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区域文化大致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在河北大地上活跃着燕、赵、中山等国，具有河北地域特色的燕赵文化就是在战国后期形成的。今天，在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深刻理解和弘扬燕赵文化的优良传统，必将使我们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一、燕赵文化的形成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经济、政治的反映。文化的地域性是区域的物质环境与社会结构交互作用的结果。燕赵的物质环境，从地貌看，山地、高原、丘陵、平原、盆地五种基本地貌类型齐全。从气候看，古河北（至少在唐代以前）湿润多雨，故山高水深，森林茂密，禽兽繁多。不同的地形地貌和湿润的气候，推动着农耕、畜牧和狩猎业的发展，影响着这里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使燕赵人既有游牧文化的粗犷、又有农耕文化的平和，具刚柔相济的复调特征。
燕赵地区的社会结构是农耕族和游牧族的对峙和交融。最早的对峙和交融是在炎帝族与黄帝族之间进行的。游牧的黄帝族与农耕的炎帝族为争夺黄河下游（今河北、山东）这一广袤的水草地带而发生冲突，在阪泉（今河北涿鹿东南）打了三次大仗，炎帝败，部族并入黄帝部落。之后，九黎之君蚩尤带领黎苗部众由南向北发展，与黄帝族展开涿鹿之战，蚩尤战败被杀，九黎部众一部分与黄帝族融合，一部分逃归南方。涿鹿之战后，黄帝与各部落首领“合符”釜山（今河北怀来东北），就是在釜山会盟，实现了众多部落的大联合，华夏各部族初步实现统一。这样，蕴涵团结、统一、协和等内容的中华民族古老的合符文明就在河北产生了。这也可以说是燕赵文化的源头。
由于燕赵物质环境和社会结构上的特点，这里自然就成为农耕族与游牧族争斗的前哨，农耕族内争霸的战场。炎黄之后，战争不断。仅在战国时期，燕齐、秦赵、燕赵间便有七次大规模的战争。残酷的战争和战争中产生的求生存、谋福祉的渴望，锻造了燕赵人民勇武任侠（见义勇为）和变革图强的文化性格。
二、燕赵文化的特征
勇武任侠是燕赵文化的首要特征。赵国源于三晋，而晋国正是中国古代法家与豪侠的发源地。赵朔时，赵氏被灭族，门客公孙杵臼与程婴为保护赵氏孤儿，先后壮死。赵襄子与韩、魏合灭荀瑶而三分其地。荀瑶家臣豫让吞炭漆身先后两次刺杀赵襄子，为荀瑶复仇。公孙杵臼、豫让等之死，感动赵国志士，争相仿效，于是侠义之风在赵地形成。召公奭建姬姓燕后，国力一直比较衰弱，常常受到邻国和外族的侵扰。在这样的情势下，化育出燕人的反抗精神和侠义性格。荆轲、樊於期、高渐离等死节之士，纷纷登场，演出一幕幕豪壮悲剧。特别是荆轲刺秦王出发前的一曲《易水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几千年来一直响彻在历史长空，激励着历代仁人志士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前仆后继。
燕赵文化性格虽有异，却在勇武任侠、 “慷慨悲歌”上统一起来。侠士重信义，言必信，行必果，一诺千金；侠士重德操， “绝交不出恶声，去国不洁其名”；侠士“立意皎然，不欺其志”，死不苟且，生不苟且。正如荆轲所言： “今轲常侍君子侧，闻烈士之节。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者，但问用之所在耳。”很显然，燕赵人的勇武任侠，并非仅是刚烈、勇悍，还含有深深的情义，具体说，就是不惜牺牲的反抗精神，不欺其志的侠义性格，不媚流俗的豪爽情怀。
变革图强是燕赵文化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在丛林法则占支配地位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要立足于世，必须使自己强大起来。因此，变革图强就成为包括统治者在内的燕赵儿女的普遍追求。赵在正式建国之前，就采取了许多封建化的改革，使赵氏成为新兴势力的代表。公元前 513年，赵简子铸刑鼎，把法律条文公布于世，这是对奴隶社会秩序的巨大冲击。赵正式建国后，赵烈侯接受臣下的献策：倡仁义，行王道，“选练举贤，任官使能”，并注意节约和发展经济。公元前 326年，赵武灵王亲政后，提出胡服骑射。胡服骑射不仅仅是服饰和军制的改革，它还大大改变了赵国贵族中的保守观念，使赵国走上振兴之路。
