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能听别人的话，能学别人的东西就是好样的，能将中西文化结合就说明康熙这个皇帝没有白当，他的外交手段值得大家学习！
康熙时代，西方人已经在中国展开活动。
康熙非常重视招聘西方各种专门人才来中国工作。在任用南怀仁的同时，根据南怀仁：的推荐，聘请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闵明我、徐日升，比利时人安多等到钦天监及皇宫工作。在南怀仁去世后不久，又将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刘应、洪约翰等召到北京。
康熙于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还特命白晋为钦差，回欧洲招聘科技人才，雷孝思、马约瑟和巴多明等人就是随白晋而来的。
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697年），罗马教皇派使节来中国，康熙派沙国安回罗马，要求教皇派人来中国工作。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康熙还授意传教士德里格、马车贤致书罗马教皇，选择精通“天文、律历、算法、画工、内科、外科的人采中国效力。”九名技艺人才即于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随教皇使者来到中国，受到康熙的任用和优厚待遇。
康熙对西方传教士，都能用其所长，或任钦天监官员，或在内阁担任翻译，或在内廷充当医生、画师，或为皇子皇孙等讲授天文、权学、地理、音乐、人体解剖、拉丁文等方面的知识，或参与编辑涉及西方天文历法和乐理的大型丛书，如南怀仁主持天文历法工作和监造兵器，白晋负责组织训练中国测绘人员，徐日升等参与编辑《律历源渊》等书。
传教士在中国出版了不少介绍西方宗教、科技文化的书籍，同时也把中国文史哲等方面的著作如《诗经》、《通鉴纲目》等传回自己的国家，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康熙甚至还任用传教士参加某些外事活动。如中俄边境谈判并签订《尼布楚条约》时，就曾用徐日升和张诚担任中国代表团的翻译，也曾令闵明我等去俄国、法国、意大利磋商某些外交政策。但是，他们为了打通经俄国而通欧亚大陆的传教路线，利用自己的权力也做了些损害中国而讨好俄国的事，谈判签订《尼布楚条约》时，徐日升、张诚向俄使定洛文递送了关于中国内部情况的情报和一幅中国全图。
康熙对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目的很清楚，但他还是接受西方的守教观念，他曾说：“天主教与大清国民教化原不相容”，“惟西洋教士能通晓科学，故国家起用彼等”
刚开始的时候，康熙对求教信仰是十分宽容的，为了他们礼拜方便，还允许他们在京师设立教堂。也允许中国人信奉天主教，将其与佛教等一视同仁，严禁拆毁天主教堂。
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罗马教皇派遣使者多罗来到中国，要求天主教民改变尊孔祭祖的传统，视中国传统习俗为异端，这无疑是干扰清朝的正常统治秩序。
康熙为此特谕多罗：“以后，凡是西洋来的人，再不回去的人允许他在内地居住。若今年来明年去的人，不可叫他居住。你们外国人谈论我朝中的事情，是不对的，让社会混乱，人们当然不会理你们，这就是多事！”次年多罗离去。
虽然康熙禁止天主教人士“多事”，但他并没有驱逐“会技艺”的西洋人，对在中国从事科技工作或安分居住的传教士仍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表明他对西方科学和宗教是区别对待的。
应该说，康熙对西方文化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是值得肯定的，它对中国吸收先进科学文化，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和中国科技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康熙学西方的东西，用西方的东西是一种巨大改变，把当皇帝的本分做得十分出色，这样的皇帝要是干不出一番大事业就是有鬼，所以康熙把自己管的几十年管得好好的，成就了一朝盛世，到今天也值得大家多多地研究。
学西方的东西时，该学就学，不能学的就不学，绝对不能学，反对全盘西化。一方面吸取其长，另一方面弃其荒诞；一方面保持与西方的关系，另一方面抵制其对我独立地位的干扰。种种措施的实行，使中国同西方有了一定的联系，同今天的改革开放真是大同小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