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见母亲，尼古拉就急忙地问：
“您不知道吗？叶戈尔的病情很严重，特别严重！他已经进了医院，刚才柳德密拉来过了，她要您到她那儿去……”
由于疲劳，母亲感到有点头晕，可是尼古拉的那种不安的心情在她心里引起了悲剧性的预感。
“他快死了。”一个念头在她脑海里萦绕着。
可是，当她步人那个整洁明亮的小病房，看到叶戈尔倚着一堆白枕头坐在病床上，沙哑地大笑时，她一下子就安下心来了。
她笑眯眯地立在门口听病人对医生说道：
“所谓治疗，这是一种改良……”
“不要瞎说，叶戈尔！”医生关心地低声阻止道。
“可是，我是革命家，我最讨厌改良……”
“不要说话了，叶戈尔·伊凡诺维奇！”母亲轻轻地抚着他的手，请求般地劝说。
接下来，她屏气凝神地听了一会儿病人的呼吸，然后，向周围望了一遍，悄悄地坐在那里，心中便充满了凄凉的悲哀，于是，不知不觉打起盹来。
一会儿，门轻轻地响了一声，惊醒了她。她吓了一跳，看见叶戈尔的眼睛已经睁开了。
“我睡着了，对不起！”母亲低声说。
“我对不起您呢！”他也轻轻地说，
窗外的暮色越来越浓重了。一切都变得非常模糊，病人的脸也变得阴暗不清了。
传来了一阵低语和柳德密拉的声音：
“灯也不开就在那里叽叽咕咕地说话。”
说话间，整个房间里便亮起了令人不快的白花花的冷光，只见身材修长挺直的柳德密拉，穿着一身黑衣服，站在了房间的中央。
叶戈尔全身猛地抖动了一下，将手放在了胸口上。他的脖子剧烈地抽动了一阵，脑袋便倒了下来，而后，他大声地说：“不行了，完了……”
柳德密拉慢慢地离开床边，在窗前站定，双眼望着窗外，用一种母亲觉得很陌生的、很响亮的声音说：“死了……”
她屈着身体，把臂肘撑在窗台上，忽然，好像头上被人打了一下似的，颓然无力地跪了下去。她双手捧住脸，低沉地呻吟起来。
没有眼泪的痛苦堵住了她的喉咙，她勉强抑止住号啕痛哭，但内心的悲苦与哀伤使得她的话语时断时续，她回忆似的喃喃自语着，讲起了叶戈尔的许许多多令人感动的事情……
母亲一直默默地淌着眼泪。她不知为什么竭力抑止住自己的眼泪，她也想用特别的爱抚来安慰柳德密拉，更想说些亲切又悲哀的话来悼念叶戈尔。但她只能透过泪水，静静地望着他那消瘦的脸，望着他那仿佛进入睡眠的紧闭的双眼，以及发黑的、永远含着一丝微笑的嘴唇。
母亲觉得，自己已经没有留在这儿的必要了。于是，她悄悄地朝门口走，一面向死去的叶戈尔行礼。
后来，她又想起了站在那间光线太强的白色病房里的柳德密拉和医生，想起他们背后的叶戈尔毫无生气的眼睛，心里便涌起了不尽的怜悯与同情。
第二天，母亲又没得闲，为了准备葬礼，她忙活了整整一天。
就在傍晚莎馨卡忽然来了，她这才知道叶戈尔死了。莎馨卡微微一惊，在桌旁坐下，将臂肘撑在桌上，用一种十分恍惚的眼光望着大家，比较镇静地说：
“或许，我的话有些傻气。可是，同志们，我深信，诚实的人是不死的；那些给了我幸福，使我能过上像现在这种美好生活的人，是永远不死的。”
她微微笑了笑，又用发亮的眼睛把每个人都看了一遍。
“现在呢，有一件事要跟大家说一说——维索夫希诃夫把别人叫做同志了！应该亲自听一听，他是怎样说的。他现在变得非常单纯、非常真诚，心里充满了要工作的渴望。他找到了自己，看见了自己的力量，知道了自己缺少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从他心里发出了真正的同志感情……”
