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中的民族性与区域性是相互依存而集合在一起的。我国新石器时代存在的三大考古系统和三大民族系统表明，地域文化的区域性和民族性是按一定的关系形成的一种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的整体。
民族的概念是什么？民族并不等同于种族，种族是人类按自然的形体特征来区分的，而民族则是人们最主要的一种社会划分形式。如果再进一步地讲，我国的种族“均属蒙古人种东亚类型，东南和西南部分居民则属于或接近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后一类型在南方某些少数民族中表现较明显。据调查，藏族、彝族、白族等均属东亚类型，傣族属南亚类型，基诺族、布朗族、哈尼族、瑶族等则属于这二者之间的过渡类型”。民族的概念是什么？这是个首要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赞成这样的一种论断：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中华民族是我国 56个民族的总称，其中的汉族是我国最主要的民族，其人口数占全民族人口数 90℅以上，即使在全世界近两千个民族中也属于第一大民族。汉族源于古代的华夏族，而华夏族源于新石器时代的“氐羌民族系统”。毛泽东曾经指出： “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据古文献记载，融合成华夏族的各古代民族和部落，计有古夷人各部、古羌人大部、古戎狄一部、古蛮人一部以及巴人、蜀人、越人等。这些部落同黄帝部落的结盟与融合，日益强大，终于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王朝—夏。经过奴隶时代至封建时代初期的两千年的发展，经济和文化达到了较高水平，人口近三千万；与此同时却出现了方国林立、诸侯争霸、小国寡民的状态。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他在以往的基础上颁布实行的一系列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政令，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各个领域内的统一，大体上完成了形成民族所必须的语言、地域、经济、文化四个共同化的过程。到汉武帝前后，这一过程最后完成。这样，以华夏各部族为主体，并融合了周边若干其他部落，终于组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这就是汉族。”汉族主要聚集区域在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以及松辽平原并散居于全国各地。语言属汉藏语系。汉语是我国最主要的语言，其使用人数之多是世界上一切其他语言不可比拟的。 “汉语源远流长，分布广泛，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地方变体—方言，这些方言相互区别的特征表现在各自的语音系统、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上，有的差异十分明显，但均保持着汉语一些基本特点。”语言学家们认为，汉语所组成的八大方言区中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方言区、范围最广、人数最多，为汉语的主流”。分布范围除长江以北各地外，还包括镇江到九江的长江南岸地带，湖北省除东南角以外的全省，湖南省西北角以及四川、贵州、云南三省。 1982年共有 66506万人操此方言，占汉族总人口 70.8℅。此外，尚有以上海话为代表的“吴方言区”、以长沙话为代表的“湘方言区”、以南昌话为代表的“赣方言区”、以广东梅县话为代表的“客家方言区”、以广州话为代表的“粤方言区”以及“闽北方言区”和“闽南方言区”。汉族“农业和手工业素称发达；青铜器、丝织、陶瓷、建筑、绘画早有盛名；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指南针、造纸法、印刷术、火药等发明最早”。汉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一般走在各兄弟民族的前面，在国家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
