥波德〈1887—1948〕所著。
在美国，这是一本与梭罗《瓦尔登湖》并列的光辉著作。利奥波德生平，也有与梭罗相近的超凡之举。他在远离现代文明的威斯康星河畔，买下一座被榨取殆尽后遗弃的沙化农场，每逢周末或假期，他便带全家来这里，试图用双手，“重建我们在其他地方正在失去的那些东西”。他在此努力十三年，直至猝死在去扑救邻居草场大火的路上。在美国人眼里，利奥波德是她二十世纪的梭罗。
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写利奥波德在他的农场所看到和所做的事情：他的农场四周的四季景色，他为恢复生态的不懈工作。自始至终由这样温暖快乐的文字组成：
“松树，和人一样，对伙伴是很挑剔的，而且还不善于抑制其好恶。”“如果黑头山雀有一个办公室，它的办公桌后面的座右铭将会是：‘保持平静’。”这些文字，按十二个月份顺序，依次排列，构成“一个沙乡的年鉴”。第二部分，“随笔一这儿和那儿”，记述了利奥波德的科学生涯，他与大地的亲密关系，他的生态观念的转变背景，大地的无可奈何的恶化进程。第三部分，“结论”，是一组理论篇章，高瞻远瞩，超然于人类狭隘利益之上，这里，利奥波德提出了他的“土地道德”的宝贵观点。
利奥波德认为，道德的演变次序，实际上是一个符合生态演变次序的过程。因为一种道德，从哲学观点来看，是对社会的与反社会的行为的鉴别；从生态角度来看，则是对生存竞争中行动自由的限制。最初的道德观念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后来增进了处理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内容，但是迄今它还未触及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这个不可无视的领域。迄今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土地如奥德赛的女奴一样，只是一笔被任意役使和处置的财富。今天，道德向人类生存环境中的延伸，已成为一种进化中的可能性和生态上的必要性。
什么是土地道德？迄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道德都不会超越这样一种前提：个人是一个由各个相互影响的部分所组成的共同体的成员。土地道德只是扩大了这个共同体的界限，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把它们概括起来：土地。简言之，“土地道德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
梭罗是十九世纪空气的诗人，他关怀人类的灵魂，他指明人类应如何生活。利奥波德是危机四伏的二十世纪孕育的科学家，他关注的是人类的命运，他指明人类如何才能长久生存下去。
马不停蹄的人们，尽可对他莫名其妙的论点置若罔闻。它其实是土地借助利奥波德之口，向忘形于主人幻象中的人类，发出的最后呼声。这呼声包含一个内容：“征服者最终都将祸及自身。”对此，阅尽人间的土地，充满信心。
一九九三年六月
素食主义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给素食主义这样下定义：“由于道德、禁欲或营养的原因而推崇以蔬菜、水果、谷物和坚果为主食的理论或习惯。”
基于宗教信仰的素食，在亚洲广大的印度教与佛教地区，自古有之。这里所说的素食主义，主要指出现于十九世纪英国，并随后扩展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项素食运动。他们成立素食者协会，出版《素食者》专刊，开设素食馆，宣传和推广自己的观点。
素食主义者从各个方面探讨过人类的饮食问题。在道德方面，他们认为，人之所以超越下等动物，并不在于前者必须以后者为食，而是高级动物必须保护低级动物，两者之间须有互助，一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科学方面，他们得出结论，人体结构无可辩驳地证明，人不是宜于撕碎和吞咽别的动物的野兽；他没有食肉野兽那样尖利的分得很开的牙齿，他的肠子也比野兽的长得多。在生活方面，他们向世人表示，素食最节俭，最省钱。最后他们指明一个道理：人们之所以饮食并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生存。
素食主义有一个核心问题，即对素食的界定。对此，各地的素食主义者多少有些分歧。大体有三种：第一种认为素食指不吃禽兽的肉，但可以吃鱼和蛋；第二种认为素食即指不吃一切动物的肉，但仍可以吃鸡蛋、喝牛奶；第三种是最彻底的素食主义，它禁食一切动物的肉及包括蛋奶在内的所有的副产品。
对人类而言，饮食不单涉及生存和健康，它天然与个人的信念和自我完善有关。十九世纪的美国作家梭罗讲：“我在我内心发现，我有一种追求更高的生活，或者说探索精神生活的本能。”为了这种生活，他不沾烟酒，不喝咖啡，不喝牛奶，不吃牛油，也不吃兽肉。他说，这样我就不必为了要得到它们而拼命工作，而因为我不拼命工作，我也就不必拼命吃。梭罗认为，每一个想把他更高级的、诗意的官能保存在最好状态中的人，必然是特别地避免吃兽肉，还要避免多吃任何食物的。他以昆虫学家的研究说明，昆虫世界的一个一般性规则是，成虫时期的昆虫吃得比它们在蛹期少得多。因此，大食者是还处于蛹状态中的人。“有些国家的全部国民都处于这种状态，这些国民没有幻想，没有想象力，只有一个出卖了他们的大肚皮。”梭罗相信人类的发展必然会逐渐地进步到把吃肉的习惯淘汰为止，就像野蛮人和较文明的人接触多了之后，把人吃人的习惯淘汰掉一样。
梭罗是在素食主义运动之外的，当素食主义在美国兴起时，他早已出版了他那部名为《瓦尔登湖》的沉思著作。但素食主义确是影响了愈来愈多的人，其中包括一些伟大的人，如列夫，托尔斯泰和萧伯纳〈圣雄甘地在自传中也谈到了素食主义对他的意义〕。
一八八五年，终止了打猎，戒掉烟酒，放弃财富，试图用道德准则与个人榜样影响和改变社会的托尔斯泰，又接触了素食主义。托尔斯泰的传记说，一天，一个名叫弗雷的人，从美国来看望他，这个人大约五十岁，但外貌是容光焕发的、年轻的，这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十年来甚至连盐也没有尝过。正是从来者这里，托尔斯泰第一次听到鼓吹素食主义，并且从他身上第一次看到一个有意识地弃绝杀生的人。从此托尔斯泰成了一个终生坚定的素食主义者。这一年，托尔斯泰已年近六旬。享年九十四岁的萧伯纳，将他的高龄归功于素食主义。一九三三年萧伯纳曾访问中国，在上海，有人问过他素食的原因，他回答：‘‘是我的健康所需要的，而且素食本是英雄和圣人的食物。”
除了对一切生命悲悯的爱以外，自觉的素食主义本质就是节制与自律。
关于节制，这是现代文明进程中迟早会被提起的问题。《历史研究》的著者汤因比即认为，工业革命以来被刺激的人类贪欲和消费主义，短短二三百年间，便导致了地球资源趋于枯竭和全面污染。面对未来，人类不能再心存科学无敌的幻觉，科学虽有消除灾害的一面，但（现实已经表明〕一种新的科学本身又构成了一种新灾害的起因。人类长久生存下去的曙光在于：实现每一个人内心的革命性变革，即厉行节俭，抑制贪欲。
而在自律方面，曾严厉抨击西方社会的实利主义的索尔仁尼琴，反对“贪婪的文明”和“无限的进步”，提出应把“悔过和自我克制”作为国家生活的准则。因为纯洁的社会气氛要靠道德的自我完善来造成，稳定的社会只能在人人自觉地进行自我克制的基础上建立。托尔斯泰也曾讲过，人类不容置疑的进步只有一个，这就是精神上的进步，就是每个人的自我完善，人类如果没有内心精神上的提高，那么徒有外部体制上的改革，也是枉然的。
一九九四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