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京派、海派之称，最早出现于几十年前的旧中国文坛。海派一词是当时北京一些进步作家的发明，用以批判上海的某些文人及文风。 “京派”是相对“海派”而言的。再往后，京派和海派便分别象征着两种对立的文化了。京派是传统的正宗；海派是对传统的标新，是中西结合的产物。
京派文化与海派文化不再以地域为界，即并非只有北京的才叫京派，也不是凡上海的就是海派。京派与海派代表着艺术、文化上的两种风格。
海派风格以吸收西艺为特点，标新且灵活多样，商业气息浓厚；京派风格则带有官派作风，显得矜持凝练。海派风格反映在服饰领域内称其为“海派服装”。虽然“京派服装”的提法并不常见，但这种服装风格相对于 “海派”肯定是存在的。旗袍的京派与海派就各有其鲜明的个性。
海派文化完成于本世纪 30年代，海派服饰也在 30年代达到辉煌灿烂的顶峰。而海派旗袍则在 30年代的海派服饰中一统天下。只要提起 30年代，人们无疑会联想起旗袍美女的绰约风姿来。
如果没有近代上海的开埠，没有“中体西用”、 “西学东渐”，就不存在旗袍的西化，当然也无所谓“海派旗袍”了。海派旗袍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对传统样式与西式服装的兼收并蓄，当时不仅把西式外套、大衣、绒线衫穿在旗袍外，更采用洋装中的翻领、 “Ｖ”形领、荷叶领，袖型则有荷叶袖、开衩袖等。到后来还出现了改良旗袍，结构更趋西化，一反传统地有了胸省、腰省和装袖、肩缝，甚至加入垫肩以追求完美的身材。旧式的大襟和繁琐的装饰则逐渐消失了。旗袍面料由于纺织品的大量进口而极为丰富，从各类绸缎到棉布、呢类、纱罗，应有尽有。某一段时间旗袍流行 “透、露、瘦”，于是就采用镂空织物和半透明的化纤或丝绸。其次，旗袍廓形修长紧身，尤其适应南方妇女消瘦苗条的身材特征。正因如此，旗袍才始终扮演着流行的主角，风靡于上海滩的街头巷尾。
20、 30年代的海派旗袍，是一种既稳定又变幻无常的时装。摆线高低来回更迭，稍不留神便会落伍，这种时髦确实是需要“追赶 ”才能及的。时尚是商业的催化剂，作为商业化大都会的产物，海派旗袍不仅顺应社会心理，更切合商业利益，由于开埠之初与西方交流日益频繁，上海深受欧美流行的影响，时装业发展迅猛。 30年代上海已成为一切时髦之物的中心，称之为“全国时装中心”也不为过，更有所谓“东方巴黎 ”之美誉。海派装束尤其是海派旗袍成了各地模仿的典范。
相对于海派的创新，京派就显得守旧一些。旗袍的京派自是指区别于海派，不为流行所动的传统式样。
也许海派文化可称之为海洋文化，那么京派文化则可称之为内陆文化。一方面北京的地理位置当时并不利于西洋文明的引入；另一方面，北京的旧官僚军阀又阻碍它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包容。京派旗袍的特点不是中西合璧的艳丽，而是本位本土的拙朴。民初的京城女性以上流社会为源头，中等阶层妆饰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但缺乏整体更新的内在动力。上流社会以旧清遗留下来的大家望族和军阀政客为主，多沿袭旧制而着旗袍。旗袍款型类似过去，通常平直宽肥，有大襟。面料以传统的绸缎为主，偏厚重。平民的旗袍多采用棉布，可单可夹。印花面料比海派要少，花色也未受到西方的影响。相反，旗袍的装饰却比海派来得丰富。海派旗袍由于特别显示女性身段，因而服装在于表现人而非衣服本身；京派旗袍衣身的宽大使得人体退居第二位，所以在装饰上就不得不考究起来，服装以繁复的刺绣纹样或织纹为美，充分展示旗袍自身的魅力。
京派旗袍不如海派旗袍那样具有流行感。 20、 30年代，北京女性除了穿长裙就是穿旗袍，式样并不丰富，不像海派服装常翻常新。上海的新款至少四五个月后才会出现在北京，其中特别洋化和大胆的则不会被接受。尽管如此，北京女性的旗袍还是日渐受到海派旗袍的影响，摆线随之抬高和降低，不过时间上滞后一些罢了。
京派和海派实际上是各有千秋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如摩登女郎；京派是古典，海派就是浪漫。
但随着历史变迁，具有现代特点的海派逐渐成为主流。海派旗袍的廓形一直流传至今没有什么改变。中国妇女的传统形象也与之紧密相联，难以割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