符拉索娃听莎馨卡说着，她看见这个严肃的姑娘变得这么温柔而愉快，心里便觉得非常高兴。
“他呀，”莎馨卡继续说，“一心只想着同志们，你们知道不，他劝我干什么？他劝我一定要设法帮助同志们出狱！他说这是非常简单、非常容易的事情……”
索菲亚抬起头来，精神振奋地说：
“您以为怎么样？莎馨卡？这个主意我看很不错！”
母亲听了，手里的茶碗颤动了起来。
莎馨卡抑制住自己的欢喜，口气严肃地回答说：
“如果一切都真像他所说的那样，我们就应该试一下！这是我的责任！”
母亲走到莎馨卡面前，俯着身子，小心地抚摸着她的头发。莎馨卡抓住了母亲的手，抬起涨红了的脸，困惑地望了望她。
母亲微笑了一下，不知该对莎馨卡说些什么才好，只是悲伤地叹了口气。
索菲亚在莎馨卡旁边坐下来，抱住她的肩膀，面带微笑望着莎馨卡的眼睛说：“你这个人真怪！”
“对，我这个人好像太傻了……”
这时，尼古拉忽然用一种认真的像事务式的口吻打断了她的话。
“关于营救的计划，如果可能，当然是没有人反对的。第一呢，我们应该知道，狱中的同志们究竟是不是愿意……”
莎馨卡又低下了头。
“大概不至于不愿意吧！”母亲叹着气说，“只是我不相信，越狱是这么简单的事……”
大家便都不做声了。
其实，母亲心里很想再听听是否有越狱的可能。
“我要见见维索夫希诃夫。”索菲亚忽然说。
“明天我告诉您时间和地点吧！”莎馨卡小声回答。
“他要做些什么工作？”索菲亚问。
“决定叫他到新的印刷所去当排字工人。在印刷所没有成立之前，暂时就住在看林人那里。”
莎馨卡的眉头皱了起来，脸上露出她惯有的严峻的表情，声音听起来也是冷冰冰的不一样了。
母亲正在洗碗，尼古拉走到她身边，对她说：
“后天你去看看巴威尔，把一张字条交给他。要知道，我们应该了解……”
“我知道，我知道！”母亲连连回答他，“我一定交给他……”
“我要回去了！”莎馨卡说着，便迅速而无声地和每个人都握了下手，迈开似乎特别坚定的步子，身体挺得笔直，冷漠地走了出去。
第二天一大早，数十个男女站在医院门口，等待着叶戈尔的灵柩。
秋日淡青色的天空，晴朗地俯视着铺着黄色圆石的街道。秋风卷着落叶，把它们吹到人们脚下……
门开了，一具棺材抬了出来，上面放着系有红丝带的花圈。大家不约而同地摘下了帽子——好像是一群黑鸟在他们头上飞舞。一个红脸、留着浓密的黑唇胡的高大警官，很快地跑到人群中间。一队兵士跟在他后画，把笨重的皮靴在石子路上踏得叮当响，他们蛮横地推开群众。
母亲心里顿感痛苦难挨，于是，她对她身旁的一个穿得很寒酸的年轻男子激愤地说：
“怎么竟连给一个人出丧都受看管——简直太不像话！”
群众的反感情绪不断地增长着。
一个高亢而洪亮的声音，压倒了所有的喧闹声：
“我们严正要求你们，不要妨碍我们给这个让你们折磨死的同志送葬！”
不知是谁又用尖细激昂的声音高唱起来：
你在战斗中牺牲了……
听见了拔刀的声音，
……
过了片刻，人们像被在追逐的狼似的骤然咆哮起来。到后来，大家都一声不响地低下了头继续朝前走，街上只听见“沙沙沙”的脚步声。
前面抬着被洗劫了的棺木，棺盖上面放着被蹂躏了的花圈。警察们骑在马上，身子左右摇颤着，一派洋洋得意。
群众不知不觉地渐渐增多了，几乎要挤满了街道。群众后面，也高耸着骑马警察的灰色身形；徒步的警察手按马刀，在两旁走着；四处都躲闪着母亲常常看见的暗探的狡猾眼睛，正在仔细而尖锐地观察人们的脸。
