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大为刚走下围堤，就看见万浪桥上站着一位女游客，她低着头，俯身在石栏上，轻轻地、专注地刻划着什么。天刚亮，水面上浓浓的雾障尚未散开，太湖三山朦朦胧胧地露出幻影般的轮廓。偶而响起一两声鱼儿打挺儿的水声，也是懒洋洋的，沉闷的。
他本是要上万浪桥的。昨天集体游览，他第一次来到这桥上，心中一动，觉得这桥他见过。他平生这是第一次到太湖。在哪儿，什么时候见过它呢？可是确确实实觉得是见过。
现在桥上有人，而且是单身女人，天又这么早，不便再上去了。他停住脚，打算转回岸边，那女客听到人声，转过脸来，先是有点惊，随即笑了笑，彬彬有礼地说：“你早。”
退回去也不大好了。他徜徉地走上桥头，也微笑着回答：“您比我更早，真是好兴致。”慢慢走近她，从另一端踏下石级。交臂之间，他看出这是个国外来的游客。但在国外来的人中又是朴素得出众的，披一件黑色短马甲，白皙的脸上浅浅地用了一点化妆品，散着淡淡的幽香。头发松松地挽了个髻。徐大为禁不住回头又看了一眼。那女客已直起了身，正扬起手来往头发上夹一只发卡，见徐大为回头，就客气地说：“同志，如果我请您陪我一会儿，您不会见怪吧。”
徐大为脸上露出不解和狐疑。
“我本来要一个人来欣赏一下太湖。所以没叫我的同伴陪同我要他过一会儿来接我。可是刚才刹那间，我突然，突然感到有占……”
“怕？”
“不，是孤独。”
徐大为点点头，又回到了桥上，女客的笑容由于矜持变得天真和孩子气了。
“您真好！”
徐大为心里一动。觉得这笑容、这语调他见过、听过。他平生这是第一次和国外来的人接触，在哪儿，什么时候见过她呢？可是确确实实觉得是见过。
他说：“您确实是来得太早了”。
“我的护照已经到期，过一会儿我的同伴来，我们就直接去上海上飞机，我只有这一点时间。”
“我在这儿不打扰您的兴致吗？”
“一点也不。有些游客到这里来，只看看风景名胜就满足了。可我更想来听听说话，听各种人用我从小习惯了的语言交谈，这对我是一种享受。”
“真抱歉，我不是个健谈的人。”
“您总可以听我说吧？听我对您说中文！您一天到晚说中国话，不觉得新鲜了，可我要找个用汉语说话的机会，是要付旅游费的，您给我个说闲话的机会，我也很感激。”
“您大概在国外生活得太久了。”
女人没有回答。她望着太湖的远处，微微皱起眉头，眼色有些凄然。徐大为发现，她不像自己原来估计的那么年轻，至少有四十五六岁了。而女客像是意识到了自己有些失态，轻轻摇了摇头，又笑起来。而徐大为看出，尽管在笑，眼角却闪着泪光。她说：
“我们散散步好吗？这里有点凉。”
徐大为点头。她却又不马上走，她向栏杆外侧看了看，俯身下去，小心谨慎地揭下一片绿苔来。然后掏出一条秋香色手帕，把它包好，轻轻提在手中，这才往桥下走。
“我有一块假山石。可以把它贴上去，会活的。”
他们就沿湖岸闲踱女客对他讲海外华人的思乡心情，讲华人之间的骨肉情谊。不论多少人在集会，只要同时出席两个华人，他们就会互相发现，互相找到，然后旁若无人地谈家常。向华人宣传的旅游广告，不必登长城的照片、北海的油画，只需拍一张一家人包饺子的照片，旁边写上“回你的故乡去，听听本民族的语言”，就能煽起一阵争相登记的热潮。女客的父亲是经营书店的，在女儿的力促下他们开辟了个出售中国书籍报刊的专柜，女客自己看管这个专柜，她向来买任何书的客人都推销她的货品，每次兜售都是一场宣传演说，于是人们给她的书柜起个名字叫“竟选台”。可这个“竟选台”是赔钱的，因为送出去的比卖出去的多，她父亲只好在帐簿上把她经营这部分全划入支出栏内。
正说得痛快和听得入神，背后汽车声近了。一辆浅灰色上海车停到了路边。
“我的同伴，专写游记的作家，我临时为他当翻译，他给我出旅费。”