青莲岗考古文化系统的濮越民族。先秦时期在这一地域分布着两大原始民族系统，即百濮和百越系统，总称为濮越民族系统。考古学家们认为，如果说种植粟米和彩陶艺术是氐羌民族系统创造的文化，那么种植水稻和雕塑艺术可以说是濮越民族创造的文化。 “我国现代民族中出自濮越民族系统的民族主要是壮、侗语族的各民族，如壮、布依、傣、侗、水、毛南、仫佬、黎族等民族。还有一些属于南亚语系的民族，如高山族、布朗族、佤族等。介于濮越和氐羌两个民族系统之间，还有苗、瑶语系的各民族。”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的“胡”民族系统。我国古代对于在北方草原地域的各民族，一般泛称为“胡”。其含义是什么呢？有的学者认为， “胡”的读音系由“匈奴”一词的变音或急读而来。《汉书》云： “南有大汉，北有强胡。”据《辞海》中有关胡民族的条目，计有：匈奴称为胡或北胡。
乌桓、鲜卑等在匈奴东，故称东胡。西域各族在匈奴之西，故泛称为西胡。柔然源于东胡。林胡，战国时分布在今内蒙各地。狐胡，分布在今新疆境内。稽胡，源于南匈奴。卢水胡，匈奴的一支。小月氏，有“湟中月氏胡 ”之称。有的学者认为，匈奴是我国北方“胡”民族最大的一支。并考证了匈奴祖先在古籍中所记载的异名有三十多种。如鬼方、鬼戎、隗国、混夷等，此外，传说中的北狄、白狄即春秋时代泛指匈奴的总称。经济生活以养马、牛、羊为主。他们既是马的驯畜者，又是马车的发明者。如果说，氐羌民族和濮越民族创造了农业文化，那么畜牧文化以及马车的发明和使用，则是胡民族的伟大创造和贡献。这些胡民族系统的古代各族的后裔，即今天阿尔泰语系的各民族。他们包括满、蒙、朝鲜、赫哲、锡伯、鄂伦春、达斡尔、鄂温克、东乡、土、保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塔尔、撒拉、裕固等民族。
大范围的地域文化，不可能是某一氏族、某一部落或某一民族的文化，但是，某一民族文化却往往从属于某一地域文化。也就是说，地域文化虽然不能与民族划等号，但不容否认的是据有一定的民族属性。关东地域文化当属此例。自秦汉以来，在关东大地上相继出现了许多王朝。夫余王朝“属”、 “氵岁”（发畏音）貊族系统约在西汉初建国，公元 497年为“勿吉”（满族族系的一支）所灭。该王朝曾历经汉、魏、两晋、北魏等朝代，长达七百年之久。吉林省集安境内的“好太王碑”，碑文 1700余字，字体近似隶书（表明高句丽民族当时尚无本民族的文字与汉族同文），记述高句丽（夫余为该族的一支）的历史及谈德的业绩；位于集安县境内“丸都山城”，工程浩大，对于研究高句丽历史文化据有重要价值；集安县境内的“长川一号墓”中的“舞俑墓”、 “角骶墓”以及大型壁画所描绘的“十几人的舞队、舞蹈、猴戏、魔术、马戏”等壮观场面证明，在集安的高句丽民族七百余年间，汉代的百戏演出极为兴盛。
渤海国，是唐代以靺鞨族粟末部为主体所建立的地方政权。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其所部为忽汗州，令大祚荣兼都督。从此去靺鞨号，专称渤海。《新唐书》卷 219《渤海传》载： “公元 719年（开元七年）大祚荣死，子大武艺立，这就是武王，武艺时向周围发展势力，此后渤海南与新罗以尼河（朝鲜龙兴江）为界，东至日本海，西至契丹，辖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农业和手工业也有显著的发展。显州（今吉林桦甸东北的苏密城）的布，龙州（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的绸，卢城（在显州东）的稻，都是有名的产品。
“渤海国建立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和唐朝发生密切的联系。渤海的使节不断到唐朝来，渤海的王要受唐的册封。渤海的官制完全模仿唐朝，如宣诏省、中台省和政堂省，等于唐的门下、中书和尚书省。政堂省有忠、仁、义、智、礼、信六部，相当于唐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渤海不断派人到唐朝来学习，汉文造诣相当高，出了一些文人。 1949年在吉林敦化县近郊发现了贞惠公主墓碑，立于渤海宝历七年，即唐德宗建中元年（ 780年），和内地的碑制及文体完全一样，此外还发现石狮一对，造形浑健有力，据有浓厚的唐代雕刻风格。可见，渤海政权的建立，对于东北地区的开发以及东北少数民族和汉族的融合都有推动作用。”渤海自大祚荣至大“湮”馔，历传十五代，历时二百余年，公元 926年（后唐天成元年）始为契丹所灭。
