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的、十分理智的友谊是人生的无价之宝。你能否对你的朋友守信不渝，永远做一个无愧于他的人，这就是你的灵魂、性格、心理以至于道德的最好的考验。
——卡尔·马克思
1818年5月4日的夜里，律师兼公证人亨利希·马克思在布吕肯大街664号住宅的房间里神情不安地踱来踱去。他一再把耳朵紧紧地贴到房门上倾听，焦急地把两个拇指插进背心的肩缝，不时地向走廊跑几步，随后又重新仔细察听。这样过了几个钟头，直到那位城里来的助产妇阿尔普士大娘终于从卧室里匆匆地出来，携着他的衣袖含笑告诉他，他已经做了一个男孩的父亲。
这个男孩是5日上午大约9点钟的时候诞生的。他就是卡尔·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诞生在普鲁士莱茵省，摩塞尔河畔的特利尔城，出生于一个犹太律法学家的家庭。他的祖父列希·马克思，直到逝世时还是一位律法学家；他的伯父萨缪尔·马克思，也是一位律法学家；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正在当时的特利尔法院中做律师。
卡尔·马克思的父亲在年轻时就脱离了犹太教，并且把原来的名字——希尔舍·马克思改为亨利希·马克思。为此，亨利希·马克思竟同他那个犹太律法学家的父亲以及他的家庭决裂了，过着艰难贫困的生活。这个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的年轻人，通过顽强的努力奋斗，在用法语教授的中学和大学勤奋完成了学业之后，进入了特利尔的法律界，随后成了这个城市的首席律师。
亨利希·马克思有开明的头脑，正如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说的那样，他是“一个能够背诵伏尔泰和卢梭作品的道地的18世纪的法国人”。他逝世时留下的藏书目录表明，他的收藏中有大量法学和文学方面的法文著作，特别突出的是有38卷法国戏剧目录。如同整个特利尔的上流社会人士一样，他加入了早在法国统治时期就建立的自由派文学俱乐部“卡季诺”。
亨利希·马克思深受人们尊敬。普鲁士最高法院院长冯·泽泰在1816年给司法大臣的报告中提到亨利希·马克思，说他是一个很有文化修养、刻苦努力而又十分正直的人。
1814年亨利希·马克思与罕丽达·普勒斯堡结婚。罕丽达·普勒斯堡是荷兰人，她的一个祖辈是帕维亚一所大学的教授。新婚夫妇搬进吕布肯大街664号一幢漂亮的巴洛克式楼房里，卡尔·马克思就是在这里诞生的。现在这里成了博物馆。
罕丽达·普勒斯堡很会操持家务，在家庭生活中，完全可以说是一位贤妻良母。她所关心的，主要是全家人的饮食调剂、起居舒适和身体健康，她的整个一生都是在家庭中不断地为了爱和忠诚而牺牲，就是在卡尔外出求学以后，她还在信中叮嘱儿子：“亲爱的卡尔，我还想提醒你注意，不要把清洁和整齐看成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因为健康和饱满的情绪都和它们有关系。因此要注意经常收拾你的房间，并且要安排出一定时间来做这件事。”甚至连喝咖啡的小事，她都详细地加以询问：“是自己煮，还是怎么的？”
1819年10月，亨利希·马克思一家在百梅昂大街著名的罗马黑门附近买下了一所宽敞而又漂亮的住宅，在这以后，他们像许多市民那样在离城7公里的麦尔特斯多夫山丘上建了几个葡萄园。这些葡萄园至今还被精心地照料着，出产可以酿造美酒的优质葡萄。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家庭变得愈来愈大：相继生下了几个孩子。尽管如此，日子还是过得很好，虽然不像贵族、官僚那么豪富，但在生活上还可以说是非常富足的，要比一般的市民阶层强得多。由于莫里茨·大卫幼年夭折，卡尔就成了马克思家的长子，他的姐妹们和双亲，尤其是父亲就更加关心他了。