高大瘦削的游记作家钻出车门，挺起身来，作了个诙谐的手势女客对他说了一长串英语，他向徐大为伸出手说：“谢谢，你使我的同事过了个快乐的早晨。但愿她没向你推销她的书籍。她每天向我推销一本，过不了几天，她那个专柜就要全属于我了。”
女客格格笑着把他的话译完，他们就握手告别了。他不明白外国的习惯，但挺满意没有互相介绍姓名，邂逅相遇，本不必问名道姓的。
汽车转过鼋头渚山角，看不见了。时间尚早，徐大为信步而游，不知不觉又回到了万浪桥头。桥上空空的，薄雾还残留在水面。湖上风平浪静，只有一道涟漪漂向岸边，发出叹息似的声响。方才的事像是从来没有发生过。像是个有趣的梦。为了证实一下那是实在的，他又走上石级，来到女客曾经站立的地方，俯身去看那被揭走的苔痕。石栏上明明白白地留下一片斑痕。望着，望着，忽然发现连接着斑痕的大片绿苔上，刻划着细细的字迹，是英文。他想起了那女客俯身在桥上刻划和往头上夹发卡的姿势。就好奇地读那几个英文字。他只跟着收音机学过几天英语，而且早忘光了，但字母还认得，他就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读。读完一遍，他觉得仿佛学过这个句子，可又不像在广播中学的。他又读了一遍，仍然不懂。读到第三遍，他恍然明白了，他觉得全身的神经都拉紧了一下！这是两个英语拼的人名，一个叫肖淑梅，另一个叫徐大为——就是他自己！
肖淑梅这个名字，他早已生疏了。现在能回想起来的，只有些片断的印象，而且不像是事实，倒像是一缕情绪，一股气息，一丝味觉。
他十三岁那一年，在新四军当通讯员，是个文娱积极分子，业余演员。军部文工团下部队演出，一个演“新小放牛”的男孩子生了病，不对，是枪走火负了伤。可是战士们在台下一个劲地叫喊要看“小放牛”。文工团借他去临时顶替负伤的演员，到了文工团，他们把他交给一个叫肖淑梅的女孩，这小丫头和他同年，可比他大方得多，手拉手领他到朝太阳的麦秸垛下，就坐在地上教他“小放牛”的唱词。一个上午他就把词背会了。吃过午饭导演来给他们排戏，戏本来不长，徐大为以前也看过，排了两遍，也就差不多了。临上台前，他们先在文工团内部彩排了一场。演完之后，大家一个劲鼓掌，徐大为又害臊又惶恐，这里只有肖淑梅一个人算是他认识的了，就把求救似的眼光投向肖淑梅。肖淑梅笑了，笑的那么天真（见鬼，怪不得刚才觉得那笑容像在哪里见过）。
文工团到各个团里巡回演出一个月，便把徐大为交给肖淑梅照顾，除去睡觉时徐大为跟男同志在一起，剩下时间他都跟在肖淑梅身后转，洗脸时肖淑梅打一盆水，两人同时洗，吃饭时肖淑梅把徐大为领到女同志组，叫他坐在她身边吃。行军呢。尽管是一路纵队，可允许他们俩并排走，好边走边对词。
孩子之间相处，比大人熟悉得快，知心得快。肖淑梅问徐大为的家庭，历史。徐大为说他从小没有爹妈，跟奶奶长大的，奶奶死了，路过的新四军收留他。肖淑梅说他爸爸在美国作生意，她家是地主兼资本家——她说地主资本家几个字时，一点也没什么不自然和害臊，仿佛那说的是别人。她跟爷爷生活，正好她回老家度暑假时，新四军到了他们村，宣传抗日救国。他叔叔要去参加新四军，叫他爷爷锁在屋里了。晚上她打叔叔门前过，叔叔悄声喊她：“梅丫头，帮叔叔开开门好吧！”
“爷爷说不许开的！”
“爷爷是老糊涂。参加新四军是好事，都不去抗日，中国要亡国了！亡了国连你小丫头也抓去当奴隶！什么是奴隶你懂不？日本人走路要你背着他，他累了就叫你趴在地上，他坐在你背上吃酒！”
“我没有钥匙！”
“我有，从窗洞送给你好了。”
肖淑梅放出了叔叔，叔叔从后门跑掉了，跑出村子听到后边有脚步声，回头一看原来小丫头也跟了出来。
“快回去，你来干什么？”
“跟你去当新四军的呀！”
“那是大人的事，你小孩子去不得。”
“噫，奴隶要小孩子当，新四军倒不要小孩子当了，我要去！”
“不行！”
“你不带我我就喊，怕爷爷追不上你！”
肖淑梅跟着他叔叔当了新四军。
