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当初轮船上的司炉雅科夫一样，奥西普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也变得高大起来，他以自己的身影遮住了我的视线，遮住了所有的人。他身上有些地方很像司炉，但同时又使我想起外祖父，想起文物鉴定人彼得·瓦里西伊奇和厨师斯穆雷。他一方面使我想起那些牢牢留在我记忆中的人，另一方面又在我的脑海里刻上深深的印痕，把它融入了记忆，就像铜钟上的绿锈。不难发现，他有两种思维方式：白天，干活儿的时候，当着大家的面，他那活跃、单纯的思想讲求实际，比较容易理解；而那些让人难以捉摸的想法则出现在休息的时候，或是傍晚，再不就是夜里他失眠的时候。夜晚他常有些奇特的想法，像灯火一样，投射到四面八方。这些思想使人心明眼亮，但是它们的真正用意是什么呢？这种想法或那种想法的哪一个方面更接近奥西普的本意，因而更加受到他的重视呢？
我觉得，与我以前见过的所有人相比，他要精明得多。我常常在他身边转来转去，跟过去围着司炉雅科夫兜圈子时的心情一样，渴望透彻地了解这个人，然而他却狡猾得很，总是绕来绕去，让你抓也抓不住。他的本来面目隐藏在什么地方呢？他的言谈举止哪些是可信赖的呢？
我想起他曾经对我说过的话：
“你自己猜一猜，看我隐藏在什么地方，好，你猜吧！”
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其实，受到伤害的又何止是自尊心呢！对于我来说要弄清人生的意义就必须了解这个老人。
他虽然让人难以捉摸，意志却一向坚定。似乎再活上一百年，他仍然是这种样子，在那些朝三暮四、变化层出不穷的人们中间，他毫不动摇地保持着自己的本性。文物鉴定人的坚定不移也曾给我留下过类似的印象，不过，那种印象让我觉得并不痛快，奥西普的坚定则属于另外一种类型，能使人心情豁亮。
人间的动摇不定、三心二意，太多太强烈地映入眼帘，他们变戏法似的从一种态度变为另一种态度，让人出乎意料。对于这种出尔反尔难以理解的变化，我已经司空见惯不再惊讶，这种现象在不知不觉中打消了我对于人们的强烈兴趣，削弱了我对人们的爱。
6月初的一天，一辆摇摇晃晃的四轮马车飞快地驶近了我们的工地。赶车的座位上坐着个醉醺醺的马车夫，阴沉着脸，不停地打饱嗝，留着大胡子，没戴帽子，嘴唇上还带着伤。马车里四仰八叉地躺着喝醉了酒的戈里高利·施什林，一个红脸蛋戴草帽的姑娘挽着他的一条胳膊，草帽上有鲜红的绸带，点缀着樱桃形状的玻璃珠子，她手里撑着一把阳伞，光脚穿着双胶皮套鞋。
姑娘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双脚乱蹬，把套鞋都弄掉了，马车夫皱着眉头叫嚷：
“咱们快点儿走吧！哈尔拉梅，走吧，马不肯再停在这里啦！”
戈里高利手下的那些工人看着他们的工头，看着他那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和呆头呆脑的马车夫，一个个笑个没完没了。直到福马招呼了一声，大家才开始干活儿。显然，他看到戈里高利那种可笑的样子心里很不好受。
“这也叫工头！”他喃喃地说，“不到一个月就快完工了，然后就回乡下……可他却忍不住了……”
我为戈里高利感到遗憾，他跟这个佩戴樱桃玻璃珠的姑娘搅在一起实在荒唐，让人看了觉得很不是滋味。
我多次在心里想：为什么戈里高利·施什林当工头，而福马却当工人呢？
他为人沉静，说话不多却很认真。因为识字，他为工头掌管账目，编造预算。他还能督促同伴们好好干活儿，虽说自己干活儿并不怎么卖力。但是，别人聊天时他都能认真听，如果引起了他的兴趣，他会刨根追底问个仔细。他总是想着自己的什么心事，衡量一切都有他自己的尺度。
有一次，我对福马说，他应该当工头。他懒祥洋地回答：
“不，我不喜砍那样的生活，我还是等一等，有机会时到奥兰基去。进修道院。我长得漂亮，身子骨壮实，说不定会被哪个守寡的老板娘相中呢！”