因此，卡尔·马克思在一个友爱、富足和有文化素养的家庭环境中度过了一个深受宠爱的孩子的幸福童年。姐妹们和游戏伙伴们都喜欢他，因为他总能想出一些新花样，不断地引起大家的兴趣。但他们也害怕他，因为他有时能把大家狠狠地挖苦一顿，弄得别人很被动，甚至是下不来台。卡尔是一个身体结实而且好动的男孩，脑子很活，很擅长组织各种游戏，因为这种天赋，姐妹们常原谅他的某些称王称霸的做法。卡尔有时自己制作一些并不可口的点心，硬要姐妹们去品尝，她们也很乐意。因为在这之后，卡尔就给她们讲有趣的故事。
从这里我们看出，卡尔·马克思从小就有着旺盛的精力、丰富的想象力和坚毅的性格。
卡尔·马克思的这些性格特点使他的父母格外喜欢他。在父母的眼里，卡尔·马克思的天资比家中其余孩子的天资都高出一筹。所以父母把继承他们的社会地位、光宗耀祖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卡尔·马克思的身上了。
卡尔·马克思的“辉煌的天赋”首先在他父亲的心目中唤起了美好的希望。但是，他父亲暗中又怀着忧惧的心情注视着孩子，似乎发现有一个魔影，在引诱着他的卡尔走与自己愿望相反的道路。父亲对儿子性格中的那种像大理石一样坚硬的东西深为不安，因为这种性格和他自己的柔和秉性是格格不入的。而母亲呢，对儿子的内心向往就更不能理解了，因此她总是抱怨不已。
诚然，马克思的母亲是一位勤劳的妇女，对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关怀备至，整天家务缠身，甚至终生也没有能够抽出一点业余时间来学会正确地讲德国话。她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只希望孩子们特别是马克思能成人做事，能获得个人的远大前途，将来能过上体面的资产阶级的阔人生活。因此她常常以讲求实际的小资产阶级眼光来观察儿子的行动，一点也不能理解儿子的崇高志向。当她开始发现马克思没有按照她所希望的方向去努力，反而正在从资产阶级社会中摆脱出来的时候，她是何等的伤心，抱怨儿子辜负了她的期望，也糟践了自己的出色才能，葬送了自己的光明前程。到了晚年，她还伤心而又惋惜地说，如果卡尔·马克思能够给自己弄到一大笔资本，而不是写出一大部论资本的书，那该有多好啊！
卡尔·马克思的父亲与他母亲的想法却不一样。母亲是想让儿子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弄到大笔资本，能过上体面的资产阶级生活；而父亲却想让卡尔·马克思发挥出自己的超群天资，希望他能够沿着自己走过的道路，成为他本人在年轻时所力图达到的那种理想人物：一个大法官，大法学家，备受人们尊敬的富有理性和博爱精神的律师。因为父亲在家庭中起着主导作用，所以还是由父亲的意见决定了马克思中学毕业后的前途。1835年10月，马克思离开了故乡，到波恩大学去攻读法学。
父亲为了让马克思能够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做，对他在波恩大学的学习生活进行了严格的遥控。在学习上，父亲要求马克思用主要精力去钻研法学。马克思除了遵从父亲的规定，学习固定的法学课程以外，又凭着自己的爱好，选修了一些有关文学方面的课程。马克思这时特别喜欢诗歌，所以他以更大的兴趣去听文学和美学的课。起初，马克思的劲头很大，决心既不辜负父亲的希望，也不放弃自己的爱好，打算同时去听9门课程。马克思把这些打算写信告诉了父亲。父亲回信表示担心他的接受能力，怕他过分劳累而损害身体。根据父亲的意见，马克思最后选了6门课程，并且很用心地去听课，果然不出父亲所料，由于用功过度，马克思在1836年初就病倒了。
由于得病的缘故，马克思起初那种令人赞许的学习劲头很快减弱了。在1836年夏季开始的学期里，马克思只选了4门课，并且在听课时也不那么用心了，这时他常和其他一些来自特利尔城的学生，到学校附近的“白马饭店”去消磨时光。