“哟，你还是个大小姐呢！”徐大为说，“我看你满能吃苦。”
“这算什么苦！首长也不摆爷爷架子，意见也提得，笑话也讲得，都是同志。当小姐那才叫背时，我爷爷总是领着我去拜客。不是给这个爹爹磕头就是给那个婆婆拜寿，然后站在一边装泥菩萨，话也说不得，笑也笑不得，来得个苦！”
她作为叔叔的小尾巴走进部队，如今她也有了自己的小尾巴。她要领这个小尾巴走上舞台，她为这事高兴，当一件正正经经的事来作。
但是小尾巴可有比她强的地方。
一次演完戏就行军，走出一二里路，她发现自己的小日记本丢在后台了。那里边有她几张心爱的小照片。她不敢要求回去找，怕全队为此停下来，会受到大家批评。便偷偷地流眼泪。
徐大为问她：“哪里不舒服？脚打泡了？”
她小声说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了他。这么一来，中途休息就发现她的小尾巴掉队了。
大家责问她：“不是你领着他的吗？怎么丢了？”
她低着头，带着哭声说：“过那片竹林时，他说要去解手的。”
队长派人卸掉马垛子，骑上马去找，过了半小时才找回来，说是在演戏村前碰到他的。徐大为说：“走出竹林头蒙了，顺原路跑了回去。”大家无可奈何地笑了。队长说：“淑梅，解下一只绑腿来，把小徐拴在你的背包带上！”
重新上路的时候，黑影里徐大为把一个小小的笔记本塞到淑梅手里，悄声说：“傻东西，只会哭！”淑梅拉着他的手不再松开，回答说：“你才傻，要是追不上队伍可怎么办？”
“当通讯员的还会追不上队伍？”
“你真好！”
（怪不得这语调像是听到过！）
苏北水乡，河汉交流，到处是独木桥。肖淑梅一见这种桥就两腿打颤。他从前边拉她，从后边扶她，帮她背背包，拿道具。埋怨她说：
“连桥都不敢过，算什么当兵的！”
“这也叫桥？你看看我们无锡的桥！木造的，石搭的，弓背的，太湖有一座万浪桥，在月光下看去……”
（天！怪不得这桥我像是见过！）
一个月演出完了，临走前淑梅给徐大为拆洗了棉袄，还给他棉袄上缝了一条雪白的衬领。回到部队，大家说他一个月的工夫变得干净了，文雅了，学了不少知识分子腔。还有人开玩笑说：“怎么没把你那小放牛的妹子带回来作媳妇？”徐大为脸红着把那人打了几拳，可是心里想起了肖淑梅。像丢失了什么，半晌打不起精神来。
过了两年，在沂蒙山区，部队从文工团驻地村外经过，徐大为到团里去看了一下，大家都热情地拉住他说这说那，有个调皮鬼就喊：“淑梅，淑梅，你那牧童哥来了，你怎么倒躲起夹？”
人们哗的一声笑着闪开条空，原来淑梅躲在人后边呢，红着脸，笑嘻嘻的，长高了不少。她跟徐大为握握手，只是看着他笑，什么也没说。队伍在行军，说笑几句，徐大为就跑步去撵队伍，淑梅追上他说：
“以后写信好吧？”
打完莱芜战役，徐大为写了封信给淑梅，说的全是打仗的事，可一直没有回信。淮海战役的时候，正在战壕里休息，一排长拿着一把信来挨个分发，最后留下封，大声问：“大家猜这封信是谁的？”
班里新战士工二保才结婚，偏他没拿到信，大伙都说是王二保的，王二保脸红着低下头去了。可一排长打开信大声念道：“牧童哥，你好……”一下子战壕里像炸了颗六〇炮弹，都冲徐大为笑起来。徐大为一把从一排长手里把信抢过来，揣进怀里就钻到避弹室去了。他没有看信，只觉得满脸发烧，仿佛是被人揭发了一件丑事，丢人的事，心情十分沉重，甚至想要不要向指导员汇报一下，说明一下，把信给指导员看看，证明自己没作什么腐化堕落的下流事，信里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话。可他又当真希望信里有几句只说给自己听的话，他正战战兢兢地打开那封信，冲锋号响了。在这次战役中他负了伤，信还没来得及看就遗失了。此后南下，渡江，剿匪，他再也没工夫想这件事。等到他想起来，又写信给淑梅。信却被退了回来。她已离开文工团，到什么地方学习去了。