这个主意是他早就想好的。
我相信，他迟早会进修道院的。
市场开业了，出乎大家的意外，福马去一家小饭馆当了跑堂的。很难说这件事让他的伙伴有多么惊讶，从此以后，他们都取笑和挖苦他。逢到节日准备去喝茶，他们彼此之间就笑着说：
“走哇，找我们跑堂的去！”
到了小饭馆，他们就摆出顾客的派头叫嚷：
“喂，跑堂的！卷头发的那一个，过来！”
我问福马，本来打算进修道院，却当了仆役，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我不想去修道院了，”他回答，“当仆役，也并不打算干多久……”
大约4年以后，我在察里津遇见了他，他还是在饭馆里当跑堂的。后来在报纸上读到一条消息：福马·图奇科夫因撬锁偷盗未遂罪被捕，这太令我震惊了。
而使我更震惊的是石匠阿尔达里昂的经历。在彼得手下那班工匠当中数他年龄最大，手艺最好。这个40岁的黑胡子汉子，性情快活，工作也很卖力，这常常引起我的疑问：为什么当工头的不是他，却是彼得呢？他很少喝酒，几乎从来没有喝醉过。他精通自己那一行，干起活儿来很专注，他对大家说，明年春天他要去托木斯克，他姐夫在那里包下了一项大工程，要修一座教堂，让他到那里去当监工。“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盖教堂——我喜欢干！”
不料他后来却迷上了妓院的一个女人，花光了所有的钱，再也没有从那里摆脱出来，不久就没了踪影，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等春天我遇见他时，他已经沦落为流浪汉，正在河湾里凿碎驳船四周的冰。我们见了面都很高兴，就一起到小饭馆去喝酒。每逢节日，我便出城，到流浪汉聚居的百万街去，在那里我亲眼看到阿尔达里昂多么迅速地成了“江湖汉子”队伍中的一员。一年之前，他还是个又快活又认真的人，现在却动不动就大声叫嚷，走起路来大摇大摆显得很特别，看人的时候目光蛮横，好像有意挑起争吵或要打架似的，还一个劲儿地吹牛：
“你瞧，人家怎么看待我，我在这儿简直像个头领！”
他请流浪汉们吃喝，从不吝惜挣来的钱，打架的时候，往往站在弱者一边，就这样人们送他个外号叫“正派人”，看得出这称呼让他挺开心。
我用心地观察这条街上的人们，他们拥挤地住在街上的木棚里或是鸽子窝似的小砖屋里。这些全都是被生活抛弃的人，他们无牵无挂，敢作敢为，使我不由得联想起外祖父讲的故事，想起那些落草为寇或是出家当苦行僧的纤夫。当没有活儿可干的时候，他们不惜冒险到驳船或轮船上去偷点儿东西，但是这并没有引起我的反感，我发现整个生活中偷盗是最司空见惯的现象，就像破旧衣服上缝补丁的灰线一样显眼。同时我看到这些人有时候干活热情很高，不惜气力。比如往船上紧急装卸货物，火灾时灭火救险，或是河面解冻砸开冰层的季节，他们干活儿都不辞劳苦。大体说来，他们比其他人过的日子都更快活。
但奥西普见我跟阿尔达里昂保持来往，就用父辈的口吻告诫我说：
“听我说，我的宝贝儿，苦命的孩子，你为什么要和百万街那帮人搅在一起呢？当心给你自己招灾惹祸……”
我尽力向他说明我喜欢这些人，他们不干活儿，还挺快活。
“这么辛苦地做工又能怎么样呢？俗话说得好：规规矩矩苦干，挣不来砖房宅院！”
我很随意地说出这样的话，因为类似的谚语我听到得太多了，而且觉察出其中似乎包含着某些真理。但奥西普冲我大发脾气，叫嚷着说：
“这是谁说的？你呀你！说这种话的都是那些嫉妒成性的人，倒霉的人。你该先让羽毛长丰满，然后再飞！你和那些人结交的事我要是告诉你的主人，你可别怪我！”
他真的告诉了，主人当着他的面对我说：
“彼什科夫，你以后不要再去百万街了。那地方净是小偷和妓女，那儿的路是通往监狱或医院的。千万别再去啦！”
我开始偷偷地去百万街，但过了不久我就不得不同那些人断绝了来往。
有一次，在一家开夜店的院子里，我和阿尔达里昂还有他的伙伴罗宾诺克坐在饭棚的屋顶上聊天。