燕自建国以来，由于没有进行过重大变革，长期保守旧制，致使“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公元前 314年，齐军破燕，燕王哙被杀。赵武灵王把在韩国做人质的燕公子姬职护送回国继位，是为燕昭王。昭王即位后，立志变革兴燕。他深知兴国之道，首在“致士”，于是便千方百计延揽人才。天下志士争相趋燕。经过二十八年的努力，残破的燕国由弱转强，经济和军事力量大大提高。
燕赵的变革主要局限于军事和行政管理领域，并没有进行全面的政治、经济改革，这样就使燕、赵的变革呈现一种“脆弱的强大”。尽管燕、赵最后都未能抵御强秦的攻击，但只有变革才能图强的观念作为一种精神遗产，却深深地烙印在河北人民的心中。
三、燕赵文化的发展与变异
战国之后，燕赵文化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推动发展的主要有两个因素：战争和移民。战争和民族融合孕育了燕赵文化，战争和民族融合又发展了燕赵文化。相争与相融成为燕赵文化发展的一种动力。
从战争的因素看，一是农耕的汉族与北方游牧族的战争，二是汉族内部不同阶级和利益集团之间的争霸，有时二者交融在一起。争霸战争有秦楚巨鹿之战，韩信破赵的背水之战。汉代有乌桓、鲜卑、匈奴侵扰。东汉末至三国时期，河北一带更是征战不止。东晋时控制河北的有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北燕等六国，一百三十多年无年不战。五代前后承接更替，征战激烈，延及河北。两宋时期，先是北宋与辽、西夏，后是南宋与金、蒙古，战火时断时续，河北首当其冲。元灭宋，清灭明，河北始终沉陷在战火之中。各朝农民起义又连绵不绝，烧灼着河北大地。战争对燕赵文化的影响，一是强化着人们的任侠尚武精神，二是推动着胡汉的进一步融合， “胡风”汉化。
从移民因素看，大体走向是，河北人口南迁，北方民族人口进入河北。汉武帝时，徙乌桓于上谷、右北平等五郡。东汉初，匈奴侵袭上谷、中山，人口南逃。宋元明清时期，也有反向流动，比如，契丹强迫黄河以上汉人迁徙契丹故地者一百万人，有金一代强迫迁徙出关的亦有数十万人。内迁方面，女真人进入中原后，仅在河北、山东等地安置屯田军户就达一百三十余迁户。蒙古人和色目人留居河北者更多。满族入关，与汉人相融，后来，满人的踪迹已不再见。代代不绝的移民，面对环境的变换，风俗的差异，有形无形地强化着人们的开拓和变革意识，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形势。
一切事物的发展往往表现出双向性。如果说，战争和移民强化了勇武任侠和开拓变革的燕赵人文精神，那么，随着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儒家“忠孝 ”思想的广泛传播，也促使着燕赵文化的变异。特别是 1274年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以来，到 20世纪初叶，六百三十多年间，北京一直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河北处于京畿重地。这样的社会地理环境不能不对燕赵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凝聚全国文化精要的京都文化以其强大的“文化场”辐射燕赵地区，在升华着燕赵文化的同时，也削弱着其地域个性，而明显具有了主流意识的特征。京都文化的辐射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强烈的政治性。即强调忠君爱国和政治上的大一统。统治阶级常常利用其强势的文化合法性，巧妙地造成一种文化氛围，对广大民众进行潜移默化的渗透。二是丰富的包容性。北京以其开阔的胸襟集结着全国各地的众多文化，并在集结和吸纳中创造着具有较高水准的京都文化。三是鲜明的典雅性。作为文化中心的京都，在荟萃全国各地文化的过程中，使整个京都文化由粗而精，由野而文，由俗而雅，显示出鲜明的典雅性，使燕赵文化逐渐成为一种政治文化。
燕赵文化作为地域文化，有其丰富的内涵，至今仍能使人感受到这种古老文明的千古回响。但由于历史的因素，它也存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宗法人伦文化固有的弱点。在走向现代化的今天，我们一方面要吸取燕赵文化的精华，把勇武任侠化为不屈不挠的坚定意志，把变革图强化为开拓进取的博大胸怀；另一方面，也要自觉地抛弃某些不利于发展的糟粕。我们要利用文化的多样性和复合性的特点，吸纳世界各国一切有益的文化营养，不断丰富和壮大自己，使古老的燕赵文化放射出新的光辉，为建设文化大省，推动河北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崔志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