只有踏在石子路上的坚定脚步声，让大街上充满了整齐而低沉的送别感。这种脚步声，渐渐地升高了，升到了透明的天空中，仿佛第一声春雷传来的沉痛而喜悦的余音，震动了空气。
在这种没有教士、没有令人心酸的歌声的肃穆葬礼上，人们沉思的脸和紧蹙着的眉头，在母亲心里唤起了一种惊慌的感觉。她的思想慢慢地转动着，想把她的感想用忧伤的话语表达出来。
他们到了墓地，又在坟墓中间的那条小路上左左右右地走了好久，最后才算走到一块满是矮矮的白色十字架的空地上。大家聚在坟墓旁边，沉默起来。
有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年轻男子站到了坟上，他留着长长的头发，脸色苍白，黑黑的眉毛，头上没有戴帽子。
“同志们！”黑眉毛的男子开口说话了，声音洪亮悦耳。
“等一等！”警官喊道，“我宣布，不准演讲……”
“我只讲几句话！”青年十分镇静地反驳后，接着又说，“同志们！我们应该在我们导师和友人的墓前宣誓，我们绝不忘记他的遗训；对于造成祖国的一切不幸的根源，对于压迫祖国的暴力——专制政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终生不懈地替它们挖掘坟墓！”
警笛的声音十分吓人地从空中飘过，有个粗暴的嗓音在发布命令，女人们在歇斯底里地叫喊，围墙的木材发出了断裂的响声，脚板重重地踏在干燥的土地上发出低沉的共鸣。这一切持续了许久。
只见出了鞘的马刀在空中闪着冷峻的白光，在人们头顶上忽起忽落着，而手杖和瓦砾也在上下飞舞着。扭打在一起的人们发出了野蛮的叫喊声，叫喊声混乱地盘旋在墓地之上。
那个青年的苍白脸庞在高处出现了，又响起了他坚决而洪亮的声音：
“同志们！别做无益的牺牲！”
他的喊声生了效。人们纷纷丢下了手杖，渐渐地退散开来。可是，母亲仍被那种不能抑制的力量所吸引着，还是继续向前挤。
这时，她忽然看见了尼古拉。尼古拉把帽子推到了后脑上，正在推着被气愤激怒了的群众。她听见了他责备般的呼喊：“你们别发疯啦！镇静一下吧！”
索菲亚站在母亲旁边，伸手扶住了她的肩膀。她头上没有帽子了，头发散乱，扶着一个差不多还是孩子的青年。这个小青年一手捂着被打破了的、流着血的脸，用抖动的声音说：“放手，不要紧……”
“带他回去！这儿是手帕，给他把脸包上。”索菲亚迅速地说着，顺便将小青年的手塞给了母亲。
母亲麻利地给他包扎好伤口。
母亲默默地挽着那个小青年，飞快地穿过空地。
小青年这时的口齿清楚起来了，他友好地嘲笑说：
“您把我拖到哪里去，同志？我自己还能走……”
“我是洋铁工人伊凡，您是谁？我们三个是在叶戈尔·伊凡诺维奇的小组里。”
母亲在一条街上雇了马车，让伊凡坐上车之后，她悄悄地对他叮嘱：“现在别讲话！”她边说边用手帕仔细裹住他的嘴巴。
车夫加了一鞭，又扭过头来说道：
“你听说了吗，方才墓地那边打得可厉害啦……一个政治人物出丧，那人也是反对官府的……他们不赞成官府的做法。当然，送丧的也是这样的人，是他的朋友。他们在那里喊着什么‘打倒政府’，说什么政府使人民破产……于是警察就打他们！据说有的人被砍得差点没命喽。当然，警察之中也有的受了伤……”他停顿了一下，难受地摇着头，用异样的声音说：“死人都不得安宁，唉！把死人都给吵醒啦呀！”
