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文化之悠久，源远流长，可直追到史前的原始时代，既与炎黄同时，又与历代相始终，已无可争议。在其漫长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中，屡次出现文化的繁荣期，同样也不容否认。正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关东文化也形成了具有自身特征的文化品格；她的发展的形式，其迂回曲折，各发展阶段的显著差异，都体现出独有的特色。
关东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地区。现今的满族、达斡尔、锡伯、鄂伦春、鄂温克、赫哲、蒙古等民族，都是这一广阔肥土沃野上生长起来的古老民族。而历史上曾生存过的诸民族、部族比现今所存民族更为繁多。每个民族自有其文化，都是关东本土文化的一部分。多民族文化的合聚，是关东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
如果说中原文化主流是汉文化，而其他民族文化为支流，并皆融汇入主流；那么，关东文化则是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共同融汇而成。如“高句丽文化 ”是高句丽人创造的， “扶余文化 ”是扶余族创造的， “渤海文化 ”则是以靺鞨人为主体而创造的。仅从现今渤海国遗诗及其与日本往来频繁、酬答诗文所见，可知当时诗作之多，已达到与唐诗并行的艺术水平。具代表人物如杨泰师、王孝廉、释仁贞、释贞素、裴颋等，都是当时著名诗坛的渤海国诗人。其“渤海乐”、绘画、建筑等无不具备，生动地反映该民族文化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其后的辽文化乃契丹人所创造，金文化乃女真人所创造。他们都有本民族的文字，典章制度则成一代之规；各有优秀人物，各领一代风骚。如辽代的宝昉、刑抱朴、萧韩家奴、耶律庶成、耶律谷欲、耶律孟简、耶律俨等，皆是当时的史学家，有关辽代历史及典章之作，都是他们完成的。金崛起于黑龙江，领北方半壁江山，享国 120余年，其文化较之辽代更有发展，文学艺术创作、文学等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同时涌现出一批杰出人物，如金世宗多方改革，使金达到中兴而盛，文化亦见繁荣，被史家誉为“小尧舜”；女真诗人完颜寿冠诗坛之首；元好问兼通文史，其诗作与史学成就，堪称一代宗师，所著《中州集》，集渤海人、契丹人、女真人、兀若人及汉人的文学艺术之精华，为不朽的传世之作。清代满族，从其崛起，到 1644年进关前，逐步创立并形成本民族的文化，而进关后更把本民族文化推向高度发展的顶峰，是清代以前诸少数民族无法企及的。其他仍留在黑龙江沿岸、乌苏里江地区的民族，如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族，虽处于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也都各有自己的独立文化。可见，关东恰似一个广阔的舞台，各民族竞相而上，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在关东文化的长卷中，都留下了多姿多彩的一章。综览关东文化，民族的特色是十分鲜明的。因此，从根本上说，关东文化是各民族荟萃的文化。
关东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吸收能力强，就是说，她不排斥其他地区或民族文化，即使在本地区内，也不予排斥，相反，却尽力加以吸收，为己所用，故能使她不断得到充实、补充新营养，增加了同外部的抗衡与竞争能力。这与关东土地辽阔、交通发达，与外界联系密切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关东地理环境优越，东西南北贯通，无门庭之限，向四处开放。各少数民族或游牧，逐水草而居。流动性大；或渔猎，或耕牧渔兼有，逐利而行，较少安土重迁的观念，却能勇于开拓进取，故能兼容广收。
