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地区，北枕五岭、南临大海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岭南地区北边封闭、南面开放的人文地理势态。在远古时代，岭南人实际上是生活在一种基本封闭的，半是海洋，半是山区丘陵的地理环境中，独立地形成原生型的本根文化。这种文化，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地区的文化。直到殷、周时期以后，岭南人从大海找到了对内陆中原及海外人际交往的手段以后，岭南文明才开始萌发、发展、成熟最终走向现代化。在大约3000年的岭南历史进程中，海洋文化作为一种奇特的催化剂，激发着、加强着岭南文化的独特性和优势，这就是海洋文化与岭南文化之间颇为微妙复杂，但却明显地贯穿始终的关系。从历史纵向来探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古南越文化时期。这一阶段的历史时期为先秦从殷商到秦统一岭南（约为公元前 1100年至公元前 221年）。这时的岭南仍处于半蒙昧状态，从社会性质来说，大部分地区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但仍有部分地区，如海南岛、雷州半岛和两广交接地区，依然处于母系氏族社会。从居民成员的族别来看，一个具有共同原生型原始文化的“百越族”分支南越族已经形成，并以大分散，小聚居的小部落形式，散居于岭南大地。其中分散聚于沿海今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古南越族人所形成的文化形态，较典型地带着原始的海洋文化的催化性因素，几乎是和南越族原生型的本根文化融为一体，共同塑造着古南越族人的文化性格和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信仰习俗。古南越族人的生活主要是依赖海洋，因此，首先在俗信方面体现了文化内涵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南越族人断发纹身，自称为龙的子孙，以便在大海中捕捞、探险等生产、生活活动中，能受到海洋中的龙祖宗的护佑，免于葬身龙腹。古南越族人为了获得海洋中的自由，致力于舟船的制造和不断提高技术。 1974年在广州市中山四路原广州市文化局大院内发现的秦代造船遗址，经有关专家考证，说明早在 2000年前，岭南南越族人造船工艺技术已相当先进。目前虽未能证实更早的古船遗迹，但当可推想，要达到秦代古船的制造水平，最少得经历数以百千年计的技术和经验的积累。
具有深厚的汉民族传统文化内涵，秉赋着古南越族本根文化基因，挟裹着西方文化的气质，融汇构架而成多元的、开放的、兼容的、富于开拓性和商品意识的地域文化。这就是进入 16世纪以后约 400年而进入成熟时期的岭南文化。
在岭南文化臻于成熟的过程中，海洋文化继续发挥其催化剂的作用，不断催激着岭南文化的完善和成熟，其主要表征是越来越先进的航海手段，西方殖民主义因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的急需而迅速产生，岭南作为海外进入中国资源丰富的广大市场的门户地位，香港、澳门沦为殖民地为殖民主义者经济、文化侵略中国提供的有利因素等等一系列与海洋息息相关的因素，共同构成一种具有鲜明现代意识和西方资本主义商品价值观念的文化思潮。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海洋文化。
这种海洋文化似无形又有形，灵活多变，无处不在而又颇难把握。但在近现代岭南文化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又确实无处不感受到这种富于海洋气息的活力的存在和作用。究其原因，正是因为海洋文化不可能作为一种文化实体或文化体系而单独存在的缘故。海洋文化只有遇到适当的文化实体才能显示其存在，并对所附着的某种文化实体产生奇妙而复杂的作用，这就是文化催化剂的作用。
古南越族的龙文化和船文化，无疑都是海洋文化的表征，但是其主要作用在于催化岭南原生文化的发展和蜕变。终于，南越龙文化与中原龙文化交相融合，成为南越民族汉化的文化同一性基因之一；终于船文化使南越族人突破了封闭的自然地理势态，依靠先进的航船顺着西南季候风，往北航行，以实现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人际交往、物质、精神文化的交融。顺着东北季候风，往西南航行，先近后远，大胆地在浩渺的大海中探索，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这一阶段海洋文化的主要表征，在物质上是船文化；在精神上是龙文化。在岭南人仍然处于人类文明的启蒙时期，船文化与龙文化均处于原始落后状态，体现了文化与人类文明程度呈正比的一致性。
第二阶段为越汉民族及文化交相融合时期。这一阶段和时间起迄，约为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统一岭南后至公元 1368年朱明皇朝建立，前后共长达近 1600年。
岭南在这 1600年漫长岁月中的主要变化是中原华夏——汉族人民的大规模涌进；从而使岭南人口结构产生巨大的变化，使古南越族日益汉化；先进的华夏——汉文化对古南越族长期的浸润、改造、融合的结果，是最终取代古南越族文化，汉民族传统文化便顺其自然地成为岭南地区的主导文化。正如明万历年间编纂的《广东通志》所说： “自东汉建安至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之人，避地者多入岭表，子孙往往家焉。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岭南在接受多次中原大量移民和中原先进文化后，至元末明初，居民除少量黎、瑶、壮、畲等少数民族外，大部分已汉化；原始的岭南文化，一跃而成为先进的地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