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帝王说话就得多小心，说不好脑袋就会掉地。能像赵匡胤这种好说好商量的皇帝，这就是为臣的福份！
提起历史上的纳谏帝王，自然会想到唐太宗李世民。
遍览古代帝王纳谏事迹，能与李世民媲美者寥寥无几，宋太祖赵匡胤则是与李世民不相上下的人。赵匡胤的得力助手是宰相赵普，他是大宋的开国功臣，给赵匡胤出过很多主意，许多主意被赵匡胤采纳。赵匡胤每遇到重大难解的问题，总愿与赵普商量。但赵匡胤对赵普的勇于进谏，不达目的决不收兵的态度，有时也很生气。
例如，有一次赵普向赵匡胤进谏应用某人为官，而赵匡胤不同意。
赵普见赵匡胤不同意，于是第二天又谏。赵匡胤对赵普的再谏，仍不采纳。
赵普见太祖仍不采纳，第三天接着又谏。这样一来，可把太祖惹怒了，竟然把赵普的奏文撕成几块扔在地下。而赵普脸色自若，就像没出过什么事似的，慢慢地把撕裂的奏文拾起来，回去后用糨糊补缀起来。
第二天上朝，赵普又把原来的奏文，照样进上。赵匡胤一看赵普这种不准奏决不罢休的态度，忽然悟到，所荐之人大概可用，于是采纳了赵普的意见，经用，果然称职。
有一次，有个大臣立了大功，按规定应当升官，可是赵匡胤平时看他不顺眼，就是不给他升官。赵普觉得赵匡胤这样做是不对的，于是极力请求赵匡胤给此人升官。
赵匡胤见赵普什么事都好管，总好提意见，于是便怒气冲冲地对赵普说：“我就是不想给他升官，你打算怎样吧？”
赵普说：“刑，是用来治罪的；赏，是用来奖功的，这是古今的通理。况且刑赏，是国家的刑赏，不是陛下你个人的刑赏，怎能从个人的喜怒出发，愿意怎样就怎样呢？”
赵匡胤对赵普的尖锐批评，听不进去，起身就走。可是赵普紧跟不放，赵匡胤入宫，赵普就立于宫外，很长时间也不离去。赵匡胤一看赵普态度如此坚决，感到不赏是不对的，于是终于答应了赵普的请求。
群臣之所以对赵匡胤敢直言进谏，也说明了赵匡胤做事并非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不讲道理。不论什么事，只要他真正明白应当怎样做，他会立即放弃原来不正确的态度，听取他人建议。更为可贵的是，会马上改变原来的态度，毫不考虑是否损伤自己的尊严，反而表现出高兴的样子。
有一次，在宫中举行宴会，令人扫兴的是，天忽然下起大雨，赵匡胤心中很不愉快，脸上怒气横溢，嘴里大发牢骚。左右臣下都为此而感到惊恐，个个小心翼翼。谁都不敢说什么，惟恐惹祸。
以直言敢谏出名的赵普见此情景，便对赵匡胤进谏说：“外边百姓正盼望下雨，而对我们来说，下雨只不过是淋湿点儿供帐、乐衣罢了，既不影响吃，也不影响喝，对大宴有何损失？这个时候，雨是最难得的，百姓个个欢喜，应当奏乐庆贺才是，望圣上最好能下令让乐官于雨中奏乐！”
赵匡胤一听，认识到自己错了，当即改怒为喜。
赵匡胤对臣下的进谏，如果对其意义所在没有弄清，是不会轻易听从的。但如果自己的主张和众人全不一样，必要时也能屈己从众。
赵匡胤出生于洛阳，很喜欢故乡的风土人情，曾有迁都的意思。起居郎李符知道了赵匡胤的心意，在赵匡胤西幸时，向赵匡胤提出反对迁都的意见。
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又进一步进谏说：“都城设在东京，有汴渠可以漕运，每年可运来江淮之米数百万斛，都下数十万兵，全都依靠这些供给。陛下如果西迁，将向哪里取用这些粮食？况且府库重兵，全在大梁，这里长久以来根基牢固，不能动摇。如果突然迁都，我实在没有看到便利在哪里。”
赵匡胤仍不听从。
晋王赵光义也进谏说，“迁都不便”，“迁都河南不算完事，从长久计当迁长安。”
赵匡胤说：“我打算西迁，没有别的意思，想依据山河之险而减去多余之兵。想效法周、汉的做法，来安定天下。”
晋王又说：“在德不在险。”
赵匡胤觉得晋王所言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不迁的理由仍是不足。当晋王出去后，赵匡胤看看左右说道：“晋王所说的道理固然很好，但还不足，今姑且不迁，但用不了百年，天下的民力就得用尽了。”
群臣的反迁主张并没有真正说服赵匡胤，但赵匡胤鉴于群臣一致反对，只好打消了迁都念头。
人才鉴别要通过实践，经过一个较长的了解过程。赵匡胤对臣下的进谏，只要认为说得对，大都会立即采纳，甚至不考虑进谏者的态度如何。
了解一个人的能力，考察他的品行，这是君主应有的素质和能力。但真正了解和掌握一个人的实质是很难的，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尤其是在没有波折起伏的环境中，就更难了。
人才贤能被用与否，取决于领导者的自身的素质，尤其在压抑人性、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缺少民主氛围，不能公平竞争，人才发挥作用完全寄托于是否被明智的君主采纳，处于这种单向选择人才的用人机制，那么君主的素质高低就更显得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