这个阶段的生活，马克思在经济上有很大的浪费，因而负了债。马克思在这三个月中，虽然只给家里写了两封信，又都写得很仓促、简短，但却谈了许多需要钱的话。尽管父亲对马克思的花销很不满，但也只好把钱如数地寄来，无可奈何地替儿子还了这笔债。光只是经济浪费这一点，倒不至于使父亲伤心动气，因为父亲对马克思的希望是只要在法学上取得成就。而当父亲按照自己心中的标准在这方面来衡量马克思时，不仅没有感到满足，反而十分失望。这样一来，父亲认为马克思继续留在波恩大学学习，不会在学业上有更大的进步，因此断然决定改送马克思到柏林大学去继续攻读法学。
1836年10月中旬，马克思来到柏林大学，他很快被卷入了时代思想潮流的旋涡。一年以后，他打算改攻哲学。1837年11月10日，马克思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向父亲表示，自己开始迫切地感到首先要钻研哲学。因为“这一次使我明白了，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这样我就必须怀着我的良知重新投入它的怀抱……”接着，马克思又向父亲叙述了使他放弃法学科目的思想发展方面的情况，并且进一步表示在今后不想按照父亲的要求成为一个法学家，而愿意选择一个符合他的新志愿的学业生涯。此后，马克思就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哲学方面去了，并且用文学和戏剧来填补自己生活中的空白。
马克思的这封信，对正在患病的父亲来说，是精神上的一个极大的打击。父亲为此很是伤感，并且对儿子的前途深为失望。他本来指望儿子到柏林大学后能在法学方面取得一个理想的成绩，以便在毕业时能在法律学界取得一个称心如意的公职，可是现在他看到的是：儿子已钻到高深莫测的哲学思辨中去了，这不仅要耗掉儿子的宝贵时光，而且还会损害儿子的身心健康。因此，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子把时间都用到在他看来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学习中去。所以他在1837年12月9日的回信中，十分严厉地谴责了儿子那种没有目的的生活、枉费精力的学习和毫无节制的开支。他怒不可遏地写道：“圣明的上帝！杂乱无章，漫无头绪地踯躅于知识的各个领域，在昏暗的油灯下胡思乱想，蓬头乱发……与外界交往的艺术仅限于一间肮脏的房间……难道在这么一个荒唐的、漫无目的的知识作坊里，你和你所爱的人神志清爽的果实能成熟吗？在这里会得到有助于履行神圣职责的收获吗？”父亲的这番话，显然是在病中情绪焦躁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但在信的结尾处，生气的父亲还是表示，希望在过复活节时能看到儿子。
直到最后，父亲还在考虑儿子的前途，病中的父亲为儿子拟定了一本小册子的写作提纲，这本小册子所要谈的是关于科伦主教职位的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由于和父亲的观点不一致，马克思没有编写这本小册子。拟定这本小册子的写作提纲，是父亲对儿子的爱的最后表现，从1839年年初起，他的病情日益加重，5月10日与世长辞，年仅56岁。
父亲的早逝，虽是马克思的一大痛苦，但同时却防止了他们父子之间将要发生的重大冲突。因此，马克思才能够在后来对父亲一直保持着愉快的回忆，终生都在缅怀这位心地善良的老人，不管走到哪里，他都要带着父亲的遗像。
在父亲逝世以后，年轻的马克思就无所顾忌地向着自己确定的目标，以奔放的热情，响应新时代的召唤，投身到政治和社会斗争中去。
从马克思青少年时期的成长过程来看，马克思既不像席勒和莱辛那样只受父亲的影响，也不像歌德那样只受母亲的影响，他就像一棵正在茁壮成长着的小树一样，承受着整个大自然的恩惠，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广泛地吮吸着雨露和阳光、水分和营养，使他成长为一个立志于改造社会、造福于人类的有为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