这时院子里来了一个卖裙子的女人，我立刻认出地竟然是洗衣工娜达利娅。“你好啊。”我跑出大门追上了她，高兴地和她打招呼。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她用眼角瞥着我问道。突然她站住了，生气地叫嚷：
“天啊，你在这儿干什么？”
她那惊恐的叫声让我感动又惭愧。我明白她是替我担心。她那张伶俐的面孔明显地流露出恐惧和惊讶的神情。我连忙对她解释说，我不是住在这条街上，只不过偶尔过来看看。
“看看？！”她用嘲讽的口吻生气地叫道，“你究竟想看什么又往哪儿看呢？是看行人的口袋还是娘儿们家的胸脯？”
她的脸色憔悴，眼睛底下有一圈儿浓重的黑影，嘴唇松弛地耷拉着。
在一家小饭馆门边收住脚步，她说：
“进去喝点儿茶吧！你穿得干干净净的，倒也不像这里的人，不过我对你总有几分信不过……”
我可怜她，在她面前很不自在，不由得想问她的女儿在哪里。她喝了伏特加酒，又喝了热茶，说起话来又像往常一样活泼了，也像这条街上所有的女人一样粗鲁。但是当我问起她的女儿时，她立刻清醒了。
“女儿跟我断绝关系了。我算什么人？洗衣女工。我怎么配做她的母亲呢？她受了教育，有学问了。她丢下我到有钱的女朋友家里去住了，好像在当教师……”
沉默了一会儿，她小声问：
“就这么回事！洗衣女工您不感兴趣吧？放荡的娘儿们喜欢么？”
她就够放荡的了，这一点我立刻就看了出来，因为此时在这条街上再没有别的女人，但是当她亲口说出了这句话时，由于羞愧和对她的怜悯，我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她的直言不讳像火一样烧灼着我，而不久以前，她还是那么勇敢、有主见，那么聪明的一个女人！
“唉，你呀，”她看了我一眼，叹口气说，“你快离开这里吧！我求求你，我劝你千万别再往这里钻了，不然你就毁啦！”
她不再说话了，久久地想着心事，嘴唇无声地蠕着，看来好像把我给忘了。她的脸带着孩子气，流露出受委屈的表情。一绺头发从头巾里滑落下来，在面颊上打了一个弯儿，悄悄地绕到小小的耳朵后面去了。一滴泪水落到了凉茶杯里，她发觉了这一点，就把茶杯推开，用力闭上眼睛，挤出了两滴眼泪，然后用手帕擦了擦脸。
我没有耐心再陪她多坐一会儿，就轻轻地起身走了。
我回到院子里来找阿尔达里昂，但是他和罗宾诺克已经都不在棚子顶上了。我正在乱糟糟的院子里四处找他们，街道上传来了吵架的叫骂声，这种吵闹在这里经常发生，屡见不鲜。
我走出大门，看见阿尔达里昂和罗宾诺克正在欺侮娜达利娅。
“不准你碰她。”我好不容易才对他说道。他哈哈大笑。用肮脏的下流话长时间地羞辱我，这让我非常难受。娜达利娅走掉了，最后，我忍无可忍，用头朝罗宾诺克的胸口猛地一撞，把他撞了个跟头就跑了。
从那天以后，我很长时间再没有去过百万街，不过，跟阿尔达里昂倒是见过一次面，我是在渡船上遇到他的。
“你跑到哪儿去了呢？”他兴冲冲地问。
我告诉他，一想起他殴打娜达利娅，还用下流话辱骂我，我就非常反感，阿尔达里昂和气地笑了。
“难道这能当真吗？我们不过是开玩笑逗逗你！人们连自己老婆都打，这种娘儿们就更不必可怜了！这些都不过是开心取乐！其实我也知道，靠拳头教训不了人！”
“可是你能教她点什么呢？你哪一点儿比她强？”
他搂住我的肩膀摇了摇，用嘲笑的口气说：
“我们糟就糟在谁也不比谁强……老弟，我什么都明白，里里外外都明白！我又不是乡巴佬……”
他带着几分醉意，高高兴兴的，有时候我也能遇见帕什卡·奥金佐夫。他变得更加活泼了，穿得也很讲究，跟我说话带着一种屈尊俯就的神气，老是责备我说：
“你找的算什么营生啊——这样下去你就完啦！这些乡下人……”
然后就闷闷不乐地讲起圣像作坊里的新闻，我听着也笑了起来，但是我觉得圣像作坊连同我在那里的种种经历，都已经离我很遥远了。想到这些我不免有几分悲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