公元 907年，当盛唐时代的结束与五代兴起的同时，北方的游牧民族契丹建立了辽国，国号契丹。据历史记载，契丹原属东胡族，居于鲜卑故地（今辽西、热河一带），唐代仍为游牧部落，分为八部，部各有“大人”，每三年推选一大人为长，统帅八部。其时，由于受到高度发展的唐代封建经济和文化影响，不断打破氏族制的生产关系，促进了契丹社会关系的变化。阿保机任八部大人九年，恃强不肯受代，并合并七部，杀其余大人。阿保机接受汉族文化，起用汉族士大夫，以韩延徽为谋主。又根据汉文造契丹文字，制度法令亦渐渐汉化。公元 916年阿保机称帝，兵力强大。 926年阿保机死，耶律德光继立。 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引契丹兵灭后唐，割燕云十六州给与契丹。 946年，耶律德光灭后晋，改服汉族衣冠，继皇帝位。辽自阿保机至天祚帝，历传九代，历时二百多年， 1125年为金所灭。 “契丹族早期，历来有火葬而且设火葬墓的风俗，但公元 10世纪阿保机之后，不仅学习汉人的定居城廓，其上层统治者也学习了汉人的墓葬风俗。例如内蒙古奈曼旗境内的辽墓群，墓道结构、壁室以及银丝罩包裹尸体、随葬品等，都与长沙马王堆汉墓极为相近，岂不又是民族文化融合的实例。”在辽代的文化遗址中，契丹和汉族的文化融合还表现在城廓建筑方面，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南的“辽上京遗址”，始建于辽太祖神册三年（ 918年），为辽代早期统治中心。平面长方形，分南北两城：北为皇城，南为汉城。该城布局既受唐代长安城布局影响，同时又具有本民族的特色。此外，尚有“辽中京遗址”，建于辽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中京城内各类遗迹留存较多，对于研究辽代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金代的女真族是唐代渤海国靺鞨族的后裔。自公元 907年“契丹灭渤海后，西南部直属于契丹的称熟女真，东北部不直属于契丹的称生女真”。宋辽时代， “女真逐渐强盛，并分迁于各地。自此有曷苏馆女真、南女真、北女真、乙典女真、长白山女真、鸭绿江女真、黄龙府女真、生女真……此外，还有回跋、铁骊、兀惹、五国部等。十一世纪末，生女真完颜部在渤海文化基础上，不断受到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势力逐渐强大。为了摆脱辽的压迫，完颜部于 1114年开始举兵抗辽，并于次年正式建国称帝，国号“金”。金国“建都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太宗天会三年（ 1125年）灭辽，次年灭北宋，先后迁都中都（今北京）、开封等地。……金与南宋对峙，是统治中国北部的一个王国。天兴三年（ 1234年）在蒙古和南宋联合进攻下灭亡。共历九帝，统治 120年”。金代文化遗址中以“金界壕”为最，系“金代为防北方蒙古等部族侵扰而筑的堑壕。建国后曾做过调查，已基本搞清其走向及形制。东北起点在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尼尔基镇北，延大兴安岭东麓，经步哈特旗、科古前镇、突泉、锡林郭勒、延阴山西至大清山北部群山。全长约 2500公里，中途多有分支，北段入今蒙古境内。界壕有主墙与副墙及内壕、上壕。墙高约 4—5米、隔 80—100米设一墩台，约十公里设 150米见方边堡，以便于戍守。金界壕工程巨大，为我国古代重要防御设施”。此外， “金上京会宁府遗址”的城址保存较好，地面残高尚存 3—5米，城墙 3—10米。
十三世纪至十九世纪的这段 705年历史，其间除由汉族建立的明朝（1368年— 1616年）外，元代的蒙古族（ 1206年— 1368年）和清代的满族（ 1616年— 1911年）再次入主中原并统一全国。 “自周成王东征以降，秦汉隋唐，中原封建王朝，从未放弃对关东广袤土地的扩大封疆；并不断地用政治手段、经济手段、文化手段，使关东民族‘臣服’中原天子。但是，中世纪以后，吸收融合汉唐文化而迅速强大起来的辽、金、蒙、满等关东民族，很快登上了政治舞台，不肯‘臣服’中原。多次越过山海关和长城，入主中原，统一全国，并且也不同程度地创造了振兴华夏的新形势。”
上述历史表明：关东地域的各民族所构成的民族系统，是一个具有历史联系的民族综合体；而由各民族所构成的民族文化系统，同样是一个具有历史联系的地域文化。
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迁移和融合从未间断过，可以说是贯穿古今。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三次，前两次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和两晋、南北朝时期，第三次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在辽、金、元三代。 “这三个王朝均由少数民族建立，统治了我国的部分或全部版图。王朝建立后，为加强对原汉族聚住区的统治，有关少数民族即大批迁入内地。元朝时不仅把蒙古族大量迁入，还从中亚、中东和东欧一带把许多民族的成员，包括农民、工匠、商人、士兵、官员、贵族等迁至内地，这部分人被统称为‘色目人’。这时，过去迁入内地的契丹、党项、女真等族业已汉化，故被统称为‘汉人’（原南宋统治内的居民统称为‘南人’）。”