关东各民族能够吸收汉文化，为其所用，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自商周以来，始终不断有内地人向关东迁徙，而且，越到后来，规模也越大。至明清已成大潮流，除了自行移居，还有官方大批发遣罪犯，如明宣德元年（1426年）一次发遣辽东充军者，达 5.9万人！其人员来自江南各省，远至两广、贵州。官方还实施移民实边的政策，迁内地居民移居辽东地区，因而加快了这一地区的发展。从内地来的汉民带来了文化，无疑丰富了关东文化的内容。八方汇集而来，自无排他文化的保守性。吸收其他地区或本地区各民族的文化，表明关东人民善于学习，并且已形成对外开放的传统，这是使它在千百年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生机、充满活力，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发挥重大作用的源泉。
关东文化作为一个区域文化，内部发展是不平衡的，具体表现为南北差异甚大，东西与南部差异也十分明显。历史发展已证明，关东文化的主体部分，史前时期文化集中在辽西即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进入文明社会，当商周以后，则始终集中在辽宁以辽阳为中心的地区。从燕国在此设治后，就是史称的辽东地区。这里一直是汉人的稳定的居住区，又是清以前历代统治东北的政治中心。自战国时代的燕国设辽东郡于襄平（辽阳），历代至明基本设治于辽阳。即使如唐在黑龙江下游设黑水都督府，元分设行省，明则设奴儿干都司，辽阳仍不失为重要，仍是统治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努尔哈赤进军辽东，——度把辽阳建为都城，后称东京。迁都沈阳后，辽阳才最终失去其中心地位，为沈阳所替代。但是，辽阳积千百年来的文化内蕴，是关东任何城镇无法比拟的。虽然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却较长久地保持着文化的优势，仍处于不易动摇的文化中心地位。
远居黑龙江流域，或僻居其他边远之地的一些少数民族，在奔驰南下时，辽河流域包括辽阳地区，是其必取之地，多在这里汲取营养，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北部自吉林松花江中下游至黑龙江及乌苏里江以东，其文化层次较之南部辽东地区更为落后，自不待赘述。南北差异之大、不啻天壤之别！确是造成其对立甚至冲突的原因之一。但看主流，还是能共容共处，始终呈现相互融汇的趋势。这是由于他们同处于大致相近或相同的自然环境，又有着某些共同的习俗决定的。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接受，渐趋一致。尤其是游牧或渔猎的诸民族，采用彼此相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了十分接近的地域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造成了民族间文化上的一些共性。例如，无论汉人，许多少数民族，皆居火炕，都有饮茶的习惯，善于养马、骑马，本是游牧渔猎民族的长技，汉人也习而从之。还有衣着也有近似之处，某些方面如冬季御寒之用具，包括棉、皮毛制衣饰，迹近相同。以其自然环境制约所致。官方的有关民族政策也有利于民族间的文化影响。如明代，就在辽东地区的开原、汇阳城内设 “自在 ”、 “安乐”两州，专处女真人、高丽人、蒙古人。在辽西大镇广宁设 “安夷馆”，专接待少数民族过往和暂时居留。后设东宁卫，编籍女真人、高丽人为守。这就是说，在汉人居住处仍有大量少数民族与之混居。不仅如此。在关东，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已形成互为依赖的关系。蒙古族多居西部至东北部的大草原，女真人分散多处，分处辽宁东部山区、吉林松花江流域至东部沿海，北至松花江下游及支流等僻远地区，其生活用品，如布、绢、茶、铁器、盐等，多依赖汉族地区供给；而少数民族地区的马匹、皮毛、木材及其他土特产，如珍贵的人参、木耳等，都为汉人所喜用。因此，明朝在关东先后开设开原、广宁、抚顺、清河、叆阳、宽奠（甸）等多处马市，在义州（辽宁义县）、辽阳、长安堡等处设木市。这种市场贸易分为官市与民市，公私互贸同时进行，各得所宜。这种经济上互补又互为依存的关系，必发展成为文化的交流，习俗的相互吸收。因此，尽管南北文化差异大，却不排斥对方，以致达到互为融合的效果。所说矛盾或冲突，大多因地方官员对少数民族的过度勒索、压榨，引起少数民族的激烈反抗；也有的则因少数民族的酋长出于掠夺的目的，发动武装侵扰；部分原因，或由民族间民事纠纷而引发冲突。这些都是暂时现象，并不构成民族正常交往的主流。