他为这事烦闷了几天，慢慢也就淡了。此后他像所有的人一样，忙于工作，学习，恋爱，结婚，犯过失，受表扬，再也没想起过她。
五十年代末，有一个老战友到徐大为工作的城市出差，顺便来看望徐大为。喝酒时，趁徐大为的爱人去做菜的空当儿，他对徐大为说，有一次他到个外事部门去公干，意外地碰上了那个唱小放牛的妹子。
“看样生活得很不如意呢！抱着个孩子，可又说没有爱人，大概离婚了。她说她很快要从那个单位调出去。而且不知怎么搞的，这么多年的老同志，好像还没有入党！”
徐大为想往深里再打听，可那位战友没作过调查，一无所知，这一点情况，也全是她自己话里带出来的，据他说，她对老战友并不热情，连句请到家里坐的话也没讲。
徐大为心想：“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
他暗暗地烦闷了一两天，又淡下去了。从此再没机会谈起她，想起她，终于连这个名字也从记忆中抹掉了。文化大革命中，正当他挨批挨斗的紧张关头，不知从哪里来了两个夹黑皮包的外调人员，开口就说：“你跟肖淑梅是很熟识的了，讲一讲关于她的事吧，争取立功赎罪！”
“肖淑梅？”徐大为愣了一下，几乎是自语地说，“我不认识叫这名字的人呀！”
来人拍桌子，瞪眼睛，并说不划清和特务分子的界线对他的案情极为不利。可是天地良心，他实在想不起来。来人只好拿出一张穿干部服，戴着某中学校徽，瘦削，苍白的女人照片给他看。他看了一眼，更加肯定从来没见过这个人。来人啪地一声，把桌子拍得山响，又扔出一张发黄了的照片。徐大为拣起来一看，是“小放牛”剧照。
“这个男的就是你！赖不掉了吧！”
他想再看一眼，可是照片被夺走了。他无可奈何地写了个十几个字的证明材料：“二十年前我和她同演过小放牛，特此证明。”
这本来该引起对她的回想，关心。可他自己正白天挨斗，夜晚写材料，头脑已经麻木，而且没有一点空隙了，竟连烦闷一下的机会也没有。这些片片断断，都是他看到青苔上的刻字后才想起来，而且是三十多年来第一次这么系统的回想。他后悔刚才没主动问一下她的姓名，从而失去了相认的机会，这一生不会再有这么个机会了。她到底碰上了些什么事？什么原因促使她走这么弯曲的道路，她的笑容后边有凄然的神色和泪光，她在刻划自己的名字，自己对她的不幸也负有一分责任吧！
开会的时间到了。他心绪纷乱地走回宾馆，投入了正常的工作日程。开会，发言，争论，协商……终于把他的注意力扭转了过去。吃过晚饭，他平静了些。又一个人漫步走向万浪桥。
湖水仍然一平如镜，几只水鸟绕着白帆盘旋，鸣叫，浅浅的涟漪自船边散开来，散开来，在岸边发出叹息般的轻声。
他踏上桥身。用手抚摸那湿凉的青苔。他明白了她对祖国的依恋心境，觉得她是在侵吞自己炮制的苦药，无心再责备她了。她把他自己的名字和她对童年、祖国的怀恋扭在一起。这也许是她一生最甜美、最不夹杂苦味的一段回忆了，让她保留着吧。幸亏没有认出她来，没有扰乱她……
月亮升出了水面。远山，近树，静止在水上的白帆，间或闪光的灯塔，都蒙上一层梦境般的光华。他漫步走下桥头，沿湖岸走了三二十步，又回身眺望万浪桥，它像个娴静的少女，月光下安睡在涟漪上。肖淑梅当年给他讲的万浪桥，正是这个模样，可它已不属于肖淑梅了。看到她对故国恋恋难舍的凄苦心情，才感到生长在祖国土地上，为祖国献身是多么值得珍重的幸福。过去了的生活，回顾起来总有些像幻觉，像梦境。可是工作的成果，劳动的成果却实实在在地留下来。像这座桥，谁也记不得造它的那些人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了，可桥依然存在着，为一代又一代人服务。只有劳动是永远实在的呵！
他加快了步子。明天就要离开无锡，有几件工作要连夜把它做完。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