元朝灭亡后，上述内迁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基本上都在我国境内留居下来，有的形成了某些少数民族，如回族，有的通过与其他民族的融合，也形成了一些少数民族，如东乡族、裕固族、土族、保安族等。更多的则和汉族逐渐融合了，所有这些迁移和融合对于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均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国民族分布的特点是地域上交叉穿插，广泛融合。在许多地方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就关东地域的少数民族分布，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
（一）分散型。表现为聚居区不连续，如满族，分散于汉族居住区中。人数最多的辽宁省只占全族人口的 46.3℅，其余为吉林省的满族占全族人口的12％；黑龙江省的满族占全族人口的21.1％（数据引自 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统计），其余散居各地。
（二）相对集中型。表现为聚居区的连续性，如朝鲜族、蒙古族。前者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境内的人口，占全族人口的62.6％；黑龙江省境内的人口占全族人口的24.4％；辽宁省境内的人口占全族人口的11.2％，其余散居各地；后者的多数人口在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境内的人口占全族人口的12.5％；吉林省境内的人口占全族人口的7％；黑龙江省境内的人口占全族人口的2.8％，聚居区相对集中于关东地区的西部地域（数据出处同上）。
（三）分割两地型。 “这完全是历史上人口迁移的结果，致使共同地域不复存在，但其民族要素上的共同性依然保持，故目前仍属同一民族。属于这种情况的有锡伯族和达斡尔族，它们一部分居住在东北，另一部分却在新疆，成为民族地理中的独特现象。锡伯族的人口在辽宁境内占59％；在新疆境内占32.7％；在内蒙境内占6.3％（数据出处同上）。关东地域的民族构成，依据 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统计如下：辽宁省 40个民族中，少数民族的人口比重占8.14％；吉林省 38个民族中，少数民族的人口比重占8.10％；黑龙江省 47个民族中，少数民族人口的比重占4.93％。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地理环境复杂，许多民族都历尽沧桑，有的远途迁徙，有的分散离析，更多的则是交叉杂居，具有广泛的混合性与融合性。关东地区近二百多年来不断移民， “跑关东”的冀、鲁、晋、豫的农民大量涌入这一地域，在关东现代民族结构中出现了以汉族为主体的格局。他们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也相互影响和渗透，甚至是族属差异在某些领域难以区分。
以满族文化为例，据《满族大辞典》记载，仅民俗类的条目计有 363条，如其中的“火炕”、 “火墙”、 “火地”等习俗遍布关东大地为各民族接受并沿袭至今；饮食文化中的“火锅”、 “白肉血肠”以及“萨其玛”（糕点）等，已成为各民族的美味佳肴；民间的婚丧嫁娶、居丧禁忌的风俗，在满汉之间盛行不已；在艺术类方面，诸如舞蹈中的“太平鼓”、“五魁舞”、 “四裔舞”、 “灯舞”、 “妃嫔采仗”、 “莽式舞”、 “秧歌舞”等；在音乐方面，如打击乐器的“钹”、 “铙”、 “铜鼓”、 “云锣”等以及弦乐器的“二弦”、 “三弦”、 “四胡”、 “胡琴”和吹管乐器的“胡茄”等；曲牌音乐的“八角鼓”乃至满族宫廷的各种音乐。明代中叶传入关东地域的汉族戏曲和清代传入的梆子、皮簧以及皮影、周姑子戏等汉族艺术。此外，清代的蒙古族歌舞、说唱艺术的“琴书”；朝鲜族的说唱艺术“潘索里”；由大秧歌衍生的“蹦蹦 ”（今二人转）及其民间的鼓吹乐等等，可谓交相辉映，成为关东地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域文化中的民族性表明，无论是历史上的民族文化轨迹还是当今的民族文化形态，这些相互联系的多民族，在空间分布上具有相对稳定的民族文化区域；在时间发展上又具有一定的同源关系和融合性及其所呈现出来的文化的传统特征。（张士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