关东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呈现出某种间歇或停滞状态，就是说，她的发展不够连贯，表现为某一历史时期文化断层。这是与其他区域文化发展不同的一个特点。例如，渤海国灭亡后，其一度繁荣的文化基本消失；金亡、辽亡、明亡，都出现关东文化一度的间断。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是十分明显的。首先，连绵的战争是其主因。关东特别是辽东战区，历来是“英雄百战之地”，而 “天下安危常系辽野，辽野安，则海内风尘不动；辽野一扰，则天下金鼓互鸣。何也？诚以平原旷野一望千里，守之则难为力，弃之则胡虏长驱，无门庭之限，此所以为中国必争之地，而虽殚天下之力守之，然后天下可安也。 ”这段话，出自明清之际一位朝鲜学者的评论，非常准确地论证了辽东的战略地位和军事价值，尤其强调辽东之得失，对一代政权的兴亡关系甚大。事实确实如此。大约自战国时期燕国在关东与东胡的争雄，即揭开了历代用兵及战争的帷幕。可以说，二十六史中充满辽东乃至关东连绵战争的记录，其战争之频繁，历代持续之久，规模之大，战事变化之剧烈，都是其他地区所不能比拟的。关东地区多民族聚居，自然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一经发生大规模战争，就遭到残破。当游牧渔猎民族崛起时，多处于奴隶制发展阶段，极富掠夺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 “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事实已经表明，这种掠夺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如，辽灭渤海国，毁灭了它的盛极一代的文化。史载渤海名城大邑、文物、辉煌的建筑，至今遗迹寥寥，许多已经难以寻找到它的踪影。元灭金，大肆屠戮，几乎赶尽杀绝，幸存者则被赶回到遥远的黑龙江故乡，一蹶不振。金代 120年的文化积累，多毁于战争而不复存在，并中断其发展，百余年后，女真文字也彻底废止，成了死文字。明清战争，在清入关前已进行了 28年，城镇毁坏之多，人口急剧减少，物资损失尤为惨重，将明朝经营的关东主要是辽东的物质与文化文明破坏殆尽。同样，中原王朝对关东少数民族的征伐，也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隋屡次征伐高句丽，至唐时继续用兵，直至将其消灭，大批城镇被毁被弃，变成一座座废墟。它的居民，除了死于战争，又有数十万被迁到内地，融于汉人之中。所以，高句丽被灭，不仅它的文化归于消灭，连同这个民族也不复存在了。战后，历经艰难，再予重建，则又毁于下次战争。这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于历代各个时期之间，其文化发展难以为继，不能不呈现出某种间歇状态。
关东各民族政治与军事势力互为消长。当一个民族取胜时，极力发展本民族的文化，而不能完全承袭被战败民族已有的文化。于是，就得“从头来”，即从——个新起点来发展自己的文化。中原地区基本是单一的汉民族一脉相承，故能不断承继先世文化，持续向前发展。即使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也不得不以儒家思想为指归，借助汉文化，来巩固其统治。满族与其先世金代女真文化的关系，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金代女真在遭到蒙古的毁灭性打击后，它的文化完全衰落，几近消亡。今明末女真崛起时，不得不“从头来”，从其先世无所承继，连文字也无法传承，只能说女真语，而文字借助蒙文，后创制的新文字与金代女真文毫无共同之处。新兴的满洲族却是先从蒙古、后取汉文化营养才使它迅速强大起来。历史证明，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几代人、数十年，乃至千百年不断积累的过程。关东的特殊历史环境，造成了关东文化不能保持继续发展的势头，其文化典籍、艺术、建筑及其他物资文化，在战争或人为的破坏中不断遭到毁弃，致使其文化积累不能正常地进行。这就是关东文化的特殊性。如果不考察关东历史的特殊性而否认关东文化的存在，就大错特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